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前情报学学科体系的主要结构与特征_情报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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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新的网络化、数字化的信息环境,情报学应当如何发展?是调整和完善原有学科体系迎接时代挑战,还是维持原状、固步自封?这是当前情报界必须思考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正如周文骏先生等所说:“目前,情报科学面对日益扩展的信息形态无所适从,一方面,研究者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来概括所有形态信息的理论范畴;另一方面,仅仅把社会信息中的文献现象作为主要对象来加以研究,从而难以把握社会信息的多元性和复杂性。”[1]

本文将概述国内外关于前网络时代情报学学科体系主要结构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归纳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分析前网络时代情报学学科体系的主要特征,以便探讨网络化对现有情报学学科体系产生的冲击与影响,试图通过对现有情报学学科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构建一个新型的、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情报学学科体系。

1 前网络时代情报学学科体系的主要结构

情报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情报学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结构。这种体系结构是在网络化到来之前形成的,所以,我们将其称为前网络时代情报学学科体系。

1.1 国内关于前网络时代情报学学科体系结构的主要观点

在前网络时代,国内外的一些学者相继著书撰文,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情报学的研究内容,这些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情报学的主要学科结构。

武衡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情报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卷)》中提出“三分法”,认为情报学可分为理论情报学、应用情报学(包括情报业务和情报事业)以及情报工程技术(情报技术与情报系统)三部分。理论情报学主要研究情报的产生、加工、传递与利用问题、情报学相关学科;应用情报学主要研究情报工作与事业这样一些偏重实践的问题;情报工程技术主要包括情报技术、情报系统等方面。[2]这一观点是结合我国情报学研究的实际、对我国情报学研究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比较有代表性。

王万宗在《情报学概论》一书中提出“四分法”,认为情报学应包括下列一些部分:①情报学的基础理论部分。包括情报学的对象——社会情报现象、情报学的性质、目的和范围,情报活动的发生、发展等。②用户及其需求部分。包括用户需求及需求的产生和类型,解决需求的行为,用户需求内容分析等。③技术方法的原理部分。包括社会信息传递的原理和方法,社会信息流通状态分析,文献、信息选择与整序的理论方法。④情报系统及其管理、经营部分。讨论情报系统及国家情报体系,系统的组织与管理,情报服务的类型,组织方式及工作方法,工作评价与效益评价等。[3]

严怡民采用与王万宗类似的“四分法”,他在《情报学概论》一书中提出,情报学的研究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各项:①关于情报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情报的科学概念与属性,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情报学的性质与哲学基础,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的产生与发展,情报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②情报交流。包括正式交流过程和非正式交流过程的特点,正式过程中的文献情报,正式过程中文献情报流的规律及其利用,文献情报的组织、加工整理、情报咨询和检索服务等。③情报用户及其情报需求。如情报用户的分类及各分类用户情报需求的特点,用户需求的评价及用户需求的研究方法等。④情报系统的设计、运行与评价,情报手段的现代化、标准化,情报政策、情报教育以及情报交流活动的组织管理等。[4]

邹志仁在《情报学基础》一书中提出“二分法”,他认为,情报学包括理论情报学与应用情报学两个分支学科。理论情报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①情报的属性和定义,情报价值的评价,情报科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科学性质;②作为一种过程的通讯(科学次序)的规律、特性和效果及研究科学交流全过程中每一环节的原理,原则和各环节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性;③各类情报用户的特点及其利用情报的方式和及时满足各类用户情报需求的方法,情报成果评价;④情报系统的实现与评价,情报系统的生态环境,情报系统运行最佳化的一般原理及方法;⑤情报源的构成、类别及其自特点,科学文献流的特性及规律的定量研究,包括文献计量学等;⑥科学地组织与管理情报工作和情报活动的一般原理与方法,情报工作的经济效果的评价原理,情报工作的方针、政策、体制与情报工作发展史。应用情报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①科学交流的技术问题。如各种情报技术在情报过程和情报传递上的应用;②情报的表达和整序问题。如用来表达和整序情报的各种语言、词汇和分类的发展,各种科学文献的搜集、加工、整理及检索的逻辑原理与发展;③各种情报系统。特别是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发展和运行,以及复杂的情报网络和情报化工业的发展;④其他技术和方法的研究。如缩微技术、机器翻译、情报工作自动化等。[5]

靖继鹏等也采用与邹志仁类似的“二分法”,在《情报学理论基础》一书中认为,情报学由理论情报学和应用情报学构成。理论情报学由五个方面构成:①对情报的属性和情报过程的基本原理的研究;②对情报的生产、增长、老化规律及其控制理论的研究;③对情报的获取、流通、存储的基础理论的研究;④对情报数学、哲学、经济学基础理论与方法化的研究;⑤对情报与社会,以及情报学的发展史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应用情报学由九个方面构成:①情报资源,包括物质载体型与非物质载体型;②情报应用技术,指社会情报获取、加工、处理、检索、存储、传递的技术和方法;③情报流通,研究情报流通的特性与价值;④情报存储,包括情报整序、分类、以及有关存储技术、设备和方法等问题;⑤情报服务经营,探讨情报服务经营模式、价值规律在情报服务经营中的应用、情报产品交换、销售中的情报市场、情报商品化和情报服务运行机制等;⑥信息产业,主要探讨信息产业的构成要素;信息产业的结构模式;情报产品的类型、特性与功能,以及发展情报服务业的内部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其核心是建立功能各异的数据库及其联机情报检索网络体系。⑦情报咨询,主要探讨情报与知识产品在其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传递并推动其物化的过程,促进其科学技术和智能等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⑧情报教育,包括正规教育、在职教育和用户教育几方面内容;⑨情报管理,包括情报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情报规划计划的制订与执行;情报机构及其系统的设置、高速与改革;情报人员的配置、培训与使用;情报经费的预算、使用与控制;以及情报成果的奖励与推广应用等。[6]

与上述学者不同的是,王崇德采用“多分法”,在《情报学引论》一书中提出情报学主要研究包括:①理论问题,包括诸如情报的概念、性质、功能与结构,情报与社会、价值观念、思维科学的联系;②情报交流,包括情报交流的类别、渠道、障碍、速率等,情报流的管理、加工、检索与利用;③情报用户与需求;④情报系统策划、设计、运行与检验;⑤情报事业,包括政策、体制、立法与人才培养;⑥高新技术的移植与应用,指电子计算机、通讯、复制、缩微技术、激光照排等现代技术应用的研究。[7]

此外,还有许多学者讨论了情报学的学科体系结构,其观点不尽相同。例如,靳娟娟[8]认为情报学的学科体系由基本概念体系、基本原理体系、基本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构成。

总之,在前网络时代,国内学者在情报学学科体系的主要结构方面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1.2 国外关于前网络时代情报学学科体系结构的主要观点

在前网络时代,国外许多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对情报学学科体系的看法,下面仅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分析。

White和McCain提出“二分法”,认为情报学有两个主要的子学科群:“情报分析”类和“情报检索”类。前者包括:文献分析研究、文献结构、文本主题分析、各种大众媒体(特别是科技传播媒体)的传播研究、情报的社会定义、情报利用、情报收集与人类行为、各种情报理论及相关论题等子学科。后者则包括:情报检索理论与检索算法、实用情报检索系统与方法、人—机交互研究、用户研究、图书馆自动化系统、OPAC等子学科。[9]

美国著名情报学家T.Saracevic采用“四分法”,他认为情报学由四个主要知识领域组成:①资源:包括情报资源的结构、内容、类型、获取和评价,各学科的情报资源及情报传递的原理。②组织:包括情报智能化组织的原理和方法,高级主题分析方法,专门应用,计算机应用。③管理:包括管理学原理,情报系统的经营管理,文献资源建设,图书馆自动化,各类情报服务机构的管理,用户与效率研究,情报服务经销。④技术:包括影响图书馆和情报系统的现有技术和未来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基础,新技术应用。[10]

英国M.L.Blake也采用“四分法”,提出情报学由四大模块组成:①情报学基本理论:包括信息论,相关概念,情报学的理论、基本结构与情报过程。②情报学方法:包括情报(信息)的创造(生产)、记录、分析与综合、存贮、选择、获取、传播与利用方法。③信息技术:包括基本信息技术及应用,网络技术,人工智能,人—机交互技术,技术的融合。④情报工作与职业:包括信息社会,人类信息系统,情报工作模式,职业问题。[11]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采用“四分法”对情报科学的内容进行归纳,认为其内容主要有四方面:①情报的标准与计量。例如,情报系统的基本特性;情报的数量、复杂性、含义、利用和价值;情报的计量和算法;标准实验条件的定义和测试等。②情报的结构。研究课题包括情报搜集和存取系统的结构性质;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即语法学和语义学);语言结构和情报之间的关系;情报的统计理论以及情报模式如何通过数学计算的方法加以验证和自动识别等。③情报传递。主要是研究人作为情报加工者的能力和限制条件。研究课题包括人的情报加工特性;人和情报系统、情报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情报的表述。④情报经济学。主要研究情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过程。所研究的问题包括情报学概念在经济结构中的应用,情报经济模型等。[12]

国外采用“四分法”较多,但在具体分法上略有不同。

2 国内外前网络时代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归纳和总结

尽管以上几种论述的出发点有所不同,文字表述方式也不一致,但他们都试图找出情报学的所有组成部分及其知识单元,再将其系统化,从而确立情报学的学科体系。概括起来,这些组成部分及其知识单元主要包括:

2.1 国内主要观点的归纳和总结

(1) 情报理论:包括情报的产生、概念、属性、内容、特性、功能、结构、价值及其评价;情报学的性质、研究对象、目的、范围及其哲学基础;情报交流、过程、障碍、特点、理论以及文献情报流的特性、规律及其利用;情报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情报源的构成、类型及其特点;情报的加工、检索、传递与利用理论;情报学的分支学科与相关学科;研究方法论等。

(2)情报工作:包括情报交流的手段、内容、渠道、效果;情报的吸收与利用;情报的获取、加工、组织、表示、整序、处理、存贮、检索与传递;情报用户及其需求的产生、类型、特点、行为和分析;情报服务的类型、组织方式、工作方法及其效果与效益评价;情报产品及其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等。

(3)情报事业:包括国家情报体系、政策、规划及其宏观组织与管理;各级各类情报机构的组织与管理;情报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情报的立法;情报教育与人才培训等。

(4)情报技术:包括情报的输入、存储、处理、输出等技术;情报的表达、整序以及传输等技术。

(5)情报系统:包括情报系统和网络的设计、实现、运行、经营、管理与评价等。

可以看出,在上述组成部分及其知识单元中,情报工作与情报事业很难截然分开,情报技术与情报系统也是如此。为了便于对比,我们在归纳和总结国外观点时,也按照我国的习惯,划分成上述五个组成部分。

2.2 国外主要观点的归纳和总结

(1)情报理论:包括信息论、各种信息理论及相关论题与相关概念;情报学的理论、基本结构、情报过程以及相关学科;情报的数量、复杂性、定义、分析、结构、类型;情报的传递、利用、价值、计量的理论;情报的统计理论以及情报模式如何通过数学计算的方法加以验证和自动识别;标准实验条件的定义与测试;大众媒体(特别是科技传播媒体)的传播;人作为情报加工者的能力和限制条件;文献结构;情报资源的结构、内容、类型、获取和评价;各学科的情报资源和情报传递的原理;情报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情报检索理论;情报组织原理;情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过程;情报学概念在经济结构中的应用;情报经济模型等。

(2)情报工作:包括情报工作模式;情报组织方法;文本主题分析;情报的生产、记录、收集、表示、分析与综合、存贮、选择、获取、传递、利用方法;文献资源建设;用户与效率研究;情报服务经销;职业问题。

(3)情报事业:包括情报社会;情报机构及各类情报服务机构的管理。

(4)情报技术:包括影响图书馆和情报系统的现有技术和未来技术;信息技术(特别上计算机技术)基础及应用;情报检索算法;人—机交互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

(5)情报系统:包括情报系统的基本特性;情报搜集和存取系统的结构性质;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即语法学和语义学);语言结构和情报之间的关系;人类信息系统;实用情报检索系统与方法、人—机交互研究、图书馆自动化系统、OPAC;情报系统的经营管理;人与情报系统。

可见,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虽然每种观点在构造情报学学科体系结构方面的视角有所不同,所提出的关于情报学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和知识单元也有多有少,但他们所力图展示的情报学的组成部分和知识单元都大致可归结为情报理论、情报工作、情报事业、情报技术和情报系统等五大方面,每一方面下又涵盖了情报活动和情报学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各方面具体内容。据此,如图1所示,我们可将前网络时代情报学的学科体系归纳、总结为由理论情报学、应用情报学和技术情报学组成的三层结构,即“三分法”。在这个结构中,情报工作和情报事业合并为应用情报学,情报技术和情报系统合并为技术情报学。

图一 前网络时代情报学学科体系主要结构

3 前网络时代情报学学科体系的主要特征

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学科体系。前网络情报学学科体系是在实现网络化之前形成的,必然体现前网络时代的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同时具备前网络时代的各种特征。这种特征主要包括

(1)信息形态以文献为主。虽然前网络时代信息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特别上计算机在情报工作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当时仍然是以单机操作为主,传输途径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数字化信息的使用受到限制,利用程度较低。可以说,前网络时代情报学学科体系是建立在文献型信息框架基础上的。

(2)运行方式基于手工或单机操作。前网络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当时的情报处理手段采取针对文献的手工方式或单机操作方式,情报服务也采取这些手段提供文献。这一切使前网络时代的理论情报学、应用情报学、技术情报学的各方面都围绕传统的信息载体、工作手段和服务方式展开。

(3)以研究客体为中心。从上面的对学科体系主要结构的归纳和总结中不难看出,前网络时代的情报学以研究情报客体为中心,而对情报主体(用户)的研究较少。情报服务往往是委托式的,情报中心往往是被动的,情报用户往往作为接收者,缺乏对情报吸收、利用及效果、效益方面的研究。

(4)“大情报观”只拓展了情报学的外延,并没有深化情报学的内涵。1987年卢大宏等人在《变革中的情报工作新观念与新方式》一文中首次提出“大情报观”,将其界定为“从科技情报延拓到各类社会需求的情报,从单一领域的情报系统演变为综合的社会情报系统”。“大情报”观的提出,适应了当时科技情报工作改革开放的需要,对发展我国科技情报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①打破了科技情报工作的自我封闭状态,促进其面向社会,面向经济,形成内外开放的格局;②冲垮了科技情报的单一壁垒,引导科技情报与社会、经济、管理等情报汇合,构成情报有机体;③推动了科技情报机构在更大的范围内介入社会,与新崛起的形形色色的信息机构展开竞争;④拓展了狭窄的情报概念,从科技情报引伸到社会情报,从而摆脱了50年代引进的前苏联学者关于情报概念和情报学理论体系的桎梏;⑤激发了人们从哲学高度探索情报概念与功能的理论思考。[13]

尽管“大情报观”的提出符合当时科技情报工作改革开放和情报学走出狭小范围的需要,但随着全球正在进入网络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其负面作用或局限性日益显现。首先,“大情报观”无限地、没有节制地拓展情报领域至无所不包的信息领域,导致情报实践活动漫无边际地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情报机构脱离了情报业务的原有阵地,使情报人员、情报专家、情报学家陷入迷茫和无所适从。其次,“大情报观”没有阐明情报概念的精确内涵,而是不适当地扩大其外延,也就是说,从情报扩大到信息,使情报等同于信息,从而造成概念和学科上的混乱。第三,“大情报观”没有对情报学的学科体系作出调整,以适应时代的网络特征。

收稿日期:200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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