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治理与政治#183;社会发展研讨会暨2012年政治学高峰论坛”会议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政治学论文,研讨会论文,社会发展论文,高峰论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中，随着政治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急剧涌现。在这一背景下，2012年12月，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和深圳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国家治理与政治·社会发展研讨会暨政治学高峰论坛”。来自国内14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多位政治学著名学者以“国家治理与政治·社会发展”为主题，围绕转型理论与国家治理范式、转型中国的国家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战略、社会发展中的地方治理等相关议题进行了六场富有建设性和开创性的学术讨论。本次研讨会是2010年4月杭州“中国模式的建构与政治发展”政治学学术研讨会和2012年10月“清华政治学发展问题研讨会”的延续。在研讨会中，与会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深度和广度的观点。
研讨会开始，由主办方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对此次研讨会的背景和宗旨作了介绍，并希望本次研讨会能够就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以及十八大之后可能出现的研究议题和改革实践进行广泛讨论。
浙江大学余逊达教授希望学界能够找到一种对民主框架建构的新理解。这种建构并不只是强调民主的价值，而且也能使民主制度相较于其他制度安排具有更好治理绩效。“开放通道”(open access)秩序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制度改进方案。这一概念源于诺斯的著作《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个解读有记录人类史的概念性框架》。开放通道秩序本身并非是和宪政制度同时建立，而是在共和民主框架下逐渐形成的。这一概念启发我们，可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通过逐渐调整，把人民关注的宪政框架和开放通道秩序作为一种改进方案。
在理论发展方面，余逊达教授指出科学本体论有两个基本的范式：一个是属性本体，一个是过程本体。大部分中国学者使用的是“属性本体”这种分析方法。然而“属性本体”分析法是否有利于我们合理把握对象？这是存有疑问的。与此相对，“过程本体论”这个概念强调国家内嵌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国家自身的发展是在和系统与环境的互动中推进的。所以“过程本体”分析会更有助于我们把握研究问题。此外，国内政治学界一直关注两大类问题：第一类是关于中国政治学的范式有没有可能根据当代实践来进行提炼，进而在体系构建上实现创新和突破；第二类则是希望对中国的具体政治体制改革实践提出一些建议从而更好地进行治理和改革。余逊达教授希望未来能发展出新的范式和概念来指导改革，并且这应该是一种价值导向渗透其中的范式，而不是中立意义的。在社会并不明确自身走向何处的情况下，范式中的价值导向能够帮助其找到方向。
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围绕“国家治理”的经验和理论展开分析，探讨国家治理或许能作为一个研究范式来考察中国政治。国家治理是围绕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是维持国家基本政治秩序，其二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国家治理的要素是国家治理的结构性理论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包含六个层面：核心价值体系、权威的决策体系、有效的政府执行体制、良性的政治互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必须注意的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并不是这六个层面能力强度的简单相加，国家治理是一个结构性的体系。
徐教授总结认为国家转型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危机性的转型，即重大危机引发的转型，这种转型一般成本很高。例如苏联与东欧的转型。第二是非危机的转型，即在那种低密度冲突过程中进行的一种有意的转型，例如韩国比较平稳的转型。对中国转型而言，尤其对于国家治理的过程和国家转型的起点(A点)与终点(B点)问题，徐湘林教授指出这种转型过程是模糊和不确定的。起点(A点)可能是明确的，例如党国体制；但终点(B点)是什么并不明确，一方面在于中国政治体制自身并没有蓝图，另外西方的蓝图也可能并非中国所需。因此有必要去面对现实，深入探讨中国目前和未来的处境与状况，尤其要注重分析中国共产党体制以及国家权力和党的影响之间的关系。
中央编译局的何增科研究员主要对传统时期和改革开放后不同时期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进行了剖析。他指出，传统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存在六个支柱，第一，利用国家政权力量对生产资料进行分配与改造，将所有社会组织转变为公共组织；第二，将全体社会成员高度组织化；第三，在所有的组织中建立党的组织，并且以其为最高权威；第四，国家机关中党组织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党组织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制度；第五，党管一切干部；第六，党政机关和人民公社通过政治甄别、组织任命和思想教育来实现对个人的思想控制。
何研究员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政治双轨制”，即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人治与法治两种相互矛盾的逻辑同时并存，这种双规政治制度和双重逻辑导致现实政治发展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当前加强党的领导的逻辑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逻辑分别代表了前面两种不同的逻辑，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张力。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具体指导原则需要从全面领导走向政治领导，前者强调领导一切很容易重新走向“一元化领导”，后者则强调将政治领导与政府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等专业化管理和法治化管理区分开来，党的领导侧重于通过制定政策纲领进行利益整合、通过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掌握主要干部的提名录用、通过进入国家执政而非在政权外部发号施令来实现管理的专业化和法治化，党的领导是高端领导、重点领导和政治领域领导而非具体的事务性管理。
在政治学研究领域，何增科研究员质疑是否有必要用统一的范式进行学理解释。因为当强调某个范式的重要性之时，可能存在用单一范式去解读复杂现实的问题，也就是“遮蔽效应”——这种范式可能很有用，但是也可能遮蔽很多东西。比如说行为主义的解读就可能遮蔽了权力和国家，而仅仅强调政治人的行为。
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首先谈到他对河南农村进行的城镇化调查，发现城镇化变革使农民从农村土地上脱离，使农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可以认为乡土社会的根基已经发生了动摇。在政治改革方面，当前出现的重要变化就是“动员型政治”向“回应型政治”的转型。当前的治理者需要回应社会的要求和压力，需要由所谓的“强人政治”向“平民政治”转变。然而，我们目前的政治转型中还存在两点不足：其一，社会的权利诉求压力不断增大，而政治系统的回应能力不足。政治系统对社会变迁缺乏足够的预见和准备，仍旧是被动式的维稳；其二，治理者的调适不够，无法充分适应现代社会的政治要求和变化。因此，在多元社会中如何提供一个制度性的安排，使多元的观点、多元的利益能够实现体制性的整合，这是比较重要的。
中国人民大学任剑涛教授认为，对中国的发展来说，首先要面对国家和社会互动的问题；其次要面对中国国家的真实结构问题。任剑涛教授从历史维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关键时刻，第一是“马基雅维利时刻”，即国家必须要统一。第二是“霍布斯时刻”，即国家必须要强大。但是中国尚未经历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建构时刻，即“洛克时刻”。中国要想成为现代国家，则必须落定在第三个建构时刻。
在既有的国家结构中考察国家治理，首先需要分析清楚是“谁的国情”。多年来学者们对国情的分析是站在国家和领导人的角度来进行的。任教授认为现在的国情是“权利国情”，即政府需要回应多元社会的权利诉求。如果国家治理建立在普遍的信任危机上，这样的社会心理会使民众的政治心理出现高度不自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家治理需要转换思路，首先要关注“权利的国情”而非“民主的国情”。
上海市社科联桑玉成教授指出，国内政治学者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共同点，都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非常郑重的关切。我们关注的问题有几个方面。首先，邓小平1980年“8·18”指出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一些弊端。这些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尤其是权力过于集中和腐败问题。其次，我们研究当前中国政治要重视价值与行动的统一。我们的现代政治知识和价值却存在普遍匮乏的困境，由于我们对自己的价值目标存有心理的恐惧，甚至会产生很多并不符合现代政治价值的观念。这对学者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思考如何实现普适价值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统一。此外，在政治学研究中还需要充分注意“人”的因素。中国政治体制的制度规定与实际运作距离很远，甚至两者毫无关系。其中更重要的实际上是“人”的问题。桑玉成教授认为最重要的是国情而不是党情，是人们主观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基于这种认知，我们需要考虑怎么使制度具有可操作性，换句话说，怎么让这种制度运转起来，发挥制度的绩效。而无论是学界还是政治界，都需要充分回应社会的关切。
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认为为何中国在过去没有实现和平转型，其中的重要因素就在于近代以来中国缺少一个理性准备，因为社会的真正和平转型需要大量的理性知识储备，而这需要各界进行充分的讨论、对话和实践。
对于国家转型的A点和B点，我们不仅对“B点”不甚明晰，而且对“A点”本身或许也并不清楚。因此还要反思A如何才能转化为B。基于此，对国家转型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首先，改革开放是国家的转型；其次，国家转型需要国家体制的转型；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治是和国际政治关联的。
在研究方法层面，周光辉教授指出历史制度分析方法强调结构、行为(包括利益)和文化这三个要素的互动，这种分析方法或许能够为学者们观察中国政治转型提供一种较好的视角。
深圳大学黄卫平教授通过对乌坎事件的剖析，指出当前的中国改革实际上是“危机推动型”改革。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两大危机：政治高层的危机和基层治理的危机。乌坎事件的重要特点在于，一方面事件双方的对抗强度非常大，另一方面体现为一种高度组织化维权行为。而广东省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体现出两点创新，其一是把非法组织吸纳为合法组织，另外则是将事件主要组织者林祖銮任命为党组织书记，将体制外的重要人员“招安”到体制内部。乌坎事件的意义在于，它显示出村民不再用过去的体制外抗争方式(例如上访、游行、示威和请愿等)，而是变成了村委会和省委工作组进行谈判的一种抗争方式。然而这种解决问题的逻辑实际上仍旧是一种非制度性的解决逻辑。
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围绕国家治理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学界主要根据两个层面来考虑中国政治发展问题：一个层面是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第二个层面是人民民主。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中国的学术界中始终存在着两套话语系统，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两套话语系统。因此对国家治理而言，第一个需要确定的问题是，国家治理到底是弱化国家权力还是强化国家权力；第二个需要明确的是，国家治理到底是国家来治理社会还是治理国家。根据十八大报告的内容，国家治理其实是党来治理。十八大文件主要讲的是以什么方式来进行治理，其中重点强调了三种方式，法治方式、协商方式和德治方式。
关于转型的“A点”和“B点”问题，王浦劬教授指出，如果其中的“A点”是党国体制，那么“B”这个目标是什么？经济上的目标比较清楚，包括GDP翻两番、人均收入翻两番等。但是政治上的目标是否是“党国体制”转为“国党体制”，即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天津师范大学高建教授认为，对“小康社会”应该更多地从政治学角度去进行解读。将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重要内容赋予到小康社会中。小康社会不仅要发展经济，也应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因此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要着力解决一些问题。
关于社会不公平问题，除了不同行业之间普遍存在的差距，社会上还存在两个很大的不公平：其一是城乡差距；另一个则是腐败问题。腐败问题除了与体制问题有关，也与传统文化存在联系。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对腐败的滋生和蔓延有很大宽容性，例如农业文明下的“家国文化”很容易与腐败联系起来，因为这种文化不讲求公平竞争，而强调长幼有序。此外，传统文化中缺乏公共服务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涉及政府掌握资源、分配资源的情况，就很容易出现为了取得资源而使用贿赂手段的情况。
中山大学肖滨教授首先对国家治理面临的基本宏观格局进行了阐释。当前的国家治理究竟处于何种状态？肖滨教授认为国家治理所处的基本格局归纳起来是两种逻辑并存：一种是市场逻辑，一种是垄断逻辑，两者并存运行。其中的市场竞争逻辑是怎样引入的？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适应性改革”。即在现存格局中撕开一个口子，然后把市场逻辑、竞争逻辑逐步引入进来。当回顾历史时就会发现，市场经济在一开始并不是被称为市场经济的，直到1992年小平南方讲话后才明确称之为市场经济，在此之前的说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总之，通过适应性改革逐步把市场经济引入进来，因而在整个国家治理结构中出现了市场竞争的逻辑。
既然国家治理面临着双重并存的结构，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肖滨教授提出一种“综合改革”的改革思路。其内涵包括：首先是限制政府的权力，着眼点在两个，其一是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二是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其次，在社会改革层面推动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壮大；最后则在于政治层面的改革，重点是思考如何将执政党和群众联系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首先指出，中国到2020年之前或许并不会出现政治学者所期望的政治改革，而法治则可能是高层领导人在未来十年中着力推进的一项任务。其次，社会保障方面的整体性“蛋糕”在扩大，但预算比例并没有扩大，社会保障层面上做得并不够，因此社会保障和社会权利也可能是共产党在未来十年中着力的一个方面。第三，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方面，国家一方面提倡社会管理创新，另一方面却在推行党的组织全覆盖，因此或许我们对未来的社会权利改革并不应抱持十分乐观的态度。
杨光斌教授指出，这一代学者应该有担当精神并反思某种流行的政治社会理论。回到中国语境中，从比较历史的角度出发，需要重新思考当前的政治社会理论。
北京大学金安平教授的关注点在于近一百年来中国政治学者所关注的学术话题是怎么沉淀和筛选出来的。此外，金安平教授考察了十八大报告，指出其对政治发展的战略重点进行了较大调整和规划。从表面上看，党内民主显然从过去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和突破口的地位作了排序上的后移，突出了民生和反腐。这种战略调整意味着，民生和反腐方面的改革意义并不只在社会层面，发展民生和反腐吏治或可用来化解政治压力以为渐进改革争取共识和时间。因为人民对贫富差距和腐败的不满可能会激起他们对激进改革的期望，所以上层领导人尝试用民生和反腐来回应人民的要求，缓解和安抚人民的不满。因而，民生和反腐在表面上看是在社会领域进行的改革，但实际上还是一种迂回和渐进的政治改革。这体现了中国的政治智慧。
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指出，现在中国社会中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腐败问题，一个是民生问题。他认为学界需要思考中国的改革远景是“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学者们要有一种忧患意识来思考可行的改革方案。谭教授希望这种改革应该是“软着陆”而不是“硬着陆”，更进一步，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建立一个促进社会公正的社会政治机制，在制度上来保证公正的实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治报复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问题，谭君久并不认为当前中国政治学界中存在很大的知识危机，但其中确实是存在问题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主要由于两方面的差距：第一是对回答中国国家治理和政治发展中的问题方面有差距；第二是与世界政治学界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方面存在差距。此外，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政治学理论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值得探讨。学界或许可以尝试写作一些为普通大众所能理解的政治学常识读本。因为无论是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理论表述，还是当代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理论表述，这些都离普通大众十分遥远。因而学界可以做一些普及工作，来满足普通大众对政治学的需求。
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围绕政治宽容进行了发言，指出乌坎事件实际上昭示了中国下一步发展将面对的根本性问题，从韩国的民主化进程和中国台湾的“解严”可以发现，这一问题或许可以称之为“政治报复”。因为当历史上做过的事情在多年后从相对不合理变为绝对不合理，如果政治宽容度不够，那么就很容易出现政治报复。政治报复抑或政治清算实际上都是不理性的，对主要政党和国家政权来说具有很大的危害。对于学者而言，需要利用自己的理论工具和舆论渠道向社会大众阐释清楚，并且需要各界培养一种宽容度。
北京大学燕继荣教授阐述了政治学者的立场和困境。他指出，政治学者面临着很多的困境，这个困境主要体现在学者立场，因为站在眼前的立场和未来的立场这两种立场上，其话语通常并非能达到完全一致。
此外，燕教授质疑“治理”概念能否成为学界新的理论范式的核心概念。治理是一个始终存在的过程，与之相对的概念是“不治理”。而“有效治理”的实现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包括专制治理和民主治理，所以很难把这样一个过程性的概念作为一个范式的核心概念。或许学界还是要寻求一个带有某种价值目标的方向性概念，以此来描述理想状态。
清华大学景跃进教授首先对会议本身提出两点建议，首先或许可以延长研讨会的时间，以达到充分讨论的目的；其次建议学者们不仅要扩大研究领域，还需要将讨论话题在纵向上集中，在多元的声音中找到焦点共识，并将这些共识扩展深化。
对于知识范式问题。景跃进教授认为，如何处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或许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必须要面对的长期难题。以转型“从A到B”的过程为例，从A到B并不是简单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学者们要将自身对价值的追求激情冷却下来，回归经验现实来进行理论对话。
对于党国体制这一问题，需要考虑这个体制的弹性空间究竟有多大；体制的适应能力和可塑性究竟有多大。实际上，党国体制或许是一个经验问题而非理论问题。不同的经验现象可以被不同地理论化，其中既需要价值又需要分析。但是价值的分析和经验的分析有时候是存在张力的。学界必须要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并作出相应的补充。因此学界一方面需要补充经验研究，另一方面需要反思经验理论和价值理论的关系，进而推进对中国政治更加全面和理性的认识。
美国杜克大学牛铭实教授认为，国家治理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需要注意的是，治理中需要强调民主。因为治理需要资源和权力，如果不民主的话那么权力和资源很容易腐败。并且，治理不只是要有效率，还要有公平正义。什么样的国家制度能够在治理时不仅有效而且也能实现公平正义？这就是一种强调民主的国家治理。所以民主是国家治理的一种制度选择，使治理结果能够公平正义且有效。此外，社会内部的权力其实也要去治理。既有的理论通常主要考虑国家制度内部怎么制衡，实际上社会权力也需要制衡。
总的来说，学界需要考虑社会治理和政府提供的治理之间的相关性。怎样使两者达到最好的互补，对这方面的探讨应该更多一点。
在复杂的经验事实面前，理论的折射注定是多元的。如何理解国家与政党的改革逻辑？如何对待价值理论和经验理论的交织？大量的命题尚待当代中国政治学者去梳理、剖析和建构。未来的中国政治理论呼吁更强的包容性和建设性，作为反映中国独特政治实践的学术提炼，不仅需要理论智慧，还需要制度发展和政策过程领域的开创性探索。
(袁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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