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吗？——兼论“中等收入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陷阱论文,收入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6-0069-11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经过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却一直无法进入到高收入行列的状态。这一概念最初由世界银行学者吉尔和卡拉斯(Gill，Kharas)等人提出。[1](P18)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2008年在其出版的《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可包容性发展的战略》中指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体在缩小与高收入国家之间差距的过程中往往难以维持经济增长的势头。随着工资上涨，这些国家会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些行业最终会衰败。[2](P7)如果这些中等收入经济体不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建立新的比较优势，就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后，在国际社会及学术界引起热议。一些学者纷纷撰文对该问题进行探讨，主要围绕“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以及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展开论述。一些学者主要以拉美国家为例进行了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些拉美国家的经济困境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代名词。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也非常关注，很多学者接受了这一提法。因为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2010年的人均GNI为4 27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因此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就成为经济学家和政府需要研究和关注的问题。也有些学者不同意这种提法，例如杨承训等人认为这种提法会给人以“宿命论”的感觉。[3](P103-104)
事实上，对于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模糊的，它只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的一种停滞状态。或者说，更多的是对拉美国家经济困境的一种概括。这是体现西方经济学主流思想的世界银行等专家的一种提法，它只不过是世界银行试图寻找所谓的发展模式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寻找适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几乎就没有成功过。因此我们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笼统的提法，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国土面积、人口、资源等均不同，政治体制也不同，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发展过程中自然会存在不同的问题。试图把这些不同的问题概括为“中等收入陷阱”似乎并不科学，也不全面。此外，人均收入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研究和探讨那些由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行列的经验，以及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无疑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及突破
——拉美和东亚的比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在政治上获得独立，这些国家虽然国土面积、资源禀赋不同，选择的政治体制也不同，但是却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贫穷落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及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等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只有很少的国家和地区进入到高收入行列。例如拉美和中东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就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大多数国家始终没有突破中等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行列。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2)，只有下列国家和地区成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不全是发展中国家)，它们是：赤道几内亚、希腊、中国香港、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波多黎各、韩国、新加坡、西班牙、中国台湾。[4]表1是这些国家和地区2010年的人均GNI，亚洲“四小龙”的表现最令人瞩目。
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2011年人均GNI在1 025美元或以下为低收入国家，1 026—4 03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4 036—12 47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12 47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那么，为什么几十年来只有如此少的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组呢？反过来说为什么发展较早，经济曾经持续高增长的大部分拉美国家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呢？林毅夫等人认为，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不能持续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5]经济学家们认为，使一个国家更具有竞争力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该国的资源禀赋的结构决定的。通常低收入国家在发展初期具有丰富的劳动力或自然资源而缺乏资本，因此它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而高收入国家具有丰裕的资本，因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竞争力。企业进入的产业和选择的技术如果与该国的比较优势一致，经济就最有竞争力。发展中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需要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并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拉美国家最早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并在初级进口替代(非耐用消费品的替代)战略实施之后转入次级或高级进口替代，即耐用品和部分资本品的替代，虽然进口替代战略使拉美国家建立以钢铁、机械等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但是进口替代是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的，如果不能适时进行调整，将使国内产业缺乏竞争力，并且经济结构相对单一，无法实现多元化。
例如，巴西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农业资源，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在最初取得成功，其持续的高速增长始于1950年。事实上巴西在1974年实际人均GDP就达到了4 081美元，但是直到2010年人均GDP也只有6 879美元，一直没有突破一万美元的大关。为了使国内产业能够与外国对手竞争，它一直实施严格的保护措施。事实上，在进口替代的最初阶段，巴西成功地实现了出口多元化。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帮助下，巴西将出口产品从传统的咖啡扩展到轻工产品。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巴西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从5%上升到12%，提高了一倍多。但是，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给巴西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巴西政府从1974年开始推行“第二阶段”进口替代战略，将扶持对象从轻工业扩大到重工业和生产资料生产，并大量举借外债，当美元利率在1979年大幅提高后，巴西便陷入了债务和高通货膨胀双重危机。在这一过程中，巴西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2%下滑到90年代中期的6%，高增长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几乎丧失殆尽。[2](P18)
拉美有四个国家的人均实际GDP超过一万美元，分别是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委内瑞拉。阿根廷人均实际GDP在拉美国家中最早达到4 000美元(1924年，4 055美元)，但是直到2010年才突破一万美元大关，经历86年。智利1943年人均实际GDP为4 112美元，1998年达到10 088美元。乌拉圭1946年人均实际GDP达到4 083美元，到2008年达到10 405美元。委内瑞拉1938年人均实际GDP就达到4 144美元，1957年达到10 058美元(2010年又有所下降，为9 874美元)。这几个经济增长较快，收入突破一万美元大关的国家主要是由于矿产资源、石油出口的增加。拉美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大部分国家仍没有突破一万美元大关。相比较而言，亚洲“四小龙”快速增长时间与拉美国家大致相同，但是它们的人均GDP由4 000美元到超过一万美元只经历了十几年。详细数据参见表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经过战后恢复之后进入较为快速的增长期，这一“黄金增长期”随着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而结束。发达国家开始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促使亚洲“四小龙”在初级进口替代面临困境时，及时接过发达国家转移出的部分产业，工业化战略成功实现转型，即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发展非耐用消费品的出口，日本当年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后来的亚洲“四小龙”走的也是这样的道路。它们都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不得不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造纸、塑料等行业。拉美国家则不同，它们大都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或矿产资源，因而在初级进口替代面临转折时，选择了次级进口替代的战略，但是这种战略需要更多的资本和技术，也需要更多的保护。拉美国家和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均利用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因此都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东亚成绩更为突出，一些国家和地区进入高收入行列，被称为“亚洲奇迹”。世界银行文献总结了这一奇迹的基本因素或者说重要的原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高储蓄率和投资率；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良好教育和高识字率)；任人唯贤的官僚体制；收入不公平程度较低(贫困的减少)；出口的促进；成功的工业化；外国直接投资(FDI)以及相关使用技术的转让。[6](P42-44)
东亚国家的雁行模式被证明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成功，产业不断升级的保证。日本为领头雁，其产业的任何一次升级，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再到电子工业和高技术工业，都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创造了发展的机会。在持续的工业化过程中，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产业也不断升级，例如，电子产品最复杂高端的在日本生产，中档产品已经转移到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生产。轻工业则由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转移到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生产。日本学者伊藤和森井(Ito and Orii)研究了制造业各子部门在亚洲内部是如何演进的，他们将制造业的子部门划分为三个类别：劳动密集部门(L部门)、资本密集部门(C部门)和技术密集部门(T部门)。他们发现L部门在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在多数国家(地区)呈单向下降趋势，C部门在增加值中的份额在初期会上升，但随着收入上升到较高水平后会下降，相比较而言，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比重较小的T部门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扩张。三个部门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点，工业化的后进者通常重复领先者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而证实了雁行结构的假说。[6](P46-47)
同时东亚国家和地区通过正确的政策来支持产业多样化及产业结构升级。例如韩国，工业化的顺序是轻工业、重工业、钢铁，之后是造船和机械重工业，接下来是电子产品及知识密集型产业。韩国政府则根据产业政策发展的重点，配合不同的政策支持。例如韩国的教育政策，在轻工业阶段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为了配合重工业的发展，又大力发展中学教育；为了配合电子产品即知识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高等教育。韩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拉美国家不同，亚洲国家和地区除印尼外没有经历过毁灭性的通货膨胀，而正是恶性通货膨胀使拉美国家经济陷入困境，20世纪80年代成为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控制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创造东亚奇迹的基础和保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亚洲国家的教育体系，例如人们认为韩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经济增长，教育和培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发展初期，文盲率很高，韩国对教育和培训进行了巨大投资。到1960年，韩国实现了全民小学教育，至1995年，中学教育的总体入学率为90%，大学的入学率几乎达到55%，为工业化提供了熟练的劳动力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7](P44)
世界银行的研究还特别强调了亚洲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较低，减少贫困的成绩尤为突出。韩国的收入分配比较公平，基尼系数1993年和1998年均为0.316。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0.25—0.40之间，相对比较平均。拉美国家是世界上分配最不公平的两个地区之一，另一个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但是后者平均的基尼系数只有0.47，而拉美国家平均的基尼系数为0.52。这只是平均水平，拉美国家之间的基尼系数差异也很大，例如玻利维亚、海地及牙买加的基尼系数在0.6以上，委内瑞拉和乌拉圭的基尼系数在0.45左右。虽然近年来拉美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有所改善，但基尼系数大都在警戒线0.40以上，例如哥伦比亚由1996年的0.571下降到2010年的0.559，巴西由1996年的0.60下降到2009年的0.547(参见表3)。洛佩兹和佩里等人认为，高度的收入分配不公会降低经济增长率，[8]原因在于：第一，高度的不平等会导致高犯罪和暴力活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第二，高度不平等会导致较高的贫困发生率，进而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加，并最终拖经济增长的后腿；第三，不平等会使产出的不稳定性增强，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由于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会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他们进一步指出，如果拉美收入分配不公的水平下降到欧洲现在的平均水平，那么在现有的人均收入水平下，拉美的贫困率(人均一天2美元以下)将会由现在的25%下降到12%。
拉美国家经济结构相对于东亚经济而言比较单一，丰富的自然资源曾经是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有力支持，但也正因为如此，一些拉美国家过分依赖资源产品的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例如近年来智利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其自然资源出口的大幅增长。拉美国家制造业中主要是低附加值的产业，升级缓慢的经济结构也可以从拉美国家出口产品的结构中有所体现。从表4中可以看到，哥伦比亚燃料出口由2000年占商品出口总量的43%增加到60%，委内瑞拉则由86%增加到96%，智利矿砂及金属出口占出口商品的比重由2000年的45%增加到2010年的65%。拉美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例1995年为8%左右，2000年提高到15%左右，但是之后又开始下降，2010年降到10%左右。而东亚地区1995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例为22%左右，2000年突破30%，2005年达到33%左右，2010年下降到27%。[5]
三、对中国的启示及中国如何使经济增长可持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也得到很大的提高，由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13个经济体之一(参见表5)。这13个经济体有6个(日本、韩国、中国香港、马耳他、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持续增长并进入到高收入行列。有的经济体则失去了增长的动力。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如何保持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就变得更加重要。巴利·艾森格林等学者(Barry Eichengreen,Donghyun Park and Kwanho Shin)认为：后发展的国家不一定要开发新技术，它们可以通过进口“诀窍”(knowhow)来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率。[9]这些发展中国家(地区)可以利用进口的技术，将农业中的剩余人口转向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就可以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一旦农业剩余人口被吸收殆尽，制造业中的就业人口将达到顶峰，持续的经济增长可能要依赖于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对这些国家经济而言，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要困难得多。因此，艾森格林等人研究了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何时会减速，他们认为当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即：1.连续7年的增长率在3.5%或以上；2.当7年年平均增长率下降至少达到两个百分点；3.人均GDP超过10 000美元(2005年价格)，快速的经济增长可能停止。例如日本在1970年增速开始减缓，而在这之前日本连续7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6.6%，1992年又开始第二轮的下降。
当农业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基本完成以及进口技术的收益消失时，经济就可能减速。中国的人均GDP还没有超过10 000美元，农村还存在一定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如果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仍会持续增长。按照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预测，认为中国若想延续当前的增长态势，需将每年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从过去十年里平均8.3%的水平降至5.7%。这就表明，如果以当前的增速，中国将在2050年之前赶上工业化国家。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就可能无法使经济增长可持续。如何进一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就成了摆在中国面前的难题。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甚至没有达到部分拉美国家的水平。表6列举了部分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数据，中国每个工人每年创造的增加值从1995年的1 500美元提高到2005年的3 386美元，到2010年增加到6 145美元。中国工人在第一产业每年创造的增加值由1995年的576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 649美元，第二产业的增加值由1995年的3 077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0 799美元，在服务业的增加值同期由1 972美元增加到7 788美元。[10]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会逐渐消失，中国必须通过不断的知识和技术创新来实现产业升级，并通过加大教育的投入和提高教育投入的效率来积累人力资本，为产业升级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
对中国而言，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在借鉴东亚和拉美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应重点从以下做起。
第一，不断推动产业升级。东亚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中可以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使产业结构不断改善从而实现持续的产业升级。从东亚地区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其产业经历了从农业部门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及精密电子行业的连续工业化过程。这些地区产业升级最初由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所带动，日本的部分产业转移到东亚地区其他后进者如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随着持续的工业化，这些后进者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实现产业升级并开始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机正好与这一时期大体吻合，因此成功地接受了来自东亚地区发达经济体转移出的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三来一补”等出口加工业，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即L部门)在增加值中的比重开始下降，1996年这一比重为29.1%，同时技术密集型部门(即T部门)在增加值中的比重逐步增加，在1996年达到28.3%，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鞋、服装等开始由中国转移到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也开始加速，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向西部内陆不发达地区的转移的态势。数据表明中国与东亚发达经济体之间尚有一定的差距，这为中国进一步的产业升级提供了空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及中国地区之间的差距的不断缩小，能否持续推动产业向资本(C部门)和技术密集部门的进一步升级就成为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
第二，促进机会均等，推动教育的均衡发展。拉美国家经济停滞不前，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是不平等，体现在收入分配不公等多方面。当然收入分配不公只是表面的现象或结果，而不是原因。公平或机会均等包含两个方面：1.起点的均等，主要表现为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只有人人具有公平受教育和发展的机会，并使从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顺畅，才会使人民增加提高和改善自己生活水平的能力，并为产业升级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尤其是通过立法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2010年，小学毛入学率为111%，中学毛入学率为81%，大学毛入学率为26%，相应地，年轻人(15—24岁)的识字率2005—2010年间达到99%，15岁及以上成人识字率为94%。[11](P86)但是中国毕竟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加上历史等因素，教育发展也是不均衡的，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大城市越来越集中了优质的教育资源，西部不发达地区尤其是农村，教育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并从制度上给予保证，这样社会才能维持持续增长。要做到教育的公平，国家应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向西部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倾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从而提高低收入人群改善现状提高收入的能力。
2.结果的均等，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及人人能公平地分享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日渐严重，基尼系数不断增加，目前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达到0.425，最高的20%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的比例已经达到47.9%，收入最低的20%人口所占的比例只有5.0%，最低的10%人口则只有1.8%(参见表3)。城乡收入的差距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农民收入增加相对缓慢。拉美的教训告诉我们，收入分配不公会影响减贫的效果，可能产生新的贫困人口，并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限制利益集团影响，逐步减少对垄断行业的支持；增加劳动者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扩大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减少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提高农业支持水平，解决“三农”问题等。
第三，尽可能解决腐败问题。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了所谓的“东亚奇迹”，但东亚地区也被认为是腐败最猖獗的地区之一。通常人们认为这和亚洲的价值观有关，但是该地区的腐败水平并不相同，有的经济体(如柬埔寨和缅甸)被评为最腐败的行列，有的经济体(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却是最廉洁的政府。因此并不能一概而论。从长期来看，东亚地区由“人治”逐步转向“法治”为基础的统治模式，这将提高公共治理效率并减少腐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腐败程度，国际上常用的是民间机构国际透明组织的腐败感受指数和世行支持的Kaufmann-Kraay的腐败控制指数，各国(地区)得分在0(高腐败)到10(高清廉)之间。2005年新加坡的腐败感受指数9.5分以上，介于丹麦和瑞典之间，香港的得分在9.0分左右，介于加拿大和德国之间，中国大陆的得分在3.8左右。[11](P296-298)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大陆2004年相比较于1996年，腐败控制指数有所下降，表明反腐败局势比较严峻。反腐败是个长期的工程，政府必须增强信息透明度，加强监督立法，并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结束语
一些国家处于中等收入而无法进入到高收入行列，就认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提法或概括不完全正确或者说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东亚国家(地区)和拉美国家都不例外。某种意义上讲，拉美国家经济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和这些国家推行片面的工业化战略，跨国公司控制其经济命脉有很大的关系。现行的世界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也是不利的，拉美国家自身的宏观经济管理不力，不平等问题比较突出，创新薄弱致使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东亚地区虽然内在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其大力扶持，不仅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接过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产业，也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时，因为有美国的扶持而使出口相对容易。例如中国台湾，推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如果离开美日的扶持，恐怕难以顺利实施。笔者认为，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因为每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问题不同，解决的方式自然也不同。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只是经济困境的一种表现形式。此外，人均收入也不能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对于中国而言，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能不断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促进机会均等，均衡发展教育，改善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使人民能分享发展的好处；控制环境污染水平；进一步解决腐败问题等，那么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可以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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