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条论文,化与论文,道路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快，它在给世界各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重新确定自己的坐标、选择各自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审视以往发展轨迹、调整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由英国首相布莱尔倡导、被欧洲其它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认同的“第三条道路”正是这种转变的体现。
一、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和“第三条道路”的提出
全球化进程虽然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但其日益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资本主义国家。
在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知识创新一日千里，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当东亚以中国为突出代表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美国执高科技牛耳再塑超级大国辉煌时，欧洲在这轮竞赛中却一度相对落后。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强国非但没有再现19世纪世界首富的美梦，甚至连1979年综合国力第13的地位也未能保住，到1995年已滑至第18位。这使英国工党和其它国家的左翼政党感到了异乎寻常的挑战。该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社会福利政策受到冲击。二次大战后，随着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冷战的开始，西欧各国没有把创造经济财富作为目标本身，而是使它首先服务于社会团结，通过对公民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保持国家的稳定。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个平行市场的对峙也随之消失，接踵而至的是全球经济竞争的加剧。高科技产业异军突起，传统产业每况愈下，失业工人急剧增加，1996年至1998年，欧洲15国的失业率始终在10%左右摆动，失业者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其中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20%以上。庞大的失业群体加重了社会保障体系财政资源的压力，由此产生的资金筹措问题加剧了涉及社会福利国家成本的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为保障社会内部稳定而作为社会福利投资被接受的那些内容，则越来越多地被看作单纯的成本因素，日益被西欧各国的人们所怀疑并拒绝。
2.阶级结构出现了新的分化。在从工业时代的经济形态向信息时代新的经济形态转变中，国际竞争的核心已演变为知识的竞争。“知识经济”的悄然形成，引发了产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新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强调通过集体斗争方式捍卫自身利益的产业工人的数量迅速减少，注重个性、注重后物质利益的新中间阶级急剧膨胀。这些接受良好教育的中间阶级遍布各行各业，普遍持有“求稳、怕变、怕乱”的心态，厌倦党派之争，不满极端保守和极端自由的政治取向。他们不仅在经济活动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政治生活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3.经济和社会运作方式发生变化。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和跨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发展，减弱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支配能力，民族国家的界限逐步让位于产业系统和经济区域的划分。在跨国垄断集团迅速发展的同时，知识劳动在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扩大，由工业革命建立起来的企业和社会的组织结构逐步走向瓦解。大量程序性工作由社会信息处理机构取而代之，社会管理方式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的金字塔式管理结构让位于网络式管理机构。
4.生存环境出现危机。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开始出现，人口爆炸、难民狂潮频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不断，道德沦丧和恐怖主义盛行等消极因素日益滋生和蔓延。全球生存危机的出现使全球忧患意识和现代观念也在快速形成。人们深切认识到，在地球村生活的人类应相互依存，人类要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走出自己设下的陷阱，唯一的途径就是全球协作，即只有超越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差异，克服因自身眼前利益差别造成的分歧，以人类整体的长远利益为重，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拯救自身、共同发展的目的。
英国首相、工党领袖布莱尔认为，时代在变，世界在变，英国必须跟上全球变革的大潮，方能重振往日雄风。1998年9月，他发表了题为《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小册子。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1998年出版《第三条道路》一书，并在《新政治家》周刊上发表《左派瘫痪之后》一文，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第三条道路”的内涵。
二、“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第三条道路”是布莱尔等人在探求解决英国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过程中，以超越左和右的二元对立，追求二元融通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以“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注：Anthony Giddens:The Third Way: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8.）为目标的政治变革思潮。它大至探寻资本主义在全球时代的生存之道，小至追求一国一地区的奋发图强之术，在西欧各国的政策实践中具有重要影响。概括起来，其主张主要反映出四个平衡原则。
第一，“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平衡原则。“第三条道路”认为，目前，西欧经济发展速度的低下、政策实施难度的增加，以及严重的失业、犯罪问题的上升，究其根源是“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失衡。为此，布莱尔在《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中指出，必须“坚决超越那些过时的思想方法——既要突破旧左派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维持生产者利益的观念，又要突破新右派倡导的那种狭隘的个人主义、相信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放任自由主义”，通过政治变革和政策调整来建立“效率”和“公正”之间的平衡。首先，实现“效率”和“公正”之间的双重兼顾。布莱尔等人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以高效率的经济发展为基础。所以，他认同了撒切尔的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旧左派的社会公正原则，提出反对“野蛮的资本主义”，认为社会公正是实现个人平等发展、加强社会团结的重要条件。主张制定再分配性的税收政策，提高以财产总额为基数的税率，降低以工资额为基数的税率，减轻中间阶级的税收负担，使最富有的人通过交纳更多的税款来帮助最贫苦的人。其次，创建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政企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公营和私营之间应建立相互沟通交流的机制，使所有利益都能在充满活力的市场中得到公平分配。
第二，市场作用与政府干预的平衡原则。“第三条道路”认为，旧左派过分强调“国家干预”作用的观点和新右派的“绝对市场自由”观都有偏颇之处，应以扬弃的态度对待左右两派的经济发展思想。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方向是在“过度的市场自由”与“过度的政府干预”之间求得平衡。持灵活务实、应时而动的态度，该进行干预的地方，决不任由市场决不任由市场放纵，该由市场自由作用的地方，政府决不插手。通过缩小政府规模，还权于地方政府。通过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和参与经济的行为，将主要精力用在宏观调控和为经济运行服务上。同时，加大企业私营化力度，调动企业积极性，提高竞争能力，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新的条件。
第三，责任和权力的平衡原则。“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力”是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座右铭，也是这条道路最具特色的原则。长期以来，老左派谈的国家和集体的责任，即国家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责任，具有积极的合理的成分。但对个人回报社会的责任却鲜有提及。老右派与此相反，它对个人责任大加赞赏，但这里谈的不是对个人行动负责，而是只对个人自己负责，充满狭隘自私性。“第三条道路”认为，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它是个人的，又属于社会。社会行动的目的不是要用社会或国家的行为代替个人责任，而是通过改善社会来促进公民个人自我完善的实现。与此相应，作为个人都要积极回报社会的关爱，为社会和他人承担义务。首先，在观念上，调整人们的社会福利观。在坚持享有社会福利是公民合法权利前提下，强调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树立各尽所能、人尽其责、国家不能操办一切的思想。其次，在政治上，变“授人于鱼”为“授人于渔”的社会福利政策，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将投资的重心由直接的补偿转移到人力资本，即资金支持的重点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而是创造条件，促使公民学习新技能，接受新工作和提高冒险创业的精神和能力。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为减少失业和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奠定基础。
第四，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平衡原则。布莱尔等人认为，老左派对民族主义的怀疑并将其看作国际团结的威胁和新右派把民族主义等同于沙文主义，脱离了当今时代发展的条件和特征。必须“打破传统的左派、右派分界线，停止长期以来使我们的政治走向两级分化的无谓争辩，从而开拓新的领域。（注：〔英〕布莱尔：《新英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他十分赞同“世界民族概念”，既承认民族的重要性，又强调民族的复杂性，注意区别民族与国家的界线。要在一个世界主义的世界中为民族国家寻找到一个新角色。吉登斯指出，正在出现的全球秩序不可能作为“纯市场”维持下去。重新肯定民族国家是一种稳定力量显得十分重要，它是抗衡无休止分裂的力量。在资本的全球化和跨国经营淡化了原有传统政治分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保持民族国家的更具有世界主义的一面。现在我们已不再生活在两极世界里，国家已失去敌人，面对的只是由极端民族主义而导致的新危险——生存的环境危机。要顺应时代要求，实行对外开放的国际主义，支持欧洲统一和国际贸易，防止闭关自守的狭隘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和全人类中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环境、经济和社会公正并驾齐驱、休戚与共。
三、“第三条道路”的实质和特点
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即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1998年，世界中左政党执政的国家领导人在纽约举行了以“第三条道路”为题的国际研讨会。1999年11月20日至21日，欧洲大学和纽约大学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联合召开了以倡导“第三条道路”为主的“二十一世纪的改良主义”国际研讨会。美国和大多数西欧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目前，欧洲15个成员国中有13个国家为左翼政党执政，使“第三条道路”的主张逐渐转化为能够对西欧现实政治及其政策走向施加实质性影响的某种“政治纲领”。要回答“第三条道路”之所以能够成为冷战结束后西欧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必须剖析该“道路”的实质以及由时代决定的新特点。
“第三条道路”是西欧中左政党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反映了欧洲国家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左倾化”现象。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社会为迎接全球化挑战，克服自身弊端，保持内部活力而提出的试图“超越”左和右的一种改良思潮。但这种改良思潮和以往左派的改良主义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
1.务实性。“第三条道路”改变了英国工党执行了80年的、含有“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于公有制的党章第4条，代之以“关于社会正义、民主、平等伙伴关系的价值观”。从原来对制度社会主义的追求转变到了对“价值社会主义”的追求。布莱尔认为，社会主义的运作“不是通过干巴巴的学术理论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而是通过每个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得到实实在在令人满意的生活。因此，一切变革都要从实际出发。党章第4条长期获得图腾地位而不能改变，就是因为“没有实事求是”。过去人民“一次次地拒绝让工党上台执政，使我们幡然醒悟”，认识到“我们混淆了手段和目的”。（注：〔英〕布莱尔：《新英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布莱尔的名言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能够实施的也就是行得通的”。（注：区冰梅：《当前欧美“第三条道路”刍议》，载《现代国际关系》1998年第12期。）
2.时代性。以往的“第三条道路”重点解决所谓共产主义不民主、嘲弄人权和资本主义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的不公正问题，而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则着重解决传统左右两派分野所不能涵盖的现代性问题。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吉登斯指出，它的政治总目标是帮助公民安然渡过现时代的主要革命——全球化、个人生活的种种巨变，并协调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德国总理施罗德则指出，“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们只对当前起作用的东西感兴趣。”（注：史志钦：《新第三条道路》，载《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2期。）坚持及时对变化的时代作出反映的原则是“第三条道路”的重要行为准则。
3.“超越”性。“第三条道路”一改过去改良主义对其它派别和思潮的排斥与批判，将侧重点置于“超越”其它派别之上的理解和团结。既“超越”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又“超越”执着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以及视公共投资、社会和集体努力的想法为洪水猛兽的新右派，建立一种现代形式的新社会民主。它在接受了社会正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抛弃了阶级政治，追求跨阶级的支持，反对权威主义和排外主义。这样“第三条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两面作战、抵制左右夹击的被动局面，从而站在“超越”左右争执的制高点上，使消极的中间立场成为独具特色的“积极中央”。
4.多样性。由于欧洲各国具体情况的差异，“第三条道路”在各国的实施和阐释中呈现出多样性。英国强调的重点是在自由主义和国家干涉主义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法国总理若斯潘则赞成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他强调的是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社会。德国总理施罗德则把“第三条道路”称为“新中间纲领”。他认为各国政党没有必要采取同一模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让德国采取另外一个模式是没有道理的。
尽管各国政党对“第三条道路”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对实用主义的追求是一致的，都希望通过淡化冷战时期遗留的政治分歧，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去解决国内外面临的现实问题，这反映出在全球化的挑战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左政党已开始改变传统的思维方法，转而用新的思维方式去探索资本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