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地位、价格加成与劳资博弈——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微观机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资论文,微观论文,份额论文,劳动报酬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3)04-0105-12
观察中国近35年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和21世纪前十年的中后期是两个分水岭(图1，见下页)。1978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低于50%(49.66%)，改革开放后逐渐提高，1984年达到53.57%，其后缓慢回落至1989年的51.51%，1990年升至53.42%，1995年以后逐年下降并延续至2007年的39.74%。2008年以来，劳动报酬占比开始回升，目前在45%左右，但依然低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比重。从劳动报酬的结构上看，改革开放前大部分劳动报酬表现为非工资收入，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劳动报酬则逐步向工资收入转移，从而引起劳动收入份额增加。①向书坚、杨少华和徐学清等对1978-1995年间中国要素分配份额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②跨国研究发现，最近20年中，劳动收入份额不仅在大多数国家呈下降的趋势，而且在金融危机中往往急剧下降，以后仅部分回升。③
图1 GDP中劳动者报酬的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Hsieh和Li(1999)、《中国统计年鉴》、CEIC数据计算整理；1992年之前的数据来自Hsieh和Li(1999)；1993-2004年采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2005-2007年采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08-2012年数据则源自CEIC数据库。
对于这一变化趋势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宏观层面展开。白重恩、钱震杰发现劳动收入份额自1995年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型的产业结构性变化和工业部门的劳动份额降低，国有企业改制和垄断程度的增加等非技术因素是工业部门劳动份额降低的主要原因。④罗长远、张军的分析得到类似的结论，认为1996年之后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与工业化达到一定高度之后现代化推进速度较慢有关，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发展比较缓慢，三次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也是重要原因。⑤黄先海和徐圣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进行研究，强调资本深化能提高劳动收入比重，但大于0且小于1的乘数效应缩小了其对劳动收入比重的正向拉动作用，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部门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最主要原因。⑥运用中国1987-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三阶段最小二乘分析，罗长远、张军进一步发现，FDI、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民营化都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财政支出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占比起促进作用。⑦
这些宏观层面的研究对理解我国近20年来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提供了有益的认识，但是，任何宏观经济现象都有其微观基础及体制、机制背景，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研究有利于宏观经济分析的深化。Gomme等应用基于两种类型代理人、工人和企业家的RBC模型较好地解释了战后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反周期变动。⑧假设产品市场垄断竞争决定经济租金规模，劳动力市场讨价还价决定租金分配，Blanchard和Giavazzi发现20世纪80年代欧洲诸国的失业率上升和劳动份额下降是由劳动力市场放宽管制导致工人谈判力量相对降低引起的。⑨中国自1995年以来的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是劳动力市场要素价格扭曲的集中体现。如不从扭曲要素比价的微观基础入手，剖析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根本原因，似乎难以真正洞悉中国经济内部结构失衡的本质。近期，一些研究开始转向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微观基础的讨论。⑩我们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梳理和发展相似阶段的国际间比较发现，劳动报酬份额的决定不仅与劳动力市场相关，而且与产品市场密不可分。仅仅从产业结构变迁、技术进步等宏观视角，或从劳动供给与需求出发得到的均衡工资和工人数对现实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因此，本文拟从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成因进行微观机制研究。首先，分析两个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劳动报酬份额的决定机制。其次，推导出理解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假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显著下降，是劳动力市场上工人谈判力量下降和产品市场上价格加成上升共同作用的结果。再次，通过对中国经验事实的观察来初步考证这一假说。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劳动报酬份额决定的均衡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为了更好地揭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对劳动报酬的影响，本文参考Blanchard和Giavazzi(2003)的设定方式来分析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决定机制。将工人的效用函数、厂商的生产函数、工人与厂商之间讨价还价的基本形式设定如下：
存在L个工人(消费者)，每一期工人的效用函数为：
每一期，工人供给0或1单位劳动，并且将所有收入都用于消费(本文不考虑储蓄，即不存在跨期选择)。于是，工人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第一项表示就业时的劳动报酬。与以往文献不同，此处为剔除保留工资后的实际报酬，它进一步反映了劳动者基于对失业率的研判来衡量实际收入水平；第二项表示工人未就业时的保留工资。如果市场工资尚未达到工人对其边际闲暇价值的估计，那么工人宁愿不工作，也不愿意接受水平低于自己设定的最低薪酬去工作，即“保留”自己的劳动力。
假设每个厂商只生产一种产品，即厂商数目与差异化产品种类相等，那么，厂商i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3.讨价还价
每一期，每个厂商与L/m个工人就工资进行讨价还价，工人们可以选择工作或待业。此处，假设厂商与工人之间的讨价还价采用纳什议价(Nash bargaining)形式：厂商i与工人共同选择工资和就业水平，从而最大化他们收益对数的几何平均：
(2)式第一项表示工人在厂商i工作获得的收益(在消费对称性的假设下)，第二项表示厂商i的利润，β反映工人议价能力的相对强弱。当工人议价能力较强时(即β较高)，对分配经济租金(rents)享有更多话语权，那么工人至少在短期内不必承受就业下降的痛苦，从而可以获得较高的工资。
(二)短期均衡分析
短期内厂商数量(即产品数量)被视为给定的，长期则由市场进入条件决定。厂商和工人对租金的短期分配决定了厂商长期的均衡数量。尽管经历多轮行政审批改革后，我国的行政审批事项大幅精简。但是现实中，不仅在垄断行业，而且在竞争性领域，仍有一些部门和地区利用“红头文件”、规章等行政资源，以登记、备案、年检、监制、认定、审定以及准销证、准运证等形式，变相设置审批事项，直接或间接地阻碍要素流动，为市场竞争制造障碍。本文将厂商面临的此类障碍统一视为进入成本，并记为c，为方便起见，假设影子成本c与产出Y(或就业N)成比例。
1.短期局部均衡
给定工人和企业家的偏好，对产品i的需求可以表示为：
(5)式意味着短期局部均衡时，实际工资是β和μ的增函数。对此有以下两点经济含义：第一，β越高，总租金中归属工人的份额就越大。因为保留工资不受影响，故此时工资增加对就业没有影响。第二，μ越高，实际工资就越高。厂商因价格加成的上升而获得更多的租金，租金及其增量中的一定比例便可以实际工资增加的形式分配给工人。
2.短期一般均衡
(7)式的经济含义有两点：第一，与局部均衡相同，实际工资仍是β的增函数。第二，与局部均衡不同，此时有两种效应在共同起作用，实际工资现在是μ的减函数。第一种效应是上文阐述的局部均衡效应，即更高的价格加成意味着厂商利润率的提高。在这些企业从业的工人能分享到较多经济租金，从而带来更高的实际工资。第二种效应是一般均衡效应。厂商获得的所有租金都源自消费者，由于一些厂商产品价格加成的上升(既包括价格加成绝对比例上升，也包括价格加成相对比例的上升，即其涨幅超过市场平均水平情形)，消费者必须为购买这些厂商的产品支付得更多。因此，工人虽有可能以劳动者的身份受益，却一定会以消费者的身份受损。尤其是对在竞争性领域和体制外部门就业的劳动者而言，不仅无缘分享经济租金相对上涨的收益，还要承受消费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压力，显然处于绝对弱势，故实际工资下降。
(三)长期均衡分析
在长期，经济租金决定了厂商选择进入还是退出，租金必须覆盖进入成本。在给定进入成本与产量成比例的假设下，这一条件可以表示为如下的简化形式：
生产率等于1，每单位产出中厂商必须获得c，以覆盖进入成本。因此，实际工资等于1-c。经济含义有以下两点：第一，因为厂商长期的供给具有完全弹性，β增加便不再增加实际工资。较高的β意味着对厂商较低的租金，在给定进入成本的情形下，导致较少的厂商、较高的成本加成和较低的保留工资，从而抬高失业率。第二，成本加成μ不再是外生的参数，而是由长期均衡时的β和c决定的。μ的增加来自c的增加，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且c现在的增加还将导致失业率的上升。更高的c导致更少的厂商、更高的价格加成和更低的保留工资，从而产生更高的失业率。
三、不同放松管制方式的影响分析
(一)产品市场放松管制
1.产品市场放松管制：
上升
给定厂商数量，假设政府通过增强产品市场的竞争来提高需求弹性。短期内面临更富需求弹性的厂商将选择降低价格加成，促使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失业率的下降。然而，从长期看，这个令人可喜的效应将消失，因为给定进入成本不变，利润率下降导致厂商数量减少，长期利润率会回到放松管制前的水平。由于利润率返回其初始水平，价格加成从而也回到初始水平。这意味着，失业率和实际工资也回到放松管制前的水平。总之，产品市场上这种类型的放松管制最终将事与愿违：短期的有利效应随着时间将会消失，经济重返放松管制前的均衡。将进入成本视为给定，考虑的变化，这类事与愿违的情形尤为明显。
2.产品市场放松管制：c下降
实践中，许多管制措施也可能影响c。例如，将c视为限制厂商数量的影子成本(如政府将某个市场通过“红头文件”、“规章”、“管理办法”等形式赋予少数几家企业经营)，即使上升，这些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也仍然会留在这个市场。更一般地，影子成本c将随利润率一比一地同步下降，从而产生短期和长期放松管制的有利影响。然而，这些结果表明：对一个存在进入限制的经济来说，如果不减少限制，而以其他方式增加竞争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对租金产生的效应将事与愿违。假设短期内厂商数量是固定的，市场进入成本c的下降在短期内没有作用，但是，在长期内将吸引潜在的厂商进入，从而带来较高的需求弹性和较低的成本加成，因此，将导致失业减少和实际工资上升。这类产品市场放松管制之所以能起到作用，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降低了厂商进入和留在市场中的租金，允许更多的竞争，从而减少失业并提高实际工资。
应该注意到，以上这两类产品市场放松管制的措施对实际工资或就业都不存在跨期选择问题。在短期内，第一种类型的放松管制措施带来较高的实际工资和较低的失业率，但在长期内没有作用。第二种则没有短期效应，但在长期内会引起实际工资上升，失业率降低。
(二)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
由于工人对厂商的谈判力下降，短期内工人将放弃一些租金，由(7)式可知，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利润率上升。由于失业率仍然是由(6)式决定的，故这种要素收入分配的变化对失业率没有影响。因此，短期内工人的利益明显受损。长期内，在利润率重新等于c之前，租金中更多的份额留给厂商，故吸引潜在厂商进入市场。新厂商进入，竞争增加，价格加成下降，将带来失业率下降和实际工资上升。长期内失业率低于放松管制前的水平，实际工资也返回到放松管制前的初始水平。因β下降导致的实际工资短期下降恰好通过价格加成下降得到补偿。
总之，劳动力市场管制放松是通过租金分配转向有利于厂商的变化起作用的，它将导致长期竞争增加和失业减少。因此，短期内工人谈判力量的改变不过是在工人和厂商之间重新分配了租金。但长期而言，通过改变利润导致厂商的进入或退出，将引起失业水平的变化。与产品市场放松管制相比，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伴随着明显的跨期选择，即以短期较低的实际工资换取长期较少的失业。
四、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
如图1所示，中国近3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78年为49.66%，1990年上升到53.42%，1995年开始逐年下降。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自然失业率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采用三角模型(Triangle Model)估计不同时段的自然失业率，结果显示，1978-1984年为3.79%，1985-1988年为0.33%，1989-1995年为1.77%，1995年以后为4.43%。(11)另一种采用Kalman技术估计结果也基本相近。(12)针对劳动报酬下降和自然失业率上升的问题，一些观点认为，这是由于工资上升，不仅带来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而且促使厂商转向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从而避免劳动成本增加。这与Acemoglu对过去60年技术进步偏向的观察也是一致的。(13)这一解释的主要问题在于，劳动报酬份额在80年代初上升之后进入变化相对平稳的时期并延续至90年代中期之前，累积的工资增长率远小于累积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除非厂商预期未来工资显著上升，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厂商依然对过去工资的增加作出反应。基于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均衡的分析框架，给定简单的线性生产技术，根据定义，劳动生产率等于1，从而劳动报酬份额等于工资，将(8)代入(11)可得：
(12)式为在两部门一般均衡框架下理解劳动报酬份额的决定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逻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显著下降，是劳动力市场上工人谈判力量下降和产品市场价格加成能力上升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理论模型推导的这一逻辑是否能得到中国经验事实的支持呢？以下分别从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来考察工人谈判地位的演变和价格加成上升的幅度。
(一)工人的工资议价能力下降
由(12)式可知，β下降意味着工人对厂商的谈判力降低。从上一节的分析得知，工人对厂商的谈判力下降不仅导致短期劳动报酬份额的降低，而且在更一般的凹效用函数假设下，还导致失业增加。尽管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劳动力讨价还价机制在我国至今尚未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工人的工资议价行为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的工资议价行为始终存在，但在不同时期、不同部门因体制背景不同，表现方式不同，议价能力也不同。如果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分水岭，将改革开放迄今划分为两个阶段，可以看出，伴随城市就业和工资制度的一次次改革，两个阶段工人的议价能力和实际地位在“工人—企业—国家”之间的博弈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格局。
在前一个阶段(1978-1991年)，我国工人主要就业于国企及城市集体企业，仍然保留计划经济时的“终身”身份，在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企业打破僵化工资制度过程中逐步获益。具体可以分为两个子阶段，第一子阶段(1978-1984年)：解放思想，恢复按劳分配原则。这一阶段重新确立了按劳分配原则，并调整了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第二个子阶段(1985-1991年)：打破两个“大锅饭”，调整分配关系。随着国营企业普遍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结合第二次利改税，工资分配实行了重大改革。一是在全国推行了企业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办法，开始探索运用地区、行业工资总挂钩等手段调控企业工资总量，与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分配脱钩，实行分类分级工资管理体制。二是国家发布国营企业参考工资标准，打破僵化的八级工资制度，许多企业试行了浮动工资制、结构工资制、岗位工资制等基本工资制度，内部分配形式逐步实现灵活多样。在这个阶段，企业员工因“终身”身份，在工资议价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在“职工—企业—政府”的双重博弈过程中，政府不敌企业，承包制包盈不包亏；企业不敌职工，工资侵蚀利润。这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国有企业亏损大面积上升，企业资产负债率接近100%，三角债使国民经济潜伏着风险。(14)
正因为如此，1992年以后，国有经济配置领域实行了战略性调整。竞争性领域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以不同方式改制，非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的占比不断提高。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从此发生重大变化：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基本上延续既有的“工资侵蚀利润”模式，职工收入不断提高，然而，失去“终身”身份保护的竞争性领域企业的城市职工谈判地位急剧下降，收入增长缓慢。尤其从9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全球制造业中心转移，国内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与数千万的国企下岗职工一起涌入城镇劳动力市场。贸易和投资壁垒的降低加剧了熟练工人、资本所有者和专业人士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不对称，并使贸易部门更大地暴露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之下。彻底摆脱了指令性计划、僵化的就业和工资制度的企业和工人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双向选择和工资调节。在这一阶段，竞争性部门的工人失去了延续到前一阶段的“终身”身份，但“自组织”性质的工会并没有真正形成，加之一些地方政府为实现GDP及财政收入最大化，不计成本地招商引资，在劳资关系上向资本倾斜。所以在与企业的新一轮博弈中，工人处于弱势，导致企业的收入分配向资方倾斜。其结果，一方面是竞争性部门与垄断性部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5)，另一方面是全部劳动报酬占GDP之比逐渐下降。
(二)厂商价格加成上升
价格加成幅度通常由厂商自主设定，由(8)式知，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同时达到长期均衡时，
这意味着μ的增加可能源自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与销售成本相比，销售收入的更快增长直接提高了价格加成(16)。根据Wind资讯数据，1998年以来，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和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上市公司的价格加成逐步上升，尽管由于加入WTO，2003年之后的价格加成小幅回落，但依然保持在0.43以上，是1998年的1.5倍(图2)。其中，国资属性上市公司(包括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2012年价格加成幅度较1998年增长了近三成，对所属行业的控制力与影响力逐步增强。更一般地，从全行业观察，全国私营企业与规模以上企业之间的价格加成缺口从1998年的18.7%持续扩大至2002年的44.7%(17)，之后有所收窄，但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这说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价格加成能力上升了。规模以上企业是工业发展的主力军，“三年攻坚”完成后，规模以上企业里国有企业数量大幅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企营收占比和利润占比呈现“双降”，但企业数量占比却逆势上升(18)。国企因其地位特殊，实际上对劳动、资本、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往往具有较强议价能力。基于要素比价扭曲的低成本扩张，短期内固然增加了利润，但也锁定了严重依赖“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图2 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价格加成(1998-2012年)
数据来源：根据Wind资讯数据库整理计算。
第二，即使不考虑工人谈判力的影响，市场进入成本上升也会引致价格加成增加。首先，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各种所有制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至今仍有待实现，需要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推进。这也证明了市场进入障碍的存在。我们的另一研究发现，近20年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多元化，分隔程度趋于上升。垄断性部门与竞争性部门、垄断性部门之间的阻隔程度正不断提高，说明这些部门之间的进入成本在上升。(19)它势必推动垄断性部门的价格加成能力上升。其次，从微观经营活动看，根据Wind资讯数据，2008年两税合并实施以来，内外资企业间价格加成的缺口显著收窄(20)，从2007年接近峰值的110%，大幅下降至2012年的36%。尽管上市公司数量和覆盖面有限，但颇具代表性的行业龙头数据说明，先前实施多年的内外资企业差别所得税率客观上使得外资企业税负偏轻，内资企业税负偏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内资企业的市场进入，驱使内资企业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等多种手段来抬高加成幅度。据统计，1999年以来，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年递增10%以上，但是，我国制造业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ULC)呈下降趋势，2009年的ULC甚至不及1999年的90%(21)。最后，随着未来“营改增”试点地区和行业的扩围，各地二、三产业间的抵扣链条将彻底打通，增值税的中性效应有望进一步发挥，市场进入的税收壁垒将显著下降，为维持价格加成幅度而压低劳动力成本的现象将得到明显改善。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将工人与厂商博弈中实际工资的决定过程，纳入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同时均衡的框架下进行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劳动报酬份额决定的短期均衡分析表明，当产品价格加成上升时，消费者必须为购买这些产品支付得更多。因此，工人有可能以劳动者的身份受益，却一定会以消费者的身份受损。长期均衡分析进一步发现，长期均衡时的价格加成是由工人谈判力和市场进入成本共同决定的，市场进入成本增加，不仅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还将导致失业率上升。
(2)产品市场放松管制的措施对实际工资或就业都不存在跨期选择，而劳动力市场管制放松具有明显的跨期选择效应，即可以短期内较低的实际工资换取长期内较少的失业。
(3)对劳动力市场上工人谈判地位的演变和产品市场价格加成上升的经验事实的考察，初步印证了近年来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显著下降，是劳动力市场工人谈判力量下降和产品市场价格加成上升共同作用的结果。
由此得到的政策推论是：第一，对产品市场管制而言，既要立足当下，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又要着眼长远，切实降低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市场进入门槛和经营障碍，允许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尤其要让民营经济真正成为公平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之一，成为金融、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等领域平等的参与者和竞争者，推动扩大就业，提高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第二，对劳动力市场管制而言，由于在竞争性领域就业的劳动者不仅无缘分享经济租金相对上涨的收益，还要承受消费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压力，因而处于弱势地位。因此，要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在部门间的进入门槛，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加快建立和完善劳资双方劳动报酬的集体谈判机制，强化法律和工会对企业职工劳动权益的保护，实现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平衡。
①参见李扬：《收入功能分配的调整：对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现象的思考》，《经济研究》1992年第7期。
②向书坚：《我国功能收入分配格局分析》，《当代经济科学(陕西财经学院学报)》1997第5期；杨少华、徐学清：《居民劳动报酬对功能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运筹与管理》2000第3期。
③Ishac Diwan,"Labor Shares and Financial Crises",Mimeo,The World Bank,1999,November.
④白重恩、钱震杰：《我国资本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及变化原因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⑤罗长远、张军：《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⑥黄先海、徐圣：《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⑦罗长远、张军：《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
⑧Gomme,P.& J.Greenwood,"On the Cyclical Allocation of Risk",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95,Vol.19,Issue 1～2,pp.91～124.
⑨Blanchard,Giavazzi,“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 in Goods and Labor Market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Vol.118,No.3,pp.895～896.
⑩Hsieh,Chang-Tai & Klenow,Peter J,“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The Quarterly Jounal of Economics,2009，Vol.CXXIV，Issue 4，pp.1403～1448；朱喜、史清华、盖庆恩：《要素配置扭曲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研究》2011第5期；杨振、陈甬军：《中国制造业资源误置及福利损失测度》，《经济研究》2013第3期。
(11)蔡昉选取不同时段的虚拟变量来划分改革阶段，即把1985年作为城市经济改革的开始年份，把1988年作为全面改革的开始年份，而把1996年作为触及就业的国有企业改革开始年份。参见蔡昉、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12)参见曾湘泉、于泳：《中国自然失业率的测量与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3)Acemoglu认为有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是影响技术进步偏向的两个主要因素。不同要素间的替代弹性决定技术进步和要素价格对要素相对供给变化的反应。参见Daron Acemoglu,"Cross-country Inequality Trends"，The Economic Journal,2003,Vol.113,Issue 485:F121～F149。
(14)参见李文溥：《国有经济优化配置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1～292页。
(15)参见李文溥、王燕武、郑建清：《劳动力市场分化与行业间工资差距变动趋势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6)markup是对每个企业计算，表示企业的垄断能力，markup=(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收入。
(17)此处定义的规模以上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价格加成缺口=(规模以上企业价格加成-私营企业价格加成)/私营企业价格加成。
(18)2011年国企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企业比率、利润总额占规模以上企业比率为16.25%和12.40%，分别较2004年下降了6.8和6.53个百分点。而国企数量占规模以上企业的比率却从2.22%升至3.03%。
(19)参见李文溥、王燕武、郑建清：《劳动力市场分化与行业间工资差距变动趋势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0)此处定义的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价格加成的缺口=(内资企业价格加成-外资企业价格加成)/外资企业价格加成。
(21)李文溥、郑建清、林金霞：《制造业劳动报酬水平与产业竞争力变动趋势探析》，《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