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200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子弟论文,农家论文,视角论文,地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缘起
在中国社会，“跳龙门”——精英选拔的生动意象，作为一种励志图腾，有悠久的文化渊源。其后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激励机制与“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个体与家族成就通道。科举制在确保官僚体制充沛的人员候补的同时，更凸显国家权力机构透过教育与考试制度所完成的人才遴选与社会治理。①1949年以后，教育仍然是实现社会向上流动、获得社会身份的重要途径。在本研究中，精英选拔特指北京大学的新生录取，尤其关注来自农村的新生，即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
教育场域带有浓郁的政治性，马克斯·韦伯曾经警示：教育的专利将滋生一个享有特权地位的“种姓集团”，那些优势集团，史无前例地运用各种权力和名衔——财产、教育和门第，武装自己。他们无须选择出身还是功绩，天赋还是获致，承继祖上还是自身努力，因为都可以兼而得之。②布迪厄则更直接，在其《国家精英》中，教育系统被视为权力的生成机制得以考察，③高等教育视为精英生成的权力场域得以曝露。不同的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在此进行隐秘且繁复的转换，学校被视为在“发达的民族国家中为社会等级制提供证明的极为重要的制度机制”④。通过某种社会炼金术(social alchemy)的运作机制，根植于经济与政治秩序中的社会秩序，经由个体的自我转换（考生及其后的学校与家庭），成了一种智力上的贵族统治（激烈考试竞争中的高分）——其后的社会等级制度被巧妙地掩饰起来。高等学校通过“录取通知”以及可以期许的“毕业文凭”不仅制造了一种“成人仪式”，同时还制造了一种“制度仪式”，——与其说是在其前与其后画了一条“通过”的界线，倒不如说是将那些注定了要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人，从人群中识别且筛选了出来。
布迪厄触及了现代社会统治的内在逻辑及其构造形式——借助这种构造，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得以掩饰了自己的本质，——即根植于经济与政治权力中的必然性转换为教育系统中“温和”且“公正”的竞争。无论攫升精英者还是沦落下层者，对这一权力规则都所知有限。帕金提出“社会屏蔽”(social closure)理论：各种社会集团都会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些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择某些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这些属性包括民族、语言、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
本研究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探讨在中国的社会秩序与教育系统中，国家精英是如何选拔的？在“这一个”制度与文化中，哪些结构与秩序、哪些核心因素决定了对他们的甄别？这一筛选究竟是复制还是偏离甚至颠覆既有的社会秩序？他们又将以何种文化资本以及其后的专业选择、实践智慧做出何种人生规划，旨在成为何种精英？
研究聚焦于“农家子弟”基于以下考虑：
其一，基于户籍制度上的城乡二元分化。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建立起严格的户籍制度。1957-1958年，户籍制度从治安管理、人口统计的管理功能转化为限制人口自由迁移、禁止农民流入城市等控制功能，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不同的户籍持有者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各个层面差异悬殊。概而言之，建国初期的社会转型虽然打破了阶级体系，但农民仍被约束于土地与身份之中，先赋性因素——借助户籍制的建立——将其束缚在不利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资本当阳称尊，农民处于经济分层中最不利的地位。⑤以2005年为例，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0493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254.9元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上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倍，加上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因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城市居民与农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
其二，基于身份制上的出身差异。韦伯最早提出身份和身份群体的概念，其核心构成为生活方式、教育过程以及因出身与职业而获得的声望等。我国在50年代中期形成的身份制更多突出政治身份，譬如贫下中农、富农、职员、干部等。改革开放以后，过去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干部阶层）逐渐演变为干部、工人、农民三种出身，不同出身的群体在生活机会、社会福利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差异。
其三，基于资源分配的行政区划。中国社会至今，社会结构仍然具有清晰的金字塔结构。从上到下，第一级省会城市，第二级为地级，第三级为县城，第四级为乡级即村镇，金字塔的底座是广袤的农村。不同行政区划在资源、机会和社会空间占有的能力相差甚远，行政区划越高，资源的控制力越强。
对于数量如此庞大的处于社会等级金字塔底座的农村人口，其年轻一代要进入城市、获取体面的职业，拥有骄人的成就，社会结构与制度为其留下一扇门：接受高等教育——“跳龙门”。
“跳龙门”——北京大学的录取——可视为中国教育资源与教育成就的一个信号指示器。“上承太学正统，下立新学祖庭”，北京大学是第一所国立的综合性大学，享有崇高地位。时至今日，北京大学无论在学科实力、社会声誉，还是国家重视和扶植力度等方面来说，都享有优势。北京大学的教育经历与文凭是进入筛选严格的专业技术机构及国家权力机构的入场券，吸引无数考生在“万里挑一”⑦的竞技场上展开角逐。因此，北大的录取是一个便捷有效的信号机制，既是基础教育阶段层层优势累积的结果，又是家庭、学校、地域等各种资源以及其后各种资本叠加、积累、转换、兑现的结果。这一信号机制，从微观角度即对新生个体与家庭而言，意味着获取社会晋升的期许与承诺；从中观层面即对一所学校或一个地区而言，是其教育质量高低的有效标志；从宏观层面即教育系统与区域发展来看，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地图。
精英的选拔即北大的录取由两个步骤组成。其一，高考筛选。考试场域的主导逻辑是能力原则，其后遵循贤能主义(Meritocracy)的技术路线，即“成就”取决于考生的“智力”与“努力”。⑧对于考生个体而言，以省为单位的高等院校入学考试，是一场公开与公平的升学竞争，高考成绩决定其能否进入北大。其二，北大招生。在招生场域，不仅有技术原则，更有政治因素（权力因素）掺杂其中（形式上可能是依循惯例而来），诸如北京大学在各省投放的录取指标，各专业的招生名额，推优、保送与加分的政策等等。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校招生的人数与分布均由有中央政府统筹，学校被定位为人才选拔与培养的国家代理机构；晚近三十年，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高校招生自主权逐渐扩大——“学校负责，招办监督”，在各省市、各院系之间如何分配招生名额受到政府权力（教育部门）、学术权力（院系）、地方权力（社会、各省区）与顾客（学生市场）几方力量的影响，招生成为一个各方势力博弈、利益分配的场域。
在本研究中，考试的技术性与招生的政治性——前者是考生之间的博弈，后者是考生之外的利益相关者博弈——共同构成北大的新生录取。拥有不同身份、处于不同区域因而拥有不同资本的子弟在这一场资源角逐中分羹为何？在新生社会构成这一看似浅显的数据组合魔方背后隐藏着繁复的权力斗争：借助于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资本，承载于竞争性的身份团体中、分布于差异性的地域间、积淀于不同的文化传统里。透过此，本研究的旨趣在于探究精英选拔与精英生成的文化政治学。
在具体的研究策略上，研究涉及四个层面：其一，从时间维度来看，精英群体中农村出身者的比例究竟有多高？哪些因素影响这一比例的升降？这将聚焦于新生录取中的身份之争。其二，从空间维度来看，教育资源分布是否均衡？优质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哪里？这将图示优质教育资源的地理分布。其三，从文化资本来看，农村新生的专业选择上有何特征？这将探及新生个体在几重资本转换之间的实践智慧。最后将在价值层面上，探讨贤能主义——考试选拔机制的理性化是否具有相应的价值正当性？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包括两个部分。1978-1998年的数据来源于北大档案馆中教务部按年集册的新生录取花名册，数据信息包括生源地、性别、政治面貌、家庭出身、毕业中学、民族、考试分数以及入学后的系科与专业等信息。以生源地为例，又将其编码为五类：农村／县城（县级市）／非省会城市／省会城市／直辖市等。在家庭出身一栏，如实登录新生花名册的内容，包括干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军人、教师等。2000-2005年的数据来源于教务部门的新生入学统计，这一部分的数据是由省招办所填写的电子数据。与1978-1998年的数据相比较，在生源地上信息缺失较多，但学生户籍信息较全，分为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
二、身份之争：精英门槛的高与低
研究首先要显示：究竟有多少农村学生走人北大？即北大的门槛究竟有多高？其次要探究，对农村学生而言，北大的门槛何以更高？
客观的高度：北大的门槛。因为数据的局限，研究采用两种形式来呈现农村新生的定义，其一，以居住地来划分，农村学生指居住地在农村的学生。其二，以家庭出身来划分，农村学生指家庭出身为农民的学生。2000-2005年的数据中，农村学生指持有农村居民户口的学生。由于统计口径不一，数据之间可以彼此参考。譬如，农村户籍的学生并不一定都居住在农村，所以1978-1998中数据中的农村学生比例与实际的北大农村学生比例相比，可能偏低。需要指出的是，家庭出身为农民与户口为农村户口也不能完全对应，但仍能彼此印证，观其大要。
从下页图2可以看出，1978-1998年，家庭出身为农民的学生比例在20%-40%之间，尤其是80年代，农村学生在30%以上；居住地在农村的学生比例除个别年份，集中在20%-30%之间，80年代中后期比例较高；两套数据在90年代中后期以后均有下降。而下页图3中2000-2005年的数据，农村户口的新生比例在15%上下呈平稳的直线。除去统计口径的误差外，研究可以确定：北大农村新生比例下降始于90年代中期以后，2000年以后，农村户籍新生的比例在10%-15%之间。
图1 1978-1998年居住地不同的新生比例
图2 1978-1998年家庭出身不同的新生比例
农村新生比例显著下降是农村人口快速城市化的一个积极成就吗？我国正经历从传统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型的阶段，农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不少地方出现“村庄空心化”、“农村兼业化”和“农民老龄化”的现象。目前中国有上亿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和生活，尽管他们仍然处于城市管理的边缘。从统计资料来看，2006年城镇率为43.9%，城镇人口达5.77亿，相应农村人口下降到56.1%，有7.37亿人。按照户籍来统计，农村户口尚有9.49亿人。⑨就此而言，15%上下农村户籍的北大新生比例颇低。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报，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5594万人，占总人口的36.0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80739万人，占总人口的63.91%。200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情况显示，城市应、往届人数为1938323，占总招生报名人数的49.89%，农村应、往届人数为1946500，占总招生报名人数的50.11%，同年，北京大学招收城市新生占总招生人数的81.90%，农村生源学生占18.10%。⑩
图3 2000-2005年不同户籍新生比例
图4 2000年人口比例、考生报名与北大新生城乡比例比较
相对的高度：身份之争。“家庭出身”具有浓郁政治性，尤其带有毛泽东时代的阶级论色彩。在我国的政审中，常以两个类目来确立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可视性”：家庭出身与个人成分；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为，父亲的成分即子女的出身。
出身问题曾经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公民、青少年乃至儿童，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为三六九等，在诸如参加政治组织、评选模范、就业、参军、尤其是升学等问题上，人们因为家庭出身而受到不同的待遇。(11)1949年以后，国家对经济以及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全面的垄断，国家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也是生活资料的发放者，权力和威望的配置者。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三个中心高度重叠，中国社会带有总体性社会特征。(12)在此社会中，身份制盛行。就不同的身份群体而言，在户籍、就业、人事与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上面临不同的制度性障碍或享受不同的制度性优势资源。中国社会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干部）阶层）(13)经历以下的演变。首先，50年代中期建立的户籍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排斥的界线，将农民排斥于城市居民之外，维护了城市居民的利益，实现了阶层之间的社会屏蔽。(14)其次，在城市居民内部，又分为干部与工人两大类。社会福利（生活资料、就业机会、住房与子女教育等）和社会保障（养老与医疗等）常与单位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粗略分为三种类型：干部（资源高）、工人（资源低）、农民（无资源）。(15)
根据新生的入学登记卡，家庭出身为以下8类：干部、工人、农民、教师、职员、军人、工商业者以及其他。
干部出身：干部指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和社会福利的保障者，就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精英形成来说，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可以形成转换——即圈内转换，干部这一身份团体是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在本研究中，将教师——国家法定文化的代表者(7.3%)、知识分子(2.3%)、军人(3.6%)归为干部一类，与实写为干部的比例(36.8%)相加，干部群体的比例为50%。
工人出身：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城市居民在地位上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即使一般的市民，境遇一般也优越于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居于社会的中间层的地位。(16)但在社会福利中，工人属于低福利的享受者。工人群体比较复杂，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的岗位是人们向往与追求的工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多数工人仍然是普遍的收益群体，但仍有大批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员工，认为自己属于相对被剥夺阶层(17)，孙立平用“类中产阶级”来定位这一群体。与此同时，工商业者与职员等体制外资源的拥有者出现，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得以重新出现。因此，研究将实写为工人(14.6%)、职员(5.7%)与工商业者(0.5%)等体制外资源的拥有者归为一类，以其主体“工人”代称，其比例为20.8%。
农民出身：既无国家的权力，也无体制内外的资源；在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上均有缺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碎片化，农民已成为没有任何组织依托的个体。随着集体缓冲层的丧失，这一身份群体不管是面对市场，还是面对国家代理人，均是脆弱的。他们既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家族）可以利用，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自治社团，无论通往市场还是通往国家权力机构的路径都是堵塞的，成为最为脆弱的社会集团。(18)本研究中家庭出身填写为农民者的比例为29.1%。
图5 1978-1998年北京大学三类家庭出身的新生比例
其一，优势与中间家庭出身群体比例上升。从图5可看到，干部出身的新生比例在90年代以后稳定在50%以上，1998年甚至到达69.4%的峰值；农民出身的学生在1983-1987年在35%-40%之间，1990年以后下降；工人出身的学生比例聚焦在20%上下。三条曲线呈现出此起彼落的特征，80年代农民出身学生呈小抛物线时，工人出身的学生略有下降；90年代中期后，在农民出身的新生比例明显下降的同时，干部出身的新生比例明显增长，工人出身的新生比例也呈稳定增长的趋势。
招生是一场零和博弈，在总数确定的前提下，输赢相加等于零。即博弈诸方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从图5可以清楚看出，谁获益，谁受损。研究也从一个视角昭示：对农村学生而言，门槛何以又被提高。
其二，城市女生的分羹。为进一步解释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学生比例下降这一事实，研究将新生以城乡与性别两个维度，将新生分为四类：城市男生、城市女生、农村男生、农村女生。
从图6－图8可看出，农村女生（无论是家庭出身、居住地还是户口）一直是低比例，可谓招生利益的缺失者；而城市男生（家庭出身、居住地与户口）同样具有不被挑战的高比例，可谓利益的优势维持者。2000年以后，城乡户籍的数据中，农村男生的比例降至10%，而城市女生趋近城市男生。有意思的是，在1978-1998年的数据中，家庭出身为农民的男生一度高过家庭出身非农民的女生，两者之间犬齿交加，构成博弈。而居住地在农村的男生比例从来没有高过居住地非农村的女生，这说明，尚有比例不小的农民出身但不再居住在乡镇的新生考入北大。
还可以看出，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学生（无论出身、居住地、户籍）比例下降，即北大的门槛更高。假设农村学生的减少缘于农村的城镇化，在数据中应该是城市男生与城市女生比例皆相对提升，但事实却是城市男生比例变化不明显而城市女生比例急速上升。因此本研究认为农村男生的比例下降并非城镇化的结果，而是城市女生比例的上升挤掉了农村男生的比例。
另外一个疑问是扩招后的教育收费导致了农村男生的比例下降吗？研究认为并非如此简单。扩招加剧了农村男生的比例下降，但需要重视的是，博弈中的获利群体——城市女生比例的上升始于扩招之前的90年代中期——这正好是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独生子女一代进入大学的时间。因此，生育政策的变化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城市女生在教育获得上有大幅度提升，扩招后的收费政策将这一优势扩大。
因此，在中国由传统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型的历程中，由于生育政策变迁下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再加上教育政策的变化，9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大学的新生中出现了四个特征明显的群体：利益维持者，利益相对获得者，利益相对受损者与利益缺失者。
其三，按省分配招生名额所形成的制度性障碍。在各行政区划、各身份群体对有限机会与资源的激烈竞争背后，最根本的舞台规则是北京大学按省录取的招生政策以及其中的名额分布。1978-1998年的10年间，北大北京生源的比例为23.1%（4192人），超过同一时段山东、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和安徽这6省的总招生人数(4177)，而这六省居住在农村的学生比例均在30%以上，是招收农村学生比例最高的前六省。由此可见，北大农村新生比例之低，与按省分配名额的招生制度有密切关系。在高考这一公开与公平的场域中，贤能主义的技术路线确信入学率是一个客观的教育成就事实；但在录取名额划分这一环节，则充满着不确定性与不透明性，是多种因素与势力角逐的场域，是考生尤其是农村考生无力左右的场域。
此处的身份之争，博弈于干部子弟、工人子弟与农民子弟之间，博弈于城乡之间，甚至还博弈于不同性别之间。北大的门槛对每一个群体都不低，但对于农家子弟，这一不低的门槛究竟被拔高了多少？
三、地域之别：精英圈子的宽与窄
中国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分布不均，在按省招生的录取原则上，不同省份的新生来源地有诸多不同，不同省份新生的城乡比例差异悬殊。研究从分析不同省份北大新生来源地的行政区划入手，进而探究在地方分级办学的制度下，北大录取所标识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各省分布如何，有无类型性特征。
1985年的教育体制改革确定了“分级办学”——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基础教育的原则。不同行政区划的地方政府在办学能力上究竟有何差异？北大新生来源地的行政区划正是考察不同省份的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的显示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区域（发达与欠发达）、在不同的文化区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或沿海）、在中国发展不同的梯度（东部、中部与西部）上，北大新生来源地的行政区划有无类型差异，这些差异背后揭示着什么。
图9 1978-1998年家庭出身为农民及2000-2005年户籍为农村的学生比例对比图(%)
农家子弟有几许？
首先，农村新生比例相对高的省份：1978-1998年，山东、河北、吉林等12个省区的农村学生（家庭出身为农民）比例在40%以上，在2000年后的数据中，户籍为农村者仍高者（超过20%）有8省：山东(35.1%)、湖南(33.1%)、河南(28.1%)、浙江(27.6%)、河北(27.4%)、福建(26.1%)、江苏(21.3%)与湖北(21.3%)。而吉林、辽宁、内蒙古下降显著。
第二，农村新生比例居中的省份：1978-1998年，广东等9个省区的农村学生比例在20%-40%之间。2000年后，山西(20.4%)与甘肃(21.5%)的农村户籍学生较高。
第三，农村新生比例低的省份：宁夏、四川等10省市的农村出身比例在20%以下，2000年以后的数据中，四川(15.2%)、云南(13.7%)、贵州(12。6%)等农村户籍新生数在10%以上。四个直辖市中，重庆的农村户籍学生比较高(13.6%)，随后依次是北京(3.9%)、上海(1.5%)、天津(1.2%)。
农家子弟居何处？
研究假设居住在村镇的新生绝大多数为农村学生，但仍有不少出身为农民的新生并没有住在村镇，而是住在县城甚至更高行政级别的市区。居住地为村镇的比例与出身为农民的比例应该较为接近，其间的差异或许可以用来解释考入北大农家子弟居住在哪里，在哪里接受的中学教育。
图10 1978-1998年居住在村镇的学生比例和农民出身比例的对比(%)
从图10可以清楚地看出，农民出身的比例普遍高于居住在村镇的比例，即有更多的农民学生居住在村镇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省有更高比例的农民出身的学生居住在村镇之外，譬如吉林（56.7%与8.0%）、河北（59.1%与26.2%）、辽宁（48.3%与21.3%）。而山西、四川、浙江等，农民出身的比例与居住在村镇的比例更为接近，这可说明此类省份的北大农村新生更多仍居住在乡镇。
优质资源在哪里？
对1978-1998年的新生数据，研究以四级架构的方式对新生来源地进行分类：村镇（乡级——第四级）、县城行政区（第三级）、地级行政区（第二级）、省会城市（第一级）与直辖市五类。根据农村生源的比例从高到低，全国31个省市大致呈现出三种类型：洋葱头型（生源地主体为乡镇与县级，乡级生源高于30%）、橄榄型（生源地主体为县级，乡级生源介于15%-30%之间）、官帽型（生源地主体为省会城市与地级城市，乡级生源在15%以下）。
研究主要依据乡级生源的比例，同时结合县级与地级行政区划的新生比例，对各省的归类略作调整，将原属于第二类的内蒙古和甘肃下移，原属于第三类的黑龙江、吉林上移，最后确定出三类特征明显的省份：资源均衡、乡级实力雄厚的洋葱头型，县地两级实力强大的橄榄型以及省级城市资源垄断、精英封闭的官帽型。研究进一步选取三种类型的典型省份——山东、江西和贵州，做出更加直观的新生生源地分布图，以便清晰地呈现不同类型的省份北大新生来源的行政区划架构的明显差异。
洋葱头型：资源均衡，精英群体开放
1978-1998年，乡镇新生占30%以上的8个省份为山东、浙江、湖北、湖南、河南、江苏、福建、安徽。来自乡镇的新生比例高于其他三级行政区划（福建例外），随县级、地级、省会递减。呈现明显的洋葱头型。
山东、浙江、湖北三省的乡镇新生比例超过40%。以山东为例，乡镇新生比例为48.2%。从时间维度看，山东乡镇生源的比例一直居高，县级生源逐渐上升，地级生源比例在20%以下波动。另外，这一时期山东农民出身的新生比例为60%，这可解释为尚有不少农村学生居住在县、地级。省会城市济南的生源一直最低。山东省内不同行政区划的生源比例明确，区分明显，其教育资源相对均衡和稳定。大体上，洋葱头型的八个省均呈现如此特点。
研究再进一步考察山东新生的家庭出身，除去1998年的数据，家庭出身农民的比例在55%-82%之间，在80年代中后期，比例均在70%以上。其次是宽泛的干部阶层——城市相对优势资源的获得者群体，在20%上下，90年代以后，随着农民出身的比例缓慢下降，干部群体呈缓慢上升趋势。宽泛的工人群体——城市中的资源较低群体比例主体在10%以下。
乡镇生源高比例的八个省份均为文化发达、人口众多的省份，其经济也较为发达；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20)能有效地动员农家子弟的升学愿望，并为其脱颖而出提供现实的途径。相对于全国平均情况，这些省份的农家子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北京大学，跻身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行列。精英集团的遴选在洋葱头型省份呈现出相对的开放性。
图11
图12 山东省新生居住地行政区划比例(%)
图13 山东省新生家庭出身比例(%)
橄榄型：资源集中，受益均衡
1978-1998年间，乡镇新生比例在15%-30%之间的省份有10个，分别是山西、河北、江西、辽宁、陕西、广东、广西、四川、黑龙江、吉林。橄榄型省份来自县地两级的新生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行政区划，以县、地级为最高点，新生比例向两端递减。橄榄型省份又大致分为两类。其一，县级突出，县级新生比例分别为四川(37%)、江西(35.3%)、山西(20.2%)，高于其他三个行政区划，第三台阶突出。其二，地级突出，如辽宁(40.7%)、广西(33.6%)，北大新生聚焦在地级行政即第二台阶突出。从上述分布特征中可考察这些省份的优质中学分布在县级还是地级城市。
需要特别指出，橄榄型中不少省份的农民家庭出身比例高于其乡镇生源比例，即这些省的农民出身学生多居住在县级或地级城市，譬如河北(59.1%)、吉林(56.7%)与辽宁(48.3%)。广东与黑龙江同属此类，不少农民出身的学生及家庭已移居乡镇之外。
以江西为例，除了90年代初期的小幅度波动之外，县级新生比例在四个行政区划中一直居于最高，省会比例低位徘徊，地级新生比例在不同年份波动幅度很大，处于不稳定状态，而农村新生比例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江西省干部出身的新生比例为41.2%，农民出身的新生比例为35.8%，工人出身比例为23%。以90年代为界，之前工人出身比例稳定，干部与农民出身构成此起彼伏的竞争关系。之后农民出身比例下降为20%多，工人出身比例上升至30%以上。
县、地级市新生比例较为突出的橄榄型省份，多为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处于中间状态的地区。优质的教育质量凸显于县级与地级，多以“县中”等重点中学的形式凝聚地方办学的力量。从橄榄型省份北大新生的家庭出身来看，干部子弟、农村子弟与工人子弟相对均衡。
图14 江西省新生居住地行政区划比例(%)
图15 江西省新生家庭出身比例(%)
官帽型：资源垄断，精英封闭
1978-1998年，乡镇新生比例在15%以下的9省市（直辖市不在分析之列、吉林归为橄榄型）为内蒙古、甘肃、宁夏、海南、云南、西藏、贵州、新疆、青海。新生聚集在省会城市，譬如宁夏(49.3%)、西藏(43.6%)、新疆(39.9%)、贵州(39.2%)、云南(37.8%)、青海(33.3%)、陕西(32.9%)、海南(27.1%)，省会城市的新生比例最高，优质教育质量集中在省内的最上层。少数省市出现省会与地级城市平分秋色的情形，譬如新疆（省级39.9%与地级39.9%）、海南（省级35.5%与地级33.9%）。就四级行政区划而言，这类省份上大下小，其形如官帽，故称其为“官帽型”省份。
以贵州为例，新生比例在省会城市处凸显，县级新生起伏不定，乡镇新生比例很低，均值在10%以下。贵州的干部出身新生比例高达64.5%，出身农民的比例为13.7%，工人比例略高21.8%。
官帽型省份大多为地处边缘、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省份。在少数民族地区，官帽型特征尤为突出，省城或少数地市的一两所重点中学，占尽天时、地利与人缘，成为输出精英的垄断基地，而这类中学的就读学生通常家境优越。因此，在官帽型省份，优质教育资源并非分享，而是为大城市的干部子弟所“多享”甚至“独享”。这类地区精英的再生产呈现出“圈内的封闭”的特征。在这一地域，且不论农家子弟，即便是县市两级的干部子弟与工人子弟，跻身北大新生之列均希望渺茫。
图16 贵州省新生居住地行政区划比例(%)
图17 贵州省新生家庭出身比例(%)
在洋葱头型省份，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能惠及乡镇，有不低于30%的农家子弟能考入北大，一些省份（山东）农家子弟甚至居多，精英群体的选拔结果呈现出开放性。在橄榄型省份，优质教育资源的获益者多集中在县、地两级，农家子弟、干部子弟与工人子弟获益相对均衡。在宫帽型省份，优质教育资源为少数省会城市垄断，大城市中的干部子弟独享其益，精英再生产呈现出“圈内封闭”的特征。通俗地说，假设一个资质优良、勤奋努力的农家子弟，有幸生在山东或浙江，他尚有进入北大的机会；倘若生在甘肃、贵州，他只能感叹：生不逢地！
图18 三类型省份新生家庭出身差异图示(%)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再来看，各省的录取分数差异为何？如此分数差异，对农村新生提出何种挑战？
由于高考中各省的试卷与计分方式不同，研究只能选取可以比较的有限年份，例如1987年的高考成绩。按照当年各省北大新生的高考成绩平均分，可以得到以下排序（如表4）。
由表4可见，洋葱头型的八个省份情况如下（括号内为成绩排名）：山东(2)、浙江(6)、湖北(3)、湖南(4)、河南(15)、江苏(8)、福建(7)、安徽(12)，这八个省份有六个成绩平均分排名在前八位，河南和安徽的成绩也比较靠前。橄榄型的十个省份：山西(13)、河北(17)、江西(5)、辽宁(11)、陕西(22)、广东、广西(14)、四川(9)、黑龙江(16)、吉林(10)，这类省份的北大录取平均成绩大多居于中位，除了陕西(22)，排名均在前十八位。官帽型的九个省：内蒙古(27)、甘肃(25)、宁夏(24)、海南、云南(18)、西藏(29)、贵州(21)、新疆(26)、青海(28)，成绩排名靠后，包揽了后七位。(21)研究分别用2001年文科平均成绩和理科平均成绩对应这三个类型，得出类似结论。这种契合度如此之大的对应，提示这样的分数与类型的对应绝非某一年出现的特殊现象。
按照各省考入北大新生的分数段分布，由1987年的数据可见（下页图19），大部分省份的绝大部分学生以501-600分考入北大。然而，几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值得注意：山东和广东考生601-700分数比例特别高，而甘肃在该分数段的人数基本为零；贵州以401-500分——在入学分数中属于低分——进入北大的占到了将近20%。在新生行政区划构成中，山东和广东同属洋葱头型，而甘肃和贵州则是典型的官帽型。
图19 1987年各省分数段分布比例(%)
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出身农民的新生多来自高分省，他们以省内不低的分数、全国范围内偏高的分数考入北大。在官帽类的低分省，优势集团的子弟以省内不低、但全国范围内偏低的分数进入北大。如此看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应该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此处的地域之别，区别于三种类型省份精英构成的开放与封闭，区别于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分布，还区别于不同省份的录取分数。至于其形成，则是历史、文化、经济、人力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资本之用：精英选择的热与冷
此处的精英选择专指专业选择，专业因其对考生的吸引力的大小不同，可用“冷”、“热”这一维度来做标识。此处的“资本”在形式上指考生的成绩与分数，其后更深层次实指考生及其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资本需要在市场上交易以兑现，因此强调其功用。专业选择与未来的社会空间紧密联系，与个人的生活机会和生活道路紧密联系。正是在此意义上，研究将显示北大新生在专业选择上的城乡差异。
首先需要讨论专业的冷热之别，专业的冷热指吸引学生的能力，这一能力决定于学科的生存力、适应力与影响力，还取决于学生日后的就业能力与发展空间。托尼·比彻用硬／软（区分于方法是否严格）、纯／应用（区分于与实践的联系）将学科分为四类：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纯硬科学，以机械工程等技术学科为代表的应用硬科学，以人文学科为代表的纯软学科，而应用软学科指社会科学，如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等。(22)纯学科（基础学科）需要接受长期严格的训练，需要学习者长时间心智专一地投入，研究探索未知的不确定性需要从业者能忍受寂寞、承担一定的风险。应用性学科有功利性主导的特征，与外部的世界具有密切的联系，研究成果易受外界的褒贬，其学者的社会知晓度高。在知识市场化的时代，学科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为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还要这样的贡献为社会所知晓所认可。因此，与市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易成为热门学科。
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学科的地位高低、专业的冷热有所不同。譬如，古典学曾一度处于全盛时期，享有非职业学科内的最高学术声誉。基础理科同样享有较高的声誉，人们普遍认为硬纯学科对研究者的智力要求很高，对高智商的个体有很强的吸引力。应用型常因其实用性而被社会所重视，但是在英国，人们将精英主义和理论研究等同于上流社会，应用型实践等同于工人阶层，因而对应用型研究的社会态度并不积极。北京大学既有中文、哲学、历史等学术传统雄厚的学系，也有光华、法律旨在社会服务的新贵，还有考试竞争激烈的理科院系。专业的冷热之别也在发生变化，以文科院系为例，中文、历史、哲学在80年代还能吸引到各省的状元，而2000年后，光华、经济与法学等院系几乎囊括当年全国所有的文科省级状元。
其次，专业选择与考生身后资本的联系。布迪厄对此有细腻的分析，他认为精英选择进入什么学院与专业，具有实践智慧。这一选择不仅承载着考生及其家庭对所具有的各种资本理性计算后的投入；也体现出不同资本所塑造出来的价值取向与趣味偏好。譬如，巴黎高师是“知识分子学校”，是法国高级知识界人士的温床，大部分迷恋这所学校的学生，只是因为他们的性情倾向是这所学校所要求和维持的那种资本的生动体现，也就是说，这些孩子来自资产阶级中有文化素养的群体并将马上回到那一群体中去。而巴黎高等商业学校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就是为了培养产业巨子和政府要员，基本上是那些来自法国上层资产阶级中经济富裕的群体、并注定要回到那一群体中去的学生的领地。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学生，将候补内阁成员和高级公务员的职位，这一精英类型糅合文化与经济两方面的潜质，因此主要吸引那些既有家学渊源（文化资本）又有厚实财富家底（经济资本）的子弟。(23)
因此，在名牌大学内部，在历史悠久的大学院与家底单薄的小学院之间，在以知识分子价值信念为取向的学院和以培养政治经济人才为宗旨的学院之间，存在着横向的截然对立。考生在做专业选择时，缘起于主观因素——兴趣与回报，实现于客观条件——考生分数与招生的专业与指标。兴趣的实质即为布迪厄所谓的社会文化习性，即文化惯习，指长期浸淫于一种文化资本中所形成的心智特征、文化性情与价值取向。回报是指一种理性的生涯规划与经济计算，指更愿意踏入哪一个场域，究竟是学术场域、行政场域还是经济场域，其生涯规划旨在成为哪一类精英。
我们来看两组数据：1978-1998年北大各专业的农村生源比例排序，2000-2005年的同类排序，以及各专业农村生源的比例变化。
1978-1998年，农村新生比例高的专业多为文科中的人文学科（考古、政治、哲学、历史、小语种等），理科中倒是一些偏应用的学科（地质学、应用化学、技术物理等）。城镇学生比例居高的文科专业是应用型学科与专业，譬如英语与大语种（虽是人文学科，但更突出人才培养的应用价值）、广告、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等社会学科；理科却是生物学、电子学、化学等纯硬科学——学术声誉高、竞争激烈、出路宽阔的基础学科。2000-2005年，农村新生比例高的专业更集中于冷门专业，譬如图书馆、编辑与考古学与哲学等；理科专业没有显著的变化。文科中城镇学生比例高的专业更凸显其应用价值与功利性特征，譬如管理学、经济学与法学。如元培计划、艺术类、新闻类等新的专业与学习项目中，农村学生比例显著低于均值。
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北大农村学生的专业选择呢？研究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解释：
其一，受限的专业选择空间。在空间维度来看，不同的省份除了招生名额不同，招生的专业类型以及各专业招收的人数也不一；从时间维度看，北大给每个省份的专业名额是动态变化的。譬如北大的小语种招生，两组数据之间农村学生比例下降16.2%，这与近年来北大小语种招生计划的更改有很大关系。在2004年招生计划中，小语种仅在北京、天津、吉林等地区投放了名额，而山东、浙江等农村新生比例高的省份，新生根本没有选择小语种的机会。
图20 北大农村学生的专业选择
图21 北大城镇学生的专业选择
表5 1978-1998、2000-2005北大各专业城乡生源比例及农村学生比例变化
其二，求稳的专业选择行为。高考分数是新生的选择资本，在同一省份，考分越高专业选择空间越大。对于那些分数不高、刚上提档线的新生，他们并不具备足够的选择资本，如果执意要上北大，就只能求其次，选择对分数要求较低的“冷门”专业就读。对于那些分数中等因而有部分选择权力的农村新生，又因为落选复读的心理成本和经济成本偏高，求稳心态让他们倾向于选择胜算相对高的“冷门”专业。
其三，功利的专业选择动机。至于那些具有充分选择资本的高分考生，大多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在“跟风逐热”的心态下，算计如何充分利用考分的交易价值，将高分作为“筹码”去兑现更高门槛、高交易的热门专业。至于这些专业是否符合自己的志向与心智特征，多半由于对专业认识的信息的稀缺而不被考虑。
从新生的专业选择来看呈现出重选拔、弱选择的特征。选择基于资源与偏好(resources+prefelence=choice)，就资源而言，在有限的专业选择中，农家子弟赖以选择的资源相对较少，高考分数是仅有的资源 （保送与推荐考试的名额、各种加分的政策、各种特长学生的特殊通道很少惠及这一群体），“风险规避”的求稳策略常使他们过于保守。就偏好而言，农子弟的兴趣与爱好究竟受到多少尊重与培植？与城镇学生相比较，农家子弟在资源与偏好两个维度上均处于劣势。同时，改变家庭经济状况与提升社会地位的现实压力，使得他们在选择专业时，更看重可能的经济回报与地位提升。农家子弟的“偏好”在现实环环相扣的“理性”选择中被压制了，学习者的兴趣与爱好被放在了极为次要的位置。对于农家子弟而言，重要的是“跃过龙门”，荣升为精英集团的一员；而非选择自己的兴趣，成就内心的愿望。因此，专业选择的权力不在考生个体，而在学科与学校。与其说这是一个学习者的选择，毋宁说是学术制度的选拔。
然而，学术选拔的结果与新生的心智结构、文化性情之间能否达成一种“本体性的契合”？——这是决定其日后学术成就与社会贡献的重要前提。再看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比例高的专业：考古、图书馆、编辑、政治、历史、哲学、地质学等，多数为纯的软学科或应用型理科，这些学科具有以下特征：学术圈内封闭循环，要求从业者拥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文化资本）与非功利的价值取向——淡泊名利的爱智者，追求真理而非追逐名利，“为”学术而生而非“以”学术谋生。这样的学科惯习与向上流动的强烈动机、改变家族命运的迫切要求具有内在的不相容。另一方面，农村学生家庭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对缺失，县中“选择性禁闭”的培养模式，使他们很难拥有与专业要求相适应的文化性情与心智取向。其中的不匹配既可能导致学生个人的学业倦怠，更可能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
此处的资本之用，不能仅止于个人及家庭的资本交易，更应该深虑学科层面、国家层面的资本涵养与增值。北京大学既是国家精英集团选拔的代理机构，更是精英人才的培育机构，还是学术生产与传承的知识重镇。如果“选才”的功能替代了“育才”，如果微观角度的资本计算替代了宏观层面的资本涵养，既是国家的不幸，也是学科的不幸，还是个人的不幸。
五、结语
我们再从北大的经验研究重回与布迪厄的理论对话中。布迪厄的《国家精英》尤其关注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在布迪厄看来，国家并不外在于我们，而是内化地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取向、文化性情与行为选择中。国家不仅具有军队、税收这类有形的权力，国家更具备无形的符号权力：国家首先充当“符号信用的中央银行”，签署所有的委任状，借助这些委任状，各种社会划分和尊崇声望得到分派和发布，即在既定的地域和人口范围内作为普遍有效的东西得到传播。而学术职衔（其后的文凭与录取）就是这种“国家魔法”的典型体现，借助这些名位称号，以成绩记录为名义，制造出各种社会身份与社会命运。国家权力用纷繁细微且又秘不可见的方式，通过教育灌输给我们各种范畴对我们所有人都施加影响。每当我们运用这些范畴理解和构建社会世界时这些影响便体现出来。国家不只是以科层制度、权威机构和各种典礼仪式“外在体现”出来，它还通过形塑思维，创造欲望，训诫关系从而“内在于此”——在我们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因此，社会秩序其实质是一种认知生态秩序，人们用以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认知图式与行为惯习均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国家影响最有效的途径，国家权力最可用的侍仆，不是军队、监狱，也不是精神病院和医院，而是学校——当代社会秩序最有力的保障者。(24)
我们由此再深究：其一，在精英选拔中，贤能主义在形式上能否保持选拔的公正？其二，在精英生成中，成功的晋升者能否承继且光大其家族文化资本？
贤能主义：合理的伪饰
北大招生实行按省分配录取名额、省内按分数择优录取的原则。若从个人视角与过程视角来看，这是一场能力取向的“贤能主义”主导的公平竞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获致性（成就、分数）因素掩盖了先赋性因素，成为招生录取场域中的决定性因素。
若从整体视角与结果视角看，按省分配名额的录取原则，导致各省的录取指标、录取分数差异悬殊。先赋性因素——“你所是”与获致性因素——“你所为”之间形成一个繁复的社会拓扑结构，身份之争、地域之别与资本之用——在招生录取场域却成为虽隐匿不显却无处不在的关键性因素。
更具体地说，在高分省（洋葱头型），农家子弟凭借不低的分数进入北大（体现了考试场域贤能主义主导的技术路线）；在低分省（官帽型），农村考生因为分数不够而进不了北大，垄断大中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干部子弟却以省内的相对的高分、全国的相对低分跨入北大。由此可推论，北大的农村新生多来自高考高分省，这一群体分数均值就偏高；而官帽型的低分省，政策照顾的受益者多为省会城市的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而非这一区域的农村学生。在此，先赋性因素——身份团体、社会网络、家庭的经济资本、毕业中学的文化资本——具有和获致性因素（考分）不相上下的作用，前者甚至决定了后者。
考试场域看似客观公正的贤能主义用过程的公开、个体的公正遮蔽了优质资源分配过程的权力性因素，招生录取场域中的政治原则（各省均占一定比例的代表制）所惠及的却是边远省份的干部子弟，在这类地区，精英集团的再生产呈现出更强的封闭性。贤能主义在此真是一层光鲜漂亮的面纱！
精英晋升策略
“县中模式”对精英生成的影响值得关注。在洋葱头型和橄榄型省份中，农村或县市的学生以高分胜出，县中成为这些优秀学生的孵化器，为农民出身的学生提供了跨入北大的现实机会。
一所优秀中学的形成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与教育资源积淀的成就，全国著名高中大多聚集于洋葱与橄榄型所涉及的省份中。(25)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沿海地区，如福建、江浙等，在历史文化比较悠久的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等，办学历史悠久、师资雄厚的著名高中多分布在县与地两级，强大的“县中”为来自农村、县市两级的学生进入重点高校铺就了一条相对宽敞的道路。“县中”——这类分布在下，或者说从民间文化、从历史深处长出来的优秀中学，为乡镇、县市等中下层的优秀学生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在扩大精英选拔的开放性，推动社会流动、促进社会公正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县中模式正是我国当下制度背景下，基层社会凝聚智力、物力与人力，聚拢优质教育资源，提供优质教育质量的独特模式。
“县中模式”的教育理念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县中亦有考试“集中营”之称。在高训诫的纪律空间中，教育以“总体制度”(total institutions)的方式来运作，这些制度被设计用来彻底转变学生的心智、身体和自我，以适应名牌精英学校和未来精英集团的预定要求。这类学校用严厉甚至苛刻的制度来进行时间控制与空间控制，用频繁的、高竞争、高淘汰的考试来控制学生的心智结构。县中用“选择性禁闭”使学生与他们的家庭隔离开来，也使他们和同龄的其他群体隔离开来，彼此之间形成既竞争又认同的同源性群体，这一群体的同源性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共享的社会化进程和社会资本的封闭性。(26)从此意义上来看，这些著名的中学成就了学生新的社会出身与身份团体。
然而，在“选择性禁闭”中强化出来的学生将如何面对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精英再生产中的文化断裂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在决定一个学生升学意向与升学选择上，学校的作用多甚于家庭。家庭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对子女的影响多体现在“择校”之上，而学生的学业成就、兴趣发展则在学校这一竞争性的环境中培养。
在名牌中学“选择性禁闭中”，家庭缺席了，中国学生可谓一个“制度的孩子”——理性的、高竞争的制度的孩子。在中下阶层的精英培养与选拔中，学校的作用远大于家庭的影响，学校是学生价值观念形成、行为习惯养成、参照体系确定的重要场所。针对农家子弟，情形尤甚：家庭单薄的社会资本、薄弱的文化资本对其成长影响甚小，求学的历程就是一个个人奋斗的历程。成功的农家子弟可以说是学校的骄子、制度的宠儿——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更可能是这一制度的“受伤者”。在凭借优秀的成绩进入精英集团之后，他们需要面对、接受一个疏离甚至背离自己的家庭文化与价值的社会圈子。在精英团体的生产中，文化资本或者匮乏或者殊异的农家子弟，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丰厚的城市学生之中，是否被强化“阶层差异的暗伤”？在他们的成长中是完全背离自己的家庭还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提升与回馈自己家庭？我们需要严肃地询问：中下阶层能从这些成功晋身者身上获得相应的文化尊严与社会提升吗？
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这一步的跨越——身处地域之别，体受身份之争，计算资本之用。然而，这些成长中的未来精英能否保有其阶层的文化与尊严？在促进向上流动的社会公正之下，能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民主——这更值得期待。
注释：
①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M].简慧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M].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7.
②L·华康德.解读布迪厄的“资本”概念[A].李康译.苏国勋等.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55.此处借用帕森斯的在决定个人成就与地位时的二分：先赋性因素（出身、天赋与祖上）与获致性因素（功绩、获致与自身努力）。
③④L·华康德.论符号权力的轨迹：对布迪厄《国家精英》的讨论[A].李猛译.苏国勋等.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57，359-360.
⑤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15.
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中国连锁经营年鉴2008[Z].北京：年鉴出版社，2008.
⑦以2005年山东省为例，山东考生有73.1万人，北大招生计划中山东仅75个名额，“万里挑一”名副其实。在近十年的招生中，仅北大一家高校就收录了全国一半以上的“状元”，历年来国际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奥林匹克竞赛获奖学生更是绝大部分在北大深造。
⑧LQ+Effort=achievement.
⑨陈锡文.农村转型[J].财经年刊：2008预测与战略，2008.
⑩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0》、北京大学教务部学生档案整理数据。
(11)徐晓等.遇罗克：遗作与回忆[M].北京：中国文献出版公司，1999.徐友渔序。
(12)(14)(16)(17)(18)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J].战略与管理，1998,(5).
(13)改革开放以后又划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参见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5)1978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到1983年缩小到1.7∶1，到1997年又迅速扩大到2.5∶1；2000年扩大到2.79∶1，农民人口占全国的65%，但储蓄不足五分之一（孙立平，2002）。2001年是2.9∶1，2003年是3.21∶1。城市居民还有一些诸如住房补助、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农民这一部分完全缺失，实际上的城乡差距应该是5-6∶1。在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时代，“乡土”所能够提供的资源和财富非常有限，在西方国家，这个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乡土”上的“人口”越来越少，在我国，城乡壁垒仍将广大农村人口束缚在“乡土”之上，由近10亿人分享日益萎缩的资源和财富。农民与农民工是一种社会身份，在目前的户籍制度下，几乎没有改变的可能。
(19)刘云杉，王志明.女性进入精英群体：有限的进步[J].高等教育研究，2008,(2).
(20)张玉林的研究指出，以河南为例，省会郑州市小学生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全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初中生中，最高的新乡市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也高达5.9倍。以高中的入学率来看，1999年，初中毕业生的入学率的城乡差距超过3倍的省区达15个，安徽的城乡差距是3.6倍(55.7%∶15.4%)，中部的教育大省湖北是3.9倍(71.4%∶18.4%)，人口大省山东的差距是4.4倍(72.3%∶16.8%)，河南是4.5倍(57.4%∶12.9%)。
(21)海南在1987年尚未设省，所以不在此排名中。广东虽未第一，但是其分数按标准分计算，所以我们将其单独拿出，不放入三类省份的比较中。
(22)托尼·彼彻.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3)(24)(26)L·华康德.解读布迪厄的“资本”概念[A].李康译.苏国勋等.社会理论的政治分化[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44,339-356,365-367.
(25)根据2005年10月29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2005年（首届）中学名校校长论坛上发布的《2005年中国百强中学》评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