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科学主义从近代到现代的内在消解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主义论文,之路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唯科学主义是近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它既是一种科学观，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化观。唯科学主义，准确地表达，应该叫做唯自然科学主义。它把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机械力学，看作知识、智慧和真理的唯一合理形式，进而用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取代甚至否定其它非自然科学的知识或文化形式，特别是否定人文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唯科学主义盛行的结果，不仅损害了人文科学，使近代以来人文科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而且造成文化总体中人文精神的衰微。人们被实证知识和技术的力量所迷惑，把实证科学当作科学的全部，把物质的追求和本能的满足当成人生的全部内容，导致精神的萎钝、迷惘、痛苦和人生终极意义的丧失。最终，自然科学和技术本身迷失了目的，变得敌视人，甚至可能毁灭整个人类了。唯科学主义是现时代人类所遭受的“科学危机”、“文明危机”的重要思想根源。
面对日益严重的“人类困境”，当代科学哲学转向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文前提，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一体性，突出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特征”。这些无疑为人文精神的重振和人文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能不能建立一门自然科学的解释学，从什么角度来建立，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把自然科学完全看作人文化的过程，用人文科学的某些观念来否定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无论如何是错误的，是一种新的片面性。科学整体的繁荣有赖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三大科学门类共存共荣局面的形成。在思维方式上，我们必须摒弃任何形式的“学科帝国主义”。
一、洛克派哲学的重新定向
唯科学主义虽然始于古希腊的理智主义，但是其完成的或典型的形态则是伴随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经典物理学的产生而出现的机械论世界观。机械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是培根、霍布斯、笛卡尔、拉美特利、狄德罗等等。实际上，在近代西方哲学中除了这条唯科学主义或机械主义的“主线”外，还清楚地呈现出从帕斯卡尔到维柯，从卢梭再到康德和赫尔德的另一条思路，这种人文哲学思潮明确地反对笛卡尔式的机械主义。而且，即使在机械主义哲学阵营内部，一开始就存在一股强大的消解和反对力量，首先就是直接来源于培根和霍布斯哲学的洛克派。
柯林武德曾经把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哲学看作类似维柯哲学的“反笛卡尔主义”。他说：“就其历史影响的所及而言，对笛卡尔主义远为更加有效的攻击……是洛克学派所发动的攻击，它在休谟的身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81页）
洛克的哲学思想一般归入英国经验论。但是，与培根关于形式的学说，霍布斯的物体学说和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不同，洛克的哲学体系一开始就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论。洛克没有研究“形而上学”的意思，他的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学说也是内含于他的经验论之中的。有人称洛克是近代哲学中第一个“批判哲学家”，洛克的知识论被称为“批判经验主义”。洛克的“批判主义”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对笛卡尔唯理论即天赋观念论的批判；一是指他对知识的真实性或界限的批判考察。
洛克自己说，在1670-1671年间他有一次与几位朋友讨论宗教和道德上的问题，彼此意见分歧很大，不能得出共同的结论。这促使他想到，像宗教、道德这类根本性的问题，人们是否能解决，需要先对人的知识能力、知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就是知识本身的性质和来源进行一番讨论，这就是他的主要著作《人类理解论》的主题。
洛克知识论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在机械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僵死世界中注入了“主观主义”的生机。我国哲学史家汤用彤先生指出，英国经验主义（指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学说）的主观主义“是指在关于外界的知识的学说中注重人的主观(human subject)，注重人的方面。”（汤用彤：《关于英国经验主义》，《外国哲学》，第四辑，第49页）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主观主义也是对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一种总结。
近代心理学的一种主要的学说是所谓“生理相对主义”，这其实也是自伽里略以来近代自然科学的一种基本观点，只是未能引起近代前期的知识论者的重视而已。生理相对主义认为，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觉并不是外界对象的直接和真实的反映，而是经过我们的生理构造所改造过的，因此，我们所知觉的不是外界的对象，而仅仅是对象的代表。伽里略早就指出，热是物理的一种运动，但热的知觉却犹之乎感觉上的痒并不意味着在物理的对象上也有此痒一样。伽里略据此就提出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依据这种生理相对主义，就得出了知识论上的主观主义即认为我们对外界的知识是限制在主观之内的。
洛克认为，我们日常说某物具有色、声、味等性质，其实这种性质并不是物体自身所固有的。颜色、声音和滋味等观念只存在于感觉者主体自身中，是纯主观的东西，在客观世界中并没有与之相似的“物的原型”存在。贝克莱不仅认为第二性质的感觉是主观的，第一性质的感觉也是相对的，随着物体的位置和感官的状况不同而改变。因此，这些性质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人的主观感觉，存在就是被感知，物是感觉的集合。到了休谟，因果性作为唯理主义的一个原则也变得没有根据了，因果性仅仅是一种主观的习惯，不过是一种“习惯的联想”。这样，17世纪所确立起来的本体论和知识论体系就全部被矫枉过正地摧毁了。
正如维柯的反笛卡尔主义所表明的，近代机械主义方法论，尤其不适合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相反，洛克派哲学的主观主义倒似乎适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实际。洛克派哲学如果应用于近代物理科学上来，显然是一个悖论。因为在近代的宏观机械现象的研究中，主体的影响微乎其微因而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近代方法论或知识论把自己的目标放在对不可能被还原为观念的外在对象的知识上，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主体认识能力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根本不会进入培根和笛卡尔的视野中，这一任务只是在康德那里才着手进行；但是，这一种主观主义如果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中去，应用于道德、法律、政治、制度、语言等对象上去，则很显然它是观察和研究这些事物的最自然的方式。因为人文历史与外在自然不同，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是人类意志和计划的结果，是主观观念和精神的对象化成果。柯林武德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洛克派哲学给予充分的肯定，他把洛克派哲学称作是“朝着历史学的方向”的“给哲学重新定向”。他说：“这派哲学在某方面特别适宜于作为历史学思想的一种武器。……洛克派哲学的要点……是对哲学朝向历史学重新定向做出了贡献。”（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82页）实际上，洛克派哲学不仅对历史学，而且对人文科学全体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洛克派哲学中，休谟的“人性论”也许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休谟提出了建立一门“人的科学”作为一切科学之基础的设想。在休谟看来，一切科学都与人性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他说：“在试图说明人性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提出一个建立在几乎是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学唯一稳固的基础。”（休谟：《人性论》，第8页）
休谟所说的人性，并非笛卡尔主义所说的天赋观念或先天的理性能力。恰恰相反，休谟强调在经验的基础上来观察和研究人性。休谟说：“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而我们对这个科学本身所能给予的唯一牢固的基础，又必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之上。”（同上）因此，休谟进一步否认精神实体或人性的终极本质。他认为，“凡自命为发现人性终极的原始性质的任何假设，一下子就应该被认为狂妄和虚幻，予以摒弃。”（同上，第9页）
休谟虽然并不否定因果方法和实验方法在人的研究中的作用，但他又明确地意识到精神哲学与自然哲学的根本区别。在精神哲学中，我们无法进行有目的的实验，也不能接照事先定好的计划和方法去应付可能发生的每种具体困难情况。在自然哲学中，当我们不明白某一物体对另一物体的影响时，可以进行严格的实验和观察。“但是在精神哲学中，我如果把自己放在我所要考察的那种情况下，企图以同样的方式消除任何疑难，那么这种思考和预计显然会搅扰我的自然心理原则的作用，而必然会使我无法根据现象得出任何正确的结论。”（同上，第10页）因此，休谟强调，精神哲学或人的科学的根本方法，既不是形而上学的冥思苦想，也不是实验室里的精确度量，而是在世人的日常生活中，在人们的交际、事务和娱乐中去观察心灵在不同的条件和情况下所产生的特殊结果。
不仅如此，休谟还明确说明了人的科学与具体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关系。逻辑的目的在于说明人类推理能力的原理和作用，以及人类观念的性质；道德学和批评学研究人类的鉴别力和情绪；政治学研究结合在社会里并且相互依存的人类。在休谟看来，这些科学虽然和人性有更密切的关系，但并不是精神哲学或人的科学本身。
我这里不想走得太远，以致把休谟的哲学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哲学。但是，很明显，休谟的人性论大大不同于他所处的时代的哲学时尚。他的人性论既不同于笛卡尔式心灵学说，也不同于霍布斯式的社会物理学；他所说的人性既不是自然实体的一种简单的功能，也不是类似于神迹的先验理性。于是，理智主义或唯科学主义就失去了形而上学和自然观念双重基础，必须在经验的层次上来辩护了，显然，这是愈发困难而没有前途的任务。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洛克派哲学，特别是在贝克莱和休谟那里，表现出严重的主观唯心主义谬误，根本否认外在现实的存在和知识的客观性。在休谟看来，知觉是唯一的实在，一切认识的唯一的对象和根源，知觉之外，一切不可知；知识、科学只不过是一种“合理的信念”。因此，洛克派哲学也被称为心灵主义或精神主义。
二、唯科学主义的回光返照
在实证科学充分发展的今天，正如洛克派哲学表明的那样，再依据一个最终的实体或本原来解释世界，就显得像神学和宗教那样荒谬不经。因此，唯科学主义表现出一种更精致的、经验化的形式。如果说以往的唯科学主义可以称为“实体论唯科学主义”的话，那么，这种精致的唯科学主义则是经验论或语言学化的。
新的唯科学主义传统是由具有深厚经验自然科学传统的法国哲学家孔德开创的。孔德的实证主义在19世纪末期被在德国和奥地利产生的以马赫和阿芬那留斯为代表的马赫主义所取代。马赫明确地提出“取消形而上学”，宣称“经验”或现象之外的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必须排除掉，它们是多余的。他认为，无论是实在论的出发点或唯心论的出发点，其意义决不会比方程式中基本变化的代换对物理学家或数学家所有的意义更大。因此，在马赫看来，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舍弃对象的质，确立“现象的各种量的相互依存关系”。
孔德的实证主义和马赫主义并没有直接发扬洛克派哲学所预示的人文科学的方向，但它们对形而上学的根本摒弃，驱散了唯科学主义加之于科学或理性之上的灵光，而还之以世俗知识的本来面目，这样一种科学观念的形成是有利于人性而不是神性的人文科学的发展的。而且，它们对经验（科学经验）的片面张扬本质上加速了唯科学主义的灭亡，因为它们在否定形而上学的同时暴露了经验概念的偏狭性。本世纪20年代形成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像走马灯似地更迭的各种新实证主义的目的都在于弥补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罅隙。
逻辑实证主义，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本世纪20年代产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它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把实证主义哲学（经验证实原则）与数学、数理逻辑和语言学的成果结合起来。1925年，石里克、卡尔纳普正式筹建“维也纳小组”，1929年通过了《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世界观》的宣言，宣告逻辑实证主义的诞生和统一科学运动的开始。
本来科学的统一是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即使孔德也只是认为，科学的体系是以经验和逻辑的等级序列形式来安排其秩序的，在这一秩序中每一门科学都是建立在等级序列中处于较低地位，但在历史上却是早出的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他并不认为科学之间是可以还原的。然而，逻辑实证主义不同，它试图以坚实的经验基础和清晰的逻辑理论来促成科学的统一，倡导“科学的统一”的运动。40年代，卡尔纳普、纽拉特等人在美国还出版了《统一科学的百科全书》。
同孔德的实证哲学一样，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知识必须依据经验，科学是表述经验事实的，因此，一切科学都是经验科学。经验科学的任务是，对观察和实验中所获得的经验事实作逻辑系统化和简明化的陈述，科学就是经验事实逻辑系统化的语言系统或命题系统。任何命题只有表述经验，即只有能被经验所证实才有意义。可以看出，强调知识的经验基础，把经验作为科学的最终根据，是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一以贯之的传统。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认识到，直接经验具有私人性和主观性，往往包含有错觉和幻觉。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试图克服旧实证主义的困境，放弃以直接经验的内容的证实作为判别理论或命题真伪的标准，而以直接经验的语言陈述的证实，即以共同的“观察记录陈述”作为判别命题真伪的基础。因为虽然各个人的感觉或直接经验的内容是私人性的，不能相互交流，但是语言却是共同的，是可以相互交流的。逻辑实证主义把孔德的实证原则语言学化，由此，它认为依靠共同的语言就可以建立起统一的科学体系。
但是，究竟以哪一门科学的语言作为科学统一的基础呢？因为就科学的现状而言，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语言，社会科学也有自己的语言；数学的语言有数学的特点，心理学的语言也独具特色。纽拉特和卡尔纳普指出，科学统一的基础是物理学的语言。因为物理概念是陈述经验世界的基本概念，如果把各门科学的语言都翻译成物理语言，或者说把一切科学的对象都还原为色、香、声、味等经验要素，那么科学就可以达到彼此沟通和统一了。
逻辑实证主义者大多是有名的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他们仍然象大多数近代哲学家那样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例如，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纽拉特看来，社会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使用物理学的语言。人、街道、宗教书籍、监狱、手势等等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都可以依据物理学语言来描述。快乐、痛苦、喜、怒、哀、乐都可以经验地，甚至用与对时空中的物体的力学描述相似的方式来加以陈述。任何心理状态的表征都可以还原为外部躯体行为的描述，而社会的现象和行为则可以还原为个体的行为。因此，社会科学的理论也是与价值假定完全无关的。对于“战争”，对于像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这种现象的唯一“科学的”表述应该是：“一群人杀死了另一群人，并毁灭了他们的建筑物和书籍”。纽拉特和卡尔纳普认为，只要经过这种转换，用物理语句来表征社会的现象，就可以达成社会科学（包括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物理学）的统一。卡尔纳普在《语言的逻辑句法》一书中也说，物理主义的理论认为，物理语言是一种普遍的科学语言，也就是说，一切属于科学的任何次领域的语言，都可以等价地翻译成物理语言。这样，科学就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没有根本不同的对象或领域。这就是关于科学统一的理论。
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从本世纪20年代起，曾作为“科学的哲学”在世界哲学舞台上纵横驰骋，影响了不少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为当代哲学的争论和发展提供了深广的背景。逻辑实证主义是在经验主义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因而它特别强调知识的经验证实，但它又随着数理逻辑的发展而发展，强调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强调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结构的严密性和逻辑分析的严谨性，这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但它又固守着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的传统，专注科学的证明和逻辑结构，而忽视科学的发现过程，忽视非理智因素在科学发现中的作用。因此，即使在自然科学哲学营垒内部也出现了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反叛。就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它完全忽视了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活动的主观和价值因素，即人的价值意向和有意识的活动的作用。因此，纽拉特的“经验社会学”被称为“社会行为主义”，直接遭受到人文主义，如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存在主义的社会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尖锐批判。
三、后期维特根斯坦与新科学哲学
自然科学哲学的人文科学转向和唯科学主义的破灭，是以维特根斯坦哲学从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为象征和标志的。
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在前期的代表作《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把实在划分为“可说的”和“不可说的”两大部分。这实际上是把传统的哲学命题、美学命题和伦理命题排斥于哲学之外。他把这本书的全部意义概括为：“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序言》）最后凝为一条著名的格言：“一个人对于不能言说的事情，就应当沉默。”（同上，第7节）
所谓可说的实在就是语言可以说清楚的世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由描述世界的命题组成，命题是思想的外在表达，而思想是事实的逻辑图像。世界上的简单物、头脑里的思想、语言里的字词或命题有一种先天的逻辑对应关系。一切命题都可以分析为基本命题，基本命题是由名称构成的，而所有真命题的总和就构成为自然科学。他还认为，在日常语言中，命题或思想的逻辑形式被隐藏起来，无法一眼看出，但只要经过严密的逻辑分析，就可以得到其经验事实或原子的图画及其组合。这样，维特根斯坦借助于罗素和怀特海在《数学原理》中使用的理想语言，即数理逻辑化的语言，提出了语言或思想的图像理论，把多样而复杂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简单、清晰的世界。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把全部哲学都归结为”语言批判。”（同上，第4节）
虽然维特根斯坦极力摒弃“形而上学”，但是他所营造的理想语言的王国不过是柏拉图理念世界的一种变形罢了。然而，这个由命题所构成的静止的、简单的本质世界即语言世界，又怎么能规范变动不居的、复杂的现实世界呢？在《逻辑哲学论》“序言”中，维特根斯坦曾经宣布他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全部哲学问题。可是，经过6年的沉默之后，1929年他重返剑桥，又开始了哲学思考。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在摩尔的常识哲学的启发下，转而研究日常语言。在后期的代表作《哲学研究》中，他抛弃了前期的语言图像论，深入到语言的本体论层次，讨论语言的生成。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a form of life)。”（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9节）语言的说出是活动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由此，意义理论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在早期，他认为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是某个事实的图像，在于它与原子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的可能性符合或不符合。而在后期，他强调“一个字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同上，第43节）并把语言的使用同游戏相类比，“把由语言和动作交织成的语言组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同上，第7节）按照这种新见解，语言的意义只能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运用中，在具体的语境中加以确定。语言不再是脱离生活的一个静止、抽象的王国，而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描述仅仅是借助或通过语言而从事的活动之一；语言不只是一种描述事物的工具，它整个地参与构成社会生活的全部多样的活动，语言必须被看作是社会实践的手段，认识一种语言就是认识用该语言进行的实践或维持的“生活形式”。
在论述语言游戏时，维特根斯坦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家族相似”。他认为，在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中不存在共同的东西，而只有相似性。他把这种相似性称为“家族相似”，他说：“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些相似性的特征……我要说：‘各种游戏’形成了家族。”（同上，第67节）维特根斯坦关于“家族相似”的见解，是对物理主义语言论或科学统一论，也是对古代希腊以降的逻辑主义的彻底否定。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事物的原型；在黑格尔那里，概念是事物的本质；而卡尔纳普等人则把物理语言看作科学统一的基础，这些实际上都是从一个静止的本质世界出发去规范现实世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概念否定了这种抽象的本质世界的存在。这样，我们的目光就必须转向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运用，转向事物或事件的类似性、差异性、个别性而不是单纯的共同性，转向人的复杂而多样的实际生活，从这里去探索理论、科学、语言、哲学的生成，也就是说，立足于人文世界或历史世界去看理论世界或抽象的思辨王国，而不是相反，把先天的、抽象的、不变的理念作为原型去模塑现实生活。
如果说维根斯坦哲学的转变从内部破坏了唯科学主义的基础，那么，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和库恩所开辟和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则进一步摧毁了唯科学主义的大厦本身。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以前一般被认为是“正统的”或“公认的”自然科学模式，在此之后，所谓“正统”或“公认”则具有嘲讽的含义，是“陈旧”和“不科学”的代名词。“正统”自然科学模式的打破，为“人文世界”的正名和独立提供了大好的机会。
波普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他与维也纳小组曾有过密切的联系，但不是它的成员。维也纳小组的一些成员认为，波普与他们的观点的联系比波普自己所承认的要密切。波普自己则总是把自己主要看作实证主义的批评者而不是盟友。无疑，一开始他的科学哲学就与逻辑实证主义有着重大的区别。
罗素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的非理性发展，是休谟破坏经验主义的必然结果。但是，在休谟之后，各种各样的实证主义又重新复辟了理智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现在，波普再一次把休谟的怀疑精神和科学的想象力注入实证主义的僵死机体之中。
波普高扬客观真理，但是，他又否认科学能认识客观真理。他不同意经验论的反映论，认为反映论是一种朴素的、幼稚的认识论。在他看来，肯定客观世界的存在无疑是正确的，但断言认识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却未免太天真了。因为在他看来，客观世界存在于人的经验之外，是不可能被人经验和认识的。波普写道：真理，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得到，也许即使得到了，也不会知道。
既然经验软弱无力，那么，波普就把希望寄托在科学的直觉和想象上了。他认为，一切科学发现中都包着“非理性因素”，就是柏格森式的“创造性直觉”。“观察渗透着理论”，理论往往先于观察，因为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而这种目的性和选择性是由科学家的理论、观点、兴趣和期望所决定的。因此，根本不存在科学得以建立的具有经验确定性的基本事实，知识或科学是从各种问题开始的。问题就是“矛盾”或“不一致”，就是理论与观察事实、理论与理论之间以及理论内部的矛盾。发现了这类问题，人们就可以对问题的解决作出大胆的猜测，于是就有了理论和科学。理论就是一种猜想，一种在先期期望的推动下对自然界所作出的普遍性猜测。
波普把这种猜想等同于人文科学家所说的“理解”。他说：“我确信，爱因斯坦说的用奔放无羁的思辨去‘捕捉’实在就是去理解实在。”（波普：《客观知识》，第194页）在波普看来，自然科学中的“理解”与人文科学中的理解至少有四点相似：(1)如同我们由于共同的人性而去理解别人，我们也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们由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有某种合理性而去理解人们，我们也可以因为自然规律中固有某种合理性或某种可理解的必然性，如对称性等，而去理解自然规律；(3)我们也可以象理解一件艺术作品一样把自己当作一种创造，即人化自然去理解；(4)在自然科学中，人们意识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动或认识都会归于失败，即被证伪。人文科学中同样如此，在人文科学中这往往归因于其他人的“异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过程中的过份简化。
库恩的著作具有与波普相同的特点。波普与库恩二者都强调对科学持一种历史或发展观点的重要性，这与逻辑实证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逻辑实证主义者都倾向于把科学逻辑与科学史割裂开来。实际上，库恩与其说是一个哲学家，毋宁说主要是一个科学史家；不过，他的最有名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了许多关键的哲学问题。库恩对持一种非历史科学观的哲学家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他们倾向于接受科学教科书中给定的科学观。但是，教科书仅仅是根据一种科学观写下的，因为科学在特定的时间点上，是根据现在流行的“范式”而从事的。一个范式是指在特定科学活动领域工作的科学家所共同具有的假定和工作方式。范式的存在，在库恩看来，是成功的科学活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这是他的思想不同于波普的主要方面之一。波普的证伪主义提出，甚至得到最坚定的赞同的科学信条，也应该总是看作仅仅是尝试性的，看作是可以反驳的。在波普看来，科学处于或应该处于一种潜在“不断革命”的持续状态之中。相反，库恩则认为，科学革命仅仅刻划了“范式转换”时期的科学的特征：在这个阶段，一个范式被另一个范式所取代，在科学发展的大多数时间内，科学家从事的是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常规科学是在一种范式的范围内所从事的科学活动。库恩指出，这种活动对科学的进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接受一种范式意味着中止关于基本假定的批判，这有助于集中精力解决明确规定的和可解决的问题或“难题”。作为在一种范式之内解难题的活动过程而出现的科学革命，暴露了那种范式的局限性：“反常”，不能根据那一范式来解释，它产生了探索创造新范式的张力，新范式最终取代旧范式。
库恩的范式论无疑是科学观上的重要进步，但是，库恩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作为一位科学史家，他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寻求一种更好的、更易于理解的阅读科学史原著的方式。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审查原著，从中抽出有关事实，再大体按照编年顺序用优美的文字加以描述。而库恩则认为，历史的阅读方式是解释学的方法。他写道：“不管自觉不自觉，他们（历史学家）都在运用解释学的方法，但是对我来说，解释学的发现不仅使历史更为重要，最直接地还是对我的科学观的决定作用，这就是我碰到亚里士多德的一段经历。”（库恩：《必要的张力》，英文版序言第6页）在阅读亚里士多德著作时，库恩感到迷惑不解：在生物学和政治行为理论方面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广博知识的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领域，特别是运动理论上为什么会发生那么严重的错误呢？而且，如此荒谬的观点为什么竟在这么长时间内被视为绝对的权威呢？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库恩感受到一种科学范式的力量，并因而放弃把科学视为关于自然的描画，视为知识的增长或错误的逐步改正的传统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发现了新的解释学的阅读方式：第一，读一本原著有许多方式，拿现代最易于理解的方式用于过去是不合理的；第二，原著的可塑性使各种读法都不一样，因为有一些比别的更合理、更为前后一贯。因此，库恩把科学史称为解释性的事业。
库恩的“范式”概念与人文科学哲学家伽达默尔的“传统”概念很相似。或者，更确切地说，库恩的科学史就属于解释学的传统。“范式”、“传统”这些概念经常出现在现代哲学其他完全不同的思想流派之中，甚至可以说，是现代哲学的显著特征。例如，阿尔都塞提出“问题框架”、沃尔夫诉诸“语言结构”，舒尔茨的概念是“多重实在”，而卡斯托尼达则提出“互生实在”的概念。所有这些提法都表明文化意义框架在现代哲学和方法论中的重要性，文化意义表达在语言的具体范畴之中，表达在多种多样的经验之中，因此，语言哲学和人生经验的价值分析成为现代哲学的重要课题。
这里，应该指出，虽然波普和库恩都强调自然科学的某些解释学特征，但是，也许库恩的观点更为合理。因为解释学是以人文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它研究的是人文价值因素在人类思想和行为中的作用，“理解”是解释学的一种重要方法，但理解主要是意义和价值的分析，而不止是逻辑的超越，心灵的想象和创造。从自然科学的生成和历史来说，无疑根源于人类自身的价值理想，人类自身的目的也影响着自然科学成就的应用，并进而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但就自然科学理论本身来说，更准确地说，就一定的自然科学理论（数学、物理学等等具体学科或具体学科中的概念、定理、公理系统）的内在结构而言，自然科学是非解释性的。或者说，自然科学是解释性和非解释性的统一，解释学的方法只适用于传统意义上归属于自然科学（因为与自然科学相关，但不是直接与自然相关），但本质上属于人文科学的科学史学、科学心理学、科学哲学等学科。波普把科学发现中的直觉和想象等同于人文科学的理解，也许是面对当代人文主义哲学的攻势而为传统唯科学主义所作的一种辩护。60年代以来的后经验主义或历史主义学派的科学哲学家，如海兰、威希默、罗蒂、黑塞、伯恩斯坦和罗斯等，则更把自然科学完全等同于解释学，发展出一门自然科学的解释学。他们批判传统的经验主义自然科学观和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统两分法，认为人文科学所具有的解释学特征也是自然科学所具有的。例如，英国科学哲学家玛丽·黑塞针对解释学和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五个观点，而相应地提出了证明自然科学之解释学特征的五条理由：“在自然科学中材料依赖于理论，因为材料要根据某些理论解释来确定。2.在自然科学中理论不是一个假说——演绎框架里外在地与自然相比较的模型，他们是事实本身的摹仿的重建。3.在自然科学中关于经验的似规律关系是内在的，因为，被称为事实的东西要由理论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所说的东西所构成。4.自然科学语言是隐蔽的和不精确的，只有以歪曲科学发展的历史动力和科学所解释的自然的想象建构为代价才能形式化。5.在自然科学中意义是由理论决定的，它们要通过理论的一致性而不是与事实相符合来理解。”（玛丽·黑塞：《科学哲学的革命和重建》，英文版，第172页）这种观点显然比较符合当代自然科学的实际，因而这种自然科学观是对经验主义的否定，但是，自然科学的这些特征却并非解释学的。它针对的主要是自然科学的理论结构和语言特点，并非自然科学赖以出发的人文理想和价值。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相对于传统的两分法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科学的真正统一又是以不同学科和方法的“自立”为前提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科学全体的和谐而全面的发展。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只是以一种新的片面性来代替经验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旧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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