试论国共内战背景下的解放区战后善后救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区论文,国共论文,内战论文,战后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战后中国善后救济活动的缘起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之时,英美国家就开始考虑战后的重建问题。1943年11月9日,44个国家代表在华盛顿签订《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决定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联总”),负责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害国的善后救济工作。
作为重要的反法西斯盟国成员国,中国是善后救济工作的主要参与者与受益者。1943年11月,蒋廷黻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协定》,参加了联合国第一次善后救济大会,并向大会提出了中国善后救济计划①。1945年1月21日,国民政府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hina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行总”),专门负责接受和分配联总援华的善后救济物资。
联总在中国的善后救济活动,需要直接面对国共两党政治对立的现实。根据基本协定,行总必须遵守联合国第一次善后救济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即善后救济物资的分配,“应以人民相对的需要为原则,不得有种族的、宗教信仰的和政治主张的歧视”②。中共要求联总和行总按决议规定,公平合理地分配救济金和物资。为了争取国际援助,1945年7月21日,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在延安杨家岭正式成立,次年8月13日改名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
国共两党就战后善后救济事宜进行过多次磋商。1945年12月,行总署长蒋廷黻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商谈解放区的救济问题。蒋廷黻提出,行总即将在解放区开展救济活动,希望“中共允许行总人员运输救济物资进入共军区域,救济一般民众”③。蒋廷黻与周恩来正式签订了《行总与中共关于共区救济协定》,规定六条重要原则如下:“救济以确受战事损失之地方与人民为对象;救济不以种族宗教及政治信仰之不同而有歧视;救济物资之发放不经军政机关而由人民团体协助办理;如行总人员及运载物资车船进入解放区被扣留时则行总人员即自该区撤退;行总人员不过问解放区行政;中共可派代表在解放区协助行总人员办理救济工作。”④
联总在中国开展善后救济活动的时间是1945年至1947年,恰巧是国共从和平谈判走向全面内战的时期。在波诡云谲的内战中,善后救济事业被卷入了激烈的国共冲突之中而屡受冲击。近年来,民国善后救济史的研究虽然不断深入,但对内战背景下国共两党在善后救济工作中的争论和冲突的研究尚十分薄弱。本文根据档案史料的钩沉,力图对这段历史做出初步的梳理和分析。
二 行总在解放区推行的善后救济活动
行总办理解放区的善后救济,与国内时局和两党控制区域的此消彼长紧密相关,大致经过了以下三个时期。
1946年1月至6月,为第一时期。此时因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国共和谈空气正浓,行总责成各地分署兼办辖区内解放区的救济。在山东区,解放区救济以烟台和临沂为中心。鲁青分署运往烟台物资共计399.28吨,运往临沂物资约141吨。在晋绥察区,晋绥察分署运往察省解放区物资约331.35吨,运往绥省解放区物资约165.5吨,运往山西解放区物资约251.3吨。在河南区,豫北控制区获得河南分署物资14671件,另收到贷款1800万元。在湖北区,湖北分署运往解放区物资802吨。在冀热区,冀热平津分署运往解放区物资91731件。在苏皖区,苏宁分署运往往解放区物资1005吨⑤。
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为第二时期。由于国共和谈时断时续,行总物资无法大量运入解放区。经过行总和解放区代表再次协商,决定除了冀南、皖东、东北、黄河故道等仍由行总分署继续办理外,从1946年7月起,行总在解放区设立烟台、菏泽和淮阴三个办事处,由总署直接指挥⑥。烟台办事处成立于1946年7月1日,办理山东全省及河北八县解放区救济。根据9月12日与中共代表的协定,烟台办事处运输路线划分为烟台区、石臼区和渤海区。到1947年8月,烟台办事处共接收物资21159吨,分发2919270吨,库存18239369吨。菏泽办事处成立于1946年7月22日,因战事关系仅在同年11月5日接收黄泛区物资750吨,其中粮食604吨,就地分发完毕后该处即被取消。淮阴办事处成立于1946年9月16日,曾接办苏宁分署运往淮阴的1500吨物资的分配事宜。因战事关系,该笔物资一部运回上海,一部转运石臼所及青岛,故该处仅在账面上接收1500吨物资,接收一事实际上并未发生。除了以上三个办事处外,皖东、冀南及东北等地解放区的救济工作仍由分署续办。这一时期,冀南解放区接收了冀热平津分署第九工作队4672吨物资,皖东解放区接收了安徽分署皖东北区工作队物资约3吨,东北解放区只在哈尔滨接收了东北分署运来的41800磅医药器材。为了让黄河回归故道,国民政府在1946年启动了黄河堵口工程。中共认为,河床居民的迁徙与救济是黄河归故的先决条件。经多方协商,联总、行总、中共订立协议三条:河床下游村庄迁移与居民救济,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呈请政府拨款150亿元,于1946年8至12月的4个月内办理。复堤工程粮食需11000吨,行总先行拨发8000吨运往黄河故道解放区。根据协定,截至1946年12月,行总拨发黄河故道解放区1万吨物资及法币60亿元⑦。
1947年3月至该年年底,为第三时期。国共和谈正式破裂后,中共代表从国统区撤走,行总运往解放区的物资无法如期到达,解放区救济工作陷入停顿。为此,联总加大了对行总办理解放区救济的监督,行总再次增设办事处直接办理解放区救济。1947年2月,联总副署长杰克逊来华视察,要求行总在2月25日至3月31日内,至少把1500吨物资运至解放区,或以价值800万美金的相等物资代替。行总经多方努力,至3月底只运出1400余吨,实际到达解放区的只有1100吨⑧。为此,联总与行总订立了进一步加强解放区救济的协定,规定如下:由联总和行总分别指定专人担任联络工作,共同负责解放区救济事业;对于解放区物资的分配,则由有中共代表参加的联合分配委员会决定;加设临清和石臼所两个特别办事处,协同办理解放区的救济⑨。
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物资运输很难到达指定区域,而工作人员生活与安全更无法保障,行总在解放区的善后救济工作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联总于1947年10月宣布,分配给中国北纬34度以北地区的物资一律停运⑩。至此,行总对解放区的善后救济工作正式结束。
三 国共双方在善后救济活动中的分歧
联总的善后救济物资,应不分政治派别公平地援助一切受战争破坏的地区。但行总业务的推行无法摆脱战后中国的政治环境。围绕善后救济物资分配数量与如何使用等问题,国共存在严重的分歧,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国共对于善后救济物资在解放区的分配比例存在不同的认识。联总援华物资由行总会同联总驻华办事处人员按照下列原则分配,即受灾之轻重、难民之多寡、农作之丰歉、交通之通塞、业务之缓急(11)。中共认为,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历时最久,蒙受的苦难最深,而解放区人民所遭受的残害与损失,远远超过中国其他地区(12)。据行总1946年七大计划所载,全国难民约4200万,解放区有难民2600万,占到了五分之三。解总认为,若根据难民人口平均分配救济物资,则解放区难民应得全部救济物资的五分之三。但截至1946年6月10日,解放区所得物资不过3300余吨,与联总运抵中国的66万吨相比,仅得到二百分之一的救济(13)。中共认为,行总对解总的分配数量严重失衡。
国共在善后救济物资分配权力上的主从之分,引发了中共对国民政府操纵物资分配的谴责,并力争参与行总的物资分配机构。1946年7月,行总署长蒋廷黻与周恩来、伍云甫等在上海就解放区救济工作等问题举行会谈。周恩来要求解总代表应参加联总远东委员会以及行总下属机构,特别是要担任行总在全国各地分署设置的救济品分配委员。周恩来还向蒋廷黻提议,由联总、行总和解总共同组织联合调查团,调查受灾难民及救济物资的实效等问题。但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蒋廷黻的积极回应(14)。中共在媒体上呼吁,行总是全国性的救济组织,并非一党的机关,不许中共人员参加行总及其与解放区有关的各级机构,属于政治歧视(15)。
对于善后救济物资分配不均的原因,国共两党各执一词。国民政府认为对行总的指责有失公允,并有如下解释:就物资积压而言,中国战后交通系统被破坏严重,运输能力不足,且许多物资需用装配改制。对于政治歧视问题,蒋署长对联总大会决议案的精神与原则极为重视,一直努力以合理数量的物资设法输入中共控制区。输入解放区物资不及联总援华物资之百分之二诚属最大误会。一是部分如机车、铁路器材、轮船器材、河防器材等工矿善后物资,行总不配予人民。另外,联总运输到华物资80%为各种食粮,大部中共控制区为产粮之地,收成尚佳。若干中共控制区,离交通线较远,且受战争影响,输入不便(16)。中共对此提出反驳,所谓解放区交通阻隔源自国民党政治偏见,因为水路、陆路都通达解放区。而解放区修理黄河、运河、修筑铁路等,也需要工矿器材物资(17)。
在善后救济物资的使用目的上,国共两党也纷争不已。中共反对国民政府利用善后救济物资扩大内战,谴责联总对解放区的政治歧视。根据善后救济计划,行总需要出售一部分联总援华物资作为业务经费。另外,出售联总物资也是行总计划用来平抑物价的措施之一。但这无疑会间接缓解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危机,有助维护国民党的统治。这自然引发中共对行总出售联总援华物资的坚决反对:“联总义务在救援受难的中国人民,非为一党政府巩固其内战。”(18)媒体披露,行总对物资管理不善,浪费损毁严重,而且行总职员贪腐弊案丛生(19)。这些现象更加引发中共的强烈质疑:“不能把从四面八方募集得来的捐款好好地用之于真正的救济灾民,已经是于责有亏,现在还要用救济战灾的专款制造成战灾,用救济人民的专款来杀戮人民,如何说得过去?”(20)中共谴责联总是在美国操纵下执行偏袒国民政府、歧视解放区的政策,联总把绝大部分救济物资有计划地送给国民政府,是直接或间接帮助蒋介石进行反人民的内战(21)。
在善后救济的具体工程项目上,国共两党也存在不同的认识,这集中体现在黄河堵口工程上产生的彼此防范和猜忌。中共坚持认为,河床居民迁徙与救济问题是黄河归故的先决条件。中共与行总、联总等各方代表在1946年4月至5月达成一系列协议规定,由国民政府发给下游修堤费和救济费,先修复故道河堤并将河床居民安全转移后才再合口放水。但国民政府却加紧堵口工作,拖延黄河下游的复堤工作。中共揭露国民党在下游复堤未完成时抢先堵口,试图水淹黄河故道及两岸居民,达到军事上隔断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目的(22)。黄泛区地处国共冲突前沿,两军拉锯不断,多次攻守易位。国民党也谴责中共炸毁堵口机械、破坏石场,阻挠堵口工程的进行(23)。
四 国共冲突对于善后救济活动的影响
行总在总结报告书中感言:“善后救济事业,要求安定之环境,实无安定之环境,而侈言救济,侈言建设,其难收实效,不待中智而后办也。”(24)随着国共和谈的失败和全面内战的爆发,原本困难重重的善后救济事业雪上加霜。
虽然中国向联总提出了巨大的援助数额,但联总分配中国的援助数额本就相对不足。根据行政院善后救济调查设计委员会的估计,中国善后救济事业所需经费分为国外输入资金及国内法币经费两项。1944年9月,中国政府完成评估,战后善后救济需战前法币27.27164亿的物资和服务,国外输入品的需要是25.29677亿美元,约合1025.3万吨物资。照此计算,中国善后救济需要34.38亿美元,当时联总收到的基金尚不足20亿美元。中国向联总提出的申请额定为9.45046亿美元,差额1.564631亿美元由中国政府自筹。中国9.45046亿美元的申请额仅占输入需要的37.4%,但联总最后通过的中国方案是5.35亿美元,只有原定计划的1/5,另外加海洋运费1.125亿美元,共计6.475亿美元(25)。从横向对比来看,每个国家战祸的程度不一,各国在联总获得的援助数额差别很大,中国是每人配额最少的国家之一。若按照全国人口计算,仅仅人均1.17美元;若按照被占领区的人口计算,也不过人均2.01美元。而希腊人均45美元,南斯拉夫人均29.1美元,阿尔巴尼亚也有27.1美元,波兰为20.1美元(26)。
国民政府原本财政拮据,国内烽火未熄,庞大的军费支出始终占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致使行总经费捉襟见肘,严重制约善后救济业务的进行。1946年军费占政府总支出的60%,1947年为55%(27)。国民政府不仅很难拨出多余的款项用于善后救济事业上,而且经常挪用善后救济工作的政府拨款(28)。1945年行总创立时的财政和组织费用以及最初的业务费用,主要来自银行的短期贷款而不是政府直接拨款(29)。行总获得政府拨款以及中央银行透支总额,不过战前法币币值5.4112亿元,只合原计划272.7164亿元的2%弱,行总出售物资所得收入仅为战前币值6.233亿元,二者合计为11.6442亿元(30)。为了削弱解放区,国民政府还暗中作梗,尽量减少甚至阻挠善后救济物资运往解放区。
善后救济事业需要顺畅的物资储运体系,而国共冲突不仅使重建交通的计划无法进行,而且使本已凋敝不堪的交通运输损毁更加严重。国民党为接收华北以及东北,必须利用同蒲、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往北运兵,其中津浦铁路最为重要。中共为阻挠国民党北上,大规模截断铁路交通。中共中央指示:“目前山东与华中的中心任务,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31)“使他们的大兵无法通过,迫使他们不得不动用大批运输机进行空运,从而推迟他们占领东北和平津一带的作战计划。”(32)国民党极力维护随毁随修,中共以游击方式随修随毁,客观上使得当时交通事业付出了沉重代价。在行总开展善后救济业务期间,战争对铁路的毁坏累计共6200公里,占1945年通车里程总数的1/4强(33)。为了准备内战,国民政府优先运送军队、军粮和军用品,有限的交通运输工具被征调,船只大部分应差征遣(34)。由于交通不便及运输工具的缺乏,致使援华救济物资在沿海口岸大量积存(35)。内战使得津浦、平汉两条铁路干线一直不能全部通车,行总运抵冀热平津、鲁青、晋察绥、东北解放区的粮食只有134405长吨,比湖南一省的174036长吨还少4万吨,只占行总所接收粮食的14.7%(36)。在地面交通断绝的情况下,联总对解放区实施空运救济。在1947年1月28日到2月18日的20天内,联总从平津两地出动飞机52架次,向晋察冀解放区空投衣物4111包(37)。
国共冲突导致双方占领区的频繁变动,给善后救济物资的运输和分配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内战爆发前,中共控制了全国面积的23.8%和全国人口的28.6%,国民党控制了全国面积的76.2%和全国人口的71.4%(38)。在黄泛区,国共双方控制区面积大小随军事形势的演变而变动。在河南黄泛区,旧河床以东为解放军控制,以西为双方争夺区,中共控制区为70%,双方争夺区为20%,国统区为5%。在安徽黄泛区,国统区占65%,战事流动区占35%,中共控制区占5%。江苏黄泛区各县,1946年8、9月前完全为中共苏皖边区控制,1946年11月起,国民党军仅仅收复了该区的城市(39)。内战双方频繁的军事行动致使物资无法如期配运。
由于战后国共冲突频繁,储运不便,行总在解放区的善后救济工作虚耗太多。据行总计算,在善后救济计划实行的两年时间里,行总往解放区运出物资仅6万余吨,约值美元1千万元,期间损失物资约5000余吨,高达11%以上。联总与行总直接派赴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前后达500人之多,实际工作时间只有1至6个月,却花费10亿元左右。行总往解放区运送地点三百个以上,运输存储和装卸费用达538亿元,联总物资运抵中国到运达解放区指定地点并实际分配到民众手里,每吨物资约耗费法币114万元,相当于物资实际价值的31%(40)。
在国共内战背景下,军事动员和善后救济之间的冲突,使得善后救济的效果大打折扣。战争使刚被救济的难民再次流离失所,并增加了新的难民。行总发放善后救济物资的同时,军需对于粮、布的征购却又造成其价格的上涨,加重了民众负担。联总、行总的灾情视察和赈济报告多次呼吁,灾区征粮应该停止或减少。1945~1946年,各省征粮数字与行总赈济量相较,赈济量占征起数的比率都很高。除了山东、河北、察哈尔没有征收,广西赈粮超过征粮外,其他各省征粮均大于赈粮,行总食粮赈济工作可谓收效甚微(41)。
五 善后救济中权力与道德的冲突与反思
横向比较而言,中国是接收联总物资总量最多的国家。从各项花费来看,中国配额分别约占联总购买物资总费用的11.8%、交通工业设备费用的25%、衣服纺织品费用的37%、农渔供应品的21.7%、医药及卫生器材的0.8%(42)。西方学者曾不无遗憾地感慨道:“联总在中国的工作,从其规模来看,可以说是它所从事的事业中规模最大的,而从许多方面来看,也是失败的最惨的。”(43)其中原因,不能不引人深思。
由于战后中国存在两个对立的政府和两支对立的军队,原本纯属人道主义关怀的善后救济事业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现实政治纠缠在了一起。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对于战后中国的时局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对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风险具有足够的防范意识(44)。对于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蒋介石坦言:“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45)而且争执愈演愈烈,情况不断恶化,这无论对于联总还是行总,都是始料未及的。
行总身份与角色的双重性,决定了责任与目标的矛盾性。依据国民政府与联总签订的基本协议,行总是中国政府对联总的代表机构;而依据组织法,行总又是中国政府所设的行政机关。所以行总的善后救济工作,实际上肩负对联总和对国民政府的双重责任(46)。联总、行总和解总围绕善后救济形成一种复杂的三角博弈关系。坚持理想主义的联总希望包括解放区在内的所有战争受害者都能获得公平分享联总物资的权利。行总作为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物资的分配和运输难以完全摆脱政府政治军事政策的限制。处于从属地位的中共密切关注联总政策,加强调查统计和舆论宣传,不断抗议行总和联总对解放区的不公平待遇,通过据理力争试图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行总一方面面临联总的施压,一方面要应付解总的谴责,还要配合国民政府的内战政策,角色异常尴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联总人道主义援助附加了许多政治因素的考量,善后救济事业不得不让位于政治和军事的优先议程。行总不无悲观地总结道:“故在整个世界甚至联总本身,存在有两个对立之思想体系,而不能取得和谐之时,而欲行总在中国境内,绝对执行此项原则,在理亦无成功之望。”(47)为了配合政治和军事行动,国方军队想尽办法阻止善后救济物资进入解放区。国方军队对救济物资时有染指,甚至不惜采取飞机轰炸、兵舰封锁等方式,千方百计阻止救济物资运往解放区(48)。1946年8、9月间,国方军队进攻陇海路以北地区,在菏泽、曹县、东明等地抢去联总、行总为黄河堵口复堤提供的大批物资(49)。1947年4月2日,国民党空军飞机向停泊在山东石臼所卸货的行总万善号扫射,致使联总对解放区救济物资的运输工作被迫中断(50)。同样,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中共军队大规模地截毁交通,客观上延迟了善后救济物资的内运。
总之,联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宗教或政治歧视,但国共内战的现实却无法践行这种理念,中国善后救济不得不在政治、军事对峙的夹缝中艰难运作。无疑,联总在华善后救济活动减缓了战后中国的痛苦,有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但在行总善后救济工作进行不到一年之时,国民党当局就在1946年6月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经济复员转变成为战争动员,使得善后救济的成果几乎损失殆尽。与此同时,面对国际冷战气氛渐浓、内战相互因应的政治环境,中共所关注的首要目标也不是国际援助目标的悲悯与高蹈,而是坚持革命到底的坚定立场。在中共看来,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实际上,国共两党意识形态和战略诉求的差异,既凸显了彼此矛盾的不可调和,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彼此政策选择的空间。在国共冲突的零和博弈中,富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怀的善后救济事业,注定要面临“被战争带来的事实上的困难与道德的崩溃”,而“这些情势要求政府方面以巨大的道德上努力与牺牲来克服问题”(51)。所以,就联总在华善后救济事业遭遇的挫折而言,拥有丰富政治资源和操控物资分配权的国民政府应该负有更多的责任。
注释:
①②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生平》,台湾《传记文学》1967年第8卷第4期,第19、20页。
③丁致中:《行总在中共控制区之救济工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译处1947年印行,第1页。
④《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业务总报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1948年编印,第286页。
⑤⑦⑧《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业务总报告》,第103、113、116页。
⑥⑨⑩徐义生:《善后救济工作的行政制度》,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1948年印行,第29、29、29页。
(11)《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行政院工作报告》(1947年5月),中国第二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页。
(12)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等七个解放区,在抗战期间损失巨大:被杀死或伤病致死者3176123人,被捕壮丁2760227人,鳏寡孤独及身体残疾者2963582人,损失耕畜6306717头,烧毁房屋19518708间,损失粮食1149409286担。参见狄夫:《为亟待救济的解放区难民申诉》,《群众》第11卷第11期,1946年7月。
(13)狄夫:《为亟待救济的解放区难民申诉》,《群众》第11卷第11期,1946年7月。
(14)《伍云甫谈中共与联总会谈情况》,《文汇报》,1946年7月16日,第4版。
(15)(17)《为联总停运物资事中共方面表示意见》,《群众》第11卷第12期,1946年8月。
(16)《一年来的善后救济》,《武汉日报年鉴》,武汉日报出版社1947年印,第10页。
(18)《国方售救济物资作内战资本,董电联总抗议》,《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第2版。
(19)李胜茂:《积重难返:从“行总舞弊案”看战后国民党反腐》,《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
(20)《反对出卖救济物资》,《群众》第14卷第9期,1947年3月。
(21)《解总抨击联总助长内战》,《华商报》,1947年7月1日,第1版。
(22)董必武:《关于黄河堵口问题的声明》,《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23)《黄河堵口工程》,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印行,第10页。
(24)《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业务总报告》,第249页。
(25)(26)丁文治:《联总物资与中国战后经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1948年印行,第11、8页。
(27)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28)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在中国(1945~1947)》(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UNRRA in China,1945~1947.)纽约加兰出版社1980年版,第80页。
(29)弗兰克芮:《联总在中国:一项对不发达国家国际援助项目中利益互动的个案研究》(Ray J.Franklin Jr,UNRRA in China:A Case Study the Interplay of Interests in a Program of International Aid to an Underdeveloped Country),纽约1980年版,第32页。
(30)马黎远:《行总之食粮赈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1948年编印,第52页。
(31)《军委关于截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给陈毅等的指示》(194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194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
(32)狄井梦:《忆日寇投降后鲁南地区二、三事》,《山东文史资料选集》第8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33)1945年8月,全国通车里程有24323公里,参见张奇瑛:《三十六年度之中国经济概况》,《东方杂志》第44卷第7号。
(34)(41)马黎远:《行总之食粮赈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1948年编印,第53页。
(35)弗兰克芮:《联总在中国:一项对不发达国家国际援助项目中利益互动的个案研究》,第14页。
(36)(42)丁文治:《联总物资与中国战后经济》,第26、9页。
(37)顾棣:《联合国救济物资空投解放区》,《党史文汇》2006年第7期。
(38)《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6页。
(39)韩启桐、南钟万:《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1948年印行,第37页。
(40)《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业务总报告》,第117页。
(43)艾什顿·格沃特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载阿诺德·托因比、维罗尼卡·托因比主编:《欧洲的重组》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44)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9页。
(45)《1945年9月20日蒋介石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电报》,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46)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44~1347页。
(47)《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业务总报告》,第250页。
(48)《救济物资在中国》,《解放日报》,1946年7月18日,第3版。
(49)抢去的物资主要有面粉1200余袋、面袋11.2万条,汽油20桶、机油6桶、柴油7桶,麻与麻绳40余万斤以及西药、木桩等项,同时还用飞机对复堤工人进行扫射。参阅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解放区善后救济总会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6页。
(50)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5册(1944~1949),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582页。
(51)《上联总署长赖加狄亚书》,《群众》第11卷第11期,1946年7月。
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国共内战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群众论文; 蒋廷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