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政策中的“经济民族主义”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美国论文,亚太论文,观念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国际关系与冷战时代相比最具革命性的衍化取向之一，是经济要素取代政治对抗而成为各国战略的直接动力。之于美国，经济要素的决定性作用在外交观念中外化为“经济民族主义”意识的强化和亚太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两者的内在相关性又反过来展示了当前美国外交战略日益浓厚的经济主义色彩。狭隘的利益观及扩张性的“领导世界观”正在构成既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的互动态势。要准确把握美国对亚太政策动态现实及走向的内在决定因素，必须对“经济民族主义”在其中的存在和作用的强化有深刻的认识。
一、经济民族主义：观念与政策主张
经济民族主义不是一种单一的美国亚太政策主张，它存在于从普通公众到美国政府领导人等各个社会阶层，是面临国际社会变迁的美国利益至上式反映。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观念，是要求政府在对外政策中采取有利于增进美国利益的保护主义立场。这种观念在美国社会的普遍存在推动了政府对充满经济活力的亚太地区的日益重视，美国的对外战略重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扩大美国在亚太各国的贸易和投资市场，减少巨额外贸易逆差，及至解脱负担过重的“国际义务”成为美国亚太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冷战时期，美国亚太政策的基点是与苏联展开政治对抗、遏制苏联的影响。除70年代以后美日关系中出现贸易纠纷外，在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中很少经济方面的直接考虑。一则因为当时美国的国家安全是至高无上的考虑，故此对亚太各国以建立军事联盟为主；二则亚太各国多为落后的贫穷国家，对美国没有太大的市场价值，而且，按美国的传统贸易主张，政府并不过多干预对外经济活动，对外投资和贸易市场的开拓都是企业界的自身事务。
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东亚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美国国际经济实力的相对削弱，如何通过政府行业增进美国的经济利益才开始纳入对外战略范畴。在国内展开的政策辩论中，最初的主流是建立一个开放式的全球经济体系，美国在其中占主导地位。里根、布什等人认为这是最大限度地增进美国利益的良好选择，为此，美国积极推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的各项活动。但与此同时，在学术界、企业界和国会的一批人那里，一种狭隘的经济利益观念却随之悄然滋生并很快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政策主张，这就是“经济民族主义”。1989年，哈佛大学教授乔治·洛奇率先提出，美国的传统经济政策已经过时，当今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正在打破美国长期信奉的自由竞争和政策干预越少越好的神话，他呼吁政府更多地介入企业活动，帮助企业免受在国际市场上所受的人为限制[①a]。次年，爱德华·列提威克提出其新地缘经济学主张，他认为，冷战的结束使过去美国的盟国正在变为对手，“地缘政治学”正在变为“地缘经济学”，“一场新的争取控制世界市场的激烈斗争已经展开”[②a]。洛奇、列提威克等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民族主义”概念，但他们的见解和结论，却为后来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接受为自己的基本主张。
经济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在美国大约出现于1993年克林顿当选前后，目前阵营不断壮大，主张日益复杂，对美国的内政外交均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包括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如与多尔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帕特里奇·布坎南、前独立派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杰里·布朗等都公开坚持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其他社会阶层和团体包括新孤立主义者、州权复兴派、新平民主义者、排外主义者、中小企业主、保守派国会议员、工会领袖、失业的“社会边缘阶层”等等。从对外政策主张上说，不同阶层和团体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之间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均持如下几种看法：
第一，新重商主义主张。即坚持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以扩大海外市场和维护本国厂商利益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点，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市场免受国外竞争者占据。经济民族主义者提出，“政府应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通过政府补贴、受管制的贸易和直截了当的保护主义，来保护和增进美国的‘战略性’产业”[③a]。强硬派则公开宣称：“美国是我们的国家，美国是我们的市场，谁能进来，谁不能进来，这要由我们来决定”[④a]。一些温和派虽然也宣称不排斥美国向外部世界开放市场，但仍坚持只有有利于美国利益的行为才是可以接受的，如近克尔·林德表示：“一个实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府不会实行不分青红皂白的保护主义，但是将同其它工业国家的政府一起，维护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有益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并且管理或限制弊多利少的贸易和投资形式”[⑤a]。
第二，“讲求实效的国际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美国传统“全球主义”与“孤立主义”两大外交观念的调和和扭曲。“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1995年初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经济民族主义在国内主张“小政府”的同时，在国际事务上仍主张有一个“强政府”，愿意美国继续保持和扩大对全球的领导作用，只不过这种领导作用不再是“无私的”，而是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为原则，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注意“维持本国人民的利益”。
第三，主张大规模削减对外援助。按一位法国学者的看法，“在民粹主义的吸引下，美国人不再想要那种劳民伤财的政策了。今天，美国的舆论显然已受到了退回‘美国堡垒’的诱惑”[⑥a]。
第四，政治手段经济化。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中最行之有效的武器是美元，经济手段成为美国达到政治目的的重要资源，而今天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在提出“经济安全”超越“政治安全”时，越来越主张美国利用与各国的政治交往来达到经济目的，要求政府通过施加政治压力、发动人权攻势等非经济手段来增进美国的商业利益。D·哈蒙兹在1992年底向克林顿提供的变革方略中即曾提出：“抓住机会，在促进人权、环境保护以及促进民主这样的非经济价值观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增长”[⑦a]。
二、经济民族主义的亚太政策效应
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泛起构成美国调整亚太政策的内在动力。虽然从表象看，经济民族主义和亚太政策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前者是观念层面的利益驱动，并非某种针对性很强的政策措施，事实上美国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者迄今也没有在具体的亚太政策制定上提出系统见解。反过来政府在确立和调整亚太政策时，也是将它放在全球战略的框架中来加以思考的，不可能完全服从某一方面的观念主张压力。但是，在维护美国经济利益这一至关立国之本的关键点上，两者则有着众多的切合点和内在互动性。作为90年代世界经济新增长点的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的不断提高，美国在积极介入亚太地区事务的同时与各国经济摩擦和市场纠纷的不断激化，亚太各国对美国损人利己做法的日益不满和强烈反应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经济民族主义对亚太政策的巨大效应，美国90年代的亚太政策因此外化出浓厚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
大概而言，经济民族主义思潮从三个方面规范和制约着美国亚太政策从制定、实施到反馈和调整的全过程。首先，经济民族主义观念的蔓延造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环境压力。90年代以来，亚洲各国以8.5～8.7%的经济增长率遥居世界各地区首位，远远高于3.5～3.7%的全球平均增长率。亚洲正在成为最具潜力的消费品、资本和货物市场，日本、中国和东盟也逐渐成为世界市场上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市场诱惑力与竞争压力的双重作用，不可避免地促使奉行新重商主义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在美国国内造成重新审视和注意亚洲的声势。按迈克尔·林德的说法，亚洲的崛起客观上要求政府采取“注重实际的外交政策”，“在东亚，美国不再有忽视日本的重商主义以换取日本容忍美国的军事基地的动因。同时，随着中国变成一个同美国敌对的独裁主义——资本主义大国，自尼克松以来的几届总统奉行的亲华政策看来越来越过时”[①b]。从下面将要进行的分析看，经济民族主义造成的改变对亚太态度的社会环境，显然构成了美国90年代亚太政策的重要驱动力。其次，经济民族主义对总统的政策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冷战时期，一项外交政策的制定主要是总统职权范畴，国内社会思潮一般不涉及外交领域，对外交政策很少产生明显影响，但冷战后崛起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其宗旨即在于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它所拥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使任何一位总统都不能忽视其利益要求，尤其是在商业利益要素日益重要的亚太政策方面更是如此。最后，经济民族主义也制约着国会对亚太政策的态度。经济民族主义近年来在美国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部分国会议员推波助澜的结果。国会保守派中的许多权势人物，如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金里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赫尔姆斯等人都发表过经济民族主义言论，在他们的鼓动和倡议下，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在考虑包括亚太政策在内的外交政策，出于争取选民支持、利益集团压力、与本党主流派保持一致或争夺国会外交决策权等动机，日益倾向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外交主张。
经济民族主义对当前美国外交的政策驱动是一个内在的规范和制约过程。换言之，经济民族主义的亚太政策效应并不直接表现为美国的亚太政策以经济民族主义为口号或政策构成，而是指经济民族主义的观念和意识贯穿于亚太政策及其实践过程中，决定着美国对亚太政策的宗旨、态势和发展取向。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亚太地区成为美国90年代全球战略的新重点，决定这一取向的关键是其在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商业利益，同时又决定美国的新亚太政策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新重商主义色彩。进入90年代，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事实是亚太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美亚经济联系的高度加深，克林顿就任前夕，美国同亚太地区的贸易额已比同欧洲的贸易额高出60%，其对亚太的出口为国内提供了250万个以上的就业机会；对亚太的直接投资超过780亿美元并以年均26%的速度增长。针对这一现实，以“重振美国经济”为竞选口号的克林顿上任之初就对亚太地区表示了高度重视，在其提出的“新太平洋共同体”设想中，他表示：“西欧今天仍然是与我们同盟关系的中心，但是美国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美国的未来同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亚洲太平洋密切相关，必须同这一地区加深关系”[①c]。这种将亚太地区战略地位与欧洲并重的做法，是过去历届美国政府从未有过的。1995年底，克林顿进一步强调，今后美国的对外战略将以亚太为重点，因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机遇最大，肩负的责任也最深远”[②c]。
商业利益决定了亚太战略地位的提高，也决定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商业定位。克林顿始终坚信扩大与亚太的经济联系是美国经济重振的希望所在，正如他在“新太平洋共同体”设想中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在那个市场上的份额增加1%，就会给美国经济增加30万个就业机会”。去年5月，他在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第29届国际大会开幕式发言中也明确表露了其亚太政策的经济动机，他说：“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我们能够帮助这个地区实现开放性的经济发展。但是，如果我们置身事外，我们就可能坐失我们的繁荣而走下坡路”[③c]。克林顿政府基于商业定位而提出的“新太平洋共同体”设想及其近期在经济考虑上的进一步修正，在国内发起的刺激美国跨太平洋出口的“太平洋贸促运动”，对亚太经济合作的积极参与等等举措，无一不是以美国的商业利益和美国海外市场为目的，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都适应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
第二，对商业和市场利益的过度追求导致了近年来美国与亚太各国商业纠纷和市场摩擦的日益激化。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亚太政策的主要战略意图是遏制社会主义对亚洲各国的影响，安全因素远远超过贫穷的亚洲各国对美国的经济意义。70年代，日本成为新的经济大国后，美日贸易摩擦的抬头才开始使美国在亚太政策中增加了利益考虑因素。进入90年代，亚太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亚太市场竞争的激化，美国亚太政策重心在由安全转向经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增加了与各国的商业利益纠纷和贸易摩擦。各国不再对美国的压力做出轻易的市场让步，美国则在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竭力扩大其在亚太的市场份额。美国为扭转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不利竞争局面，以市场准入、知识产权、贸易保护等为由向竞争对手发起攻击，甚至以制裁相威胁，日本、韩国、中国及东盟几个国家先后成为其“超级301条款”的对象国，美日、美中、美韩贸易纠纷连续不断。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做法，被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批评为“在做决定时考虑得总是非常狭隘，并只着眼于眼前，而不是建立在高瞻远瞩和全面战略的基础上”[④c]。进一步言之，这也是经济民族主义的急功近利特质所产生的必然后果。
第三，政府与企业关系日益密切，亚太政策中企业界的态度占据了越来越重的分量。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信条之一，是在争夺未来市场的斗争中，政府应该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通过大规模的国家战略和出口补贴扶持有前途的关键性工业，扩大美国的海外市场。在其推动下，克林顿上任之初即提出了“经济安全”和“公平贸易”两大口号，批评“我们的许多贸易伙伴坚持不公平的做法，国内外的保护主义声音正主张设置新的障碍”[①d]，宣称将帮助美国企业“公平地”进入国际市场。其商务部长布朗将之归纳为“工业和政府之间新的伙伴关系”。政府与企业新关系的确立，使企业界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利益集团的政策影响力更加显著。如汽车工业推动了政府对日本汽车市场的强硬态度，柯达公司推动政府向世贸组织申请仲裁富士公司不公平竞争案。在对华政策上，企业界的态度几乎更是决定性的，特别是1996年国会讨论对华最惠国待遇期间，美国商会中国分会在通用、IBM、AT＆T、波音、麦道等大公司支持下组成了25人的游说队伍，成功地否决了关于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决议案。
第四，经济民族主义要素的存在导致当前美国亚太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陷入日趋严重的困境之中。在经济民族主义观念的推动下，美国亚太政策重心由安全向经济的转移导致了亚太各国对其实利性和损人利己做法的严重不满，加之包括经济民族主义在内的美国价值取向在当前的不稳定性，决定美国当前的亚太政策必然难以成为一个系统的长期稳定战略，必然处于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这表现为：（1）目光短浅。美国在当前的做法虽然会取得一些眼前利益，迫使受压国在市场方面做出某种让步，但从长期看，却损害了势力不断上升的亚太各国对美国的好感，排斥美国在亚太合作中的领导权，艾伯特·亨特认为，美国“在亚洲问题上目光短浅的做法”，有可能导致它“在太平洋世纪将只是一个旁观者”[②d]。（2）观念混乱。美国当前的亚太政策显然缺乏一个明确的主导思想，利益、安全、人权等各种观念纠缠在一起，时而以利益为主，时而又以安全或人权考虑为主，难以有稳定清晰的思路。（3）措施矛盾。以对华政策为例，美国总统与国会间的政策措施常常明显不一致，行政部门和国会各自在同一问题上前后措施也不一样，在人权和经济问题上措施不同，在经济上的措施也时而施压、时而缓和。（4）我行我素，拒绝沟通。美国对亚太各国始终抱有“美国中心主义”心态，在制定政策时从来就是按自己的主观判断行事，拒不考虑亚太各国的立场，这是亚太各国对美国日益不满的重要原因。上述种种，按哈里·哈丁的观点，“美国的亚洲政策正在面临困境”，其根源既在于“外交政策不连贯和对该地区形势的错误理解”，也在于“错误地认为，与亚洲打交道的最好办法是通过施加公开的一致压力，还错误地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对今天的亚洲仍具有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吸引力”[③d]。
第五，经济民族主义的亚太政策效应还表现为对亚太贫穷盟国经济援助和安全承诺的削减。按经合组织统计，美国1995年的非军事捐助额降至73亿美元，仅及日本的一半，且落后于法德居西方第4位，其中对亚太各国的援助额减少更多，为日本的1／3。同时，经过国内激烈辩论后，美国虽然宣布继续在亚洲驻扎10万美军，但其减少承担在亚洲军事义务的趋向已暴露无遗。而这些做法，无疑都是受经济民族主义的利益观驱动的。
三、走向评估
第一，经济民族主义有可能不再仅仅是一种政策影响要素而直接成为美国对亚太政策的主流价值观和指导思想。统计资料表明，目前美国国内主张政府将注意力由国际事务更多地转向国内的人占82%，75%的人认为政府在对外政策中应该更多考虑美国的经济利益。这是经济民族主义观念有可能主导美国亚太政策走向的有力证据。
第二，美国亚太政策中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化色彩将更为浓厚，政策的不稳定性和盲目性将进一步增强，经济民族主义所要求的，并不是对民族利益的正当保护，而是试图用强权和损人利己方式来增进本国利益，这就导致其主导下的亚太政策不可能建立在客观公平基础上。
第三，作为结果，美国对亚太各国施加压力和挑起事端的做法将进一步经常化和频繁化，与之相适应，美国与亚太各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和市场矛盾将随之更加激烈。
最后，也应看到经济民族主义的扩展和影响并不是无限度的，它的主张与国际经济合作日益扩大的趋势相悖，其极端利己主义的做法正在引起各国的共同抵制，而且，美国的政治经济已经完全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不可能真正回到“美国堡垒”之中，但不管怎样，作为一股正在上升的社会思潮，它对美国的亚太政策走向和对亚太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消极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各国对此都必须保持高度的戒备。
注释：
[①a] 乔治·洛奇的具体主张参见其所著：《轮到美国改革》，中译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
[②a] 〔美国〕《国家利益》季刊1990年夏季号。
[③a] 威尔·马歇尔等：《克林顿变革方略》，中译本第383页。新华出版社，1993。
[④a] 美国《华尔街日报》1995年9月5日。
[⑤a]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5年9月8日。
[⑥a] 美国《洛杉矶时报》1995年2月14日。
[⑦a] 威尔·马歇尔等，前引书第125页。
[①b]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5年9月8日。
[①c] 转引自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第41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②c] 新华社华盛顿1995年11月9日电讯。
[③c] 美联社华盛顿1996年5月20日电讯。
[④c] 哈里·哈丁：《亚洲政策面临危境》，载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5年秋季号。
[①d] 美联社华盛顿1993年2月26日电讯。
[②d] 美国《华尔街日报》1995年7月6日。
[③d] 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5年秋季号。
[①e] [美]卢西恩·W派伊著：《东南亚政治制度》，第104页。刘笑盈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