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双音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国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一生约有一半时间生活在三国时期，东汉灭亡才十几年他就出生了。《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初，按王力先生的看法，此时仍与先秦两汉同属汉语史中的上古期〔1〕。也就是说， 该书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上古汉语末期将向中古汉语转化时的语言情况。本文打算以《三国志》一书的双音词（因为双音词占当时复音词的绝大多数，基本上能代表复音词的发展情况）为对象，对有关汉语词复音化的一些现象作些研究探讨。
一 双音词的数量分布
经过调查统计，我们把《三国志》双音词的数量情况列成了下表：
总数2182
单纯词 合成词
非 附加式
联
偏
结 构叠叠
加 加 合
正
分 类音音 前缀后缀式
式
词词
数 目55 84 14 461168 625
百分比 2.52%
3.85%
0.64%
2.11% 53.53% 28.69%
谆谆逍遥有汉眸子干戈先王
例 词 区区鹈鹕有司赫然制度清谈
元元弥漫阿党燠若倾覆不肖
翼翼歔欷 贫穷非常
总数2182
合成词
陈 支 补 连
结 构述 配 充 动 其
分 类式 式 式 式 他
数 目10 88 74 13
4
百分比 0.46%
4.03%
3.39%0.6%
0.18%
口吃更衣持久识别友于
例 词 地震知音惊动闻知弱冠
冬至作色蝗虫归附首级
寒心丁壮
对这个表格，应当作如下说明：
（一）《三国志》中许多双音结构处于由词组向词发展的过程中，鉴别它们是否双音词时令人颇费踌躇；有些词的结构类属不太鲜明（例如“缢杀”、“绞杀”在统计中我们归入偏正式，但算作补充式也不无道理）。所以，表中所列数字只能大体上反映各种双音词的数量和比例情况。
（二）本文旨在探讨汉语词复音化的某些规律和双音词的结构情况。有些双音词在《三国志》中出现的频度颇高，却不太能反映上述规律，笔者就没把它们列入上表的数字之内。这些词包括：1.人的姓名、表字，例如“夏侯”、“董卓”、“孟德”等。2.职官名或其他称号，如“司空”、“太祖”、“卞氏”、“齐王”、“贤良”等。3.方国、部族名以及地名，如“鲜卑”、“兖州”等。4.星宿名、年号、干支、书名等，如“太白”、“癸酉”、“建安”、“周易”等。
根据上表，《三国志》中的双音单纯词不多，附加式合成词更少，而联合、偏正则是最多产的两种构成双音词的方式。在其余几种形式中，支配式和补充式稍多，剩下的形式在数量上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了。
笔者对这些词的词类分布也做了大体考察，发现他们主要是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其中名词1000个左右，接近总数的一半，动词约770 个，形容词约360个，这三类就占总数的97%～98%了。其余的有副词、代词、数词、连词和语气词。因为当时词的兼类现象很普遍，所以这些数字和比例也只能是大致上的。
二 双音词的结构词类分析
（一）联合式
联合式在《三国志》双音词中虽然数量最多，但其构成方式却较单一，大多用两个语义相同、相类或相反的语素结合而成。下面分词类阐述。
1.名词
最常见的是〔名+名→名〕的形式，如：
（1）《三国志·魏书·程昱传》（以下《三国志》引文， 只
标国名、篇名）：“黄巾起，县丞王度反应之，烧仓库。”
（2）《魏书·贾逵传》：“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
这样的例子还有：
宾客人民容貌精神形势规模
锋芒纲纪旗帜坟墓骨肉妇女等等。
此外还有〔动+动→名〕和〔形+形→名〕式，例如：
（3）《魏书·东夷传》：“其人性愿愨，少嗜欲，
有廉恥。”
（4）《吴书·吴主权传》：“周旋民间，语言饮食， 与人无
异。”
这两种形式的例子还有：
举动著述消息书契教化玩好
忠良故旧老小奥秘盛衰精锐等等。
还有很少数联合式双音名词，其中的两个语素性质不同，总结起来，有〔名+形→名〕式，如：“权贵”、“机要”；〔形+名→名〕式，如：“荣利”；〔形+动→名〕式，如：“虚无”等等。
2.动词
绝大多数是〔动+动→动〕的形式。例如：
（5）《魏书·卫觊传》：“今议者多好悦耳， 其言政治则比
陛下于尧舜，其言征伐则比二虏于貍鼠。”
（6）《蜀书·魏延传》：“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
这样的例子还有：
萌生攻击驱逐防备救援休息
杀害谈论解放宠爱哭泣焚烧等等。
非〔动+动〕式的联合双音动词在《三国志》中极少，如“经纬”是〔名+名→动〕式；“友善”是〔名+形→动〕式。
3.形容词
几乎全是〔形+形→形〕的形式，例如：
（7）《魏书·于禁传》：“且公聪明，谮诉何缘！”
（8）《蜀书·诸葛亮传》：“臣敢竭股肱之力， 效忠贞之节
，继之以死！”
这样的例子还有：
危险辛苦艰难肥美美丽壮烈
温暖荒芜茂盛奢侈公平谦虚
空虚和睦刚直清高软弱廉洁
非〔形+形〕式的双音联合形容词数量极少，如“狼狈”是〔名+名→形〕式，“光明”是〔名+形→形〕式，“危亡”是〔形+动→形〕式，等等。
4.其他类词
在《三国志》联合式双音词中，还有副词、代词和连词，数量都很少。副词例有：
（9）《魏书·荀攸传》：“我每有所行，反复思惟， 自谓无
以易，以咨公达，辄复过人意。”
（10）《吴书·周瑜传》：“策亲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将。”此外还有“互相”、“再三”等。
代词只有一个询问数目的“多少”：
（11）《魏书·常林传》：“林叔父挝客，为诸生所白，匡怒
收治，举宗惶怖，不知所责多少。”
连词也只有几个，如：
（12）《魏书·曹髦纪》：“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
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包羲氏作乎？”此外还有“假使”、“纵令”等。
（二）偏正式
偏正式双音词在《三国志》中数量仅次于联合式，大多是名词、动词，其他类词较少。
1.名词
偏正式名词多以名词性语素为中心成分，其修饰限制成分则多种多样，但以形容词性、动词性、名词性三种语素居多。下面分别举例：
〔形+名→名〕式：
（1）《魏书·武帝纪》：“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 宜陪寿
陵。”
（2）《吴书·朱桓传》：“兵法所以称客倍而主人半者， 谓
俱在平原，无城池之守。”
此外还有“贵族”、“平民”、“忠臣”、“旱魃”、“雄才”、“锐气”等。
〔名+名→名〕式：
（3）《魏书·乐进传》：“承破走，逃入海岛。”
（4）《蜀书·魏延传》：“亮出北谷口，延为前锋。”
此外还有“地道”、“军粮”、“沙漠”、“山寇”、“海内”、“塞北”等。
〔动+名→名〕式：
（5）《魏书·赵俨传》：“羽围仁遂坚，余救兵未到。”
（6）《吴书·薛综传》：“建立学校，导之经义。”
此外还有“食物”、“禁地”、“战士”、“耕牛”、“算术”、“死刑”、“行迹”等。
除以上三种外，《三国志》双音偏正名词还有〔数（量）+名→名〕和〔名（形、副）+动→名〕等形式，但数量很少。第一种有“六艺”、“兆民”、“尺牍”等，后一种有“内应”、“美谈”、“当归”、“同谋”、“乡导”等。
2.动词
其中心语素基本上都是动词性的，修饰限定语素主要有名、动、形、副四种性质的成分。
〔名+动→动〕式：
（7）《蜀书·法正传》：“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 中
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
其名词性语素多作比喻，还有的表示与行为有关的方式、工具、时地等。这样的例子还有“响应”、“鹰扬”、“物故”、“符合”、“鉴戒”、“粉饰”、“郊祀”、“后悔”等。
〔动+动→动〕式：
（8）《蜀书·先主传》：“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
机事不密，承见陷害。”
修饰成分一般表方式。此类例子还有“生禽”、“追述”、“回避”、“购求”等。
〔形+动→动〕式：
（9）《蜀书·许靖传》：“靖虽年逾七十……清谈不倦。”
修饰语素多表示行为的特征、效果或目的。这种形式的例子还有“草创”、“小便”、“强迫”、“污染”、“优待”、“清掃”等。
〔副+动→动〕
副词性修饰语素只发现一个“相”字，在“相持”、“相似”、“相拒”、“相见”、“相思”中表“交互”，在“相继”中表“递相”。
3.其他类词
在《三国志》双音形容词中，偏正式比联合式少得多，例子有“太平”、“不朽”、“不肖”、“清贫”等。该书还有偏正式副词，数量也屈指可数，如“殊死”、“精心”、“未必”、“相与”、“万一”等。
（三）陈述式、支配式和连动式
这三种结构的词多为动词，此外有陈述式形容词、名词和支配式名词，但数量都很少。
先说动词。陈述式、连动式动词不多，如：
（1）《魏书·明帝纪》：“十一月，京都地震。”
（2）《魏书·曹奂纪》：“甲子，行幸长安。”
陈述式几乎均为〔名+动→动〕式，如例（1）， 其他的还有“愤发”等；连动式均为〔动+动→动〕式，如例（2）， 另外还有“出征”、“出奔”、“归服”、“攻取”等。
支配式动词较多，一般为〔动+名（动、形）→动〕式，例如：
（3）《吴书·鲁肃传》：“权起更衣。”
（4 ）《魏书·毋丘俭传》：“大将军遣兖州刺史邓艾……示
弱以诱之。”
其他例子还有：
犯法即位称职亡命发迹操心
寒心断后挑战绝望解围告急等等。
除动词外，陈述式“冬至”是名词，“口吃”等是形容词。支配式“带甲”、“指南”、“将军”等是名词。
（四）补充式和附加式
1.补充式
补充式只有名词、动词，动词略多于名词。
补充式名词分两种，第一种是〔名+名→名〕式，前一语素表事物，后一语素说明该事物所属的大类。例如：
（1）《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评》：“董和蹈羔羊之素， 刘
巴履清尚之节。”
其他例子还有“特牛”、“蛟龙”、“蝗虫”、“桑树”、“绿色”、“烽火”等。
第二种是〔名+动（形）→名〕式，前一语素表事物，后一语素说明与该事物有关的性状、动作、用途等，例如：
（2）《蜀书·先主传》：“曹公……乃释辎重， 轻军到襄阳
。”
其他的还有“器用”、“服饰”、“饭含”、“车驾”、“辞讼”、“丁壮”、“技巧”等。
补充式动词一般为〔动+动（形、名）→动〕式，前一语素表行为，后一语素说明有关的结果、时地等。从词义上也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如果带宾语，其后一语素说的是宾语出现的行为或性状，作为前一语素的补充。例如：
（3）《魏书·邓艾传》：“艾在西时，修治障塞， 筑起城坞
。”
其他的还有“攻破”、“慑服”、“惊动”、“杀伤”、“扇动”、“招致”、“匡正”等。
第二种一般不带宾语，后一语素也不说明宾语的情况，例如：
（4）《吴书·周瑜传》：“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
其他的还有“病死”、“梦见”、“起来”、“迫近”、“弃市”等。
2.附加式
在《三国志》的时代，名词前缀“有”基本上已消亡，带“有”的词在书中只有“有汉”、“有司”等几个。而前缀“阿”则刚兴起，书中带“阿”的词除“阿谁”、“阿党”等外也很难找到。但曹操小字“阿瞒”，刘禅小字“阿斗”是今天很多人知道的，“阿斗”在书中还出现过。
名词后缀“子”在《三国志》中尚不明显，例如：
（5 ）《魏书·王昶传》：“颍川郭伯益……吾以所知亲之昵
之，不愿儿子为之。北海徐伟长……吾敬之重之，愿儿子师之。东
平刘公干……吾爱之重之，不愿儿子慕之。乐安任昭光……吾友之
善之，愿儿子遵之。”
（6）《吴书·甘宁传》：“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 儿子又
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
（7）《魏书·钟会传》：“观其眸子，足以知人。”
（8 ）《蜀书·先主传》：“布虏先主妻子……先主求和于吕
布，布还其妻子。”
“眸子”已见于《孟子·离娄上》，《史记·项羽本纪》中还有“瞳子”，但这些“子”也可理解为小而圆的东西。“儿子”也已见于《汉书·高帝纪》，因“子”在古代本有“儿子”、“子女”义，所以“儿子”又可理解为联合式词。“妻子”上古多指“妻子儿女”，但例（8）所说刘备家属被劫，事在公元196年，而蜀后主刘禅生于公元207 年，故刘备家属遭虏时，很可能有妻而无子。如果是这样，例（8 ）的“子”就是后缀。王力先生说上古“妻子”（如《诗》中的“妻子好合”）的“子”可能是后缀，也可认为“妻子”是个偏举词〔2〕。 笔者以为，虽然上面几例的“子”均可有别的解释而不好断定为纯粹的后缀，但说它们至少与后缀“子”有密切关系，或者说是后缀“子”的萌芽期，应当不会错。
《三国志》中最常见的后缀是“然”，大多用以构成形容词。此外还有“尔”、“若”、“如”、“忽”等。如“涣然”、“赫然”、“愕然”、“侃然”、“率尔”、“燠若”、“晏如、“奄忽”等。
（五）单纯词
《三国志》中的双音单纯词不多，而且大都是前代已习用的。主要有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在形式上，又分为叠音词和非叠音词。
1.叠音词
基本上全是形容词，只有“元元”是名词。“区区”有时用作自称，但其基本类属仍是形容词。从意义上可分两种：一种是单字本身即有整个词的基本义，重叠后只起加强程度或色彩意义的作用，例如“欣欣”、“忿忿”、“悽悽”等；另一种是单字另有意义，只有重叠后才表示这个双音词的意义，单字在其中只代表一个音节，如“堂堂”、“汲汲”等。
2.非叠音词
主要是名词、动词，少数是形容词。名词除“须臾”、“睚眦”外，都表具体物件，多是动植物，如“麒麟”、“瑇瑁”、“鸳鸯”、“枇杷”、“翡翠”等。动词则在意义上表现出动作性不明显的特性，其中动作性最强的例子有“陆梁”、“逡巡”、“棲迟”、“闚
”、“邂逅”等，还有的表示人的声气感情或心理活动，动作性就更差了，如“歔欷”、“咳嗽”、“缱绻”、“首鼠”等。形容词都不正面表示性状，只描摹性状的情貌，色彩意义重。这与叠音形容词相同，在别的文献里也是这样，不是《三国志》里独有的特征，例如“恺悌”、“弥漫”、“踧踖”、“从容”等。
三 有关词双音化的几个问题
（一）汉语词双音化的方式
据上述情况，在当时已为数不少的双音词中，单纯词不多，且基本上是先秦已有的。附加式也没有很大发展，数量激增的是由词组凝固后形成的双音词。而这种凝固常常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
1.两字组合后，在频繁地使用中格式逐渐固定，意思也发展成一个整体。如“刚直”、“轻薄”表人的品性，每个词的意义都已不是两字意义的简单相加；“辛苦”的意思也不是“辛”和“苦”两种味道所能概括的。再例如“藩屏”、“经纬”，四个字分别表四种事物，但“藩屏”是“保卫、守护”义，“经纬”是“经管、治理”义，与原来的四种事物虽有联系，但其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
2.原双音词组中有一个字意思虚化，只起表音节的作用，词组就变成了双音词。例如：
（1）《魏书·荀彧传》：“且河、济， 天下之要地也……不可以不先定。”
（2）《魏书·程昱传》：“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
（3）《蜀书·先主传》：“天命不可以不答， 祖业不可以久
替，四海不可以无主。”
这几例中的“以”已没有了“用来”或“根据”等义，“可以”就由固定词组变成了双音词。
（二）双音词增多的原因
王力先生认为，汉语词复音化主要有两个，一是语音简化，二是外语的吸收〔3〕。笔者认为，此说建立在一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 即双音词在上古期（按王力先生所说，在西晋末五胡乱华以前）还很少，是在中古期语音发生了较大变化、外来词较多时才渐多的。然而，我们现在发现，在三国、晋初双音词已如此丰富，而据程湘清先生统计，东汉《论衡》中的复音词就已达2300个〔4〕。 而东汉至晋初比起西汉和春秋战国，语音并没发生很显著的变化，《三国志》双音词中的外来词数量也微乎其微。这就说明，汉语词的复音化还另有原因，起码在西晋以前是这样。
时代发展，生活丰富，会促进思维、语言发展。单音的同义、近义和反义词增多，才会为大量产生联合式双音词提供条件；带修饰、限定或说明成分的复音词增多，才能适应思维、概念日益精密的需要。以前说“喜”说“悦”即可，后来则要区分“欢喜”、“欢笑”、“欢悦”、“欢洽”、“喜悦”等；以前说“杀”说“戮”即可，后来要表示出“残杀”、“杀害”、“笞杀”、“缢杀”、“斩杀”、“屠戮”、“戮死”等的不同。这应当是汉语词复音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某种文风的追求也是词双音化的一个原因，《华阳国志·陈寿传》说陈寿“属文富艳”，“品藻典雅”，而《三国志》文笔精洁爽朗，每篇后的评语还主动追求句式的整齐和语音的节奏感，单字只语就很难做到这些。如：
《魏书·武帝纪评》：“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
虎眎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终能总御皇机，克成
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
《三国志》还抄录了不少当时人的书信、奏章等，其中也表现出对这种文风的追求，此举《魏书·钟会传》所载钟会给蜀将吏士民的檄文片段为例：
往者汉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几于泯灭。太祖武皇帝
神武圣哲，拨乱反正，拯其将坠，造我区夏。高祖文皇帝应天顺民，
受命践阼。烈祖明皇帝奕奕重光，恢拓洪业……明者见危于无形，
智者规祸于未萌……诚能深鉴成败，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踪，错身
陈平之轨，则福同古人，庆流来裔，百姓士民，安堵旧业……去累卵
之危，就永安之福，岂不美与！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其中骈辞俪语已很常见，这必然促使汉语音节趋于偶数化，不仅对后代的文学作品有影响，而且对词语的双音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复音化对汉语发展的作用
词的复音化本身就是汉语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双音词的增多至少在两个方面又促进了汉语的发展。
首先，推动了某些词义的演进，又使词义的表达更细致更准确。
“恨”字在汉代的常用义还是“遗憾”，但又渐有“不满”义，进而发展为“仇恨”。《三国志》双音词有“恚恨”、“忌恨”、“忿恨”、“怨恨”，这一方面说明当时“恨”的“仇怨”义已很常用，另一方面，这些词的频繁使用，在“恨”的“仇怨”义逐渐发展并取代“遗憾”义的过程中，无疑会起促进作用。
《三国志》中有“拯救”、“营救”、“救拔”，意思用途各有细别，只靠一个“救”字无法区分，只用“拯”、“援”也不能表达得详尽；“大臣”、“朝臣”、“功臣”、“忠臣”、“近臣”、“旧臣”、“逆臣”等则把各种“臣”区分得更精细。“愤”在先秦为“憋闷”义，后又有“怨怒”义，只说“愤”，难以断定用哪项意思，而说“愤懑”、“激愤”、“愤怒”，意思就确定了。
其次，复音化促进了词类的固定。
一词多义常使单音词兼类，如“将”可指带兵（动词），也可指带兵的人（名词），所以《史记·淮阴侯列传》有“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的句子。而《三国志》中的“将帅”、“武将”、“名将”、“良将”、“将士”则都是比较确定的名词。再如该书中的“谈论”和“美谈”、“驱逐”和“先驱”，都是因为组成了双音词才使词类比较明确而且固定了。
词类活用在古代是常见现象，认为某人有才能，可以说“器之”，把东西弄破，可以说“破之”。《三国志·吴书·孙虑传》说孙虑有才，孙权“器爱之”。“器爱”的动词性很明显，这样说就不必把“器”活用为动词。同理，有了“攻破”、“摧破”、“击破”后就不必再说“破之”，而且能更精确地表达出弄破的方式。
总之，双音词的发展不仅使语义的表达更完善，也使词类趋于固定，促进了汉语语法的发展，这从《三国志》的双音词中可以得到证明。
注：
〔1〕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上册， 第35页。
〔2〕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中册， 第225页。
〔3〕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6 月版， 中册， 第342～343页。
〔4〕程湘清：《〈论衡〉复音词研究》，载《两汉汉语研究》，程湘清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