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与苏联剧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戈尔巴乔夫论文,苏联论文,剧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1-0005-0011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在戈尔巴乔夫手里出现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研究和反思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因时，首先必须弄清戈尔巴乔夫是怎样搞改革，又如何一步步地将苏共和苏联断送的。离开了这个前提，泛泛谈论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其他原因，无助于澄清是非。当然，透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探究苏共长期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探究苏联模式弊端的严重影响，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吸取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教训不可缺少的。
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他选择改革道路“不是某种心血来潮，不是恍然大悟，而是对革新和加速发展的客观必要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产生于对我国社会的深刻了解”①。应该承认，这是戈氏改革的初衷。在决定改革这个重大问题上，他的前任安德罗波夫给予他深刻的影响。
一、戈尔巴乔夫起步改革的两大重举
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3月11日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到1991年12月25日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在位六年又九个半月。他推行的改革有一个渐变和质变的过程。戈尔巴乔夫开始还是遵循比较正当的改革途径，主要有两个大标志，一是1986年彰显改革决心的苏共二十七大，另一是1987年以改革经济管理为中心内容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
(一)关于苏共二十七大
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举行的苏共二十七大，是苏联在国内面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国际上同美国争霸较之从前处于不利地位，经济上很快将落在日本、西欧后面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急于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二十七大确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就是国内“加速发展”，国际“加强和平”。
这次大会同苏共前几次代表大会有所不同，强调苏联正处于转折时期，必须进行革新和变革。这期间，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以及理论界不断批评“障碍机制”。戈氏的提法是，不深刻地改造经济机制，不建立能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潜力的完整、有效和灵活的管理体系，就不可能解决经济方面的新任务。他还说，要改造经济体制，首先得改变思想，抛弃老一套的思维和实践模式。认为现存的生产关系、经营和管理体系基本上是在经济粗放发展的条件下形成的，渐渐地过时了，开始丧失刺激作用，而某些东西已变成障碍。他还批评有人保守，把经济机制的任何改变几乎都看做是背离社会主义原则。
经济建设和改革是二十七大的中心议题。大会确定了加速发展经济的战略，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的设想和一些措施。同勃列日涅夫以来的前几任领导相比，戈尔巴乔夫迈出的步子较大。
大会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的目标和速度，到20世纪末的15年内，苏联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翻一番。大会规定，届时国民收入差不多增加一倍，工业总产值增长不少于一倍，劳动生产率将提高1.3倍～1.5倍，人均实际收入增加60%～80%，每个家庭有独套住宅或独户房屋。据计算，要达到上述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经济每年要递增4.7%。第十二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同上一个五年计划相比，要实现农业产值年均增长14%～16%(即每年递增2.7%～3%)。这些指标的提出，在当时引起过轰动，人们曾对之寄予希望，也怀疑其可行性。
大会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要求在思想上实行变革。提出要抛弃一切陈旧、过时的思维和管理模式，要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某些理论观点和概念。这对苏联多年来在思想理论领域里存在的教条主义束缚是一定程度上的突破，当然仍有其明显局限性。会议提出的主要理论问题有：
1.重新认识苏联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大会仍说苏联“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但总任务的提法则是“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这就否定了赫鲁晓夫的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的冒进口号和勃列日涅夫的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的错误论断。
2.批评生产关系自动适应生产力的看法。第一次公开承认苏联现行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在粗放发展条件下形成的，现已“过时”和开始丧失刺激作用。还提出必须打破那种把经济机制的任何改变都看做是背离社会主义的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对经济管理必须进行不是局部改进，而是“根本改革”。
3.提出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也应不断调整。强调要大力扶持和发展合作社所有制，认为其能力“远未全部发挥出来”。指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具有丰富内容，处于经常的运动过程中，要对其包含的“一套复杂的关系”进行经常的调整。
4.提出要重视利用社会主义基础上正常的商品货币关系的积极作用，克服对其作用估计不足和存有偏见。这个提法跳出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问题》中有关论断的框框，当时是相当引人注意的。
大会初步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目的是要给苏联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这些主要措施是：用经济定额来代替某些指令性指标；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其转向完全的经济核算，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行处理超额产品；合理发展大、中、小企业，尤其是注意中小企业的作用；改革价格体系，使之具有更大灵活性，考虑更广泛地利用限定价格和合同价格。在农业上，要“坚决转折”，“创造性地”运用列宁提出的农业税思想，实行五年一固定的产品收购计划，农业企业可自行处置全部超计划产品及部分计划内产品；广泛实行作业队、作业组承包制和家庭承包制(包括根据合同期限向其提供含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等等。其中某些措施已在苏联部分地区进行试验，这次大会对之加以了肯定和倡导。这些虽然多半还是纸上的东西，但表明了苏共领导改革决心的程度，也可以看出是在吸取苏联认为能够采纳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经验。
二十七大虽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有所触及和突破，但是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仍偏重于集中的计划经济，没有涉及市场机制问题，也未超出两种所有制。这些问题在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之后开始有所变化。
(二)关于苏共中央六月全会
1987年6月25～26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中心议题是解决改革经济管理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决定》和《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原则》；修改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草案并提交随后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按照当时苏联领导人的说法，这是一次“把改革思想引向实际行动”的会议。当然，会议的种种决定后来并没有认真地付诸实践。尽管如此，我们仍应历史地剖析一下这次会议的特点和新意。
全会文件提出，“国家经济管理根本改革的实质是，各级都要由以行政领导方法为主转向经济领导方法，转向利用利益管理利益，转向管理的广泛民主化和调动人的因素”。改革蓝图的特点是从改革企业管理着手，搞配套全面改革。首先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加强企业的权力和责任，给企业创造最好的经济环境。改革中央经济管理部门的职能和机构，今后由中央集中决定的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战略速度、比例、平衡等重大问题，中央不再干预企业业务经营活动。对组织机构作相应调整、合并或裁减，精减人员；同时减少中央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从3.7万个减少为数千个部门联合公司)。修改后的“企业法”首次确认企业具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
为了给搞活企业创造条件，对计划工作、价格、物资技术供应、财政信贷、管理组织结构等几个方面也将进行根本改革。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配套措施。
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在经济改革方面确有一些新内容和新构想：
1.实际上取消了指令性指标，代之以长期经济定额，这是最大的突破。根据文件的要求，今后计划体制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将形成新的两级计划体制，即中央计划、企业计划。从道理上讲，国家控制的已不是指令性指标，而是一种“反映社会需求的信息来源”，经济定额已成为今后领导经济的杠杆和主要手段。
2.对市场的看法有新意，类似“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即称“商品货币关系是有机地列入社会主义经济系统的”；部长会议主席在报告中还提出要建立“生产资料批发市场”。“企业法”的定稿与原先的草案有一个重要差别，在物资供应渠道中把“批发贸易”换到了第一位，“集中供应”放到了第二位，这些都说明了实际上在向商品经济倾斜。所谓批发贸易就是从集中的计划供应转变到“保障企业用自己挣的钱购买生产所需产品、进行建设和改建以及解决社会问题所需的一切”。这不同于想象中的自由购买和自由销售。调节、监督批发贸易的职能最终将留给国家。企业实行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和自治，这“三自”标志着试图将资源分配从按行政方法过渡到按市场分配。要求中小企业面向市场生产，实际上是要求按市场规律办事，一定程度上是承认市场的调节作用。同时又提出反对垄断、发展“竞争力”。过去只讲“劳动竞赛”，现在提出企业“经济竞赛”，鼓励企业生产廉价优质产品，可以看出，按照上述思路走下去，苏联经济将成为以计划为主体，以商品货币关系为刺激因素的一种模式，也就是在计划经济中引进了市场规律。如坚持贯彻这一方针，苏联本来最终是有可能走向商品经济的。
3.提出“根本改革价格机制”，在“企业法”定稿中指出“合同价格和自定价格可以不断扩大”。过去苏联经济学家对中国的价格改革十分担忧，现在苏联不仅要动批发价格，而且零售价格也要动。全会提出要在本五年计划末完成价格改革，这个计划当然落空了、变形了。
4.对集中领导的方法要“根本改革”，这与二十七大提出的要提高集中领导的效率以及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提出的集中领导的“最优化”有很大区别。
5.规定对长期亏损而无偿还能力、产品无销路以及整顿仍不能提高效益的企业，可以关闭。这实际上是允许破产。还规定要根据部门、跨部门或地区部门原则将企业组织合并，使之联合起来，这实际上包含着不同部门企业“横向联合”的意思。
全会比以往明确得多地提出了各利益集团(包括个人、集体、各阶级、大小民族、社会集团和职业集团)的矛盾和以新的方式加以协调的问题。经济管理改革的重点虽然在企业，但改革的关键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的关系问题。
全会也提到要从抓人民的基本需要着手，使群众尽快得到改革的实惠。例如全会报告中批评“对切实满足人们最普通的需求的工作做得少”，强调了解决食品、住房、消费品和生活服务问题的重要性，要求改革首先在于“带来实际成果”。
苏共中央六月全会通过的文件和提出的构想，由于遇到执行上的困难，加之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变异和政策失误，最终没能贯彻实施下去。
二、戈尔巴乔夫的“新政治思维”
人们非常关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在苏联改革演变中的作用。鉴于他的“新思维”是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前抛出，且成为这次会议的理论基础，所以在这里先对“新思维”作一个介绍和分析。
戈氏的“新思维”包括国内和国际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常讲的“新政治思维”，主要指国际问题，首次出现在1986年1月15日他关于销毁核武器的声明之中。1987年2月16日，他又在争取无核国际会议的讲话中称：“新的政治思维是把文明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它不是立场的一次性调整，而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论”。1988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集中地反映了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和主张。
(一)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内容
1.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戈尔巴乔夫把当今所处的时代称做核宇宙时代，或者核时代；认为这是两个社会政治体系进行历史性竞赛的时代，是双方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依赖日益增长的时代。强调人类首先要生存，而人类在进入把核能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便不再是永生的了。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灭。在这个核宇宙时代，战争已不再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苏美任何一方都不能赢得核战争，也不能赢得军备竞赛。核时代以前的思考方法在1945年8月6日已失去意义。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这是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
2.关于世界格局。认为世界政治格局包括：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一大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近三四十年诞生的政治上独立的几十个亚非拉国家。这表示现在世界已经发生变化，不会成为美苏的世袭领地。苏联从来不是以苏美的角度看待世界的，但没有苏美参加，世界上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还认为，如果苏、中、美三国间关系正常化，国际形势就会好转。
3.关于当代世界和两大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认为当代世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地球上的人们坐在同一条船上，或者同舟共济，或者一起覆没。之所以相互依赖，一是由于核武器使人类共同面临生存问题，二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环境保护、能源开发、和平利用宇宙和海洋以及解决一些国家的贫困落后状况等均已成为全球性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对立统一、长期共处、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同等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排除了靠牺牲一国的安全或以另一国安全为代价来获取一国安全的可能性；和平共处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而是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长期共同生存下去的条件。相互解决矛盾的办法是加强政治对话，寻求妥协，以政治手段解决复杂问题。
4.关于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现在存在美国、西欧、日本三个力量中心，资本主义没有摆脱总危机，但也没有绝对停滞，还具有经济增长和掌握技术方向的可能性。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未必会变成对苏联的军事威胁，相反，彼此之间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在增加。还认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战争危险的根源，但鉴于核时代抗争已不再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所以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经济有可能不经过军国主义化的道路而得到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还有可能改变其赖以生存的根源之一——新殖民主义即不平等交换，来同第三世界国家在平等基础上实现利益均衡。
5.关于社会主义。承认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过失误、矛盾和停滞，不具备榜样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各国建设社会主义表现出鲜明的多样性，不应拘泥于一种模式，不要求别国照搬苏联的经验。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基础是：绝对的安全平等、执政党对自己国家事业的负责精神和从爱国主义角度服务于本国人民、相互尊重、严肃对待别国的成就和经验、自愿的多种形式的合作。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任何中心，没有超国家机构，没有大国、小国的高低之分。任何党都不能做到绝对正确，无权追求特殊地位，不能发号施令，彼此各有所长，应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在经济上奉行互助和互利原则。
6.关于第三世界。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事态的性质和进程，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对不结盟运动的评价与过去也有不同，从否定、怀疑、保留到支持。还认为跨国资本不能决定第三世界的行动道路，而是要适应各国人民独立的选择。发展中国家有着强大的经济潜力，其中一些国家有可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间达到大国的水平。过去把第三世界看成是落后的，没有作为的国家，是依附苏联才有出路的天然同盟者，现在对第三世界地位的看法有所提高。
7.关于地区性冲突。认为这是由于各种具体的复杂原因造成的。不能仅从苏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提出从外部强行革命、通过军事手段推动革命，是没有好处的，也是不允许的。要避免苏美对峙及其横向扩大。表示要用政治手段解决地区性冲突问题，美苏可以采取共同的或并行不悖的措施为此创造条件。
8.关于革命形势和革命道路。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产党，都没有能够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持而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的政党，这些国家不存在革命形势。强调列宁的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个别阶层或运动的个别阶段的利益。强调不搞革命输出，要以社会主义榜样的力量影响世界。
9.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表示国际共运的各党都要绝对地独立自主，任何党都无权垄断真理，承认现在的国际共运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提出国际共运本身也应该革新，过去建立国际组织以及那种必须参加的有约束力的国际会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0.关于经济和人权问题。提出要以经济领域的重大进展、政治领域的进步和人文领域状况的改进来促进军事领域的稳步发展。认为不能对经济领域漠不关心，苏联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将加强全面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物质基础。据此苏联正在竭力争取加入各种世界经济组织。还提出要从根本上考虑人道主义问题，要求苏联外交官自由讨论人权问题而不必忌讳。
11.关于军事战略思想。新思维严格地规定了军事理论的性质，即应是绝对防御性的。反对第一次打击这个概念，否定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认为核战争打起来没有边。强调美苏之间的战略均势，提出“足够实力论”，即把军备水平降低到只是防御性所需要的程度。在军事建设上，不再强调优先发展军事力量，而是要缩减军费开支，重点发展常规武器和新一代战略防御系统。
12.关于外交战略。提出不是把对抗，而是把对话和互相谅解作为目标，准备作互相可以接受的妥协。还提出不要给自己和对方制造“死胡同”，不要做“不先生”，不要把立场坚定性变成毫无意义的顽固性。认为和平攻势要取得成功，须做一贯的、有计划的和顽强的工作。
总之，戈尔巴乔夫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②
(二)新的政治思维的主要特点
1.合理性与现实性
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特征，应该说体现了新思维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对资本主义发展现状的认识和估计，突破了一些老框框，比较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现状。讲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应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等，这与我们所讲的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相似。他讲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要用对话的手段，而不是用冲突的手段，是缓和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这也是现实的。总之，新思维的合理部分，有不少创意，是当时特别引人注意、影响比较大的部分。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曾给予肯定。
2.批判性与继承性
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相比，可以说基本上(至少口头上)放弃了构成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五论”，亦即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国际分工论和利益有关论。但必须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态度，戈氏却走向另一极端，向西方妥协，葬送了民主德国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戈氏表面上放弃“利益有关论”，实际上还是要在新的条件下竭力谋求苏联的特殊利益。
赫鲁晓夫时期的“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戈氏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赫氏将和平共处称做外交政策总路线，戈氏拔得更高，认为和平共处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必然性，叫做一个世界，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同等安全；赫氏称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戈氏称做共存的条件；赫氏认为通过竞赛可以消除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戈氏把和平竞赛从双边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思想，认为我们的时代就是两个体系竞赛的时代；赫氏宣扬和平过渡，也讲不排除必要时采取暴力革命，戈氏否定暴力革命。赫氏称世界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戈氏强调核战争可以绝对避免；赫氏宣扬“三无世界”——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戈氏又变相加上“没有暴力”。
3.局限性与矛盾性
局限性依然突出。其一，赫鲁晓夫当年还能承认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犯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戈氏新思维试图改变过去的一些认识和做法，但不肯公开认错。因涉及既得利益，在国际问题上态度暧昧，没有做到像在国内问题上那样的尖锐批判。其二，对于苏联造成的一些热点问题，如阿富汗问题、柬埔寨问题以及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等，谋求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作一些收缩，但不放弃既得的扩张利益。其三，新思维所强调的利益均衡，首先指的还是苏美利益高于一切。
矛盾性表现为：一方面提出足够实力论，要把军备发展到足够防御的水平，另一方面又宣称，不允许对方占优势，这本身就潜伏着继续军备竞赛的危险。对世界多极化趋势有所认识，但灵魂深处还是苏美两家决定世界命运。
4.宣传性与可疑性
新思维提出要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安全体系，没有武器，没有战争，没有暴力，没有对抗，没有敌视的世界，显然带有宣传性。新思维有可疑性，如认为一搞暴力革命就会引起战争，一打仗就是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这个公式难以成立。提出战争不再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无法解释苏联入侵阿富汗和当时的两伊战争。
(三)新的政治思维要害所在
戈尔巴乔夫说：“经过两年的时间我们有信心地说：新的政治思维不仅仅是声明和口号，而且是行动的哲学，也可以说是生活的哲学。它同世界客观进程一起继续发展。它已经在起作用。”③
事实业已证明，戈氏新思维的“行动哲学”是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哲学，“作用”是恶劣的。前面提到，新思维的某些具体内容确有合理成分，但这不是它的核心，只是小道理，而小道理是管不住大道理的。戈氏新思维的要害在于，不仅只是强调对立统一世界的同一性，而且把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单纯建立在同一性基础上，只讲妥协、调和、一致，掩盖矛盾、分歧，放弃原则斗争。结果，在国内问题上，改革不是从本国国情出发，适当地借鉴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成果，而是对西方抱有幻想，试图照搬西方价值观与发展模式；面临叶利钦等人毁灭苏共和肢解联盟国家的行径，不敢也不愿采取果断行动，而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在国际问题上，面对西方吞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居然步步退让，直至解散华约组织，等于将东欧国家拱手相送。这一切反映了戈氏思想的蜕变，说明他的所作所为迎合了西方的需要。
三、通过政体改革放弃共产党领导地位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误区走向陷落的两大标志，一是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戈氏在会上作了《关于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任务》的报告，强调必须“根本改革政治体制”，把多元论引进政治体制，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构想，会议通过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等七项决议。另一是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取消了1977年苏联宪法中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第六条；与之相联系，1990年7月2日至13日举行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说过：“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是苏联改革中的划时代事件，将改革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以前阶段和以后阶段。”
(一)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提出的改革举措
1.提出一切权力归还苏维埃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目的是总结三年来改革的经验教训，制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保证改革的不可逆转性”。
会议提出了要加强苏维埃作为“国家生活中心”的作用。会议一方面批判了苏联过去社会生活过分国家化，要求通过改革使苏联国家制度达到完全的全民性；另一方面强调把政权机关的全部职能和权力归还苏维埃，并作出一系列相应规定。其中重大措施有：新设国家政权最高代表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由地区代表、民族地区代表和党组织与各社会组织代表各三分之一组成；代表大会解决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宪法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同时仍建立由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的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团)作为常设的立法、执行和监督机构。增设“享有足够广泛权力”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并推荐同级党委第一书记经选举担任各级苏维埃主席。对于这项“兼职”，代表会议上大家意见并不一致。戈尔巴乔夫称，党的书记兼任苏维埃主席，这将使国家政治体制的两个关键力量——党和苏维埃“固有结合”，否则将“一事无成”。
会议提出将党的职能和国家机关职能分开的原则，要求“使党从直接管理一切事务的核心的国家系统中彻底摆脱出来”，“党回到自己最初的使命上去，即成为社会的先锋政治力量，为社会制定并提出长远发展方针，通过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的共产党员努力实现各种方针”。为了克服“党包揽一切的现象”，会议还对党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具体规定，称党是“政治先锋队”，其职能是抓理论、战略、政策、意识形态、干部和群众工作，各级党组织均不应取代属于苏维埃和各级政府职能范围之内的工作，党主要通过在国家部门和经济机关、社会组织和劳动集体中的党员来贯彻执行自己的政治方针，等等。
这次会议之后的政治改革如脱缰之马，一发不可收拾。后来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对于导致苏共不幸命运的“历史意义”。
2.标榜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在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称，“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要通过改革“塑造社会主义新形象”，使苏联达到“崭新的社会状态”。他认为这种“崭新状态”有七点基本特征：(1)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社会的整个发展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2)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公有制和个人所有制以及多种形式的生产组织是这种经济的基础，对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的出发点是使中央在解决结构问题中的作用同作为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单位的自主性有机地相结合，这些生产单位为市场而工作。(3)社会公正的制度，始终不渝地实行按劳分配原则，铲除平均主义和寄生现象，对人的才能和贡献给予应有评价和鼓舞。(4)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5)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克服人民与政权的隔阂，实行人民自治、民主化、法制、开放性和公开性。(6)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各民族社会与精神繁荣和互相充实的制度。(7)在本质上和利益上渴望和平的制度，在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正常的和文明的关系。这一切构成苏联社会的崭新状态，总而言之就是“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七点当中的第一点是本质和核心，其他各点是由此派生出来的。这是后来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比较苏共二十七大，这次代表会议对社会“崭新状态”内涵进一步作了发挥。突出之点是：经济方面，开始提出在要建立的“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中将计划与市场结合的问题；社会方面，着重谈到要保证各集团的需求和利益，实际上是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结构多元化；政治方面，强调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彻底的民主化、法制、开放性和公开性，提出要克服人们与政权的隔阂(即异化)；对外方面，强调内外政策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对外政策越来越取决于对内政策的思想。
3.取消宪法第6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
苏联1977年宪法第6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政治体制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核心。”经过在苏共内外的反复酝酿、讨论和争议之后，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定，将上述条文删去，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在人代会上有人建议将上述“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这里总还是强调了共产党的地位)改为“所有政党和社会团体……”其用意分明是不再突出共产党，这个建议未获通过。宪法第6条的改动，如塔斯社所承认，“实际上为苏联正式实行多党制奠定了基础”。至于修改宪法的理由，说法是很多的，其中之一是说列宁当年的第一部宪法并没有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地位的规定，甚至斯大林时期1936年的宪法也没有这样规定，而只是称共产党“是劳动者在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斗争中的先进部队，是一切劳动者组织、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领导核心”。
此后，国家权力中心逐渐转移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总统委员会，实际权力主要归到总统委员会。这当中有一个“过渡”阶段。苏共二十八大前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仍然讨论、议决国家各项重大问题。不过在报道中不再像过去那样突出党的作用，而是着重宣传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总统的决定与命令。苏共二十八大后，政治局的职能和构成均发生变化，可以说国家权力的转移基本“到位”。
4.从反对多党制到肯定多党制
在多党制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立场前后是自相矛盾、有明显变化的。从苏共二十七大至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之间，他们着重谈论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是利益多元化、意见(舆论)多元化和所有制(结构)多元化，而否认政治多元化，更没有谈到多党制。但从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起，针对苏共党内外的舆论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做法，开始谈论多党制问题。这中间有三年多的时间是否定多党制在苏联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而从1989年初开始，转而承认并肯定要实行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的言论比较有代表性。
他先是反对多党制，论点是：
在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国历史上已经形成和确立起一党制，这种条件下，我们应当有一种在党内和社会中进行各种观点的对比、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经常发挥作用的机制。”
在1988年6月30日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闭幕时讲话称：“我们党的地位就是这样，我们不会放弃国家执政党的角色。恰恰相反，我们想突出这个角色。”
在1989年1月21日苏共莫斯科市党组织第二十七次代表会议上讲话称：“我们生活在一党制的国家——这是历史形成的。我所说的不包括反苏分子。而且，有些人主张多党制确实是希望国内的进程能积极地和充满活力地发展。但是，他们只在下述这点上是正确的；需要寻求一种能保证积极的社会生活，能保证监督的机制，以便不再有隐蔽地带，一切都公开，人民能够参加改革。这正是党通过政治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
在1989年11月15日“全苏大学生会议”开幕式上讲话称：“当人们谈论多党制时，所持的出发点是，只有在实行多党制的情况下才能表达各方面的利益。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我们已经走上的道路走下去的话，那么生活本身就会作出回答并将消除对这个问题的担忧。不应当把人为创造的理论强加给社会。”
1989年11月26日在《真理报》发表的文章《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中指出：“在当前复杂阶段，从使社会团结起来并集中社会上一切健康力量去完成改革的艰巨任务的立场来看，保留一党制是适宜的。”
戈尔巴乔夫还说过多党制论是对社会主义不信任，批评苏联人民代表内部形成“跨地区小组”意味着试图对社会发展问题上观点和态度上的自然差别赋予某种组织形式的一种尝试。我们不可能引证戈尔巴乔夫(更不用说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所有言论。仅仅以上段落，给人的印象是戈氏认为坚持一党制道理充分，其势必然。可是，情况却在发生变化。
他后来又主张或者说接受多党制，论点是：
在1990年1月13日结束对立陶宛视察时讲话称：“一切都应该取决于政治进程的发展。如果出现了多党制并且符合社会的实际利益，我没有看到多党制会有任何不幸。顺便说一下，革命以后我们在多党基础上组成了政府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因此不应当像魔鬼怕神香一样地害怕多党制。但是也不应当人为地把它强加于人。这是第一。第二，多党制不是灵丹妙药……”
在1990年2月5日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中进行的广泛民主化，带来了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出现了各种社会政治团体和运动。这种进程会导致在某一阶段建立一些政党。苏共准备在工作中考虑这些新的情况，同所有坚持苏联宪法及其所规定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团体合作并进行对话。”
对于苏共领导在多党制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多党制是苏联改革一再受到挫折和政策不断失误情况下的产物。先是反对多党制，后来承认多党制，既是“社会中进行的广泛民主化带来了政治多元化的发展”，同时也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思想变异有密切关系。自从推行多党制之后，苏联的政治局面变得非常复杂、越来越恶劣。
(二)苏共丧失领导地位的严重后果
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苏共内部出现严重混乱
第一，党内有派，党外有党。由于对改革持不同态度，加之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成效而引起政见分歧，苏共内部产生了各种派别。大致分为三类：通常所说的主流派即苏共行动纲领派(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民主纲领派即所谓激进派(以叶利钦为代表)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即所谓传统派(以利加乔夫等人为代表)。这三派既有区别，在一定时期又有结合点。所谓传统派(有时称稳健改革派)，赞成逐步改革，但希望保留苏联更多传统的东西。另外，苏联确实有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抵制改革，这种势力同传统派有联系又有区别，属于一个“极端”，通常被称做保守派而不列入传统派之内。所谓激进派，希望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更快，但其中有一种严重倾向就是主张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甚至否定列宁，要求效法资本主义，走西方道路，搞议会党。这被称做又一个“极端”。所谓主流派，希望尽量打破苏联传统中的旧东西，但要尽量保住(后来又不得不放弃)列宁和十月革命的选择，赞成更多吸取社会民主党的经验。三派之间有合作有斗争。
党外有党的趋势迅速发展。可分类为：一是新建立的党，如社会党(莫斯科)、自由民主党(全国性)、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格鲁吉亚民族独立党、乌兹别克意志民主党等；二是分裂而成的党，如立陶宛、拉脱维亚并立存在的又一共产党等；三是由政治性组织转化而成的党，如乌克兰共和党，前身是一个人权组织——乌克兰赫尔辛基联盟；四是旧党复辟，如立宪民主党，它是十月革命前唯一的资产阶级保皇党，又如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其部分成员于1921年逃往国外，1950年以前一直在暗中活动，现在公开举行了代表大会。
第二，苏共党员纷纷退党。对于苏共能否领导改革取得成功，持怀疑态度的人占大多数。讽刺党和领导人的政治笑话日渐增多。退党人数不断增加，据苏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1988年退党为1.8万人，1989年为14万人。1990年前6个月，退出苏共的有37万人，被开除出党的有25万人，脱离苏共队伍的大约有27万人(其中12万人去世)。几个数字加在一起(不包括死亡人数)，共计77万人离开了党的队伍，而同时期入党的只有12.5万人。1990年1月苏共党员数为1922.28万人，至6月底即二十八大召开前夕党员数为1800多万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答记者问时说，目前苏联社会上流行一个说法：60年代如果想升官就应该入党，90年代想升官必须退党。由于苏共威信下降，有不少人提出将苏共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或别的党的主张。
第三，党的联邦化趋势发展。加盟共和国的党已成为自主的党。戈尔巴乔夫1990年3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虽然没有采纳按民族特征划分苏共的建议，但是苏共的联邦化趋势随着苏共中央作用的削弱、加盟共和国主权独立思想和分立主义倾向的发展而滋长。
第四，领导层的斗争加剧。例如在中央，1990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一些发言对戈尔巴乔夫提出尖锐批评，认为他把全人类利益和阶级利益对立起来，使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遭到破坏；未能及时看到改革已经变质，反而使这一进程不断加快。1991年4月24～25日苏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表达了对戈尔巴乔夫强烈的不满情绪，戈氏提出辞职而又未被接受。再如在地方，1990年11月30日莫斯科市召开党组织代表会议，指出目前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改革方向——社会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转向资本主义；有人疯狂地想把苏共赶出政治舞台。批评苏共领导对日益加剧的反共活动未予反击，戈尔巴乔夫只破不立，民主成了破坏的工具。强调说如果只知道批判历史的错误，不承认今天的错误，那就会重犯60年代的错误。同年12月6日召开的全苏国有企业厂长会议上，有人对中央提出尖锐批评，指出改革没有走向创造，而是走向破坏，对国家和各族人民犯了罪。
2.经济政治形势更趋恶化
一是市场供应紧张、食品严重短缺。除莫斯科、列宁格勒外，几十个大城市的肉、肉制品、奶制品、食糖等都凭票供应。食品、消费品虽然增产，但因人们手头钱多，货物很快被抢购。商店货架空空，连肥皂、洗衣粉、手纸这些一般日用品都难买到。通胀率上升，接近10%，人民群众怨声一片。戈尔巴乔夫承认，社会政治紧张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的困难，首先是食品问题及其对人们的生活条件产生消极影响积累下来的问题有关。
二是民族矛盾激化。从1986年底哈萨克共和国的阿拉木图骚乱事件以来，民族矛盾和冲突日益频繁和激化。1989年之后，用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摩擦”、“冲突”、“悲剧”、“灾难”不断，“没有一天安宁”，以至于“改革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完整，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民族矛盾发展的势头：一是涉及面广。至1989年8月止，除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外，其余加盟共和国都程度不同地发生民族纠纷和冲突。二是持续时间长。例如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从1988年2月挑起，一直未解决。三是发生横向联系和连锁反应。例如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不仅思想上呼应，行动上配合，通过“人民阵线”(1/4至1/3成员为共产党员)建立了组织上的联系。摩尔达维亚也在一些方面效法。四是不仅以民族争议为主导因素，而且性质升级，变成争取政治经济独立、要求脱离苏联的重大政治问题。五是煤矿工人罢工。从1989年7月中旬起，西西伯利亚先后有10万多名煤矿工人罢工，随后乌克兰煤都顿巴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某公司的矿井大批矿工罢工，加之塔林等地出现企业工人罢工，引起全苏震动。罢工主要因矿工生活条件差、食品和日用品供应不足引起。
罢工事件更引起人们对改革路线和政策的思考，引起党内外对现行改革措施和国内现状的批评。人们认为，国家已失去对某些地区局势的控制，苏共处在“前所未有的严峻状况”，“党在危险中”已变成一种现实的威胁。
3.名目繁多的非正式社会团体涌现
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性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非正式社会团体大量涌现。1989年初有6万多个，1990年有9万个。这些团体人数不详，形式各异，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其中一些人是想为改革献计献策；还有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兴趣广泛，但虚无主义情绪严重，思想混乱；也有少数人打着支持和拥护改革的旗号，成立某种组织，从事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上述团体大致可分为几类：
一是要求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改造的团体。这一类数量较多，影响较大，就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例如有一个称做“俱乐部联合会”的组织，要求独立的组织和运动应享有合法地位，有权向各级苏维埃推荐代表，有权对从事非法活动的官员提出控告，享有言论、新闻和示威等宪法权利和自由；并主张减少行政官僚机构，自由发展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企业实行自负盈亏等等。
二是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团体。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成立了规模庞大的“人民阵线”、“争取改革运动”等组织，被称做是支持改革和公开性政策的“积极力量”合法存在，成员包括苏共党员和非党人士，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在其公布的纲领中，不少要求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有些团体最终成为民族分立主义组织和政党。
三是政治上的“反对派”组织。例如于1988年5月成立的“民主联盟”，攻击共产党是独裁统治，是人民痛苦的根源，声称自己是“反对现秩序的反对派政党”；要求发展混合经济，实行多党制，成立独立工会，使反对派报纸合法化。1989年2月在列宁格勒成立的“社会民主党”，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支持。这些组织后来成了苏联现政权的“掘墓人”。
四是恐怖和破坏团体。一些地方出现了某些新的纳粹组织，如“元首”、“祖国”协会、“俄罗斯社会工人党”等等。这些团体拥有武器，进行军事训练，大搞凶杀活动，个别的还与意大利的黑手党有勾结。同时还控制着在苏联境内的盗窃、毒品、伏特加酒和卖淫等活动，活跃在苏联“地下经济”部门。
从后几种非正式社会团体的作用和发展趋势可以看出，苏联社会在被一种黑势力腐蚀、吞噬。
(三)苏共经受生存危机后被中止活动
苏共在一些地方丧失领导权之后，自然也就失去了财权，处境非常困难。有的党委会连办公地点也成了问题。而比这更严重的问题日渐增多。苏共中央监委于1991年7月间发表声明称，苏联国内正处在“好战的反共新阶段”，希望执法部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贯彻宪法。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布非党化命令，用意就是要把苏共彻底搞垮。这项称做《关于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构、机关和组织中停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活动的命令》，于1991年7月20日发布，8月4日生效。这是以限制俄共的活动作为触角，得手之后，将进一步对共产党采取更严厉的打击措施。这项命令引起苏共、俄共从中央到地方组织的强烈抗议，给党组织的活动带来了严重困难。
苏共处境变坏之后，对共产党员进行社会歧视、心理和肉体恐吓、残酷迫害的现象时有出现。1991年1月，在卡卢加市，苏共党员、州《旗帜报》编辑福明被极端主义分子杀害。1990年3月，共产党员、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代表、阿什塔拉克区党委前书记哈恰特良五口之家，其中包括2名未成年的孩子，在自己家里被杀害。1991年，格鲁吉亚阿赫梅塔区党委第一书记萨萨吉什维利、俄罗斯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党委委员卡西晓夫、乌克兰罗夫诺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夫科维奇的住宅遭到武装袭击。马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党委委员彼得罗夫、立陶宛阿克梅内区党委第三书记瓦西列维奇等身遭侮辱。
一些地区解散基层和车间党组织，把党委会撵出企业。在顿涅茨克、克麦罗沃、萨马拉、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地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还有人用武力占领属于苏共区委和市委的楼房和交通工具。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和乌克兰西部各州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在立陶宛有人建议政府宣布苏共组织完全违法，并采取完全封锁其生活保障的措施。
苏联政治形势发展的总趋势表明，苏共处境越来越艰难，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随后的情况是：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履行其苏联总统的职责”，由他代理总统职责，并宣布苏联实行6个月的紧急状态法，这就是“8·19事件”。8月23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议会签署一系列命令，宣布封闭苏共中央总部，禁止在俄罗斯境内的苏军党组织活动，中止俄共活动，禁止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党组织的活动。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他还签署法令禁止苏共在武装部队、克格勃、保安警察和国家机关的活动。11月6日，叶利钦下令禁止苏共在俄罗斯的活动，其财产收归国有。
苏联共产党是联盟国家的灵魂和纽带，苏共垮台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国家解体。
注释：
①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②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84页。
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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