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立报》对南京临时政府组建的建言和监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临时政府论文,民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媒体的价值体现于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取决于媒体本身的职责履行。《民立报》对南京临时政府组建的贡献，便反映了媒体的职责履行，体现了报纸的价值所在。
武昌起义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民立报》在着力报道各地起义和竭力宣传革命的同时，越来越注重统一政权建设问题。据统计，自1911年11月9日至1912年1月1日，短短48天，《民立报》发表关于组建统一政权的文章30篇，平均3天2篇。其中讨论人选问题2篇，讨论政权模式5篇，综论或兼论政权建设的社论8篇，占同时期社论总数45%。这些文章中的许多建议在随后政治实践中被采纳，许多观点对南京临时政府的酝酿与组建产生了影响。
一个世纪来，南京临时政府及《民立报》均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因为前者标志着创举，后者也功勋卓著，为历史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以往它们似乎无甚关联，上述现象也一直远离我们的视野。习惯以为，当时的政治走势和政权建设完全由代表不同政治派别的少数精英所取决，舆论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如今，《民立报》有关言论与南京临时政府组建实践俱已成为有案可稽的历史事实，由是媒体舆论与政府组建从未有过的这般契合便引起笔者的注意。《民立报》与南京临时政府组建究竟有何关系，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权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其具体贡献何在？为什么会有如此影响？应该怎样看待它与同盟会的关系？这些历史的问题往往具有现实启迪。问题的讨论无疑有助于对特殊媒体价值实现的思考与认识，这便是其中主要的意义。
一、特殊媒体
《民立报》为特殊媒体，既具党性，又是报纸，有着双重身份，演绎既同又不同的角色。作为党报，它是同盟会的舆论工具。作为报纸，它是一个必须赢得市场的媒体。
1910年10月11日创刊于上海的《民立报》，属政论为主的综合性报纸，由于右任主办，馆址在法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望平街160号，主要撰稿人有宋教仁、吕志伊、范鸿仙、徐血儿、叶楚伧、邵力子、马君武、章士钊等，办报经费除了卖报所得，还得到革命资本家沈缦云的资助。辛亥革命前后，《民立报》于全国影响最大。尤其武昌起义后，因持续报道革命消息，信息多，评论快，并不断构图未来，提供方略，符合与满足社会求变心理，所以销量大增，日销2万多份，受到本埠与外地众多读者的欢迎[1](P203)。当时沪上老牌《申报》、《新闻报》，每份只售3个铜元，而《民立报》由原售价大洋2分6厘，自1911年10月17日起涨至3分8厘，结果仍被争购一空。[2](P103)1913年“二次革命”发生后，因鼓动反袁，报纸发行不得出租界，销量仅千份左右，9月4日，终因经费支绌而停刊。
言论自由、舆论监督，一贯为该报的宗旨。发刊词中就已表示：“是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有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而团结日固，使吾国民之叹息声，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力求为正确之言论机关，而已力虽不逮，不敢不勉。”[3]武昌起义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同样坚持着这一宗旨，为革命之正义，民族之未来，呐喊鼓动，建言献策，尽应有的职责，起应有的作用。
同时《民立报》又是一份党报，承担着同盟会舆论工具的特殊使命，具有不同于一般媒体的革命化、职业化的任务，因此，它能否在职业角色与社会角色找到平衡，正确把握，各尽其职，充分发挥，便成了一道难题。党报在原则、立场上必须与党保持一致，这是基本准则。《民立报》尽到了一份党报的职责，配合组织同盟会发挥了特殊媒体的宣传鼓动作用，完成了孙中山“为革命做好宣传工作”的嘱托。[4](P35)但党报还必须走市场道路，求得公众的认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扩大影响，发挥宣传作用；还必须保持超越的意识，建言监督的职能，因为视角不同，又比较了解社会，因此常能看出入所忽略的问题，从而更好地为党尽责，为民众根本利益服务。
一般而言，媒体的职责与价值，相辅相成，互相制约。价值存在于社会认同，体现在市场需求。只有履行了职责，才能赢得本身的价值。一旦偏离应有的职责，公信度就会降低，市场就会失去，而失去了市场和公信度，价值也就大受影响。社会寄予媒体与媒体期待社会是一致性的，媒体只有通过市场才能体现公信度，才能体现存在的价值，而媒体价值的真正实现，就在其如何履行职责本身，市场与公信度，并非钱、权所能真正赢得。《民立报》与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便呈现了一种良性互动。前者对后者予以建言，进行监督，后者对前者洗耳恭听，有选择的接受。当然，两者之间比较特殊，都属同盟会的事业范畴，但前者并非一味迎上，后者也虚怀若谷，这种良性的互动，正是体现了党报对党的真正忠诚和对民众的切实负责，体现了当时革命党人的共和意识和民主理念。这便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建言、监督和影响
《民立报》对南京临时政府组建的建言和监督，体现了一个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媒体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执着关怀，反映了其一贯坚持的言论自由精神和民主建国理念。有关的建言和监督，实际针对本党决策层和参与决策的各种政治势力，因为随着革命的进展，统一政权已在酝酿，同盟会及其盟友正在走向南中国的执政。
首先考虑统一政权的，并非同盟会，而是原立宪党人。1911年11月上旬，光复省份渐增，立宪党人开始转向，赞同革命，并暗中筹谋统一政权[5](P1049-1050)。这时，《民立报》同仁也对未来有所意识，于是该月8日刊登“共和建设”征文通知，希冀社会方方面面建言献策，“条陈将来种种进行之必要，及共和建设之原则方法”，并附“当选者第一名赠银一千元，第二名赠银五十元，第三名赠银十元”的承诺。[6]
11月9日，有关政权建设的第一篇社论《共和政体论》发表，认为未来的国家必须“基于平权学说之原则，人人公权平等，而不容一部分一阶级之人享有特权”，而“共和政体者，今世界上最合于理论之政体也”，故“建立民国”，是时代赋予的责任。[7]
翌日，社论《论共和国之秩序》发表，强调政权建设过程中的法制建设和执政者的奉公意识。社论说，今日之革命，“乃所以破坏人为秩序而回复天然秩序也”。“人为秩序，乃不稳定者，须以野蛮之暴力维持之，否则瓦解。自然秩序，乃稳定者，每一公民自由选择其职务。其一国之首领，不过执行全体之公意”，“其法律及政府，皆公意发表之具，其军队即人民”。“今为吾中国建立共和之初期”，必须牢记卢梭的话，“卢骚之言曰：共和国之所最忌者为谋私益而害公事。窃愿职事讲公，三复斯言”。[8]
两篇社论还是宏观型的，强调的是大原则，在11月11日以后，言论渐趋具体，建言监督的色彩开始浓烈。主要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关于政党。该报认为“共和政党”是保证共和政体的关键，因此目前应将革命党与时俱进为“共和政党”，增强建设国家与社会的职能。11月11日马君武在文章中指出，“旧政府已颠覆，新政府方成立，吾人宜急组织共和政党”。[9]11月26日社论，再次强调政团组织的建设和转型必要，“今日种种不完备之组织，自当详细审慎，力求尽善”。[10]为什么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政党建设关乎未来政权建设，尤其“对于新国会，有密切之关系”，故“今者民国光复，群望共和，当由各省各府县之志士，发起共和政党，组织一大势力，将来之新共和国乃能长久扶持”。[11]
关于未来政权结构。该报认为除了成立临时政府这一“暂时行政机关”外，还须成立“参议机关”，而且“当速行设立”。成立“参议机关”，目的在于国家权力分立，用以监督政府，“作共和建立之基础”。[12]12日社论提出进一步建议：“一、国会之所在地。将来之新国都，必设于武昌，因其居中国之中点，且陆路、水路具交通便利也。且此次之大革命起点于武昌，尤宜于此设新国都，以为永久之纪念。而国都所在之地，即国会所在之地。二、议员选举法。凡共和国皆行普通及直接的议举法，就中国四万万计之，除去妇人及未成年者之外，当有选举权一万五千万人。假设议员数六百，则为每二十五万人选一人，可依此数以划分选举区。三、国会缺席。暂采行一院制。四、期限。今由各省政府通告人民选举议员，期以明春会齐国会，年限每四年改选。”[13]
关于设“联合机关”组建临时政府。该报认为目前光复各省互不统属，故应尽快设立“联合机关”，“为将来合众共和之准备”，此项准备，“诚不可缓也”。[14]徐血儿11月11日的此项建议，属同盟会内最早提出。
关于速组临时政府及推定总统、设定地点。前者先后有文章近10篇，为该报的主要建言。11月15日社论认为，如今时机已经成熟，“不可不速谋临时政府之建设”，“以代旧政府”。而新政府之组建，“当以武汉为主体，由共和党（即前此之所谓革命党）推举临时总统，由总统自组织临时内阁”。“共和党人数十年惨淡经营，捐身命，弃财产，以争自由，谋共和。今尚战争方酣，大局未定，临时总统其党人首领最负人望者为之，乃能收拾人心，平定全局。今其党人大半萃于武汉，故组织临时政府一事，当以武汉决之，而各省民政府赞认之，此为唯一之正当安全办法。至于由全国公意选举总统，决定宪法，此皆大局平定后之事也”。此中意思非常明确，一临时政府设在武汉，二临时总统由同盟会推举，则其“首领最负人望者”担任。所谓“首领最负人望者”，实指时在武汉指挥作战的黄兴。社论还呼吁“已独立之各省，勿忘武汉为此次革命之主体，万事取公，同之行动，以免他日分崩离析之祸”。[15]十天后的一篇社论，再次强调组建统一政府以便“统合”力量的重要性。指出如今之势，如“不速推举临时总统，使众心爱戴，一意进行，则恐稍受挫折，便尔瓦解”。因此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必须“急速进行”，要“急速进行”，必须“联合各省协力并进”，要“联合各省协力并进”，必须“有统一之机关”。[16]
11月15日至25日期间，报上不断有速定首府、速推总统、速建民国、继续北伐的呼吁[17]，还有对各地军政府的忠告和对普通民众民主意识的呼唤。前者曰：“国家之目的，曰维持人民之安宁，及增进其幸福、保障其权利而已。其执政之人，则人民之公仆也。”希望光复各地约束兵士，严防土匪，清理财政，把民众的幸福和权利放在首位。[18]后者道：“吾望同胞人人有责任心”，“今日救国之事，非爱国志士所独有之责任也，非军政府所独有之责任也，而亦吾中华民国四万万同胞所共有之责任也。”“责任心云者，非人人责权夺利之谓，乃人人尽国民一分子义务之谓也。一国之立，以国民为主体，则国民不应自行放弃其主权，而任国事之跌落。欲为新共和国民，则今后参议及监督之两大责任，所亟宜实行者。”[19]前者反映了对地方执政者的监督，后者呈现出时代激变中的清醒，说明《民立报》这个集体并未淡忘原所坚持的民主意识和民本立场。武昌起义后光复各地，党团林立，然真知共和精神的难得几许。政党本民主政治的构成要素，要成为真正政党，须具备政党的素质，此即《民立报》当时的贡献。未久，各党团果然改组改进，力求在法制轨道上竞争进取。设“联合机关”组建政府，确为当时紧迫之务，无“联合机关”，则无组建统一政府之筹划，因此为必先的一个步骤。《民立报》率先公开这一建议，对组织，对时势，均属及时，紧隔数日即有原立宪党人与部分同盟会员联合携手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这个机关正是筹划统一政府组建的“联合机关”。[20]速组临时政府为《民立报》最着力的呼吁，而能否速组则事关国基和革命大业，其重要自不待言。建都武汉和由革命党人推举总统的主张，鲜明反映了该报为党代言、敢为人言的精神风格，但随着时局变幻，又由建都武汉改为建都南京，视事而变。
11月底之后，有两件大事影响了《民立报》的建言与监督，一是汉口、汉阳失陷，一是孙中山归国。该阶段由于革命大潮的不断高涨，南北矛盾突出，一些涉及未来政权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因此《民立报》的观点也变得愈加直白，建言和监督的力度进一步强化。
对阵营内部争权夺利的警告。随着胜利的不断到来，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争权夺利的端倪。11月27、28日《民立报》连续刊文，加以提醒，予以警告，提倡“推贤让能”，“不可利禄为心，自私其位”。有文章说：“名利二字，不知误了多少俊杰。果然其为大英雄，则必不为虚名虚利所摇惑。英雄爱名、爱祖国，名震世界。英雄爱利，……名利关头如何能成伟业。”所以要强调这个问题，文章表示正是出于“吾人现在对于任事之人，有匡正之责，扶助之义”。[21]
建议采取总理制。11月30日，该报发表了刘揆一的《组织中央政府意见书》，文章就法国总理制比美国总统制更适合中国“共和政体”，表明了观点。[22]这一观点完全符合宋教仁的倾向，故可视为《民立报》的观点。
主张建都南京。12月1、2日，推出系列社论作建都南京的建言，一改此前的主张。前篇社论在强调须以“敏捷手段”组建临时政府之后，旋明确提出建都南京。理由是武汉战事正紧，已不适宜，而南京地势险要，且光复指日可待，所以相较两者，“择地最善者莫过金陵”。[23]后篇社论也持同样的观点，只不过正名全国尚未统一之前，南京只是临时国都。[24]
批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12月11日，该报登载了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起草、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25]，随后的编者按对此进行了简要评论，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编者按认为：“此草案不适合者甚多，如人民权利义务毫不规定，行政官厅之分部则反载入，以制限其随时伸缩之便利。又如法律之提案权不明，大总统对于部长以下文官吏之任免权不具，皆其失处也。闻赴鄂各代表，不日当会合留沪各代表再开议于南京，甚望其反复审定，不使遗（原文如此——笔者注）笑大方也。”[26]《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系指导临时政府组建的法律纲领，直接关系临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故对此重要纲领进行批评，指出不足，本身就是对临时政府组建实践的一种监督。23、24日又连载译论《共和民国临时政府大纲缺点》，从法学的角度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提出批评，[27]对临时政府组建实行监督。
再次强调临时政府不容缓设。12月11日有文章从军事、财政、外交三个方面加以论证，指出“共和之成否，关（键在一作者加）于临时政府之组织。组织而速，则提纲挈领，可合众力以进行”。临时政府组建已一误再误，如再无期，将“国受其祸”。[28]随着胜利步伐的临近，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汉沪两大地域集团的裂痕以及各地抢攘权位的现象，影响了革命政府的成立。对于这种争权夺利现象，《民立报》晓以大义，予以警告，正是担当了媒体职责，发挥了应有作用。临时政府所以一拖再拖，未能更早成立，应该说与革命党人的轻视政权建设不无关联，而《民立报》的呼吁，使轻视变成了迫切。一再强调临时政府不容缓设，实为该报责任心的表现。最终择地南京建都，《民立报》当也功在其中。
对建府后的建言。12月13日社论认为，临时政府成立后有二大紧要任务，一是对外，“要求外国承认交战团体”，一是对内，“领土保全之计划”，两大任务关乎国家根本利益和发展前景，故“切要中之最切要者”。[29]
主张孙中山出任总统。有关系列文章虽未明确提出主张，但每篇字里行间无不透射这层表白。12月15日刊登的《孙中山之归讯》，说孙中山已在归国途中，不日可到上海，“闻此处民主党（指同盟会—作者注）拟举为大总统，然孙意不肯就职”。[30]20日发表马君武撰写的社论《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先为孙中山为筹款而滞国外作了解释，接着便称颂道：“孙君具一种魔力，能使欧美人士，无论其居何等地位，一接谈之后，即倾倒、赞美之。故欧人前此惟知中国有李鸿章，李死惟知有袁世凯，今者有孙逸仙，而袁世凯次之。外人之敬重孙君，非为其为革命党首领之故也，以为有孙君之热忱、忍耐、博学、远谋、至诚、勇敢及爱国心，而复可以为革命党首领。”“孙君虽非军事专门家，然其最近十年间所专研究者为战术学，又屡起举行革命，富于经验。至财政及外交问题，则吾敢断言，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矣。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31]24日发表徐血儿撰写的社论《欢迎孙中山先生归国辞》，依然是满篇颂扬声：“先生归国矣。先生屡年之惨淡经营，穷走海外，苦心孤志，独抱陆沉之痛者，竟有今日。”“先生念同胞奴隶之惨，以三大主义为天下倡，言而能行，虽挫不衰，毅魄坚志，历二十年如一日。”“先生归国矣。祝先生为国珍重，使我中华国名与先生之名齐辉也。尤祝先生以屡年经历，指导同胞为种种建设之准备”，“深祝先生为国尽瘁”。“欢迎东亚自由之神，而造福生民于无穷无尽也。”[32]25日孙中山抵沪，随即又发表《孙中山归国记》、《访问孙中山先生》等消息和文章。29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南京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这天《民立报》特地转载了檀香山华侨要求“公举孙文为民国大总统”的来电。主张孙中山出任总统，这更是一种由衷的爱戴和对领袖的自信，更是一种对理想、信仰的执着与坚持。相信自己的领袖本无可非议，何况孙中山确实堪当大任。由本党领袖担当大任，所追求的理想，所信奉的主义，便能较好地加以实践。正是出于这此道理，所以《民立报》先竭力劝说黄兴担当大元帅、暂行代理大元帅，后又竭力渲染，为孙中山创造非此莫属的舆论条件。
三、余论
《民立报》的建言与监督，大多出自报馆同仁，主要发表于该报社论和“天声人语”专栏，其中，马君武、徐血儿是议政最多的佼佼者。
《民立报》所以能够建言和监督，是因为时代风气，民主是当时的强音符。离开了这个背景条件，媒体也无从建言，监督也无从谈起。临时政府组建者们所以不予干涉，反而择优纳谏，同样也是这个道理。辛亥革命原本就是一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的革命，在这革命的过程中，所有对民主的反动，都会被革命激起的民主大潮击得粉碎，由是人人以民主标榜，个个以共和自居，而最初民主的揭旗者，此刻更不敢忘却它的理想和使命。组建者们的良好形象，对《民立报》同仁也是鼓舞和希望，政治形态对媒体舆论具有反影响。能倾听社会的声音，反映了政治精英对媒体舆论的态度，反映了社会进步和成熟，反映了社会有力量。党人通过媒体导向群众，群众通过媒体影响党人，媒体居中，显然责任重大。秋瑾在《中国女报》发刊词中说：“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者，非报纸而何？”媒体“为迷津筏，为暗室灯。”章士钊等创办《国民日日报》时认为：“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33](P840)以“国民之舆论”誉冠《民立报》，当名副其实。
“国民之舆论”，应该是任何媒体的终极追求。《民立报》同仁所以如此建言和监督，正是出于这样理想和使命。党人的身份使他们觉得这是义务，报国的欲望使奋斗变得自觉。《民立报》核心同仁多有海外的经历，他们怀着热忱回国，更抱着为国为民的远大理想。
《民立报》对以同盟会为主导的临时政府组建，客观存在着党内党外的双重关系，承担着党报宣传和社会监督的双重角色。党外关系，要求以公众舆论的视角，履行报纸的职责。党内关系，要求原则立场保持一致，方针宗旨上高度统一，为党的整体事业和最高意志奋斗。不过党内关系并非仅仅自上而下，如果过分强调统一，一味讲究一致，以至于模糊了职责分工而形成的角色差异和社会定位，其结果反而不利于党的根本事业和最高意志，不利于保证党的重大决策能够高度正确并能广泛充分地被党内党外理解和接受、贯彻和执行。因此，党与党报，应该在保证党性的前提下，在牢固优化内部关系的基础上，正确把握和处理党外公共关系的平衡，充分注意和尊重社会角色与党外定位的不同，以便各自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能，各自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真正地代表民众的利益，顺应时代潮流，推动社会发展。《民立报》很好地把握了自己，既发挥了党的舆论阵地作用，又履行了社会监督的职能，因此其读者越来越多，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话语权威也越来越高。它与组建临时中央政权的良性互动，给历史诠释了一个党报必须兼顾角色，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实现价值所在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