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收益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益论文,特征论文,农村论文,人力论文,资本积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教育事业得到了极大发展，教育规模、教育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都有了明显提高。但是，从农业普查结果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农村从业人员文化素质绝对水平低，相对水平更低。
1.绝对水平：以小学文化为主，其次是初中文化，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仅2200余万人，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却有7800多万人。1996年，全国56147.9万农村住户从业人员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有7867.5 万人，占14.01%；小学文化程度的有23665.5万人，占42.15%； 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1356.3万人，占38.04%；高中文化程度的有2849.4万人，占5.07%；中专文化程度的有321.8万人，占0.57%；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87.5万人，占0.16%。农村住户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6.66年，仅仅达到小学毕业水平稍强（见表1）。
表11996年全国农村住户从业人员文化程度情况单位：%
其中
总计农业户
纯农业户 农业兼业户
各类文化程度人员比重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14.01
14.79
17.23
12.92
小学 42.15
42.96
44.89
41.65
初中 38.04
36.99
33.70
39.29
高中
5.074.623.885.10
中专
0.570.510.260.82
大专及大专以上 0.160.120.040.21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6.666.546.236.78
其中
非农业户
非农兼业户
各类文化程度人员比比重合计 100.00 100.00
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8.334.48
小学
37.56
32.27
初中
46.08
50.76
高中6.74
10.57
中专0.981.34
大专及大专以上 0.310.57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7.388.03
资料来源：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
在不同经济类型的农户中，非农业户受教育程度稍高一些，但平均受教育也仅8.03年，只有从业人员总数的12.48 %的人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农业户从业人员中仅有5.25%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平均受教育比非农业户低1.49年，其中，纯农业户的从业人员中17.23%（5366.8万人）为文盲。
在不同年龄的从业人员中，青年农民的素质高一些，但仍达不到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从浙江省的情况看，在1613.64万18～45 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的占7.24%，平均受教育7.42年，其中，18～25岁的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8.43年，74.08 %的人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是全部从业人员中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但总体水平仍未达到九年制义务教育要求。而46岁以上的中老年从业人员中，35.42 %为文盲和识字很少。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①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受教育水平极低的这部分中老年从业者仍将长期处于从业状态，客观上将影响农村经济的技术进步。②青壮年从业人员中仍有数目不少的文盲。从浙江省的情况看，36～45 岁的从业人员中有13.21%为文盲，26～35岁的从业人员中也有3.45%为文盲，两者合计93.32万人。 这部分本该成为当今农村经济主力军的青壮年人员，却识字很少甚至不识字。③相当一部分低龄者进入从业状态。1996年，全国已有2000万17岁以下的人开始从业，其中，15岁以下的有近600万人。 这些本该在学校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却因过早地从业而影响学习，无疑意味着新一代文盲半文盲的形成。
在不同性别的从业人员中，女性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更低。1996年，全国26602万女性从业人员中，5193万人为文盲，占19.52%，文盲比例比男性从业人员高出10个百分点； 初中及以上人员比重则比男性低17.38个百分点，仅有34.69%。女性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5.98年，比男性低1.28年。即使在浙江这样的沿海开放地区，受教育程度的性别差异也显著地存在，男女平均受教育年数的统计T检验（注：统计量
的T 分布，据此对两个总体平均水平u[,1]、u[,2]的差异做显著性假设检验，其中x[,1]、x[,2]为两个样本的平均数，s[2][,1]、s[2][,2]为两个样本的方差 。） 值为744（T＞T[,0].00501）。
2.相对水平：低于城镇从业者，更低于相对发达国家的从业者，难以满足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1）与城镇从业者比较， 农村从业者素质明显偏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原中国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于1992年进行的涉及全国12个省26 个市（县）的 438 家企业、9432名职工的一项调查表明，被调查职工平均受教育11.79 年（诸建芬等，1995）。另据1995年涉及全国11个省市、11763 名职工的抽样资料（赖德胜，1998），城市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8年。 虽然调查存在抽样误差，但城镇职工的受教育年限均大大超过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村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低得多。利用住户抽样资料进行同口径比较，情况也一样。1998年，浙江省2700户农村住户的7706名劳动者平均受教育7.39年，高中及以上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的10.48%，分别比1740户城镇住户的3070名从业人员低3.70年和44.02个百分点。
（2）与其它发达国家比较， 我国农村从业人员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更为显著。1975年日本农业劳动者平均受教育为11.7 年（戴家干，1998），接近高中毕业程度，而1996年浙江农业劳动者平均受教育5.45年；荷兰农民大部分是高级中等专业农校毕业水平，且每年还有近1／5的从业农民进入各类职业教育学校，接受专业性的继续教育；德国的农业劳动力中54%受过至少3年的职业培训（程序，1997）。 而我国农村住户从业人员中56%是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文盲，即使那44%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也往往不太可能有机会经过岗前职业培训而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3）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比较， 农村从业人员目前的人力资本水平显然不能满足农村二、三产业优化结构、提高技术层次的需要，更无法满足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农业技术革命的需要。进入90年代以来，持续高涨的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农村工业，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乏力迹象，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体制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农村工业想要谋求新一轮的辉煌，必须依靠结构的优化和技术的进步。按照产业资本与人力资本匹配的原理，这同时包括产业资本技术含量的增加和从业人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在开放的经济系统中，产业资本有可能通过要素的流动——外资引进来补充，但人力资本的增加主要靠投资积累。但现实是：根据首次农业普查浙江省的资料，从事工业的农村从业人员中6.26%为文盲，39.28%为小学文化程度，平均受教育仅7.48年。 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浙江省的资料，乡办工业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总数的0.8%；中专技工文化程度的占3.1%；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6.1%；小学及以下的占26.7%。乡办工业尚且如此，整个农村工业职工的情况可见一斑。又据浙江省120家乡村工业企业调查，120位厂长（经理）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20.0%，26.7%的厂长（经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显然，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素质是农村工业技术进步的一大“瓶颈”。从农业形势看，周期性的农产品“卖难”和结构性的农产品短缺说明，一味追求增产的数量型农业模式已不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新的农业技术革命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未来农业发展的重点将是生物遗传潜力的开发、新型物种的塑造、快速繁育技术的应用、人造食品的合成以及农产品的加工储运等，新的农业技术革命对劳动者的素质有很高的要求。我们不能指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还可能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在农民低文化素质基础上再有所“跨越”。如果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尽快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科技素质，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应用将步履维艰。
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收益特征
人力资本的收益是指积累的人力资本存量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和发挥的有利效应，包括宏观收益和个人收益。从农业普查情况并结合农村住户资料分析，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宏观收益不显著，表现为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小；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个人收益则以迁移收益为主，教育投入的直接收益率偏低。
1.宏观收益：从业人员文化素质与农村经济水平相关性不强。从全国范围看：农村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与各地域经济水平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东部地区农村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高于中部地区，更高于西部地区。但是，浙江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发展水平领先的省份，1996年农村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中部地区的一般水平（见表2）。江苏、山东、 广东等省份的农村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高于浙江，但与他们在全国所处的经济地位也并不相称。
表21996年浙江农村住户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与全国比较
各类文化程度比重(%)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及以上 平均受教育年
限(年)
全国 14.01 42.15 38.04 5.07
0.57
0.16 6.66
浙江 13.85 44.26 36.30 5.07
0.37
0.15 6.60
资料来源：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浙江省农业普查办公室：《浙江省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汇编》。
从浙江省内部各县（市）的差异看：1996年，全省64个县（市）中，农村住户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61年，标准差为0.3939年，差异系数仅0.0601。但全省各县（市）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却很悬殊，全省64 个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标准差为936.29元，差异系数为0.2996；人均二、三产业增加值指标标准差为3378.73 元， 差异系数为0.5262；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农业增加值指标标准差为3998.74元， 差异系数为0.6164。
这说明，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差异并不能解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事实上，将64个县（市）按农村人均纯收入从低到高排列，其相应的全部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高中及以上文化人员比重两项指标并无逐渐增加的趋势（见图1）。
图1 农村从业者文化程度与农民人均收入的相关图
将浙江省64个县（市）的经济水平与有关受教育水平指标进行相关统计，其结果说明经济水平高低与相应的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高低之间相关性极小（见表3）。
表31998 年浙江各县（市）经济水平与从业人员文化程度相关情况
Y X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全部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全部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
度所占比重(%)
人均二、三产业增加值(元)
非农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非农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
度所占比重(%)
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农业增加值(元) 农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农业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
度所占比重(%)
Y等级相关系数r[,xy]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0.3479
0.1087
人均二、三产业增加值(元)0.4716
0.2667
农业从业人员人均农业增加值(元) 0.0715
－0.0249
资料来源：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2.个人收益：教育收益率偏低，迁移收益率较高。根据对山西省代县、辽宁省凤城满族自治县、浙江省磐安县、河南省商城县、贵州省罗甸县、甘肃省定西县等6 个贫困县5048 个农户的资料分析（柳玉芝， 1993），造成贫困地区农户经济收入差异的众多因素中，家庭劳动力的“平均文化水平”是相对于家庭劳动力“平均体力”更为重要的因素，即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家庭收入增加53.24 元。 按家庭平均收入1000元推算，收益率为5.32%。从相对开放、富裕的浙江来看，受教育水平也是影响农民个人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对1998 年浙江省2700 户农村住户、7706名劳动力进行数据模拟，结果如表4。
表4 农村从业人员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估计
变量 受教育年限(年)劳动时间(年) 行业 地区
收益率(%) 1.775.8817.27 33.80
注：①本表采用人们通常运用的雅可布·明瑟（J.Mincec）方法估计，基本等式：LnY＝α+βχ+ε，其中，Y为收入，χ为一组变量的向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劳动时间、就业行业、居住地区等，β为明瑟收益率。其中，行业虚拟变量：从事非农行业＝1，从事农业行业＝0；地区虚拟变量：从业于沿海开放地区＝1，从业于非沿海开放地区＝0。
②本表结果根据浙江省2700户住户资料采用SAS 系统逐步回归取得，所有变量均在0.0001显著性水平上检验显著。
6∑D[2]
r[,xy]＝1－─────其中，D为X与Y的等级差。
n（n[2]－1）
模型检验显著有效，说明农户教育投入确实能给农户带来收益，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增收1.77%。然而，无论1.77%或5.32%，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中的这一收益率水平毕竟是较低的。与此相比，迁移投入的收益率却高得多。
根据对四川省农村1820户、4951 名劳动者的抽样统计（赵耀辉，1997），外出劳动力人数是影响家庭收入的最重要变量，每增加一个外出劳动力可以使家庭纯收入增加55%，而每增加一年的教育（家庭中最高文化劳动力）仅能使家庭纯收入增加1.44%。迁移投入的高收益率促使农民进行迁移投资。农业普查资料显示，1996年，全国13648 万农村住户非农从业人员中，51%到外乡从业，其中33%到城市就业（见表 5）。并且随着就业限制逐步减少，迁移越来越被广大农村劳动者所重视。
表5 1996年农村住户非农从业人员从业地区和从业地点分布
单位：%
从业地区 从业地点
合计本乡
本县
本省
省外 合计
农村 城市
人民比重 100.00 48.69 19.07 15.19 17.05 100.00 66.97 33.03
资料来源：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中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
但是，有关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中所表现出来的上述收益特征，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的数量关系，本文认为，至少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1.文化程度越高的从业人员，就业的流动能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大多也是经济自由度较高的地区。如表4所示， 地处沿海和内地的区域差异——实质上是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是决定农民纯收入水平的最重要的变量。上述这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某地区农村住户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不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实际在该地区从业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因此，上述“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低”的结论很可能带有假象。
2.农村经济近20年的变化主要体现为数量上的增长，浙江虽属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却不高。在这样一种相对低层次的经济环境中，少数高文化劳动力所拥有的更多的人力资本，事实上难以产生整体上显著的增长贡献，一定程度上也会表现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平均偏低的现象。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农村经济增长质量偏低本身就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结果：由于人力资本积累过低，不能满足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资本对劳动力匹配的需要而制约了经济质量的提高。
3.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中，迁移投资的较高收益率不能与教育投资的低收益率隔开来看。一方面，雇主一般把受教育程度作为从申请工作的人中选择高能力者的标准；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获取就业信息方面又占有优势。因此，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中，教育投资对迁移投资收益的实现具有积极的重要作用，赵耀辉（1997）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农村劳动力迁移概率的重要解释变量。事实上，目前农村教育投资收益的一大部分是通过受教育人的迁移（包括地域的迁移和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迁移）间接地实现的，这在数量中却表现为迁移投资的高收益率与教育投资的相对低收益率。
因此，我们不能否认人力资本本身作为农村经济增长要素的实际贡献，也不能否认教育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主体和基础地位。下面的分析将进一步证明，高文化水平从业者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其特殊的作用和影响力。
三、农村高文化从业者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力
农业普查资料表明，1996年，全国农村从业者中，具有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的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5.8%。 他们在就业倾向、迁移能力、从业观念等方面，均与低文化水平的人员有着较大差异，从而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低文化水平的人员所没有的特殊作用。具体表现在：
1.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浙江省农业普查资料显示，全省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317万人中，75.44%从事农业劳动，占3／4强；1012万小学文化程度的从业人员，从事农业和非农业各占一半左右；具有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从业人员，从事非农劳动的分别为71.69%和77.14%；而受过中专和中专以上专业教育的11.78万从业人员中，90 %从事非农劳动，其中，大专及大专程度以上文化的人员，94.22 %就业于非农行业。不同文化水平的从业人员在就业分布上的这种差异，是从业人员的素质能力与行业技术要求匹配的结果——高文化程度从业者具有更强的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他们能够发现机会，抓住机会，从而拓展经营领域。高文化程度从业者具有更强的接受各种知识的能力。他们往往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所需的专业技能，从而很快适应新工种的技术要求。高文化程度者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组织能力，他们往往能够召集一批能人，形成一种有效的组织，在传统农业以外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农村从业人员中这部分相对高文化程度人员的存在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发展趋势看，随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材料科学等在农业上越来越多的应用，随着农村问题越来越强的综合性，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日益一体化，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逐步渗透，高文化程度从来者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无疑将更为重要和不可替代。
2.对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人力资本附着于人身、沉淀于人身，因此，劳动者——人力资本拥有主体流动能力的高低和流动空间的大小，决定了人力资本与产业资本形成合理、高效匹配机会的多少。浙江省农业普查资料显示，文化程度越高，流动能力越强。 从流动的程度看， 1996年，浙江省非农从业人员中，具有高中劳动力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从业人员，40%～50%外出就业，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员中，这一比例仅为23%；从流动的去向看，到城市就业的人员中，9.45%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而在农村就业的人员中，这一比重要低2.14个百分点；从就业的稳定性看，就业最不稳定、全年在岗不足一个月的人员中，22.80%为文盲，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只有4.85%， 而受过中专或以上专业训练的人员，94%以上能获得6个月以上的稳定工作。可见， 文化程度是决定劳动者迁移能力强弱、决定人力资本能在多大的空间获得与产业资本的最佳匹配，从而进一步决定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的重要因素。
3.对改进经营、就业观念的作用。从各类非农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文化程度分布看，不同文化水平从业人员在不同类别和性质的乡镇企业中，择业的倾向也有所差异。从浙江省农业普查资料看，未领取营业执照、已领取营业执照、已领取法人执照这三类不同的企业相比较，未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从业人员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5.02%， 分别比第二类和第三类企业高5.73个和7.90个百分点。而已领取法人执照的企业从业人员中2.78%具有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分别比第一类和第二类企业高出2.65个和0.84个百分点。显然，已领取法人执照的企业中，其从业人员的文化程度明显好于未领取执照的企业，已领取营业执照的企业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从广大农村的实际来看，有无执照，或有什么样的执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的规范化、制度化甚至规模化。不同文化程度的从业人员在上述三类企业中的分布特征，可以说是企业经营的规范化对高文化程度人员的需求和高文化程度人员对规范化、规模化企业的认同共同作用的结果。高文化程度从业者的这种择业观念，有利于促使企业进一步朝着合规、合法、分工、协作、专业化、规模化甚至国际化方向发展。
总之，农村住户从业人员中，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员，也具备较高的工作能力和适应能力，因此在农村经济运行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目前的问题并不是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与农村经济增长相关性小，更不是农村经济技术的相对低层次不需要劳动者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而是农村高文化程度从业人员实在太少，并由此形成了对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真正重视并落实措施，一方面，努力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另一方面，进一步改革农村教育体制、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此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特别是教育投入的收益率，从而反过来引导、激发各方面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加速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我国农村现代化的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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