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cGIS-GeoDa的县域人口—经济系统协调格局演变特征研究
——以京津保地区为例
●田桐羽
摘 要： 人口-经济协调发展是增强区域联动发展活力的重要前提。以京津保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GIS和Geoda等空间量化分析平台，采用空间可视化的方法并以京津保三地市所辖区县为评价单元，对2003、2007、2011和2015年等年份的人口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及其关联性的空间格局的逐年均衡度和变化态势进行分析。结论显示：各市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其所辖县域发展的均衡度间呈显著的正相关性，县域间人口和经济发展均衡程度也会对其人口-经济发展协调度布局产生直接影响，市中心辖区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性高，协调度也高，而市边缘辖区因人口与经济发展不一致而使得协调度较低。因此在协调度空间关联性方面主要形成“高-高”型和“低-低”型两种局部空间集聚形态。研究对于京津保三地市率先实现协同发展和增强其对河北其他地区的辐射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区域发展 人口与经济 空间分析 协调水平 京津保地区
一、引言
不同尺度区域的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当代社会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区域人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社会环境的进化，人口与经济两大领域互动发展进程受诸多新增内外部影响因子的干预而逐渐变得错综复杂。对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研究已由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回归关系转变为对人口—经济系统的非线性的空间关系。对于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在早期国际社会主要探讨的是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线性相关关系，较为著名的研究成果有马尔萨斯（1798）提出的人口“悲观论”和坎南（1888）提出的适度人口概念等。国内对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集中于对跨省区域中观尺度和省市域微观尺度等的人口与经济协调关系研究，如：于婷婷等的《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2017），利用灰色关联度和耦合度模型对东北三省共34个地级市的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进行数量分析和空间分析；李文慧等所著的《苏南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与分析》（2011），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江苏南部五地市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协调水平进行量化等级分类评价。
近几年，首都地区城市经济建设潜力空间呈现日益紧缺的发展态势，各种首都功能、非首都城市功能与不同行业劳动力人口处于高度聚集状态，进一步调整和转移非首都功能、探索环京地域的优先开发新模式逐步成为优化首都功能和对外城市形象、实现环京地区协同发展的历史性战略选择。同时鉴于目前就人口—经济系统内在因子协调发展全面的系统非线性关系的研究成果鲜少，本研究以系统论和协同论原理为切入点，以北京市以及环京南部受诸多发展政策扶持的、社会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保定和天津两市为研究区，依据研究区所涉各区县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构建能够全面体县域现人口、经济系统本体发展和两者间协调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时空变化角度进行县域间人口-经济系统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度分析。研究成果对于加速保定地区经济发展与京津接轨、实现京津保地区率先协同联动发展和增强其对京津冀地区其他地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辐射力有着一定参考价值。
图1 研究区县域概况图
二、研究区概况
京津保地区位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域的中部，其地理范围大致为113°45'-118°3'E、38°14'-40°57'N。近年来，京津保三市县域行政区划调整变化较大，如图1所示，截止2017年上半年底，保定市下辖有5区、13县、3县级市和1国家级新区，北京市和天津市分别下辖有16区和15区、1国家级新区。在2003-2015年间，京津保地区的人口规模控制、人口质量提升初见成效，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也逐渐趋于稳定增长的态势。其中，保定市户籍人口数由1079万人增至1202万人，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则由901万人增加至1232万人，外来劳动力大量补充保定各区县的不同产业部门。同时，保定的生产总值由924.48亿元增至2799.02亿元，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实现大幅增加，这为落实河北地区承接京津两地的非城市功能产业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北京市和天津市的户籍人口在2003-2015年间增幅趋于平缓，增量分别为196.4万人和149.19万人，且人口质量水平很高，大部分从业人口就职于第二三产业生产部门，生产总值大幅增长的同时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趋于饱和，至2015年京津两市第二三产业总比重分别达到97.47%和98.02%，这将会对城市功能优化和生态建设发展产生阻滞作用，对部分区域性低端层次产业向邻近河北地区适度转移的任务迫在眉睫。而保定市作为邻接京津冀地区其他节点城市最多的地级市，其不仅拥有临接于北京市域南缘的优越区位，还有现存的较为完整的低端层次产业结构和优良的制造业发展环境，2015年底非农产业比重仅为80.03%，拥有相对较大的产业承接和开发空间。因此，实现京津保地区率先联动发展对于推进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建设和打造以首都北京为核心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城市群均能起到基础性作用。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熵值赋权法。熵值赋权法是指采用单一指标的熵值作为对应指标权重的赋权方法。首先对原始数据标准化采用离差标准化法，标准化后的指标矩阵为：
上式中，xij是第i个统计地域单元的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i=1,2,…,n；j=1,2,…,m；xij▯min和 xij▯max分别指的是第 i个地域单元的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Zij则表示原始数据标准化后的矩阵。在数据标准化的基础之上，对各项指标进行客观赋权时宜于采用熵值法，第j项指标的熵值ej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k为正常数，假设各个指标信息发生概率相等，则k=1/lnn,n为统计地域单元的个数；pij为第i个地域单元的第j项指标值所占的比重，即
对于取对数部分的pij值加上0.01是为了保证取对数后的熵值仍有意义。再需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冗余度dj用以代表单一指标对决策的作用程度，即dj=1-ej，以第j项指标的冗余度值占各项指标总冗余度值的比重作为最终的指标权重值，并与对应指标标准化数据加权求和进行各地域单元的系统综合得分计算，即：
上式中，Ui代表人口系统的综合得分值，Vi代表经济系统的综合得分值；n为统计地域单元个数，m为系统指标总个数；j1代表人口系统指标，j2代表经济系统指标；m1代表人口系统指标个数，(m-m1)则代表经济系统指标个数。
对区域单一系统发展水平及系统间协调性进行评价分析不仅要着眼于现状整体水平和空间布局，更要通过分析县域间发展水平布局的均衡度来预测系统发展潜力和未来变化的趋势。首先，对统计年份内的京津保各市所辖县域的人口（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作均值和标准差化处理，使其能分别代表市域人口（经济）系统整体发展水平和区域发展的均衡度。各区县的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的数量分级分为低水平（Ui(Vi)≤0.3）、中等水平（0.3＜Ui(Vi)≤0.4）、高水平（0.4＜Ui(Vi)≤0.5）和极高水平（Ui(Vi)＞0.5）等四个等级，在此基础上，对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级评价，可分为低级协调（D≤0.4）、中级协调（0.4＜D≤0.5）、较好协调（0.5＜D≤0.6）和高级协调（D＞0.6）四个等级。
从分析结果可知，这3款面膜使用前后拟合水光指数均有显著提升，拟合水光指数提升值及提升百分比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市售面膜b明显高于市售面膜a，市售面膜a明显高于市售面膜c，说明该拟合水光指数模型对于不同产品的水光感具有较好区分性。
4.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是人口发展相关要素与经济建设领域内诸多要素间相互作用、相互配合、不断优化的和谐发展过程，现期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已发展成为开放化、系统化和综合化的问题。同时，人口作为人口—经济综合系统的主体，人口系统要素的发展需要适应经济建设要求，而经济发展水平也要及时与同期人口系统要素发展状况相匹配，以推动人口资源的优质化发展，由此才能形成人口—经济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态势。参照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时效性和评价指标的前瞻性、可操作性等体系构建原则，就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两个角度围绕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质量以及经济实力、经济结构和经济创新等子系统内容设立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分析地域单元间系统协调度的空间关联性水平和布局情况需分别计算单变量全局Moran’s 1和局部 Moran’s 1：
对于京津保地区人口发展格局均衡度而言，从标准差值整体水平及其变化趋势上来看，如图2右图所示，2003-2015年京津保三市的市域均衡度发展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2003-2007年受到市中心辖区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经济核心作用增强的影响而出现大幅下降的态势。而2007年以后三市均衡度发展趋于稳定，说明区域人口发展的差距逐步得到有效的控制。纵观四个统计年份的县域人口发展演变格局的表现形态，如图3所示，京津保三市人口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东北低、西南高的空间格局，并存在随时间推移市中心发展水平上升、而周边地区发展倒退的极化效应现象。其中位于东北部的天津市除滨海新区外人口发展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基础上的均衡状态，而位于西南的保定市大多数区县实现中等及以上水平基础之上的均衡态势，而地理位置介于两地间的北京市区县人口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即达到高及以上水平辖区的有本地人口和外来劳动力集中的中心城区以及科研力量、新兴产业聚集的海淀区和朝阳区，而发展环境条件不佳的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和延庆区的水平常年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从而导致县域间人口发展水平差距被逐年拉大。预计未来时期，人口系统发展格局趋于低水平上的均衡态势，由于人口规模调控和人口素质提升等因素的影响更多的县域单元人口发展水平逐渐降低。
（一）预算绩效目标编制内部控制。绩效目标编制是预算绩效管理的起点。预算单位根据财政部门下发的预算编制要求编制预算，申报绩效目标，并对本单位提出的绩效目标负责。绩效目标要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部门职能及事业发展计划等，并与相应的财政支出范围、方向、效果紧密相关，目标设置要指向明确、具体细化、合理可行。财政部门依据国家相关政策、财政支出的方向和重点、部门职能和事业发展规划、部门自评情况等，对预算单位申报的绩效目标进行审核，绩效目标符合要求的项目方可进入预算编制流程；对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其调整、修改（具体流程如图3）。
上式中，D为系统协调度；C表示协调系数，C={Ui▯Vi/[(Ui+Vi)/2]2}k(0≤C≤1且k=2)；T表示系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T=α▯Ui+β▯Vi(0≤T＝1)。
(1)对照组:术后给予外科基础护理,包括术前、术后进行密切观察,心理宣教和消化道、呼吸道准备等和术后禁食7d,心电监护等临床常规护理内容。
2.协调度评价模型。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主要用于评价系统间的耦合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表1 京津保地区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二）数据来源
关于人口和社会经济的统计数据搜集上，北京、天津和保定三市域的54个市辖区县的相关数据主要摘自于《北京区域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和《保定经济统计年鉴》；关于区县一级行政区划界限的矢量数据资料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1：400万地级行政界线和县级行政界线图。
四、结果与分析
（一）人口—经济单一系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2.经济系统格局演变特征。对京津保各市经济系统发展现状作横向比较，如图4左图所示，发现其同各市人口发展水平和均衡度高低排位情况类似，从市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其波动幅度上来看，发展水平最高的仍为保定市，北京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居中，发展水平最低的为天津市，而三市经济发展水平波动趋势大体保持一致。初步判断影响保定市经济发展维持较高水平是由于其县域第二产业比重和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等工业指标与京津地区相比水平更高。就发展水平波动态势具体变化情况而言，2003-2011年除天津市经济水平值维持在0.2处外保定、北京市均出现下降态势，且保定市下降幅度稍大于北京市，其主要是由保定市大部分县域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指标值和第三产业比重发展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等原因所致，而同期北京经济发展水平出现缓降趋势主要原因是由于部分县域单元固定资产投资出现明显下降所致。2011年-2015年京津保三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逐步提高的发展趋向，经济系统发展趋于良好的状态。
图2 京津保地区地级市人口系统发展水平与趋势折线图
图3 京津保地区人口系统发展水平空间演变格局图
上式中，I为全局Moran’s 1的值，Ia为地域单元a的协调度的局部Moran’s 1值，且Ia为正值时表示正相关性属性值的空间集聚，而负值时则表示呈负相关性的属性值的空间集聚现象；(xa-
)是单元a的属性值与均值的差值，(xb-
)是区县单元b的属性值与均值的差值；wab代表空间权重矩阵值，本文主要采用“车式”邻接法求取空间权重矩阵。S2代表a属性值的方差，即
1.人口系统格局演变特征。对于京津保三市人口发展水平变化趋势而言，如图2左图所示，发展水平及其总体波动幅度均处于最高状态是保定市，北京市的人口系统发展态势趋于较高水平下的稳定状态，而人口发展水平最低而发展趋向上升状态的是天津市。保定市人口发展水平高的重要原因在于其产业结构发展层次较低，传统制造业部门集聚，集中了大量的本地和外来劳动人口，人口密度较大。从对于津保两市人口水平变化态势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保定市人口总体水平自2003年以来经历了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趋势，至2015年已明显低于京津两市，具体而言，2003-2007年段保定市人口系统水平有所下降是由于人口增长率大幅提升和人口经济弹性系数明显降低所致，2007-2011年整体水平的大幅抬升也与人口经济弹性的同步提升有关联，2011-2015年水平主要是由于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增长和大量从业人口集中于第一、二产业而使第三产业人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所致。天津市人口发展除2003-2007年出现下降外，2007年以后呈稳定上升的发展趋势，至2015年已稍高于北京和保定两地，说明天津市人口系统各项指标发展态势趋于科学合理。
图4 京津保地区地级市经济系统发展水平与趋势折线图
在铁路隧道施工中，安全意识淡薄是安全管理的主要问题之一。主要原因是施工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不足。由于施工环境的限制，很难吸引高素质人才进行施工安全管理。施工人员对于施工安全管理的具体内容不够了解，不能够及时应对出现的安全问题，这些都是威胁施工人员安全的重要因素。
图5 京津保地区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空间演变格局图
（二）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度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就各地市人口—经济系统相关性程度发展而言，对人口和经济系统发展水平作线性回归分析，得出2003、2007、2011和2015年研究区域整体人口—经济发展相关系数R分别为0.941、0.689、0.800、0.986，说明人口—经济系统发展呈现较高的正相关性，同时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程度更为凸显。另外，保定、北京和天津市于2003-2015年整体人口—经济发展相关系数分别为0.766、0.171、0.653，其中北京市人口—经济发展相关性最弱，表明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人口—经济系统内部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来自人口-经济系统外部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干涉作用。
对县域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程度空间演变格局进行分析，如图6所示，人口—经济发展协调度空间格局大致表现为“北部低、南部高”的分布形态。其中，统计年份期间人口—经济发展协调水平处于中级及以上水平的有保定市全市、北京市主城区及其四周临近辖区、天津市滨海新区等，特别是保定市和北京市的主城区及其周边辖区、天津市滨海新区协调度达到较好协调及以上等级，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些区县拥有相对有优越的区位和良好的资源资本禀赋条件，另一方面，相关发展政策的倾斜也可为其吸引大量的产业活动和人才资源，从而才能够较好地协调人口与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而其他市辖区协调程度则处于中级及以下水平，一般情况下是由于人口或经济单一系统内部发展能力的增强而对彼此相互作用的需求趋于减少而造成同期人口—经济系统间发展水平差距的增大，如北京市北部边缘的4辖区和南部与保定涞水县接壤的门头沟区和房山区等的协调度近年来处于低水平状态，原因就在于市郊辖区经济建设进度低于承接市中心辖区人口转移的进度。综上所述，协调度演变格局虽然是由人口发展格局和经济发展格局共同作用形成的，但协调度总体格局形态与经济发展水平演变格局更为契合，均呈现出市中心辖区极化发展现象，可以预见未来协调度格局的变化仍将受到经济水平格局发展状态的影响，即在人口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只有着重于提升经济发展能力才能实现人口—经济协调发展。
三是强化24小时应急值守。有关部门要立即进入应急状态，加强应急值守，相关人员必须保持全天候通信畅通。加强与地震灾区的联系，随时掌握水利工程最新情况和水利抗震救灾需求，做好前方工作组的支撑和保障，并及时向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有关信息。
图6 京津保地区各区县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度空间格局图
（三）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度格局空间关联度分析
在描述和分析县域人口—经济协调发展程度高低的空间布局的基础上，基于GIS和GeoDa平台，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指数来分别度量京津保地区内各邻接县域单元间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度的相似程度和关联性。首先，进行人口—经济协调度值进行全局空间关联性分析，计算得出2003、2007、2011和2015年历年的全局Moran’s 1的值，结果分别为0.277、0.321、0.314 和 0.285，其值均大于 0，表明 2003-2015 年研究区域人口-经济发展协调程度相似的区域趋向于集聚分布，同时自2007年以来全局Moran’s 1值逐渐减小，则可说明2007年以来协调度不一致的地域单元的空间集聚现象日益凸显，研究区域人口—经济协调度布局的均衡度明显降低，拥有发展要素禀赋优势的市辖区持续吸收邻近地域单元的发展资源，各相邻区县单元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差距因此被进一步拉大。其次，采用局部Moran’s 1指数值来进一步分析说明某一地域单元协调水平与其相邻单元的相似程度，研究区域人口—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布局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集聚性，“高——高”型区县单元和“低——低”型的区县单元局部聚集分布，即协调水平高的地域单元趋向于和高水平的单元邻接，协调程度低的单元趋于和低水平单元相邻。纵观2003—2015年协调度空间关联性演变格局，呈正相关性的地域单元中“高——高”型明显集中于京保两市的主城区及其周邻的辖区，此类区县多为城市经济文化中心。而“低——低”型则主要分布于北京市东北部和天津市西南部市域边缘地带，人口分布稀疏，经济建设能力不足。同时，受京津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对外辐射效应的影响，更多保定市辖区县逐步转变为不显著型，即协调水平格局均衡度明显提升，其中，“低——高”型在2011年出现，主要是保定市的满城区，因其邻接于人口—经济协调水平较高的竞秀区等主城区的周边，而在整个研究时段内“高——低”型的仅有天津市滨海新区，说明滨海新区的发展环境和资源条件较临近辖区要更为优越。
从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演变格局均衡度来看，如图4右图所示，就市域经济发展均衡程度及其变化态势而言，均衡度最高的是保定市，而均衡度最低、县域间差异度最大的则是北京市，三地市的均衡水平发展波动态势较为平稳，北京市维持在0.23左右而津保两市则处于0.15左右的水平，表明北京市经济发展极化效应和集聚现象相比津保两市更为显著。从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演变格局上看，如图5所示，同人口系统发展格局相似，经济发展格局也近似表现为东北低、西南高的整体布局形态。具体而言，西南部的保定市辖区县经济发展水平和均衡度均较高，特别是莲池区、定州市和涿州市在2003-2015年期间均处于高及以上水平，在保定市其他辖区县中位于市域东北部且临近于京津地区的辖县及县级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常年处于中等及以上等级，位于市域西南部的辖县则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且随着时间推移和北京地区经济发展辐射力的扩延，保定市南部辖县的水平逐渐上升，县域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天津市各辖区经济发展均衡度在研究时段间是处于较低水平之上的均衡状态，除了滨海新区处于极高水平外，其他市辖区均为低水平；北京市县域经济发展格局同天津市类似，除主城区及邻接于其北部的海淀区和朝阳区的发展程度维持在极高水平外，其他市辖区均为低水平。预计未来时期除保定市辖区县经济水平均衡度呈逐步提升态势外，京津两地水平格局仍维持原状。
图7 京津保地区各区县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度空间关联性分布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1.从京津保三地市人口—经济单一系统发展水平变化及其市域均衡度对比来看，单一系统均衡度较高的地市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保定市各县域人口经济水平比京津地区相对较低但其市域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均要明显高于京津两市，关键原因在于市辖各区县间发展水平差异比京津两地小。而北京市的人口和经济系统发展水平之所以均介于津保两市间，是因为论单一系统水平辖区间发展差异较大。
2.从京津保地区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度各市辖县域布局状况来看，保定市市辖区县的协调度普遍较高而京津两市大多数辖区特别是市域边缘地带经行政调整新划入的市辖区人口—经济协调度较低，且北京市各辖区间的协调度所处等级差异与津保两市相比要大，北京市人口—经济系统内部间相互作用和发展受外界因素影响与津保两地相比更为显著。
乔治·桑：生活中的某个时刻，我们争取幸福、获得信任、感受陶醉的能力达到顶点。接下来，疑虑与忧郁就笼罩上来，并把我们永远裹住，就好像我们的灵魂不能再满足它们的需求。或许这就是其实正在黯然隐去的命运，我们被判定要缓缓地步下曾经乘兴勇敢地攀上的高坡。
3.就研究区域人口—经济协调度等单变量的局部空间关联性布局情况而言，人口—经济协调度格局存在凸显的空间集聚现象，“高——高“型区县主要分布于市中心地区而“低——低”型区县主要集聚于市域边缘地区。市中心区人口发展程度高可带动经济发展能力的相应提升，而市郊地区近年来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由县建制转为市辖区建制的辖区经济发展水平仍低于人口总量和质量相关指标水平。
治疗后12个月，A组患者无效、有效、显效例数分别为13例、20例、17例，有效率为74.0%(37/50)，B组患者有效、显效例数分别为25例、25例，有效率为100.0%(50/50)，两组间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6、12个月，B组患者左室舒张末径、左室收缩末径均低于治疗前，且B组低于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6、12个月，两组患者6 min步行距离、左室射血分数均高于治疗前，且B组高于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二）讨论
1.本文以区域人口—经济单一系统内在因子的统筹发展水平及其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程度为切入点，结合2003、2007、2011和2015年保定市、北京市和天津市等三个京津冀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所辖区县的县域经济统计年鉴数据，基于GIS和GeoDa等空间计量分析工具，在进行京津保地区三个地市间的人口—经济单一系统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各市辖区县的单一系统发展水平和协调度进行空间可视化的格局演变分析，从而对影响整体区域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统计指标因素和地域单元水平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可有效避免对区域人口—经济系统整体协调发展态势成因分析时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
2.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度演变格局是由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程度间相互作用、相互融合、过程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空间演变格局均衡度变化趋势在本体表现出近乎一致性的同时也与人口发展水平变化态势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说明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现象，即只有适度控制人口发展规模和提高经济生产力，才能带动区域人口—经济协调度格局均衡度的提高。
3.人口—经济系统是具有开放性、综合性的复杂动态巨系统，在实践环境中有关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的指标内容远比本文所列的系统指标数目要多。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影响系统发展的内外部因素迅速累积。因此，在今后相关主题的研究过程中应依据当期区域战略发展环境下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对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就需要因时制宜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以便于及时准确地把握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时空规律。
参考文献：
[1]赵菊花.关于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J].特区经济.2011（11）
[2]谷晓蕾.东北三省人口-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3]高建昆.适度人口问题研究综述[J].管理学刊.2010(1)
[4]于婷婷，宋玉祥，浩飞龙等.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研究[J].地理科学.2017(1)
[5]李文慧，谢可贵，陶建军等.苏南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与分析[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1(3)
[6]秦皇岛市国土资源局.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EB/OL].：http：//www.hebqhdsgt.gov.cn/gtzyj/front/6048.htm，2015.11.25
[7]黄婷婷，朱洁萍，张蕾.北京市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评价[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4(3)
[8]孙平军，丁四堡，修春亮.北京市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耦合协调性分析[J].城市规划，2012(5)
[9]文魁，祝尔娟，张贵祥.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协同发展指数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0]王琳.天津市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分析研究[J].天津经济，2015(1)
[11]王国霞，秦志琴.山西省人口与经济空间关系变化研究[J].经济地理，2013(4)
[12]旷开金，刘金福，吴承祯等.基于Open Geo Da的福建省人口分布空间统计分析[J].科技和产业，2014(8)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14（2019）02-062-05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作者简介： 田桐羽，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
（责编：贾伟）
标签：区域发展论文; 人口与经济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协调水平论文; 京津保地区论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