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西部开发动因与效益介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西部开发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效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2)01-0016-03
在近代历史上，曾有过多次西部开发的“热潮”，许多仁人志士提出过不少有益的主张，也进行了一些艰苦卓绝的建设实践。本文拟就近代三次较大的西部开发的动因与效益介析于后，为目前进行的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提供历史借鉴。
一、洋务运动时期西部工业的发轫
同治年间，沙俄与英国争夺新疆，主动请缨收复新疆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提出一系列“开发西北”的主张。他认为开发西北，使“（列强）自无隙可乘”。1869年，他在西安设立西安机器局，自造枪械及子弹。1872年，左宗棠将西安机器局迁至兰州，改为兰州制造局。在西南少数民族起义的末期，清军在昆明设立了云南机器局。1876年，山东巡抚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从山东机器局带去了一部分技术人员，在成都创办了四川机器局。1894年，为支援甲午参战援军军火，陕西巡抚鹿传霖奏准在西安设立陕西机器制造局，试制军火。左宗棠等地方督抚创办的西部军火工业基本上是封建性的、临时性的，数量少且规模小，只是一种尝试。但它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成为西部近代工业开发的起点，对其后民用工业尤其是私人资本经营近代工业也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19世纪70年代末期，以左宗棠为首的西部地方大员为强国求利，从军用工业扩展到民用工业，投资形式也逐步由官办转向官商或官绅合办，也尝试过中外合资的形式。投资开发的领域由军火转向纺织，很快扩及能源、矿冶、制革、火柴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部门。左宗棠在1878年创建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中国近代毛纺织工业的鼻祖。1886年，贵州巡抚潘蔚任用工程师潘露，筹建贵州青溪铁厂。这是我国近代的第一座新式炼铁厂。新疆建省前，清政府即在此设厂土法采金。1897年因“俄商墨斯克温涎其厚利，请租借喀图山地设厂开采，巡抚饶应琪拒之不可，议由中俄合办，各输资本之半，购置机碾，咸用西法”。1900年正式设立塔城金矿公司。1905年由陕西当局筹建的延长石油官厂，是在陕西人民多次强烈反对德国人收买陕北石油开采权后，引进外国设备与人才创办的。1907年6月在延长县开钻一号井，9月6日出油，日产原油约1.5吨，成为“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填补了旧中国民族工业的一大空白。1906年，彭英甲代表甘肃农工商总局与比利时签订购买铜矿机器合同，用以开发兰州周围的铜矿。1910年在永登县窑街煤炭山建成投产，定名甘肃炼铜厂（即窑街官铜厂）。
甲午战争后，爱国人士把发展近代工业当做救亡图存的手段，推动了西部私人资本工矿业的酝酿试办。陕西维新派代表刘古愚早在1896年集资购回日本轧花机41台，在棉花集散地泾阳设人力机器轧花厂。陕西第一牧场有限公司经理高幼民和郑吉安创办制革场，1908年投产，是西部地区最早开发的一家近代民营制革工厂。与此同时，新疆维吾尔族商人玉赛音、木沙巴也夫兄弟为了与俄商争利，于1896年在伊犁创建皮革加工作坊，成立“福盛行皮革厂”，年产皮革达万余张。1889年，四川商人卢干臣在重庆设立了森冒泰火柴厂，1893年，重庆又有森冒正火柴厂和聚冒自来火公司设立。
民国以前，官办、官商合办以及私人近代工矿业的创建与发展为西部近代工业开发起了开路奠基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发展极不顺利，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西部内陆边疆地区，单靠民间及地方力量，要切实开发近代工矿业实在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二、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开发西北”的宣传与西北工业
1928年，国民政府确定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为当前要政。"9·18"事变后，国民政府强调要以西北为复兴基地。抗战前，国民党历次中央全会通过的有关西北开发的决议达20余件，而实际行动很少，变成“官家的档案”。但是，在国民政府上下一片开发西北的呼声下，为西北近代工矿业开发的初步进展提供了一定的舆论准备。陇海铁路于1934年底通至西安，以西安为中心通往西北各地的公路干线也先后通车，为工业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销售创造了便利条件。随着中东部地区近代资本企业的发展，东部实业家开始对西北投资，对开发西部地区形成一定的推动力。这样，在西北掀起了一个以关中经济带为中心，建立西北近代机器工业体系的热潮。
首先，轻工业开发有显著进展。机器打包及棉毛纺织业以西安为中心沿陇海线关中段扩展。由于新棉种的推广，陕西成为西北最主要的棉产区。1930年，中央银行投资50万银元在咸阳建成西北最早最大的中国机器打包公司，月产3万余包。对西北棉纺织机器工业起奠基和骨干作用的是商办大华纺织厂，这是西北建立最早的近代棉纺织企业。1934年4月，原设在石家庄的大兴纺织厂顺应开发西北潮流，在西安投资设立第二分厂。后武昌裕华纺织公司又在分厂投资50万元扩股，遂改厂名为大华纺织厂，成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由于成本低廉，纱布质地优良，驰誉整个西北及西南。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实业家开始在西安兴办机制面粉和火柴工业，使西北的近代面粉业很快自成体系。1935年8月，山东实业家苗星垣首先在西安开办成丰面粉公司，次年投产时日产面粉1万袋。随后，河南信昌洋行债权人于1936年4月在西安兴办华峰大型面粉工行，日产“华山”牌面粉4000袋。在外省实业家推动下，西北各省地方也纷纷投资面粉业。火柴工业除原有8家工厂外，山西新绛荣昌火柴公司于1934年迁于陕西华县，改名秦昌公司，月产900箱火柴。1935年，河南开封大中火柴公司总办刘海楼响应杨虎城的号召，在西安开办中南火柴公司，日产千箱左右，成为西北骨干火柴企业。1928年后，西北制革、印刷工业也在原有基础上有一定发展。
其次，重工业开发有初步进展。这一时期，西北重工业的开发在总体上虽不如轻工业，但也取得了初步进展。机器制造业方面。1930年杨虎城对原陕西机器局整顿改造，亲兼局长，月产步枪200余枝，子弹20万发，纺织机械35台及机械零件若干。在新疆，金树仁主政后，于1931年进口德国碾片及苏式镟床、铣床，更新迪化兵工厂设备。盛世才接任后，再次从苏进口各种机床7台，使恢复原名的新疆机器局也能从事机械制造。其后，西安、兰州、西宁、迪化等地也先创办了一些小型商办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方面。西北近代化学工业创始于1933年。在杨虎城号召下，集资创建了西安集成三酸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产量400吨左右，不但把洋货赶出西北市场，还远销晋、豫、鄂、皖等省，支持了西北制革、印染、矿冶、火柴、造纸等工业生产。与此同时，陕西财政厅韩威西、薛道五等于1935年集资筹建西北化学制药厂，生产药品500余种，填补了西北化学工业的空白。陕西省政府于1936年在咸阳开办了西北首家酒精厂——陕西酒精厂。电力工业方面。这时期西北新开发的电力工业有6家。其中，由陕西省政府与中央建设委员会合资筹建的西京电厂，于1936年1月正式发电。在甘肃由国民党骑五军开办的武威电厂于1934年发电。1935年建成的兰州电灯厂装有新购102千瓦交流蒸汽发电机一台。在新疆，由吴兆熊发起并有杨增新投入官股的永丰电灯公司，于1928年在迪化建成送电。宁夏则有1935年创立的官商合办的宁夏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三、抗日战争时期工业的内迁与西部开发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就提出以云贵川陕甘为大后方，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然而，却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把分布于沿海地区的占全国绝对优势的工业企业迁往西部工业薄弱的地区。直至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才下令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但由于搬迁工作在淞沪会战开始时才起步，又组织不善，所以从上海抢迁出来的工厂很少。而许多民族工业资本家出于爱国热忱，不惜搬迁损失，历尽艰辛将工厂迁移到大后方。工厂内迁前后历时3年多，到1940年基本结束。其迁移的先后顺序，首为“国防上即可利用者”，次为“现在民生必需者”，再次为“不属以上两种而可藉培植工业中心者”，最后是“保全资源免资敌用者”。到1940年底止，经国民政府促助内迁的厂矿共约450家，机件共约重12万吨，随厂矿人口约10万余人，其中技术工人1.2万多人。内迁工厂分布的地域，以四川为最多，计254家。这些内迁工业成为大后方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抗战开始后，由于大后方相对安定，沦陷区人口、资金大量向内地转移，在物资供求关系的刺激下，社会资金不断转向工业资本，加上国民政府实施了一些奖励和扶植政策，尤其是广大职工和工业界人士的爱国热情，使大后方的工业迅速发展，到1942年达到高峰。据1943年统计，大后方工厂已达5266家，其中民营工厂为476家，资本总额合战前币值近5亿元，超过战前工厂数和资本总额。国民政府也加强了航空、水运等交通运输建设，为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在农业方面，通过建立农业金融网、推广农业改良、督促垦荒、兴修水利等措施，发展农业生产。1938年和1939年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为供应军需民用提供了保证。
工业内迁及对西部经济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使大后方在国际交通被封锁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免于崩溃；使中国工业分布不平衡的状况有所改善，为西南西北地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以满足自给需要为目的的封闭式工业体系，生产技术水平和工业化程度也有提高。抗战中后期，在西部的国民政府区域经济开始发生逆转，出现衰退现象。许多工厂停工减产、开工不足甚至改组倒闭。其原因主要是：国民政府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官营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和控制；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不断增加税收等。抗战结束以后，西部工业又大量东迁，加上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及经济政策的破坏，西部经济受到了更大的打击。
四、结论
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三次西部开发热潮的直接原因，都与保卫国家的战争有关。第一次是为了收复新疆，第二、三次是为了抵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建立回旋余地。所以，纵观三次西部开发的全过程，因战争的进程与需要而表现出周期性的大起大落的特点，没能造就西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这三次西部开发都是政府发动的，并以政府投入为主，而政府主要是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开发的政策与措施表现出短期行为的特点，造成西部开发效益的局限性。实际上，当世界经济已经进入工业经济时代，我国东部的工业经济已初具规模，而西部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落后的农业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这就需要国家采取全方位的措施对西部进行大开发。近代历史上的三次西部开发虽有一定成效，为西部经济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都没能改变西部经济落后的状况，更没有解决我国经济均衡与持续发展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1-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