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植根于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历史线性进步观的时间论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方式论文,线性论文,矛盾论文,时间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5－0011－08
一、从后现代主义设置的难题说起
当今，历史唯物主义和它发挥历史效应的可能性关系似乎已大不同于马克思所描写的那个时代了，以至于它本身的意义竟变得悬而未决起来。一个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各种马克思主义者及其马克思主义政党曾经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与启蒙运动历史进步观念相联系的历史观，进步和发展是它的基本范畴。它的首要功能被认为是历史普遍主体或者无产阶级社会行动的最佳指南。然而，到了今日，人们所重写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则有一种倾向呈现出来，这种倾向要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移置到“新的”基础之上。尤其是以追随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最为明显呈现出这种倾向：它将历史学的模式引入唯物史观，对作为某种时间中变迁和发展的“历史”统一体进行“哲学”解构。正因为如此，在如今将历史哲学往前推进到叙事、语言学，进而将语言研究等同于历史研究的“转向”中，在面对“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之时，一种言辞模型的观点又被重新引入，仿佛那就是马克思自己承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意义所在。自然，我们也承认：马克思所著的历史著作也分享着话语世界的某些特征；但是我们不得不问的是，若要对马克思的历史作品的语言结构特征加以传奇化的渲染，不正好把马克思已经切中了资本主义历史真实性的文献错误地神秘化吗？这样，我们倒真要冒反其道而行之的危险，即：越来越远离马克思的文本的起源和主题，转而把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理解为一种美文学。换言之，若让马克思充当19世纪历史反思语言实践传统中的成员，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不被视为“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①。
我们现已看到，在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如此“粗鄙的”理解背后，崭露出对历史统一性的相对主义式的消解。正如在罗蒂、怀特这些“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表现得尤其充分那样，其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一部分正是这本质性的一度，即：后现代主义，就是人类学虚无主义。仅此这个一般化地给出的描述就足以表明，在当下后现代情境所经历的“蜕变”中，在反对黑格尔普遍历史建构的通常口实之下，同时借对那些社会状况的断片或微观基础分析的迷恋，必将导致对历史唯物主义应许的那些具有宏观层次规律的研究的拒斥。虽然这种哲学立场依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批判的敏锐性，但由于它否认历史的客观性，而实际上放弃了对马克思历史观的任何真切的理解。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倾心按照现代性（而不是检思反省现代性）版本去解读马克思历史观，解读它的生产方式、历史规律的概念，并且试图瓦解那种在广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范畴内展开的思维方式。他们把它称为一种徒有形式的“大写的历史学”，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决定性要素”。在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宣告中，历史唯物主义被贬低成单纯具有为无产阶级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意识形态性②，因而，同样与启示式的、趋向其终极历史进步观相联系。然而，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谓作这样一种理解当中，当然它就不能够内在巩固地拥有自己的进步观念，相反，这种进步观念的真正巩固倒需要有一个信仰的飞跃，被认为可以从那赋予它意义的历史规律中分离出来。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可以想像出，就像其他人受基督宗教信仰的鼓舞一样，马克思是如何因共产主义进步信仰而备受鼓舞。在此，在对历史进步的启蒙神话的信赖中，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终于成为它试图超越的相同逻辑的俘虏！
不过，令人诧异的是，后现代主义中存在着一个蹊跷问题：它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接受进步观念有赖于信仰，推论的结果，却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无尽的时间长河中已经失去了信誉。在此，后现代主义有理由拒斥一切对历史整体所作的解说，却不可能断然拒绝百年来的“旧话”新语，而不得不与最终的“宏大叙事”结成了一个奇怪的结盟！
也许，这一奇怪的结盟有其片面性，却仍然可以达成不断变化的历史批判：在两个多世纪的进程中，由于乐观的现代性方案的确已经清晰地表露出它以往根基的虚妄性。随之，进步的概念越来越丧失其原初的批判功能。如果实情确然，我们在这里挑明的，并非微不足道的问题，而是真正的问题。我们希望借此返回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马克思探究社会历史进步规律同一种历史意识间的联系，那么这里启示式的突如其来的信仰思想，又怎么可能真的同这种联系相协调呢？莫非历史唯物主义真的遇上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境？这一困境表明，历史唯物主义要么冒险涉足于有关总体历史进程的一种启示式历史建构，其结果是损害它的真实核心；要么就放弃对世界历史所作启示历史的构想，那么所有本质上同现实历史理解相联系的历史统一性观念，也就随之不可能。当大多数活跃的历史学者同意波普尔以及后现代主义对过去的宏大叙事当作历史的做法谴责时，这一困境似乎真是无法摆脱的！但是，真正说来，如果这一困境是存在的，那么，它在线性历史进步观念那里才达到尖锐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而，历史唯物主义的使命也在其批判这种进步观的限度之内。
二、由“历史时机”观念而来的比照：线性历史进步观之内在理论缺失
在专注于现在和过去的世界之间建构连续性的解释历史的方法背后，存在着特定的历史观，即线性的历史（技术）进步观。它把历史视为自然的过程，把历史视为如同在时空中发生的自然运动那样的世界（自然）史。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最严肃、最经常的反思之一，正是对它既失去为人类提供理解超越历史必然性的丰富智慧和理解力的批判，也是对其后果之表现的线性历史进步观的批判。这是一种曾经寓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被社会进化理论所曲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概念。根据这种历史概念，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分析引入到一个单一连续的话语中。它在生产力内部潜能的自发的自我发展过程中发现了历史的线索，并宣称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这种观点如果是注意到其一般性的提法对于不同的时代所具有的不同意义，那它倒会离本真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近些。然而，如果对这一原本的辩证法范式作公式化的、线性的进化论的阐释，据此，已经用逻辑的预成方式取代从现实历史方面对生产方式的矛盾冲突的分析，便会背离历史唯物主义最本己的旨意。
很清楚，进步范畴作为一种筹划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方式，既具有方法论意味，也具有价值论意味。从逻辑上讲，线性历史进步概念必得配合一个最终目标的概念—根据某个最终目标来识别进步可能性的概念，同样，它也必得诉诸一个超历史的主体概念；只有当朝向进步方向的运动能被这个超历史主体识别，且这一主体持续存留在所遇到四分五裂原子论的历史环节内，从而扬弃那对往昔见仁见智观点的杂碎时，自然的历史过程才有统一的进步可言。于是，作为进步价值的最终目标，在历史中呈现为双重矛盾视线：从一开始，它既在历史进程以外超越完成着，又被在历史内的内蕴预设着。总之，深藏在这一概念中的语义潜能总是暗示着一个偷运进去的目的论，而且，它也在边界的不断逾越中碰到内在的矛盾。首先，它表面上具有科学外观或处于现代自然科学影响之下。比如，它有历史进步的客观标准或历史变化的持续性因素——物质生产力的提高（诸如，物质运输、能量运输、资讯运输及其处理方法的不断改进），但实质上却沉溺于思辨唯心主义：因为每一个进步的确证，与每一个存在的描述，都必须凭借“对历史的辉格党解释”③，历史才向最终目标靠近。就仿佛说，即使因为“美国攻打伊拉克”战争、屠杀也不会改变，说不定还会加快历史进程。这种粗暴的历史解释，必然会像无批判的“知性的马克思主义”或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做法一样，贬低现实的历史。如果这种解释就在于它对历史世界所持的乐观态度，那么这种态度则导致它对现实历史本身连碰也没碰着。
我要说的是，随着这一解释，生产方式所指涉的历史领域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便只能留在纯粹观念的领域。现实历史重又屈从于过往宏大叙事的不断复述中。人们首先而且多半不理解，将历史唯物主义等观于线性历史进步的阐释之时，也就同时总要面对“绝对时刻”的麻烦：即当要求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何时成了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发问时，人们就需要把某个时刻孤立出来（比如，如黑格尔那样把“我们的时代”理解成“当代”，从“现代”中独立出来），把它作为完全“桎梏”生产力的“时刻”，亦即“危机”和“转变”的时刻来描绘。否则，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公式不作黑格尔主义式解读就无以可能。只因为一开始就是以在这方面分割时间当作强调历史意识，才可能把马克思关于历史阶段发展以及生产方式运动作连续演进的时间化阐释。在此，人们不曾认真理解的是：马克思坚持资本主义及其运动规律的特殊性，意味着不能把这种特殊动力的确定等同为对每种社会形态的动力的确定。所以，老问题马上回来了——针对上述那个发问之严格的线性历史分析却只能有一个答案：何时都不可能，同样，这个答案也让如何解释既成事物的消亡和解释生成的事物在根本上循环起来④，导致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推迟到无限遥远的某个“最终时刻”。
如果是这样，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公式经过时间化阐释之后，远不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能揭示和消除现代状况的困境，反而成了游移无根的呓语。如今社会历史理论所见到的是，历史可能性的变量仿佛越来越小——人们仅限于辨识时代的节奏是快是慢，只能看到在历史变迁中有不同的时段，许多时间类型（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如此等等。当代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不正是局限于这种朴素的经验主义历史时间论？⑤ 这里的问题根由在于，线性历史进步观深层浸染着基督教直线矢量时间观念，原则上不曾能够赋予现实历史以一个与“危机”和“转变”概念互相啮合的“历史时机”这样的东西。因此，无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人云亦云，容易把马克思开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和“转变”论扭曲为像淘气的男孩叫喊“狼来了”。“跟随”着此叫喊声，却比它初看上去要激进得多——结果，一如雅各宾党人那样力图超越社会总体现实制造“震惊”，具体的操作是打断历史的线性发展流。这种臆想首先关系到对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公式的反进化论的解读：认为只有那些把自己呈现为已经形成的历史统一体决裂的突破性行为才是有意义的。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所谓“荡涤格格不入的历史”和“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就是本雅明等人心仪之物。这是马克思身后勃兴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寻求弥补其内在理论缺失之物的表达。但奇怪的是，这种表达根子上仍然由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决定着：百多年来不知道如何以一种异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应对新生长着的生产力（新技术革新）潜能？在当下，当这种发问激起人们对世界的未来有越来越多的忧虑和不安相联系时，一方面，人们对各种各样的政治神学深感厌倦；另一方面，各种各样早已耳熟能详的“决定论”、“目的论”又花样翻新地登场，对传统的诋毁则是重新掉进二元论泥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和“前历史”的二分发出超历史的回响。
在我看来，当我们如今去寻找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现实性时，只要求某种意识的复兴或动员美学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相反，对当下来说，它必须不断地切中并把握住客观的历史现实，如马克思所做的那样。人们在这里不能忽视的是：即使我们把目的论的观点从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清除掉，但它对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因为，它通过用历史取代目的论，也就提供了用变化取代绝望或无条件接受平庸现实的可能性。这样一个认识使得马克思主义本身区别于通常具有的那种救赎—历史思维。
三、超越“无人身的理性”：对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历史时间考察
如果说世异时移，从而仅仅根据某个最终目标，并不是识别进步时代的一个充分条件，那么，我们必须超越那种历史意象，这种历史意象把历史视作让过去、现在和未来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封闭的时间链条。它把“整个”历史视作庞大的时间跨度，或将最终目标的断断续续的和时间上不连续的各种现实联系起来。这样一种历史（时间）意识，又错在哪里呢？简明说来，只要进步概念不能从面向未来而不断退化的现代时间意识中抽身出来，那么隐含在马克思所谈论的“危机”和“转变”概念中对不可预测的开端因素的重视，就被排除在现在与未来的关系之外。这样的进步概念甚至已经排除了马克思对历史的重要论题说明的可能性。哈贝马斯在梳理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时，对这种进步概念有两点评价：线性历史进步概念除了“用来使末世论的希望此岸化，并开启一种乌托邦的期待视野”之外，它“同时也借助目的论的历史结构来阻塞一种作为不安之来源的未来”⑥。因为，任何一个历史系统（比如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系统）的暂时开始或结束的边界绝不是自明的（很难想像一个人的生命时间，或者一代人的生命时间能够在一个视觉意义上把历史系统当作系统看待的人），这种情况预示了在历史分期的某些可能方式上意味着难有积极成果；而且，我们不难看到，历史时间在，每个方向上是无限的，在每个环节上也是未完成的，因而，对涉及历史系统的结构时间的认识远远滞后于现实历史的展现。如果说历史研究的根本方向应当是探索长期的或反复出现的历史发展的特征，那么我们不能不看到这里所表达的时间意识只不过是“历史时机”的化身。于是，首当其冲者就是将“历史时机”这样的范畴重新引入马克思的历史观当中，作为相关于把历史和社会理论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牢笼中解放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有用的范畴。
因此，对生产方式进化的进步论观念试图阐述的东西之领会当属于这样的任务。但是，当我们去领会它时，平庸的知性所着眼的是它唯一从知识论层次上熟悉的东西，并因而将它变成逻辑公式；存在论上认识到东西，即时间和空间因素——那种知识包含着一旦形成便具有试图规范现实运动的先天的形而上学倾向，特别因为它要穿越时间和空间而具有固化真理性的危险——往往则变得无关紧要。甚至到了今天，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严肃地思考这类经由马克思主义者一代复一代地大事铺张了的公式之“历史时间上的”前提；亦未察觉它是否对神学的时间有任何的顾念，那里马克思就像圣哲那样在讲道，竟至于草草把这种时间装进现世的外衣。换句话说，一方面，就其自身而言，人们容易将时间空间看作并非是这个公式应用的一个充足的标准；另一方面，人们忽略了它之作为其依据的现实的历史和时间性质，从而遮蔽了掩藏在这个公式后面的未曾言明的超时空的理想主义色彩。
如果是这样，线性历史进步观念的逻辑把戏就是：历史进步归根到底是由历史的社会现实的“会计学暗示出来的”。它是所谓的虚拟的符号化了的现实界自身的回溯性产物，历史发展因此不过是“统治者”或“胜利者”的假想而已，它并不在意历史进步道路上的“苦难”；而且历史的胜利同样是由粗陋的历史的客观必然性“预言”之维所保证的⑦。在这里，如果没有这一“会计学”，每一个事件和每一次行动的“客观蕴涵”就无法测量出来。因此，以简单进化论范式解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个公式，一般性地引向维持这一“会计学”的危险。
在这里，涉及的东西不单单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价值相关联，还有更为深远的一点。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关于作为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逻辑存在的理论；或者说，假定我们在理论层面上考察作为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逻辑存在，并从这种逻辑的矛盾运动中推论出历史进步概念的可能性，这无异于考察纯粹形式的进步概念的可能性。相当于一个康德意义上建立一门形式进步“学”，即一种寻求一般进步规范的框架或标准的努力。这样一种关于纯粹形式的和历史客观主义进步概念，无疑取得了部分成功，并至今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学术话语。然而，这种形式上的、从而每当历史事件显示所要求的形式时、有可能在客观意义上谈论的进步概念，却隐含着不可避免的逻辑上的悖反。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范式被当作绝对形式的永恒原理时，关于纯粹形式的和客观的历史进步概念，从逻辑上会招致什么样的反对呢？要深入讨论这一问题超越了本文的范围，但是，这一问题本身却令我们须回过头来把握马克思的历史时间概念所思及的东西。因为，这一讨论不得不对历史时间的特殊结构提出问题，似乎也只有了解了历史连续进步论的时间“问题结构”之后，特别是在了解了马克思身后包括本雅明的批判在内的对进步观念的严厉批判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一讨论。
归根到底，如果怎样思考历史的时间性左右着历史连续与非连续的问题，那么线性历史进步概念就是从同质历史时间概念得到辩护，从而才能把各个历史时刻用非因即果的关系联系起来的方式思考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在我们看来，它本质上不过是与近代主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着内在联系的思维方法。这种历史时间概念源自于黑格尔的现实—总体的观点。它依循“谁也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之黑格尔训诫，而完全对其不加积极批判。当然，这就使它不可能剖明每一历史时代每一种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特殊标志的时间和历史的性质。从而，使它对不同生产力水平下的劳动时间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以及它所构成的截然不同的现实关系鲜有自觉。历史从同质历史时间视野之内消融于“无人身的理性”。时间则在人的历史进程中被拉平了。从否定的方面来看，毫无疑问，将历史进步消融于“无人身的理性”之中，所说的历史是不会从现象上达到其真相的。马克思写道，“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⑧ 在这种情况下，亦即当经济学家把分工、信用、货币等生产关系范畴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时，他们忘记了首先要说的事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系统之“何时与如何”这个事情。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与此相反，他们却充当起马克思视之为“在自身之外没有可以设定自己的场所”的“无人身的理性”，并且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假设：支配社会的东西等同于支配整个人类历史的东西（比如说，将经济强制性主导原则支配下技术变革之资本主义的目的，等同于那种为了全人类诸如“节省劳动”的普遍目的）。以这种精神看，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可以设定自己的场所”的“无人身的理性”存在的话，那么那里一定对应着永恒（现在）的时间概念。结果，历史充其量只是社会变化的记述。这样一来，古典经济学试图寻找人类行为普遍、永恒的图式或始终如此的理念愈坚决，那么历史时间愈容易被理解为持久的连续。历史和时间类似自然过程。不消说，它从“同一时间”的形而上学观点来考察社会现实总体，也就窒息了各个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历史展开的独自性、可能性的力量；因而，那个有机联系起来的社会现实总体的诸领域或者各种各样的实践被佯充作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中。这时候，社会有机联系的总体理念就像拘囚在一个时间的圆筒中，垂直地切断它，其圆形的横断面的时间是相同和等质的。反过来说，古典经济学确实只有在方法论上通过这种时间的等质构成的假设，社会现实总体的各个领域方始表现出整体的本质。一切对“同时代的时间性”概念的领会，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的幻觉，都可以在这种时间比喻中、出自“连续时间论的‘问题结构’”中读出来⑨。线性历史进步观就由人类穿越等质的时间进程获得确认。
四、“同质主体”：植根于生产方式运动基础上的活动
考察客观的历史进步概念的过程，离不开对社会历史现实中存在的分散的和有冲突的价值的综合。然而，分析进步的困难之一，是所有已知的衡量标准都不具有“可通约性”。比如说，科学技术进步是不容置疑的，这当然不假，尤其是由于大多数技术知识是累积性的，都是一些很容易就能在人的认识和学习能力方面看出“增进了什么”的知识。但让我们想到的问题绝不止于能看出“增进了什么”，而在于“怎么看”，或者，在现象学意义上，怎样才能“面对事情本身”。这倒反过来使人不能不问：“在普遍主义意识形态横扫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多少知识？”我们是否无视了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已经意识到的东西——他用“最初发明科学的那些人的知识缺陷”来解释“科学知识的增加”⑩？或者，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能不能把失去的知识只不过看作睿智(11)，亦即以之为不可理喻的、不可言传之物？与知识的增量问题相似，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究，进步的理念是不是必定建立在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堆积的废墟意象上？在这一点上，能不能说，我们只能在历史过程的互相排斥的方向上看到进步，以至于我们一定不能相信“进步”的谎言？或者说，最终，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理解是不是无条件地取决于人们对现实“怎么看”？所谓进步的客观性（真理性），是否归根到底取决于一个能被赋予进步的主体？或者说，是否取决于普遍的主体性和主体间的一致赞同？抑或普遍的主体性只是一个具有柏拉图“观念主义”的理想化设计？
只有凭借对这些问题认真的回答，我们才能对进步的分析有积极的领会，才能指明有些提法之所以存在欠缺的由来，才能证明拒斥线性历史进步论确有根据。在迄此为止的分析中，进步说之令人困惑的地方与以下两者有关：一方面，科学，尤其是技术进步之确凿的事实，以及通过其内涵引出的一种可能的阐释，这种阐释坚持柏拉图以来扎下深根的教条，即历史的兴衰和不断变化的人间事务没有哲学意义而不值得关注；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及其近代在许多方面的重大事件，证明了几个世纪的科学技术进步不能涵括的东西——自由、平等和博爱等不可见事物。因而，作为一种反抗柏拉图的陈旧偏见的思想，从哲学家不仅仅转而相信知识的进步，而且也一般转而相信历史的进步，进步说隐含着基于人类“历史”与“前历史”存在的一种质变的假设。这种假设可以引出以下推论：进步的概念包含着变化的概念，及其包含与这个变化的前期阶段相比更多的价值能够被赋予后期阶段的概念。但是，变化并不是进步概念据以应用的一个充足条件。这是因为变化也是全部倒退或衰落形式所共有的属性。
据此而论，人类历史持续不断进步或持续不断堕落的结论都处于同一个论证层次上。当代那些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影响，并试图超越其理论传统局限的批判性知识分子，说到进步的进化概念的“陷阱”的时候，眼中所见的就是这种情况：进步的进化概念既能为社会主义辩护，同时也能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但若如此，这只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危机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危机的一个方面。我们把它“首先”归结为：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巨大生产力的发展，却让人想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动变的存在论之谜。这还是引向一般性地考察那些导致了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关系的端点。若要完全理解这一点，就必须理解声称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是一回事，而主张因为历史以某种方式要求生产力发展，同时资本主义不得不发展是另一回事。易言之，“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把提高生产力的普遍倾向（经常是暂时的）同变革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特殊倾向区分开来”(12)。以马克思主义传统来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生产力维度上，而且在生产关系的维度上都奠定在进步的概念上。或者，换一种说法，当生产方式的变化也被感到代表一种价值时，它才是进步的。因此，只要线性历史进步论不能在自己的乐观主义中正视历史倒退或衰落，它就不能不与那些把自己呈现为已经形成的历史统一体决裂的历史观相通，并且不得不预设一个能被赋予进步的同质主体。用帕斯卡尔的话来说：“人类的世代连续应该被当做永远活着和继续学习的同一个人”(13)。否则，我们不能断言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和状态比另一历史发展阶段和状态更有价值；即使从语言学上来理解，我们也需要一个语法主体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并非随人的历史性变化而破坏了一个同质的主体持续贯穿在历史中，否则发生进步的说法不能够讲得通。
但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语言不是最终要面对的问题，况且语言本身只是社会交往的产物。马克思提出的更基本的问题是，任何一个作为历史运动价值载体的同质的主体，都具有明显的超验的本质。它不过是“哲学家们反抗”现实历史运动的表现。马克思说，“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14) 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阐明，作为一个名词的“同质主体”不过表示用动词来表达的建立在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所有活动。对现实的人而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统一，从而假定它们的时间序列构成了一个客观上进步的系列的现实基础，是历史性的存在。而且，一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这意味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作为各个人的历史性存在（时间性）的展现，是一个视界——包含着将来、已在和当前的大视界的展开与融合。
既然如此，为什么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还要遗忘这种历史性存在呢？为什么历史的现实基础还能遭到以所谓持续贯穿在历史中的同质主体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呢？根本地讲，这与他们界说历史的方式是一致的。这种方式假定历史只是无穷无尽的、空洞的、均质的始终如此的时间中的量变，以及历史表现为事件的堆积或故事的汇编。正如阿伦特指出，只是对历史的现代思考，才使我们将时间首先理解为一种时间的延续。我们可以补充说，线性因果链的概念隐含在这个思维方式中：要想叙述时间，就必须填充空洞的、均质的它；要想衡量时间，又必须分割它。与此同时，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概念仍然具有物理学时间的基本特征，以及具有物理学的追问方式。在当今历史时间哲学氤氲中，虽然前者受到了激烈的批判，认为不应该将时间当作计量机械运动变化的连续过程的标准，从而对那些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关于历史永远向前、向上的进步论持保留意见，但后者却是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建立的基础。换句话说，由于进步的概念，对时间的物理学理解以及将来进入先前由现在和过去占据的位置的重要转变，进步被当作是自动发生的。人与历史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内在于生活的了。这便是物理学时间观照下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元决定论和多元决定论之争，以及斯大林主义把社会历史各个层次的东西看成是一个隐蔽的单质的表现由头，而将其联系起来的这个单质不过只是一个概念或一种“精神”，那就是“生产力”(15)。这意味着在任何特定的发展阶段，我们都难以想象有哪一个历史上生产关系各种变化在它发生之际能与生产力的发展决定性时刻不发生必然的联系——无论是在前一个阶段与后一个阶段相衔接的意义上，还是在前一个阶段发生变化是“为了”给后一个阶段的发展扫除障碍的意义上。这种认识首先是形而上学的。并且，至少对于传统的解释来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原理与技术决定论是一样地处于历史学贫困当中。为了摆脱如此贫困的历史学，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是将时代从这种“物化的”历史连续性中解放出来，同样也从表现为对现有社会关系物化直接性进行拜物教化的倾向中解放出来，否则，无以为历史过程划分诸时期的进步提供恰当的基础。
注释：
① 张文喜：《历史阐释的政治学语境与唯物史观的政治意蕴》，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
② 这里就有一个现成的似乎可以证实我的说法的例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属于现代性的两个版本，在其各自历史观中的关键要素是“历史是一种具有内在方向性的运动——一种有目的的、走向某处的历史——两者之间的不同，只在于‘它的’终极目的地的选择，以及使‘它’到达彼处的‘本质论的’的原动力”；此外，资产阶级表达的只是“更保守的成分，以及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利益（万一证实如是‘进步’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不希望它‘发展得’更多更快）。”参见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3页。
③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曾经用19世纪乐观的英国绅士来命名那种根据预设的道德标准解释历史的方式，这种方式企求人们相信，世界历史注定在他们时代达到顶峰，他们的英格兰，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阶级都是最优越的。
④ 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悖论性质，决定了马克思本人的阐释无意勾勒如此简单的进化论观念。我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简明陈述中，马克思谈及历史连续变迁的深层次原因：“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马克思明确表示这种谈论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来实现。
⑤ 参见路易·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
⑥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⑦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1～74，196～197页。
⑧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7～138页。
⑨ 参见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6～188页。
⑩ 汉娜·阿伦特指出，在近代历史观念中居于支配地位的进步概念原初来源于“材料的搜集、知识的交流，以及天文学进展所要求的资料的缓慢积累，从此以后，进步的概念指导着每一门其他科学的发展。”参见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意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
(11)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12)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25页。
(13) 转引汉娜·阿伦特：《精神生活·意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3页。
(15) 张文喜：《自我的建构与解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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