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 7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实践历程与基本经验
唐皇凤 汪 燕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的使命担当和远大的历史抱负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伊始就一直将进行社会革命视为其根本的政治目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经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次伟大社会革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异常丰富和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成功密码在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革命航线不偏离；传承红色基因，永葆革命者的底色不褪变；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社会革命的“人民性”；以问题为导向，积极解决“时代之问”和“时代之困”；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实现“两个伟大革命”的辩证统一和有机结合。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基本经验
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肩负着改造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使命和责任，其根本目的在于希冀通过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为可持续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昭示人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社会革命永不停息的根本理由，社会革命将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过程。新中国70年，中华民族历经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发展时期，当下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完成时”的社会革命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进行时”和“将来时”的社会革命则是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方式。本文在清晰界定社会革命本质内涵的基础上，试图系统梳理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实践历程，并全面总结我们党领导社会革命的主要经验。
一、社会革命的本质内涵
党的“一大”纲领就明确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98年的历史，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的“社会革命史”。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同时兼具革命党、执政党和领导党的三重身份，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推进社会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境界。清晰界定社会革命的内涵是推进社会革命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逻辑起点。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变迁模式，社会革命不同于政治革命、专业领域革命和社会改良等概念。
亚铁氰化钾作为绿色氰源用于有机氰化反应以来，在催化剂、配体、反应介质、底物适用范围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2-24]。尽管如此，以铁氰化钾为氰化剂的有机氰化反应的类型还十分有限。除了卤代芳烃、酰氯、吲哚衍生物、甲基磺酸酯类化合物等的氰化反应之外，其他类型的反应也很有限；二是研究的深度还不够，还有发展的空间。因此，仍需继续探索和深入研究以铁氰化钾为绿色氰源的有机氰化反应。
首先，社会革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革命。政治革命特指革命阶级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有统治阶级，实现政权的更迭。使用暴力是政治革命的显著标识，这有别于社会革命亦可通过和平手段推进的特性。和平手段推动的社会革命冠以“革命”之名在于其显著的“革命性”，彰显着社会整体性和结构性变迁的幅度和强度。此外，政治革命聚焦的首要目标是政权更替和政治制度层面的剧烈变化，而非社会基础性结构的根本性变化。相较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涉及的范围更广，是更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变革。
其次，社会革命指涉的范围远远超出专业领域革命的范围。诸如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等都属于具体而专业的领域所发生的根本性变革，缺乏全局性和整体性。而社会革命则涵盖社会的全方位和各领域。马克思曾对社会革命做出经典论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思想逻辑中，社会革命不仅发生在政治领域，同时也涉及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其本真性含义包括人们“改变世界”、“反对并改变现存状况”的一切活动。[2]因此，社会革命的本质是对生活秩序和公共秩序的重塑与再造。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意味着社会基本形态的根本性变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奋斗目标为基本遵循，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徐徐展开了伟大社会革命的巨幅画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实现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改革开放以来，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指引下，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奇迹，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了社会革命的制度性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遵循共享发展、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开创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新局面。从满足生存需要到提出发展要求，从侧重经济发展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面推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成了新中国70年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核心线索。
其次，积极开展制度建设，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政治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是公民合法权利的可靠保障。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5]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确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具体包括：(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1949年8月，北平市召开的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标志着人民民主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确立。(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对维护和巩固政治团结起到关键作用。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该制度的正式确立。截至1955年，民主党派总数发展到39000人，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1000人增加了两倍多。[6](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造性地解决了民族平等和团结问题，有效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1949年9月21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多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至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基础得以奠定。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基本遵循，广大人民群众首次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极大激发了全社会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为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政治制度层面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
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可采储量保持稳定增长，也就是每年新增的可采储量与当年的产油量之比即储采比要大于1 。在新发现区新增可采储量逐步劣质化的情况下，老区通过创新技术改变开发方式增加可采储量成为当务之急。
二、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实践历程
近代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长期陷入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政治革命，而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则是实现民族复兴目标的伟大社会革命。事实上，社会革命的发展是以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变化为依据和支撑的。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发展态势，党所面临的中心任务和工作重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也决定了各个时期的社会革命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我们以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主要问题的诊断、对历史任务的把握、对所处历史方位的判断为依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实践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推荐理由:本书以弘扬中华传统诗词文化为宗旨，以寓教于乐为目标，内容包括闯关游戏、益智问答等，集知识性和娱乐性于一体，将诗词题目与现场讲解精心整理汇编。在此基础上，引入文化背景链接与丰富的人文知识介绍。通过海量史料文献和文化名家佐证，创新地从人物、作品、典故等多门类、多角度讲述题目背后的故事，从而使读者置身于一个前所未知的诗词桃花源，在浪漫而愉悦的阅读体验中，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
(一)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时期(1949-1978年)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迈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是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并为当代中国进行更深入的社会革命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主要包括：
图5和图6为该机载合成孔径雷达聚束SAR模式0.3 m分辨率挂飞试验结果。图5的作用距离为35 km，采用滑动聚束SAR模式，方位向测绘带宽满足3.16 km指标要求，实测方位向分辨率为0.26 m；图6的作用距离为50 km，方位向测绘带宽满足3.12 km指标要求，实测方位向分辨率为0.22 m。
首先，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传统的阶级剥削制度，彻底改变了我国的经济关系，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方面，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地主的人身和经济依附中彻底摆脱出来。自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2年底，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连同老解放区，共没收征收了大约7亿亩土地(约合4700万公顷)，并将这些土地分给约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4]土地改革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其深远意义更在于消灭了地主阶级，从根本上改造和重塑了广大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土地改革后，党和政府及时把小农经济引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从1952年下半年到1956年底的“三大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成功将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用和平赎买的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采取“政治上适当安排、工作上发挥作用、生活上妥善照顾”的基本原则，实行“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相结合、改造资本家个人与消灭他们所属的资产阶级相结合”，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三大改造”的完成巩固和扩大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社会革命，标志着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摘 要：现阶段，全球经济环境还不容乐观，仍然处于后金融危机阶段，我国航运业在这种经济发展形势下举步维艰，也使得航海类专业学生毕业实习过程中容易出现权益保障问题。现通过分析后金融危机下航海类学生在毕业实习中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和其中的成因，并提出合理有效的措施进一步保障学生的权益，促进航海教育的健康发展。
社会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旋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将社会革命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予以理性审视，并对特定时期和关键节点的社会革命进行深描，有助于展现社会革命的基本图景和演进轨迹，并为探寻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一般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在机理和独特优势提供富足的经验素材，为继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提供经验镜鉴。
最后，实施思想改造，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实现人的思想解放是建设个体独立、个性自由的现代社会的前提。但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四条极大的绳索。”[7]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扫盲”运动和“贯彻婚姻法”运动把广大人民群众从传统的宿命、宗族、等级、村庄等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为文化解放和思想改造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具体包括：(1)扫除文盲重构了农民的认知体系。1949年我国人口约5.5亿，文盲率高达80%，其中农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党和政府先后于1950年、1955年、1958年、1960年开展了四次规模较大的扫盲运动。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的文盲率已降至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扫盲运动不仅提高了国民的综合素质，而且有利于构建其对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治认同。(2)实施婚姻法实现了女性身体和思想的双重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法律就是1950年颁布和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该法律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是对传统封建制度的致命打击。婚姻法的实施彻底改变了旧有的婚配模式和家庭结构，实现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婚姻家庭生活的深刻变革。同时，党和政府通过实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改造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灌输，广大人民群众逐渐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有效支撑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运行和实施。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1979-2012年)
其次，以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构建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新格局。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落实到实践层面则体现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享发展新模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4]就实践向度而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即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15]从核心内涵来看，共享发展体现在：从覆盖人群而言，共享是全民共享；从享受内容而言，共享是全面共享；从实现途径而言，共享是共建共享；从发展进程而言，共享是渐进共享。[16]从推进层次来看，共享发展涉及“摆脱贫困—改进民生—共同富裕”三个渐次递进的层次。从实践层面来看，“反腐败斗争”“脱贫攻坚战”“蓝天保卫战”“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等社会系统工程均是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随着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新时代社会革命的心理基础必将更加坚实，舆论氛围必将更加优化。
首先，以改革开放创新的观念，实现全社会的思想大解放。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守旧陈腐的思想观念导致体制机制的僵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裹足不前。冲破思想禁锢，实现全民的思想大解放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革命的前奏和必要条件。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而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8]364思想解放和利益驱动使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能量得以充分释放，勇于改革和善于创新成为社会风尚，开放、竞争和自主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有序稳妥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一时之间，“投机倒把”成为历史，“下海”创业成为新时尚，“万元户”成为勤劳致富的代名词。这一时期的社会话语体系映射出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和人民群众对于物质财富的新认知。在改革开放初期，全社会就涌现出一大批锐意创新的典范，如农业大包干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江苏江阴市华西村和生态农业蓬勃发展的浙江东阳市花园村等，都是思想解放促使生产力发展的典型案例。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既是改革开放的核心主线和制胜法宝，也是伟大社会革命的集中体现和动力源泉。
其次，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现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华丽转变。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体制机制僵化，发展动力不足，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伊始，党和政府就着手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中央向地方分权，政府向企业和社会放权，使地方和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充分体现了社会革命的典型特征，因为“发展生产力是很重要的革命，改革上层建筑、改革体制也是革命。体制改革要当成革命来进行。”[9]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计划和市场都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可以适用于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下同样可以有市场经济，并在党的十四大正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化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市场活力，非公经济的发展得到鼓励，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显著提升。据统计，1978年我国人居GDP为381元，2012年增长至38420元，增长了近101倍。[10]同时，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走出去”和“引进来”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06.4亿元，2012年增至38667.6亿元，增长187倍。[11]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实现了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转变，成为改革开放时代我们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最显著的标识。
最后，培育和成长现代社会，型塑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公社制度逐渐解体，“单位制”遭受不同程度的弱化，社会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主空间显著扩大，基层社会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198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颁布，户籍制度开始松动，随后实施的一系列户籍制度改革措施都旨在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社会成员的自由择业权和迁徙权不断拓展。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社会利益格局逐渐复杂而多元，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日趋明显。就农村社会而言，改革开放后的十年间，中国农民群体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等8个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阶层。[12]就城市社会而言，主要阶层可划分为上层官员和大业主阶层、中下层官员和中下业主阶层(包括专业人员阶层在内)、管理人员阶层、技术工人阶层、半技术半体力工人阶层、体力劳动者阶层、失业下岗阶层等7类。[13]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力量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得以快速成长，既是现代政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源动力。现代社会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的明显提升，社会结构复杂化和多元化趋势的日益彰显，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重大成就。
“以往老百姓需要跑几个部门，辗转才能办完的事项，如今一窗、一网、一人就能全部办结，我们把非涉密的数据资源都集中在华为大数据中心，利用信息技术对政务数据进行整合共享，以实现跨部门信息的互联互通，极大提升了行政效率，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的理念。”泸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春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3年以来)
首先，以“中国梦”为引领，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是“中国梦”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在现实层面具象化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围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通过“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强国”成为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热门关键词。在新时代，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成绩斐然：2018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90.03万亿人民币，比上年增长6.6%，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5%，位居世界第一。从建国初期的“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如今高铁通车里程世界第一、C-919大飞机试飞成功、5G时代来临，再到国之重器——“嫦娥”月球探测器、“天宫”空间实验室、“蛟龙”深海潜水器、“天眼”射电望远镜的成功制造，无不显示出国家发展的巨大成就。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愿景目标，也是新时代社会革命的价值坐标和首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和继续，也是具有崭新内涵的伟大社会革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主要包括：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场伟大社会革命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强了市场和社会活力，推动我国经济、科技、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均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主要包括：
最后，以治理有效为目标，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前者关涉制度文明的先进性，后者关涉社会秩序的合理性。[17]抽象化的国家制度与具象化的国家治理密切相关，良好的国家治理才能体现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其中，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18]105没有治理体系作为制度框架，治理能力就是“无源之水”；没有治理能力作为基本保障，治理体系则可能变成“一潭死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内政治生态不断优化，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地位稳步提升。同时，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日益优化，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逐渐成熟和定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呈现出“自治为主、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理想图景，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缩影和典范。总体而言，我国的国家治理正朝着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方向稳步迈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提供了充足的政治空间。
最后，社会革命相对于社会改良而言更具根本性和彻底性。“改良”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完善，“革命”确具有革故鼎新之意。区别于“革命”(revolution)一词在天文学上的准确意义，即围绕某一中轴的圆周运动而止于其所始，现代的革命观念并非“复归”，而是彻底的转变。社会革命的目标是彻底重构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结构，彻底摧毁传统的社会制度体系，毅然与传统和历史决裂。因此，社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一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同时发生。[3]因此，社会革命是“人类尊严的证明”，是广义的社会领域所发生的根本性和结构性变迁，是社会关系和组织方式广泛而深刻的重大变革。
患者应用双氯芬酸钠栓后可能出现不良反应,胃肠道症状最为多见,其次为皮肤症状,如搔痒等,头痛、眩晕相对较少。需要观察症状轻重和对身体的影响,必要时采取对症处理,缓解症状。本组患者出现6例皮肤瘙痒、红疹,2h后自行改善。该药物经肝肾代谢,术前必须检查肝肾功能,异常者谨慎应用,术后同样需要监测,一旦发现问题迅速反馈给医生,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三、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取得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伟大奇迹，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回顾与反思70年党的社会革命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就伟大的社会革命，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离不开革命精神的激励与鼓舞，离不开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和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政治坚守，更离不开党勇于和善于自我革命的本质属性和能力本领。
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党顺利推进社会革命的政治保障。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为基础，切实提升党的全面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本领，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法宝。党的领导是贯穿新中国70年社会革命史的核心主线。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社会力量相对薄弱、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超大规模社会推进现代国家建设，首要的是需要一个强大的执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对社会革命的全面领导是建国、治国、兴国伟业的根本前提。推进社会革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逻辑和现实依据包括：(1)中国共产党具备的政治合法性、领导能力、治理资源为其全面领导社会革命提供了优越条件。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党的先进性与群众性、阶级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为我们党全面领导社会革命提供了根本保障。同时，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党强大的理论武器，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民主集中制能够确保全党的政治行动力，举世瞩目的执政绩效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和政治支持，夯实了党的合法性基础，有利于党领导人民顺利推进社会革命。就领导能力而言，党在领导社会革命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步锻造了“协商能力、建制能力、利益整合能力、政治吸纳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合法性产生能力、战略规划能力、适应性革新能力、抗拒风险能力在内的强大政治能力”，[19]具备有效推动社会革命的强大能力和高超本领。从治理资源来看，中国共产党凭借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资源汲取体系，能够有效动员和集聚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为社会革命提供雄厚的资源保障。(2)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构成了党全面领导社会革命的现实逻辑。从世情来看，国际局势风云激荡和波诡云谲，各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增多，恐怖主义、贸易摩擦、气候问题等各种全球治理难题异常复杂，需要执政党具有驾驭复杂问题的高超本领和领导艺术。从国情来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期，民生服务尚存在明显的短板，国家和社会治理存在诸多薄弱环节，直接考验着执政党的政治智慧。从党情来看，少数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群干群关系疏离，反腐败斗争任重而道远，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所面临的“四大挑战”和“四种危险”日趋复杂而严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全面领导只能加强而绝不能削弱，否则，缺乏党的有效领导的社会革命就有可能成为冲击和解构基本秩序的潜在力量和风险因素。
第二，永葆革命精神，是党实现社会革命的动力之源。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基于利益的聚合，而是基于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和凝聚起来的信仰共同体。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信念，是每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充沛的革命精神，是党实现社会革命的动力之源。革命精神是“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觉悟、意志品质、思想道德和工作作风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和革命风范”，[20]是共产党人的显著标识和代代相传的基因密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崇高的革命理想、昂扬的革命精神始终激发着广大党员的革命斗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不竭动力。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精神就是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1]邓小平时代的革命精神则意味着“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8]36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革命精神在继承中弘扬和发展，彰显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革命精神的内核贯穿于新中国70年的社会革命史始终，绝不动摇，永不褪色。具体包括：(1)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时期，提倡革命精神是鼓舞士气、积极探索和建功立业的法宝，具体化为勇于开拓、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战天斗地、百折不挠的红旗渠精神，独立自主、艰苦创业的大庆精神，热爱祖国、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等。(2)改革开放时期，弘扬革命精神是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砥砺前行的思想武器。在改革创新实践中形成的革命精神集中表现在敢闯敢干、改革创新的小岗精神，先行先试、锐意进取的特区精神，众志成城、顽强拼搏的抗洪精神，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奋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等。(3)新时代重提革命精神则是应对党内理想信念滑坡，以及组织、纪律和作风涣散的关键一招。这一时期的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为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治党是自我革命精神的具象化，意在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和勇气实现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的深刻转变。我国的社会革命史证明，承载着红色基因的革命精神是党和人民的精神之“钙”和思想之“魂”，是社会革命取得成功的思想支柱和动力源泉。
第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实施社会革命的根本遵循。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品格。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是其人民性的集中体现。“以人为本”坚持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政治立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同时，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着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以人为本”的升级版，实现了从“人民当家作主”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体现了“人民性”从理论规定到实际行动的巨大突破，人民日益走进国家治理舞台的中心。我们党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进程中，着力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始终把人民群众拥不拥护、赞不赞成、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各个阶段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1)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一切为了人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从整体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并将这个群体改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者和建设者。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人民从此彻底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因此而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改革开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彻底改变了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人民逐渐富起来了。新时代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奋斗目标，旨在使中国人民不断强大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党开展的伟大社会革命无不以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依归。(2)发展的动力来源是一切依靠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和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社会革命的每一次突破和推进都离不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实践。“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22]回望历史，中国成就和发展奇迹无不是人民群众不懈奋斗的最终结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共产党人始终坚守的政治准则，也是社会革命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原因和关键所在。
第四，以问题为导向，是党开展社会革命的逻辑起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往往通过特定的时代问题表现出来。马克思曾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3]坚持问题导向，始终以解决国家和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为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惯常的治国理念和思维范式。习近平总书记曾说道：“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18]74准确定位时代问题，找准问题症结是开展社会革命的关键一步。问题从何而来？时代问题来源于社会矛盾。虽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基本矛盾具有特定性和恒长性，但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社会主要矛盾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世情国情社情的不同而随之变化，且往往具象化为具有显著标识的国家治理难题。不同时期的社会革命也因此具有不同的性质、对象和方式。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难题也随之发生变化，社会革命的重心和模式也因此而改变。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低下的历史阶段，社会革命以“效率”为价值取向，力求增加社会财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社会革命更多以“公平”为价值取向，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力求“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和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以问题为导向，积极回应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和社会治理重大问题，并通过制定和调整发展战略的方式来解决现实问题构成了我们党开展社会革命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
第五，勇于自我革命，是党进行社会革命的战略引擎。“历史周期率”是一个魔咒，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向往千秋万代，却终究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不二法则。中国共产党98年的风雨历程表明，正是因为我们党具有自我革命的基因，善于从严管党治党，才能从一个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危机中化险为夷，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革命的致胜法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24]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根本政治前提，而通过党的自我革命，保持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则是确保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的内在要求。同时，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勇于自我革命是党赢得人民衷心拥护，提高其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手段。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就是一部我们党不断自我警醒、自我革命、自我超越的历史。具体体现为：(1)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部分党员出现官僚作风和组织不纯等问题，我们党及时开展整风运动，以有效克服领导机关及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整党运动则是通过提高党员发展的条件，有效整顿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问题。通过多次反复的整党整风运动，党员素质明显提升，党的组织力凝聚力显著增强，成为党有效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快速恢复国民经济和推进社会革命的根本保证。(2)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坚决改正“文革”的错误路线，重新调整国家发展的航程，让现代化建设重回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轨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党的建设面临新的时代课题，有效应对执政风险、不断增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持之以恒地推进反腐败工作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的首要议题，党的自我革命成为改革开放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保障。(3)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四风问题”“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严格问责协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持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持续推进高压反腐，大幅提升了党的自我革命的质量和水平，开创了新时代社会革命的新境界。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发展和稳定奇迹，既是社会革命的最终成就，也是党勇于和善于自我革命的必然结果。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数学三年级上册《笔算乘法（不进位）》这课时，为了让学生明白，两位数乘一位数，用竖式计算，对照竖式说一说积的每一位数上的意义，借助直观操作 进一步明确算理，从而构建笔算模型，可以引导学生动手操作，体验如下环节：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到“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体制改革，再到积极稳妥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党领导社会革命的战略格局在持续调整和不断优化。中国共产党始终准确定位革命党、领导党和执政党的角色、功能和使命，传承红色基因，永葆革命斗志，在风险挑战面前迎难而上，取得了伟大社会革命的辉煌战绩。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节点，我们党审时度势，能够敏锐捕捉人民群众需求的重大变化，积极调整国家发展战略，用行动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我们党具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始终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基本方略。
四、基本结论
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东方大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和最彻底的社会变革。新中国成立70年来，作为一种突破传统社会结构而实现整体性和结构性社会变迁的政治行动，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革命理想和完成历史夙愿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社会革命。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主题和主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缔造了“中国奇迹”，彰显了“中国智慧”，而“革命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结合则是破译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革命者”是共产党人最鲜明的身份特质，“革命精神”是共产党人永不褪变的政治底色。我们党始终扎根于人民，不断坚定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和勇气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定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开启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
[2] 林剑.不应误读与否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10)：5-14.
[3]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5.
[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00.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
[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803.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876.
[10]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3[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15.
[1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3[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10.
[12] 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J].社会学研究,1989(6)：1-14.
[13] 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4)：115-129.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793.
[15] 董振华.论社会主义本质的实践向度[N].学习时报,2018-11-02.
[16] 马占魁，孙存良.准确理解和把握共享发展理念的深刻内涵[N].光明日报,2016-06-19.
[17] 齐卫平.论改革开放与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J].思想理论教育,2018(7)：4-10.
[1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9] 汪仕凯.政治体制的能力、民主集中制与中国国家治理[J].探索，2018(4)：33-47.
[20] 王炳林,房正.关于深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的几个问题[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3)：4-15.
[21]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5.
[22]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0-21.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3.
[24] 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1-06.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10-004-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愿景与路径优化研究”(14AZD009)。
作者简介： 唐皇凤，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执政党建设与国家治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汪燕，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基层党建、乡村治理。
[责任编辑：黄 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