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国城与伊凡雷帝的母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莫斯科论文,中国城论文,伊凡论文,母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凡是到过莫斯科的人，都知道那儿有一个地铁站名叫“中国城”。但是，莫斯科的中国城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名字是怎么来的，恐怕很少有人答得上来。
据史书记载，克里姆林宫起初就叫“城”。它不仅是莫斯科的中心区，也是最早修建城墙保卫的禁地，因为这儿是皇宫和大贵族府邸所在之处。克里姆林宫东南面，从宫墙到莫斯科河岸这一片区，包括现在的红场、“古姆”（国立百货商店）、俄罗斯宾馆、斯拉夫广场以及邻近的许多街道在内，起初叫做大工商区，十六世纪初正式取名为中国城。这儿除了店铺、作坊之外，还是官吏、商贾和外国人居住的地方。现今莫斯科的其他部分，包括最繁华的新、老阿尔巴特街和特维尔大街，当时都属于城郊。
1930年任中国政府代表团秘书长的蔡运辰到莫斯科不久，就注意到了中国城。他在日记中写道：“城在莫斯科中心，女墙高低，完全华式，华人名之曰中国城。或曰往年俄人纳款于华，华人城以居之，殆不足信。”其后意犹未尽，又在《俄京旅话》中专写了一节《中国城》：“在莫斯科之中心，周四里许，高约三丈，厚约五尺，雉堞参差，与中国城垣无异。或谓仿中国为之，或为当十四五世纪时，莫斯科大公入贡中国，故中国城以居之。或曰虽名中国城，而实别有用意，前二说非也。……”[1](p7、125)
蔡氏之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谓莫斯科中国城的城墙“完全华式”，“与中国城垣无异”；二是对其得名的三种说法，均表示怀疑，但又未能做出自己的解释，并且似乎误认为“中国城”之名是中国人叫出来的，而不是原来就有的。
奇怪的是，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同胞到过莫斯科中国城，却好像再无人对它这么感兴趣，更无人去深究它的来历，抑或是我孤陋寡闻不知道罢了。
关于莫斯科“中国城”（Китай—город）名称的由来，俄罗斯人有好几种说法。瑟金列举了古人的三种解释：一是其名有“中城”之意，因其位于克里姆林宫（内城）与莫斯科河之间。Китай来自蒙古语，意为“中”；город源于古俄语，意为“城”。二是误解意大利语所致。Китай源于意大利语Citta，意为“城”。当时指挥修建此城的意大利建筑师如此称呼它，俄人不解，与город并称，遂为Китай—город。三是中国城城墙原为土墙，而装上之篮子时称Кита，后由此讹变为Китай（中国）。瑟金认为，上述第二、三种解释均属臆想，只有第一种比较近乎情理。为了确认这一看法，瑟金还说，离梁赞不远的普隆斯克市的克里姆林（内城）与郊区之间的“中国城”，同样也由“中城”演变而来。[2](p27—28)
而照韦克斯勒的看法，中国城名源于蒙古语“中”的说法最没有道理，此城的得名系与城墙的修建材料有关。他说，最初筑的是土墙：先挖深坑树立两排大木桩，再在木桩之间用荆条编成篱笆，最后在篱笆间填土筑紧，即成牢固的土墙。而荆条俄人称为Кит（或Кита），后来被说成是Китай，于是“荆条城”就变成了“中国城”。[3](p65)
当代俄罗斯地名学专家、莫斯科师范大学教授斯莫利茨卡娅指出，韦克斯勒“荆条城”的说法源于19世纪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扎别林，但不知她凭什么改变了瑟金的解释：瑟金说“中国城”系由“中城”演变而来，因为此城位于克里姆林内城与莫斯科河之间；而斯莫利茨卡娅却将此改为“克里姆林内城”与“白城”之间。[4](p14)
在上述解释之外，罗曼诺夫又提出一种新的说法：Китай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城堡”或“城池”。他说直到19世纪初，乌克兰南部古俄语和突厥语混用的地方，仍有人用此词表示民众聚居之处。[5]
基于以上看法，斯莫利茨卡娅认为莫斯科中国城与中国“实际上没有关系”[6](P145)。
真没有关系吗？
对莫斯科发展史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以上解释中，最站不住脚的是因其位于克里姆林（内城）与白城（外城）之间的“中城”的说法，因为白城是到1587年才动工修建的，比中国城的修建和命名要晚50来年。
不过，照俄罗斯学者孔德拉齐耶夫的观点，说“中国城”有“中城”的含义也错不到哪里去，因为“中国”就有“中部国家”的意思。这位19世纪学者还注意到一种与中国有关的解释：由于中国人很早便到俄罗斯做生意，中国在俄罗斯人心目中是一个商业国家，凡是进口的纺织品，无论是哪个国家生产的，俄罗斯人都称为“中国货”。或许就是这个原因，人们才把莫斯科的大工商区称为中国城。不过，孔德拉齐耶夫更倾向于这样的观点：中国城之名系源于波多利亚的“小中国城”，而后者是叶莲娜·格林斯卡娅家族的庄园[7](p151—153)。对此，《莫斯科旅游指南》有进一步的说明：莫斯科的中国城这一片区原称大工商区，将其易名的想法出于俄罗斯第一个沙皇伊凡雷帝的母亲叶莲娜·格林斯卡娅。为了纪念其故乡波多利亚的“小中国城”（китай—городок），她将首都的这一城区取名为“中国城”。[8](p84)
由此，很自然地出现一系列问题：这叶莲娜·格林斯卡娅到底是何许人？她与中国城有什么关系？她的故乡为什么会叫“小中国城”？她为何对这“小中国城”怀有如此深的感情，会将这毗邻皇宫的重要城区取名为“中国城”呢？
原来，叶莲娜·格林斯卡娅（1508—1538）乃是14世纪蒙古金帐汗国万人长马迈（一译马麦）的后裔。马迈智勇双全。俄罗斯当代著名学者列夫·古米廖夫称他为“勇敢的统帅、干练的行政长官和灵活的政治家”[9](p621)。 几与马迈同时的阿拉伯学者伊本·哈尔敦（？—1406）则谓金帐汗王别尔别狄克在位期间（1357—1359），不仅委派马迈“统管全部事务”，还将女儿哈奴姆嫁给他[10](p124)。在1357—1380这短短的23年之间，金帐汗国发生内讧，走马灯似地至少换了25个汗王[11](p702)，其中相当一部分为马迈一手拥立或废弃。之所以说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别尔别狄克死后，马迈拥戴为汗王的阿卜杜拉并不在都城，在汗国都城萨莱（即别尔哥萨莱，为与拔都萨莱即老萨莱区别，又称新萨莱）称汗的是阿穆拉德。但马迈实力较大，不仅控制了伏尔加河下游西岸和克里米亚，还从阿穆拉德手中夺得对莫斯科大公国等俄罗斯公国的宗主权，并且进占伏尔加河东岸的保加尔地区。在这期间，莫斯科大公国利用蒙古人的内讧而积极积聚力量，联合其他俄罗斯公国，共同抗击蒙古占领者。1378年，莫斯科大军在沃热河上重创马迈部队。马迈此时除了梁赞公国之外，已得不到其他俄罗斯“藩属”的支持，遂与立陶宛大公亚盖洛结盟。1380年俄历9月， 马迈在库里科沃与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率领的俄罗斯各公国联军决战，几乎全军覆没，其残部又被其对手脱脱迷失（成吉思汗后人）消灭。遂败走克里米亚，于1381年在卡法（今称费奥多西亚）被圭亚那人杀死。顺便说一下，现今伏尔加格勒（原称察里津和斯大林格勒）著名的卫国战争纪念地Мамаевкурган普遍译为“马马耶夫岗”，我以为应当译成“马迈岗”。因为Мамаев此处的意思是“马迈的”。马迈岗离金帐汗国都城别儿哥萨莱不远，系马迈当年征战之地，是为纪念他而命名。俄罗斯现有的马马耶夫一姓，即使不是马迈的后人，也有仰慕他的含义。有关马迈的传说，在俄罗斯至今未绝。而在古代，甚至有人将他称为“俄罗斯之神”[12](p749)。
马迈死后，其家人逃奔立陶宛。因在第聂伯河沿岸占有格林斯克，并家居此间，其后人便以格林斯基为姓，又在沃伦接受东正教，受封公爵，成为立陶宛贵族，并在波多利亚的封地建造“小中国城”庄园。到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格林斯基家族的米哈伊尔、伊凡（又名马迈）和瓦西里三兄弟势力强大起来，意欲在立陶宛当时所占据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交界处建立独立国家，与波兰和立陶宛国王西吉斯孟德发生冲突。三兄弟战败后，于1508年投奔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获得世袭领地。
1525年，瓦西里三世娶瓦西里·格林斯基公爵的女儿叶莲娜·格林斯卡娅为大公夫人。为了讨这位受过西方教养的新婚夫人欢心，他还抛弃俄罗斯传统的民族和宗教习惯，将自己的大胡子刮掉，成为日后彼得大帝刮胡运动的先驱者。[13](P136—137)
1533年，瓦西里三世驾崩。按照他生前的安排，大公宝座传给他年仅三岁的长子伊凡，由几位王公大臣共担辅佐之责，但国家大权则掌握在女摄政叶莲娜·格林斯卡娅手中。1538年俄历4月2日黎明前，叶莲娜·格林斯卡娅突然去世（传说是被毒死的）。她当政期间的主要功绩之一，便是加强全国的城市建设，特别是莫斯科中国城的修建。其城墙初为土墙，于1534年6月峻工。叶莲娜嫌它不坚固， 又特聘意大利建筑师彼得罗克·马雷设计，于次年5 月重新用红砖和石块修建有多座塔楼的中国城墙，由都主教丹尼尔为其奠基。3年之后这一巨大工程终于竣工。 城墙总长975俄丈，高5—16俄丈不等（1俄丈＝2.134米）；整个城区为45俄亩，约合49公顷。如前所述，为了纪念故乡“小中国城”，她将莫斯科的这一城区正式命名为中国城。
总之，莫斯科中国城是伊凡雷帝的母亲叶莲娜·格林斯卡娅下令修建并且命名。她将莫斯科的这一新城区命名为中国城，如同她的家族将其庄园命名为小中国城一样，都表明了对于祖居之地的深切怀念。因此可以说，莫斯科的中国城乃是中俄友谊最早的历史见证。
或许有人会说：比叶莲娜·格林斯卡娅早生一个世纪的阿拉伯学者伊本·哈尔敦已明确指出这位女摄政的祖先马迈是“最重要的蒙古将领之一”[10](p124)，怎么能说他是中国人呢？我认为，哈尔敦此处的“蒙古”二字是指国家，非谓族属。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马迈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或契丹人。
首先，他身为万人长，长期掌握一国军权，先后废立若干个汗王，但始终未能登上王位。这表明他不仅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人，而且还不是蒙古人。如果他真是蒙古人，以他驸马的身份，加上他的权势和才干，是不难找到登基理由的。顺便说一下，有的俄罗斯学者谓马迈曾“当过汗王”[14](p188)，恐怕没有根据。而古米廖夫所指马迈依靠蒙古人的宿敌波洛伏齐人（当时也称鞑靼人）反对成吉思汗后裔这一事实[15](p158)，我认为刚好从一个角度说明马迈不是蒙古人。我之所以认为他是汉人或契丹人，恰恰是因为他的后裔先后把自家庄园和莫斯科的新城命名为小中国城（Китай—городок）和中国城（Китай—город）。
我们知道，Китай（乞塔）一词源于蒙古语，原本专指中国契丹，在蒙古帝国时代即已用来泛指中国。中国以契丹之名为欧洲所知，正好是在蒙古帝国最兴盛的时期。蒙古所称的契丹人并不单指契丹族，亦包括东北的女真人和华北的汉人（南方的汉人被称为蛮子或南家）。而蒙古当时所称的汉人，也包括契丹和女真人在内。因为早在辽代，中国北方就开始并基本上完成了汉人和契丹人双向融和的过程。起初是大量的汉人融入契丹人，其后契丹人更由局部汉化而变为大部汉化，以至到金朝时，二者已很难区别，致有“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的说法[16](p180)。蒙古崛起之时，即使没有融入汉人的契丹人，也与汉人没有多大区别，因而蒙元统治者对于北方汉人并不像对南方汉人那么歧视。清代学者钱大昕云：“在蒙元时代，汉人有官至宰执者，而南人不得入台省。”[17](p220) 对于“乞塔”或契丹这一中国和汉人的别称，方龄贵与贾敬颜先生分别有极详实的考辩[1](p218—225、153—158)，这儿不再赘述。只想强调的是，如果马迈是蒙古人，而不是汉人或契丹人，他的后裔，包括叶莲娜·格林斯卡娅在内，就不会对Китай如此一往情深。鉴于契丹人早已汉化，契丹人所建立的辽国早在12世纪初即已灭亡；而到13世纪，契丹在欧洲已成为中国的称谓，到莫斯科新城修建的16世纪，Китай更成了俄罗斯公认的中国称谓，作为一位精明强干的女摄政，作为一位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女性，叶莲娜·格林斯卡娅将它命名为中国城，决不会由于荆条、提篮之类的俄语谐音，而是出于对于祖先马迈、对于祖居地中国的无限深情。19世纪初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同时是蒙古人后裔的卡拉姆津在其巨著《俄罗斯国家史》中谓莫斯科中国城系在修成后“按鞑靼（即蒙古）语称之为Китай”[18]，更说明“谐音”论站不住脚。
400多年来，莫斯科城进行了多次的扩建和改造，但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城一直是莫斯科的中心区。由于城市改造和火灾等原因，中国城的城墙和城楼而今大部分都已撤除，只有从中国城巷到剧院广场一带还保存着两段带有雉堞的城墙，儿童世界商店斜对面还有一座城门和塔楼。城区内的建筑变化也很大，但是整个格局，包括红场和街道在内，依然透露出当年的面貌。一些俄罗斯人以“中国城”（Китайгородский）为姓氏，1993年中国城的一处城墙附近还开过一家“中国城”商店。如今，尽管这商店已经拆除，但中国城的大名依然无人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