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产业转移与财税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税论文,新时期论文,体制改革论文,产业转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部经济面临产业转移的新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直作为全国率先开放的前沿阵地，发展速度遥遥领先。但可忧的是，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根本转变，产业结构的趋同和资源的约束，使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益、总量与结构之间仍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1.受资源制约产业结构趋同
东部一次能源和矿产资源贫乏，发展原材料和能源工业先天不足。另受市场需求的牵引，多年来的投资倾向于见效快、回报率高的加工制造业， 从而造成了工业的结构性失调和产品重复结构趋同。 仅广东省1996年室内空调器厂就有45家，总产量221万台。除了格力、美的、 科龙、华宝四家外，其余41家根本达不到最低年产量50万台的要求。广东的汽车生产和上海同时起步，全省办了120家组装车厂、10家整车厂， 总投资181亿元，分散投资到879家企业。投资分散，骨干项目投资力度严重不足，远达不到85%的合理水平。重复建设分散了资金，造成了产品销售价格的恶性竞争，降低了分工效益，也导致工业生产能力闲置浪费与企业生产成本上升。
当务之急是尽快选择新的途径。扬长补短，即以资金之长补资源之短，主动与中西部合作共同开发，集中资金，集中力量，才能发挥资金、资源两种优势。
2.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层次不高
在东部沿海地区落户的三资企业和近年新办的企业，绝大多数技术装备水平较低，代表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装备甚少；顾及量的扩张多，重视质的提高少，原有的相对技术优势发生了逆转。以广东为例，1985年的工业企业设备中，80年代出厂的占48%，比全国平均高9.1 个百分点；1995年，90年代出厂的设备仅占19.5%，比全国低17.8%。仅仅10年间，工业设备的技术状况已由先进变为落后，工业竞争能力下降是必然的。如今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产品的档次，无论是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还是石油加工、化纤布纺，几乎和全国其他地区处于同一水平。同国外比，不少项目我国东部沿海不仅没赶上，有的还拉大了差距。而且对中西部的幅射作用、带动作用也较弱。要赶上去，就不能顾及太多，伤十指不如断一指。应选择有基础有潜力的产业引进外资，实现产业的技术升级。顾及不到的产业向中西部逐渐转移。在有进有出中，在资本的流动中，才会提高竞争能力，增强幅射能力。
3.小型企业构成的产业主体难以发挥规模效益
东部沿海的企业，一般规模都比较小。据统计，广东省1995年底，乡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平均每家固定资产仅1000多万元。其中，大中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4.2%，其余为小型企业。 外商投资（包括港澳台）创办的企业也大体如此，平均注册资本仅200余万美元。 小企业决策灵活，在商品短缺时期，商机较多，产品不愁销路。如今，市场的需求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商品出现了相对的结构性过剩。企业规模小资金少，产品只有量的增加，而无质的提高，无论怎样打扮也难以取悦于人。国际市场的竞争在21世纪将更加激烈，我国几次降低关税，使国外产品进入我国市场更加容易，这将使国内外市场竞争更加剧烈。而东部出口产品占全国的九成，其中四成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产品的销售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较大。关税降低，中外经济将进一步融合。加之，世界性的金融风波，使亚洲不少国家的货币贬值，相对有利于这些国家的产品出口。两者相加，给我国东部地区的产品出口加大了竞争的压力。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弱化，质量竞争加强，小型企业的大量存在，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只有在企业的重组中，改变产业组织的主体，发挥大企业的规模效益，才能不断提高竞争力。
4.劳动力价廉的优势正被中西部取代
90年代以来，随着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的提高，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销售成本迅速攀升。据统计，1986年集体企业职工人均年收入为广东1283元，湖北969元，陕西951元。东部与中西部的绝对差额分别为314元和332元；1995年，广东增加到6799元，湖北增加到3590元，陕西增加到3084元，绝对差额分别从314元拉大到3209元，332元拉大到3719元，差距拉大了10多倍。仅仅由于劳动力的价格变化，在中西部的湖北、陕西可以赚钱盈利的项目，在广东的珠江三角洲甚至东部地区就可能微利或亏损。
今后，国内市场的需求，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的消费需求结构从低向高迈进。当前满足基本需求的产品，没有相应的提高，市场已出现相对过剩；适应人们更高消费需求的产品，生产能力却不足，很多要依赖进口。国际市场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也越来越注重科技含量的提高。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口产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以量以价取胜，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
二、产业转移是协调发展的大趋势
1.东部资本向中西部流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东部地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国家的倾斜政策，实现了经济跳跃式的发展。到90年代末，政策的优势正在减弱，而资源的劣势制约更加显现。相反，中西部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上地下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再加国家投资重点的西移，投资增长已快于东部。投资于中西部的资本回报率在上升。山东的烟台市，实施西进计划，在中西部办的企业无一亏损，扭转了烟台市近年发展中劳动力价高、原材料能源短缺等矛盾。上海市在1995年就作出了将2000家国有企业转移到西部的规划，当年就实施了43项。江苏也明确提出，要在产业升级转型中把闲置的设备向中西部转移出去。一些外资企业也出现了“李二嫂改嫁”的现象。
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是一件喜事，正如经济学界一些专家所预见的“有些产业，如纺织，某些轻加工业，石油等重化工业，已开始向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区转移，将一部分市场让渡出来，这对中西部的发展无疑带来有利的契机”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产业阶梯性发展的必然趋势。
2.在资产的重组与置换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提高生产要素的综合效率。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要在宏观层次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但这是一个渐进变化的过程，是资本要素的优化组合过程。就资本的密集度而言，东部已成倍的高于中西部，但东部的资源拥有量不足中西部的1／4。中西部集中了全国煤的94.5%，天然气的75.6%，石油的71.7%，水能资源的96.8%。全国一次能源总量中，东部只占6.3%。
自然资源作为物质资源，是生产所必需，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源泉，它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又不能流动，不能单独形成有效的生产力。只有吸收能够流动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与之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才能产生效力。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主导产业缺位的时期，发展速度渐缓，全国为保8%而努力。 工业产品出现结构性的剩余，在宏观的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如果能实现资金、人才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中西部的资源得到尽快开发，这不仅能保证我国21世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使东部相对结构性过剩的资本有投放的地方。在资源和资本的置换和优化配置中，将提高全国的经济效益，并使产业的升级换代得以实现。
3.产业转移要抓住机遇循序渐进
由于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同，经济转型和产业转移各地不能齐步走。不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势的地区，应更多的通过吸引外地资本与本地资源结合，对本地区的相对优势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但要有紧迫感，看清的方向，认准了的项目，就应当仁不让，非我莫属。先行转移的产业，选择的空间大，能更早产业新的经济效益。
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不能一步到位。因为，现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仍是东部工业的主体，是推动东部在21世纪初实现工业化的主导产业，是存量资产的“底数”。产业转移势所不免，但也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与此同时，要用高新技术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组建集团型的大字号企业，选择一批重点企业进行全面技术改造，使之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群，带动我国21世纪工业的全面发展。
三、改革财税体制顺利实现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
现行的财税体制已经运行了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力度的加大，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和产业的移动中，同现行的某些财税体制、财税政策存在着冲突。
1.转变财政职能，避免新的重复建设，引导产业转移。
多年来，我国扩大再生产的方式重外延，轻内涵。各地都乐意铺新摊子，明知重复也在所不惜。对此，不少专家进行过探讨，也提出了对策，但对最根本的原因，即财税问题引起的经济利益问题，却涉及不多。因此，重复建设问题也未从根本上解决。
90年代中期，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推行，使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国家力图完成财政职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在服从反通胀的目标下，财政的作用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动地牵制在简单再生产的问题之中，只能致力于解决一些存量资产的体制性遗留问题，对社会扩大再生产没有起到大的作用。
在新的历史契机面前，新一轮财政扩张关系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关键的问题是，不论财政的投资规模有多大，在基本建设总投资中所占比例有多大，绝不能使财政资金再次导入到重复建设和扩张竞争性行业生产能力的项目中。对于市场的资源配置可能涉及到的产业和项目，只要能够基本上满足社会需要的部门和产业，财政的资源配置就不要去介入。财政资金的投入，应该是满足社会公共的需要，也即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而社会公共产品的建设，正是我国的薄弱环节，尤其中西部地区更是如此。财政职能的如此转变，能从很大程度上避免新的重复建设，对产业的转移也可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2.改革税制，减少重复建设，使资产在转移中合理重组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经济职能作用虽在减弱，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依然不能低估。更何况，为官一任富民一方是至理名言。顾名思义，“方”即管辖的范围，“富”即为所属地区谋求利益。甲地的官员，自然很难考虑乙地的事情，这无可非议。问题是地方领导政绩的考核，有产值指标，有税收指标，还有居民收入等指标。尤其税收，按现行税制规定，税收征缴以行政区域为界，就地征收。本区域内税源的大小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地税自不必说，有的国税部分返还，或者国地共享。地方财政的收入不仅影响到地方政府公务员的收入和福利，更重要的是本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地方财政的支持。这“一任”“一方”，再加上直接利益，自然引发各自为阵等难以指责的行为；就有了利润高，有利可图的项目各地都纷纷仿照的效应。为了各自的利益，又都相互保密，甚至“高筑墙”挡住资本外流与产业向外转移。制造“洼地”效应，吸引外来资本。到头来，导致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技术水平偏低以及效益普遍低下。谁都在强咽自己产出的苦果，又谁都不愿放弃这多年的做法。
如果能在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中推行股份制，股份制企业按股分红、按股分税、按股分产值，就可以顾及各方的利益和各方官员的政绩。铺新摊子重复建设就会大大地减少，经济转型就容易得多，产业转移、协调发展必然加快。
现在的税收政策规定企业就地上税，按行政区划统计产值。如此做法，影响着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的进程。据报道，全国都在学习的邯钢，“相中”了舞阳钢铁厂，舞阳钢铁厂也愿投其部下喜结连理。冶金部和国家体改委也很支持这门“亲事”，但好事多磨。阻力就是跨省行事，涉及到两省政府税收等方面的利益。
传统的体制下，合理的事未必合法，要做到合理又合法，就要改革和完善现行的税收制度、统计法规和对各级地方党政领导的考核办法。税收和统计都有国有的立法，法规与经济发展适应与否是相对的。以前适应，现在未必适应，这是辨证法最浅显的道理。对于不适应经济发展和不利于两个根本性转变和产业转移、协调发展的条文，就应依据党的十五大和九届人大的精神，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如何改革和完善，有的学者提出了建议，有的地方政府已作出新的决定，“新上项目一律按五分法的原则，即按股分税、按股分利、按股分产值、按股分劳力、按股分贷款共同来建。”事实上，存量资产的重组，也属同样的道理，可用同样的方法。问题是所涉及到的是国家的税制，这是全国性的问题，理应由国家统一完善或改革。但在国家还难以一步到位时，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区的东部地区就应先行改革试验，再做一回吃螃蟹的勇敢者也未常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