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世的文学抉择——前“五四”新民文学思潮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论文,时世论文,文学论文,思潮论文,艰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1)03-099-05
本文把戊戌变法失败后由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文学革新思潮称为“前‘五四’新民文学思潮”，较之以往常用的带有政治话语意味的“晚清改良主义文学思潮”或“晚清维新文学思潮”或许要更贴切一些。综观近年来对前“五四”新民文学思潮的研究，从总体上看都是在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和各种哲学文化批评对我国文学研究界深刻影响的语境中进行的，因此人们对这一思潮所彰显的文学与历史的深刻关系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实际上，直面严峻的历史语境作出智慧的文学抉择，并在这一抉择中构建一种带有博大之气的文学思想，正是这一思潮献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奠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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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可不可以脱离时代？文学应不应该介入历史（现实）？在当下以高谈“解构”为新潮的语境下重提这样一个话题，并不意味着笔者要“不走样”地维护当年那些近乎天条式的文学律令。因为就在关注时代和现实的新民文学思潮勃起于中华民族的艰难时世之时，海宁王观堂（国维）先生就据康德美学思想别调独弹：“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注：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见《静安文集续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版。）并且观堂先生当年在文坛上也足称一代之翘楚。但不少研究者在论及世纪初中国文学时，往往不约而同地对观堂先生推崇有加，而对与观堂先生超功利的文学观适成对峙之势的新民文学思潮，却吝于作出足够的肯定。如果说只有观堂先生的文学观才是最先进、最“本体”的，何以观堂先生在当时却应者寥寥？如果说新民文学思潮所秉持的文学观是偏于传统、偏于“非文学”的，何以它在当时却风行一时？其实文学可不可以脱离时代，文学应不应该介入历史（现实），并不是多么复杂的理论问题。一般说来，作为决定一个时代文学风貌的属于主流派的文学，是不可以脱离时代，是应该介入历史（现实）的。作为纯粹的个人趣味实验的文学，则不必对时代和现实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更何况，所谓纯粹个人趣味，往往只是表现为对政治尤其是对集团政治的疏离，而不是表现为对时代和现实的漠视。即以王观堂先生为例，他虽然力倡超功利的文学观，但却仍然盛赞元曲“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因此必欲在观堂先生和新民文学思潮之间轩轾高下只能是自设陷阱。要之，观堂先生之主张超功利和新民文学思潮之主张重功利，都各占文学之一义，都有其特定的美学价值。
新民文学思潮最突出的特征恰恰是对时代和现实的密切关注和介入。它的可贵之处正在于面对艰难时世，或者说，面对当时严峻的历史语境作出了正确的文学抉择。这一抉择既是指向历史干预现实的，又是反诸自身强健文学的。它捍卫和弘扬了文学理应具备的推动历史变革的精神，和观堂先生超功利的文学观分别以不同的理论性格拉开了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沉重序幕。
新民文学思潮所面临的历史语境是众所周知的。一方面是“救亡”与“启蒙”两大时代主题的并置和互用：梁启超当年就曾从“救亡”角度论述过“启蒙”的意义：“今天下莫不忧外患矣，……然则为今日中国计，非必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注：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鲁迅也曾从“启蒙”的角度论述过“救亡”的要着：“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肤浅凡庸之事物哉？”（注：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但是另一方面，“救亡”毕竟是历史最为紧迫的课题，因此“启蒙”在某种意义上又须服从“救亡”的需要。因为20世纪初中国“启蒙”主题的确立不是像西方那样源于“资本”的意欲，而是源于“救亡”的需要。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救亡”再次成为重中之重，而“救亡”又因着对清王朝封建政治的失望和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形成的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向往而获得新的方略：引进西方的启蒙文化改造国民的精神，进而在中国建设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正是在“救亡”主题的这种召唤下，“启蒙”主题才走上历史的前台。即以梁启超为例，尽管他在《自由书》这类非正式的杂感文中曾表示要使“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三大自由，皆备于我”（注：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页。），但当他在《新民说》中正式“论自由”时却又这样说：“身与群校，群大身小。诎身伸群，人治之大经也。当其二者不兼之际，……有志之士，其必悴其形焉，困衡其心焉，终身自栖息于不自由之天地，然后能举其所爱之群与国而自由之也明矣。”（注：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显然“救亡”的主题萦绕心际，对“人”的启蒙是有功利的。
面对沉重的国难和当时的历史语境，无论是以慈禧为后台的清廷实权派还是以义和团为骨干的民间排外派，都表现出十足的颟顸或盲目。只有曾经试图借“百日维新”之机跻身权力中心却惨遭失败的知识精英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提出了“新民”这一救时策略。就此而言，“新民”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当时的精英话语，它既显示出知识分子关注“人的解放”的启蒙立场：因为既然是“新”民，而且用以“新”民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的启蒙文化，因此标举“新”民，“启蒙”的精神自在其中；又彰显出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传统：因为既然是新“民”，而且新“民”的首要目的是促使国民养成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国民意识”，因此标举新“民”，“救亡”的意图也得以落实。应该说，这是智慧的也是理性的抉择，它没有怠慢“启蒙”，但也没有因为“启蒙”是一般知识精英最基本的文化立场，遂将“启蒙”置于“救亡”之上。事实上在那个民族命运危如累卵的艰难时世中，任何文化——文学策略倘不以“救亡”为中心来设计，都肯定不会得到现实强大的支持。
新民文学思潮指向外部世界干预历史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也是研究者多有论述的。但其反诸自身强健文学的作用却常常被人们忽视，而且不少研究者恰恰是把注重文学推动历史变革的功能视为前“五四”文学普遍存在的政治意识过剩、艺术意味稀薄等现象的病因。其实这恐怕仅是一种皮相之见。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忆及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说过这样极端功利主义的话：“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注：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1页。）但是，鲁迅的小说难道不是经典的艺术吗？准确地说，前“五四”文学存在的种种不足，是要由那个弥漫着绝望、愤怒、焦躁、失范的社会情绪和正由古典向现代艰难蜕变的时代来负责的。因此，我们应该对新民文学思潮在强化文学干预历史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又怎样反诸自身强健文学作出必要的探讨。
首先，它赋予文学以厚重的实践着的历史品格。一般地说，文学可以反映或阐释历史，但它本身还不是历史。文学在生产、消费方式上的个人性和怡情愉悦性，更常常使人们感到它与正在实践着的历史无关。惟其如此，一些关注国运民瘼的文人常常会生出“文学无用”的念头。在中国文学史上以一种智慧的文学策略使整整一代文学秉有了实践着的历史品格的，恐怕要首推20世纪初的新民文学思潮了。因为它既不是作家超时代、超历史、超种族地对人的存在和生命奥秘作形而上的玄思，也不是作家被动地、客观地、冷漠地对正在实践着的历史作一种文学的笔录，当然更不是作家借文学游戏人生或反过来干脆“玩文学”。它以“新民”的方式参与“救亡”和“启蒙”的实践，又因介入历史进程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不是笔者的推论，事实上新民文学思潮的参与者们也确实期望自己能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历史的创造，例如有“近世诗界三杰”之誉的诗人蒋智由在其《卢骚》一诗的末尾就这样写道：“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其次，它促使文学走向严肃和崇高。在艰难时世中产生的“新民”文学既然因介入历史的进程而具有了历史的品格，文学才成了实实在在的“经国之大业”，文学和文学的生产者——作家们自会生出前所未有的严肃感和崇高感。当林纾自命为警醒国民的“叫旦之鸡”并把译介西洋文学视为救国的一种“实业”时，他决不会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失意感。（注：林纾：《不如归·序》、《爱国二童子传·达旨》，见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113页。）当梁启超感叹“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舒芜校点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时，其胸中升腾着的正是文学家的自豪感。新民文学思潮勃兴期间，文论界一遍遍地重复着文学“有左右世界之力”的宏论，小说家不约而同地抛弃了编撰侠义小说、狭邪小说的卑俗兴味，竞相创作政治小说、谴责小说、教育小说，即使是享有言情专利的传奇，也一改缠绵悱恻的情调，变成了《轩亭血》、《警黄钟》、《爱国魂》之类宣传维新或革命之作。“新民”文学的题材虽然有些单调，人物形象大多有些单薄，但它有意识地追求严肃和崇高，无疑是强健文学自身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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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文学思潮最基本的文学理念，是用文学改造国民的精神，以推动社会的变革并挽救民族的危亡。这一文学理念关注的焦点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与文艺社会学是相通的。文艺的社会学研究，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有着久远的历史，但文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19世纪下半才正式形成的。文艺社会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只要想想西方著名的文艺社会学家如法国的丹纳、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德国的弗里契等人对中国许多作家的影响即可知晓。至20世纪40年代以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研究文艺和社会的关系，更是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主流话语。当然由于极左思潮的恶性泛滥，文艺社会学也一度畸变为庸俗社会学。也许正因为这一点，近10余年间有的论著在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的现代性转型时对新民文学思潮似乎并不特别称许，他们在论述世纪初现代文艺批评的拓荒工作时，被选为代表性批评家予以专门论述的，恰恰是新民文学思潮的批评者王观堂而不是这一思潮的发动者梁启超。其实，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演变和发展不论多么复杂，但就最基本的文学体系而言，无非是讲功利和非功利两大派而已，而且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讲功利的文学体系稳居主流地位。因此，若要评述20世纪初现代文艺批评的拓荒工作，是不能只论王观堂而不提梁启超的。
新民文学思潮的文学理念，对20世纪讲功利的文艺思想和批评体系的形成和确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拓荒和奠基性的贡献。
其一，新民文学思潮的文学理念呈现出社会运动（政治革新）、文化运动（思想革新）和文学运动（文学革新）彼此互动的理论形态。这里实际上反映出如下三种难能可贵的认识：(1)认识到欲革新群治必须首先“新民”，这样“人”（即“国民”）的改造被置于社会改造（核心是政治革新）的前景。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注：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104页。）其实这也是当时大多数知识精英的共识，鲁迅1906年决计弃医从文不也是把“新民”视为救国的第一要着吗？(2)认识到欲“新民”必须重视文学，这样文学特有的“移人”功能被置于人的精神重建活动的前景。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在论述了文学满足读者审美心理需求的基本艺术特质后指出：“苟能批此窾，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号。）文学可以“移人”，当然不是梁启超的新发现。但梁启超尝试运用较为现代的文学理论对文学的艺术特质进行探讨（具体内容详见下文），又足以说明他是何等地重视文学的“移人”功能。(3)认识到欲用文学“新民”必须首先“新文学”，这样文学革新被置于文学运动的前景。“新民”，无论是将其视为“启蒙”话语还是“救亡”话语，最基本的文化内涵都是国民思想的革新和精神的重铸。因此，萦绕在梁启超等人脑际的并不仅仅是文学可不可以“移人”的纯理论性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传统的文学能否承担起“新民”的使命这样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他们看到了传统文学中存在着与“新民”宗旨相悖的种种封建意识和陈旧观念，因此发动了一场声势凌厉的文学革新运动。以上三种认识交互作用，使文学革新（文学运动）、思想革新（文化运动）、政治革新（社会运动）这些社会变革的子课题重组为一种系统工程：文学革新的目的是为了使文学能真正承担起“新民”的使命；“新民”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的改良和进步（当然包括推进“救亡”大业）。它以“新民”（思想革新／文化运动）为中介有机地沟通了文学（文学革新／文学运动）与历史（政治革新／社会运动）的两极，既捍卫了文学的历史之维，又肯定了文学的本体属性，从而使新民文学思潮既具有文学运动的本体论意义，又具有社会改革的方法论意义。
其二，新民文学思潮的文学理念重视文学自身的特点并阐释了文学的某些特质。新民文学思潮的发动者和骨干人物决不像人们臆断的那样毫不重视文学自身的艺术特质。当然他们从不撇开文学的社会功能去谈文学的艺术特质，在他们看来，给人以精神的陶冶与推动社会的变革，都是文学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文学艺术特质的探讨就绝无在象牙之塔中讨生活且自以为得计的小家子气，论述或许不免粗放，但又不时显出高屋建瓴、视野开阔、脚踏大地、厚重崇实的风采。在这方面，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堪称典范。这篇论文论述的是小说与群治（核心是“新民”）之关系，落脚点自然是文学的社会功能，但整个论述却从小说自身的艺术特质入手。梁启超不愧为大手笔，他首先排除了将小说定位为“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通俗读物的旧见，然后从读者的审美心理和小说的审美方式双向互动的角度指出小说之所以能吸引读者的根本原因，接着又从艺术鉴赏学的角度论述了小说是怎样通过“熏”、“浸”、“刺”、“提”四种“力”使读者的思想和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得到陶冶和提升。应该说，在这篇论文中，梁启超对小说艺术特质的论述在当时既是到位的也是属于前沿的，因为其中不仅融入了文艺心理学的知识，而且在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上首次提出“理想派”、“写实派”等现代批评概念。但梁启超没有把自己的理论思维粘滞在纯粹的“艺术”层面上，在论述了小说“支配人道”的种种特质后，他迅即调转笔头，抨击了充斥着封建、迷信、陈腐、庸俗之气的旧小说对国民灵魂的毒害，于是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论文的主旨：“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可以这样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为新民文学思潮的发难性质的文章，和后世具有同类性质的文章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乃至左联的《理论纲领》等相比，无论是对文学自身特质的探讨还是整篇论文的理论总量与恢宏气度，都绝无逊色之处。
其三，新民文学思潮的文学理念为传统的文学功能论注入了现代意识，并使之迈开了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步。新民文学思潮自然是讲功利的，新民文学思潮影响下产生的文学作品也自然是重功利的，而且无须讳言，当时的不少作品也确实只见功利不见文学。但这并不是文学追求社会功利的必然结果。说到底，任何有合理意义的文学观念都无须对这种文学观念被极端化后产生的作品承担什么责任。因此我们对新民文学思潮之讲功利应从理论上给以足够的肯定。要看到，新民文学思潮之讲求文学的社会功利，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积极的入世精神，不仅张扬了中国知识精英身上极为宝贵的人文精神，不仅反映了那个“救亡”重于一切的年代的历史要求，而且由于注入了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观念而具有了现代意识，即：执著地视文学为新民的利器，又明确地视新民为社会改革的首务。简言之，由于思想关注的焦点是普通的“民”和“社会”而不是君和社稷，由于其中不仅包含着对“国民”的重视而且也包含着对“人”的某种关怀，由于“新民”虽然着眼于文学的社会功利但又是以对文学特质的新的理解为基础的，因此这种文学的社会功能论必然是走向现代而不是皈依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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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文学思潮决不是个别人物对时代要求和文学使命的一种超前的因而也是寂寞的感知和倡导。它反映着时代和社会对文学最迫切、最现实的要求，具有广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使得梁启超等人在流亡国外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一呼百应，迅速地发动一场席卷整个中国文坛的新民文学革新运动。这是那种以社会改革思潮为依托的带有“主潮”性质的文学运动，因而也是那种在文学队伍的组成上带有较大广泛性的文学运动。鲁迅在论述谴责小说蜂起的原因时曾分析过这一小说潮流与当时社会思潮的关系：“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82页。）李伯元、吴趼人等在具体的政治行为方式上也并不与梁启超取同调，但李氏主编的《绣像小说》在谈及办刊“缘启”时却弹唱着和梁启超如出一辙的小说经：“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榑桑崛起，推波助澜。……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注：商务印书馆主人：《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启》，《绣像小说》1903年第1期。）而吴趼人的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径直连载在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上。
但是，正像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因主张“君主立宪”被定性为“半封建阶级半资产阶级的性质”，而长期得不到充分肯定的评价一样，建国以来人们对新民文学革新运动的评价也总难以摆脱“贬抑情结”的纠缠。如果说在“前十七年”的有关研究中，人们的学术欲望主要是抉发这场文学革新运动的历史局限以迎合严厉批判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意识形态权威话语，那么在“新时期”以来的有关研究中，人们的学术兴趣虽然转向了探究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使文学发生了一些指向现代化的“新变”，但探究种种“新变”的目的，都是为了和已经现代化了的“五四”文学形成对比，以证明在“五四”这座现代化的高山面前，“新民”文学的成就终究“不高”。要客观地公正地评价新民文学革新运动的历史成就和地位，需要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注：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0页。）基于这一原则，笔者以为新民文学革新运动至少有下述两点是值得深入探讨并给以高度评价的。
首先，新民文学革新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整体推进的、全方位展开的文学革新运动。在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文学革新运动，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这些文学革新运动大多只能局限在诗文领域之内。但到20世纪初，梁启超感应着时代的要求决心发动一场文学革新运动，同时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等四大主张和要求。而且无论是诗界革命、文界革命还是小说界革命、戏曲改良，都既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也涉及文学的表现形式。小说和戏曲进入梁启超等人的文学革新视野之中，当然与中国文学内部小说、戏曲这两种所谓“俗文学”已发育成熟有关，与20世纪初文学家在西方文学理论启迪下对小说、戏曲之类叙事文学独到的审美方式和表现功能获得许多新的认识有关（当时探讨小说创作方法、艺术特色的文章之多是空前的），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西方启蒙哲学、人本哲学对中国作家思想的影响。因为小说、戏曲这些所谓“俗文学”的身价和地位，从某一角度看，正是它的基本读者群（包括书场茶肆的听书者）即所谓“俗民”／“平民”的身价和地位的印证。当“俗民”／“平民”的身价和地位真正提高了，小说、戏曲身价和地位的提升才是真实可靠的。这就是为什么明清两代某些序跋或点评也推崇小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和文学之美，而小说、戏曲却依然被称为“闲书”而得不到正统文家、史家青睐的根本原因。因此，新民文学革新运动之所以呈现出整体推进的、全方位展开的态势，从根本上讲是20世纪之初文学观念——文化观念——社会性质发生划时代转变的反映。这是人文观念更新的胜利，是平民意识提升的表现，是文学思想嬗变的必然，是文学结构合理化的结果。就此而言，20世纪初的新民文学思潮及其所发动的文学革新运动，其人文性质和文学性质都只能是前“五四”的。
其次，新民文学革新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自觉地向西方寻求借鉴的文学革新运动。新民文学革新运动欣逢“莽莽欧风卷亚雨”（梁启超语）的崭新时代，这使它能够避免古代文学革新运动只能在同质的文学圈子内寻找借鉴的封闭性，从而得以开放的胸怀探首域外，在中西文学的比较和对话中，以西方进步文学为参照创造中国自己的资产阶级新文学。这一意图和特点在梁启超等人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提出的具体纲领中有十分明确的体现。诗界革命的理论纲领强调诗歌必须表现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观念并使用源自西方的新名词和新术语。文界革命的理论纲领强调作文应宣传“欧西文思”。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建设内容丰富，但最醒人耳目之处还是强调追步西方：或者欢呼“二十世纪开幕，环海交通，小说之风涛越太平洋而东渡”（注：伯耀：《小说之支配于世界上纯以情理之真趣为观感》，《中外小说林》1907年第1卷第15期。）；或者鼓吹“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注：商务印书馆主人：《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启》，《绣像小说》1903年第1期。）；或者主张革新中国小说“不能不以译本小说为开道之骅骝”（注：黄世仲：《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中外小说林》1908年第4期。），或者期望作家能“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熔为一片”（注：林纾：《洪罕女郎传·跋语》，《洪罕女郎传》，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戏曲改良则以更明确的语言宣称“欲继索士比亚、福禄特尔之风，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注：佚名：《本报之内容》，《新小说》1902年第1期。）。正由于自觉地向西方寻求借鉴，新民文学革新运动使中国文学迅速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化，不只是内容的划时代革新，也不只是形式的一系列变革，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揭开了全新的一页：与世界文学交流、接轨并由此走向现代化。新民文学革新运动确实向国人奉献了一批具有新质的文学作品，尽管它还存在无可辩解的历史局限，尽管一个开放的成熟的资产阶级新文学是在“五四”而不是在新民文学革新运动中建成，但是通向“五四”的开放的成熟的资产阶级新文学的航船却是凭借着新民文学革命运动的东风启航的。就此而言，20世纪初的新民文学思潮及其所发动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在文学史上的时间性质也只能是前“五四”的。
总之，20世纪初的新民文学思潮与“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种“内在一致性”，就思想性质而言是“人”的启蒙，就文学形式而言是实现现代化。自然，对此尚须作出更深入的论证。新民文学思潮作为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文学抉择尽管势所必至地要以服务“救亡”作为自己的首要追求，但这一文学思潮所含有的启蒙意义也是不应轻视的。新民文学思潮的发动者更为重视的是作为“类”的“国民意识”而不是作为“个我”的“人的意识”，但笔者以为“国民意识”和“人的意识”并非水火不容。因为当时知识精英们所说的国民是作为“国之主人”的国民，是应该能够认同民主政治的国民。显然，如果没有必要的“人的意识”，这样的“国民意识”是无法建立起来的。事实上“新民”运动也确实做了一些属于“人”的启蒙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新民”文学和“五四”文学血脉相通。“新民”文学的现在就是“五四”文学的黎明，“新民”文学的明天就是“五四”文学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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