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选择_公共产品论文

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选择_公共产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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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2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4)06-0065-06

从1992年起,中国宣告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标志着与国际上多数国家在核算制度上接轨。2003年,中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实质上,中国选择了SNA作为改革目标。宣告MPS退出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

一、MPS退出的传统解释

MPS被SNA取代,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是有其必然性的。统计学家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研究,最后都指出,MPS与SNA相比,在方法上存在重大的缺陷。如沈士诚等[5]的研究。邱东教授[6]的研究,可以说是这类研究经典的总结。他通过对两大体系的比较研究,指出了MPS退出的内在原因:

第一,两大体系产生的现实经济基础不同。MPS产生于计划经济土壤,经互会国家又大多处于经济不发达状况,因而在核算体系设计上反映出这两大特征。SNA产生于市场经济土壤,其设计者又多数来自发达国家。因而,SNA的内容不可避免地会较多地反映发达市场经济的现实。

第二,两大体系的核算范围不同。从核算内容上看,MPS核算范围过窄,侧重于反映物质生产,侧重于反映实物流量,侧重于生产环节的核算,侧重于国内经济活动的核算,对第三产业的状况,对资金运动状况,对分配和使用状况,对国际收支状况反映不力,难以适应现代经济社会中宏观经济管理对核算的要求。

第三,两大体系的核算方法不同。SNA以账户平衡表为主要核算形式,采用复式记账方法,可以系统地科学地反映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MPS以单式平衡表为主要核算形式,采用单式记账方法。核算时往往注重平衡表内的平衡关系,而不大注意平衡表间的平衡关系,没有在方法上形成一个整体结构。这就难以系统反映国民经济运行过程及经济活动间的联系。[6]

毫无疑问,MPS在方法上存在的重大缺陷,是有其被世界各国所弃用的方法论的内在原因的。

下面所述,旨在将方法论的这些缺陷进行制度剖析,以揭示方法论缺陷背后的经济联系。这些新的发现,会促进我们在思考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不再局限在方法的某个技术问题上,而以制度变迁的整体思路来看待国民经济核算和统计制度的改革。

二、MPS退出的制度解释

为什么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模式选择上采用了SNA模式而放弃了MPS模式?笔者认为,对此需要借助制度变迁的有关工具来进行分析,这包括交易(制度)费用、外部利润和激励机制的分析。

1.MPS较SNA的制度费用要高

交易费用是交易发生所导致的费用,在不同的制度下,达成交易的费用是不同的。MPS与SNA就是这样两种不同的统计制度。张五常[7]的研究指出,广义的交易费用这一术语,更好地解释应该是制度费用,这就解释了不同经济制度何以经济绩效相差悬殊的原因。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分析MPS与SNA两种统计制度的不同绩效。

如前所述,MPS适用的对象是计划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经济并不发达。SNA适用的对象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当时的背景下采用MPS模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MPS对于中国当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核算基础。扩大开来,世界范围内追求经济发展是个不争的事实,各国都在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中国经济发展了,统计核算制度却没有将新的经济活动对象纳入核算体系中来,旧的核算方法及规则根本无法计入像第三产业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核算体系显然无法满足新的需要。统计核算制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应用成本(制度费用)就远远高于一般的范围了。统计制度的绩效低于经济绩效。

那么,MPS高于SNA的制度费用表现在哪?第一,MPS模式核算体系制定的成本加大了。这一成本的加大并不是指那些制定核算体系新增加的变化成本,而是旧核算体系制定的费用在新情况下出现了机会成本的加大。第二,将旧核算体系、旧方法实施的机会成本加大了。很显然,有些旧方法应用范围缩小了,甚至没有用了,那么,这种制度的费用相应就增加了。第三,摩擦成本加大了。由于不能准确、全面、一致地囊括市场经济体制中新的经济活动和现象,旧的统计核算制度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负担增加了。

三方面的成本,造成了MPS制度费用的增加。而根据科斯定理,我们知道,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MPS制度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

2.MPS外部利润的存在

即便MPS的制度费用很高,但如果没有外部利润的存在,MPS也不会被取代。这个外部利润,就是SNA所提供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潜在利益。当然,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个潜在利益,实际指的是采用SNA模式相对于采用MPS模式所能带来的各种好处,或言之社会收益。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制度变迁模型的基本假定之一,就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各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这种潜在利润是在A制度中无法获得的,但一旦将A制度变为B制度,这种利润就可以实现。SNA模式相对于MPS模式,解决了统计制度与经济制度的衔接问题,改进了核算方法,扩展了核算范围,使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基本方法论得以充分的实现,这实现了MPS所不具备的“外部利润”。当然寻求这个“外部利润”的主体,可以是以官方形式集中表现的各个主体的集合。对于MPS外部利润存在的问题,邱东教授[6]就曾从另一个角度做过阐述:“MPS作为两大体系之一,其存在本身就是使SNA更加科学的一种外在力量”,“MPS对核算本身的作用在于:协调使SNA完善,竞争使SNA发展”。

外部利润的存在,是MPS被弃用的诱致原因。

3.MPS激励机制渐趋低效

除了上述原因,MPS激励机制的低效,也是MPS退出的一个重要原因。MPS的激励机制在于反映物质产品领域的生产、分配及使用等,因此,有关物质产品的经济活动,在MPS中能够得到充分的考虑。

现实的情况是,在经济生活中,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运行除了物质产品的各种活动外,还广泛地存在着大量的非物质性经济活动。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服务的提供与使用的衡量。在MPS模式中,对类似服务活动的这些情况是不予考虑的。这在方法上是狭隘的,在制度层面上是缺乏激励的。如果将一个核算体系局限在物质产品的经济世界中,那么又怎么能够对非物质产品经济世界进行方法论和数据提供制度安排的激励呢?大量的现实情况表明,这种核算体制是不激励对物质领域之外活动的考察的。

MPS激励机制低效结果,必然会导致这种核算制度的低效率。如所核算的指标与实际指标的内涵发生概念上的冲突;数据体系缺少彼此的平衡制约,再加之数据来源缺少制度安排,数据真实性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由此一来,统计为各种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性方法制度安排便会遭到怀疑,统计帮助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也会减弱;统计提供市场信息的渠道便会引起纷争。我们很难回避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现实世界需要大量应用统计的同时,统计却与现实世界远去了。这些情况,都是MPS低效率的结果。

三、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分析

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是一项制度变迁;从短期来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改革就表现为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具体制度安排。更为经典的分析是,制度安排可以进入供需分析框架中,即将制度分析纳入古典的供需分析模型中(注:这种分析,也可以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区别于旧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的一个论据。)。

1.供需框架

采用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均衡分析,是制度变迁最为一般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框架最基本的理论在于:分析变化了的外在因素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当新制度所能提供的边际收益相当于旧制度运行所需付出的边际成本的时候,制度变迁就会暂时停止,制度结构就达到了某种“均衡”;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这一理论演进基本上遵循着需求线索、供给线索与供需均衡线索。

在这种分析框架下,为了更好地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两类具有代表性的模型。这一领域,成绩最为突出的是V·W·拉坦(Vernon 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Vernon W·Ruttan)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林毅夫对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区分,使这一理论模型更为系统化。

2.主体博弈

继承V·W·拉坦和林毅夫的工作,我们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分析,便以国民经济核算主体供需为主线进行,因此,这或多或少就有点像一场“博弈”了。我们不妨将此称为“主体博弈”分析。

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安排是由SNA供给与SNA需求双重决定的均衡。目前,这种均衡存在偏态现象,即SNA供给大于SNA需求,SNA有效需求不足。然而,这并不是根本性的一般均衡。需要指出的是,SNA潜在需求并未包含在内,也即未显性化。SNA潜在需求可能涉及市场化程度及信息完备、对称的要求,当然这存在一个信息博弈均衡的问题。

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4]。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也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总而言之,SNA需求三大主体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对信息存在巨大的需求,因此SNA体系所享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对他们有着不可低估的诱惑。

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得我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如何做好这一工作,是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安排关键的一环。

3.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所以,基于制度变迁方面的考虑,具体的制度安排也应该由此而着手。

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不会减少的,反而有可能呈增加趋势,因为这于国于民都是有好处的(注:相关的论证,可归结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方法论、信息库的优势上。)。公共品的提供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所以,政府在提供SNA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引导SNA需求的增加,使SNA的潜在需求主体显性化,需求目标明显化。因此,SNA供给与需求在此不能简单地按照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去分析。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这就需要一种制度安排,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必须有利于SNA需求的增加。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 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尽管在此是SNA供给主体(政府)引导SNA需求主体。除了这种诱致性变迁特征而外,由于政府的特殊功能,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方法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可以总结一下,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同时,通过制度供给也包括了诱致性变迁的一些东西。

4.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

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政府就是要维持一套规则来减少国家机器安全稳定运行的交易费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点。

除了上述最根本的原因之外,下面两个问题也可认为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一个是关于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另一个是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

(1)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

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这一性质的认定在国民经济核算史上的地位是应该突出的。这一观点,详细的论述最早是由邱东教授[9]提出的。根据该研究,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其论点主要是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

这一论述实际是建立在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上的。它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基础: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注:这些研究表明,信息只有当它们是商品时,才被考虑进可交易的信息部门,因此,“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问题对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主要有萨缪尔森[1][2]、海德[3]和阿罗[4]。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国民经济核算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认识是不容否定的。

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由于对这一性质的认识,我们就知道,作为公共产品,最好就由国家去做。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

(2)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

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而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除了政府提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外,没有人愿意提供,另外,即便在提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的政府或官方内部,由于激励机制的不健全,最终提供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质量也会受到影响,这必将影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自身的良性发展。因此,对于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的提供,需要一定的强制性,而不能过分地依赖于以自发性为特点的诱致性变迁。

5.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之所以采用“较为一般”这种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意义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尽管有对强制性变迁的认定,但笔者必须指出,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这可以表述为,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的味道就更重要了。这一结论与我们上述并不发生矛盾。确切说,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

因此,对于诱致性变迁的安排,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二。在强制性变迁为最主要的特点中,我们强调辅以诱致性变迁的安排。这是因为,诱致性变迁较强制性变迁,更侧重于考虑不同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和利用程度,诱致性变迁更易体现出市场效率方面的东西。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而且,具有不同经验和在变迁结构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个人,对制度变迁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因此,一旦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一般来说也更高。用较易理解的方式说,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的更近。而根据杨仲山[10]的论证,我们知道,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

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是较难发挥的,他们表现的机会很少。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他们无关。他们作为个人的、作为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这种改革的发生。但在接下来的过程中,这种情况会有变化。我们考虑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况:对信息与方法大量需求的潜在存在。如果说,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广大的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的实力。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会表现出来。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核算微观化要求”。

不可否认,对核算信息与方法的大量需求,这是目前核算体系的“外部利润”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经济主体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应的作用。而由各相关利益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就会形成有关核算改革方面的集体行动,以便使这项改革按照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去演进。他们会提出各种变革的具体措施,如变革现有的调查方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数据;对服务行业新的分类与核算;非正规部门活动进入核算范围;增加信息产业方面的新内容等等。总之,集体行动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发挥作用。如果他们的力量足够大,那么,这项制度变迁的轨迹将不再由政府单一地左右,而是由所有这些相关利益团体、个人的集体行动所左右了。

四、结束语

为此,需解决两方面的问题,即制度供给与激励安排。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SNA改革不仅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以提供SNA体系发展的稳定外在环境,而且就SNA体系内部也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加大开发核算与实际经济联系的力度,拓宽核算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范围,而不仅仅是满足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有助于SNA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体现联合国1993年版SNA所倡导的主旨:更新、澄清、简化、协调[12]。无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实践中,SNA都须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这需要通过制度来安排一种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SNA的持续修订就是制度化的原始体现。二是由于制度能够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这种激励结构使得SNA所提供的信息流在流量和流向上与市场的信息流应相适应,这不仅反映在SNA不同需求主体与SNA供给主体对SNA信息流的要求上,而且还体现在市场自身对信息流分割的程度与SNA所能提供的信息流相吻合的程度上。衡量一个激励结构的安排是否更为有效,这取决于制度安排的路径依赖是否能够对现实SNA改革在方向上的锁定程度。简单地说,就是理性的目标取决于持续而稳定的制度供给。由于SNA各种主体一般都具有经济理性,他们都期望自身经济效用最大化,因而信息博弈显然呈多元化,并出现多态均衡,这使得SNA进一步的改革也必须要持续而稳定地供给。

另外,SNA体系也具有区域性和超区域性的双重特性。这表现在SNA不仅有联合国的版本,各国也有适应其本身特点的SNA,尽管各国的SNA都是以联合国SNA体系为基本指导原则的。特别是世界经济的融合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飞速发展,从而使得SNA在体系考虑上,必须对开放型经济形态做出安排。联合国1993年版SNA针对集团国家国民经济核算就详尽阐述了其基础。因此,中国的SNA制度安排需要做出相应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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