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的国家安全利益观及其实践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安全论文,途径论文,利益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一生中的多半时间生活和奋斗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加上他熟读史书，深知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而经常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悲惨厄运。在这样的情况下，以他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才带领全国各族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一起奋起反抗，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严重侵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为争得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创造了前提条件。
一
按照现代国际政治学的说法，国家安全利益是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如领土安全利益、主权安全利益、经济安全利益、文化安全利益、军事安全利益、外交安全利益、国家战略安全利益等等。在这里探讨的毛泽东国家安全利益观仅从传统的和狭义的国家安全利益维度进行些许剖析。
1.保持主权领土的独立与完整
依据《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所谓主权就是一个国家固有的在其领土范围内拥有的处理各种事务的最高权力。根据这种权力，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对内对外政策，处理国际国内一切事务，而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随意干涉和扰乱。争取和维持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利益是一个国家最起码的基本权力，也是一个国家被称其为国家的最底线的要求。如果离开这一点来谈论其它的利益，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将不国”了。由此可见，主权是一个国家能否具有独立与尊严的最基本的象征条件，而领土则是一个国家维持其国家利益的最起码的一个要素。
毛泽东是一位非常富有民族个性的历史伟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利益问题上，他从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含糊，更不允许拿原则去作交易。在确定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时，他明确表示：新中国“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但决不会“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他还针对旧中国主权受辱和领土沦丧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和伤痛，向全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1461在他看来，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这是新中国在是否维护国家安全利益问题上区别于旧中国的最显著标志之一。
为此，他在多次讲话和论述中都反复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即对于新中国来说，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是其保持国格和尊严的基础与最根本的前提条件。在这个问题上，他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我国人民不需要也不应当侵占外国任何领土主权，但是我国人民必须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2]359
在国家主权方面，首先，他要求新中国要把旧中国已经失去的主权收复回来。如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海关总署，结束了自1859年起始终为帝国主义者所掌握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和各地海关税务司的历史。紧接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先后通过和颁布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等有关法规规定，使西方列强自鸦片战争以来通过炮舰政策得来的对中国海关的管理权利一去不复返了。再如1950年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宣布即将收回美、英、法、荷等国在北京东交民巷兵营的地产权，并对其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军事之需要，先予征用。6月，天津市军管会也开始征用美、英兵营；9月，上海市军管会亦进行收回法国兵营的活动。这样，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到的“驻兵权”就被彻底地清除干净了。
其次，他要求新中国在维持主权问题上要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与苏联提出的建立长波电台、核潜艇、联合舰队等的交涉以及与美国的尼克松访华卫星转播权的交涉等。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由中苏合资在中国共同建立特种长波收发报无线电台；1958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并希望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进行具体商量等。在毛泽东看来，由于苏方的这些建议有损于中国的主权，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理所当然的拒绝。1972年1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美方向中方提出要通过美国卫星转播尼克松在华活动实况的想法。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国政府决定：由中国政府出资买下美方的通讯卫星，然后再租给美方，即做到必须在中国的主权下使用。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因为它事关新中国的主权问题。
在领土完整方面，毛泽东认为，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因此任何事情新中国都有责任和义务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据此，以他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采取了多种措施对新中国的领土和领空予以了有效的保护，而且还对新中国领海的主权问题提出了原则性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的领海以连接大陆岸上和沿海岸外缘岛屿上各基点之间的各直线为基线，从基线向外延伸十二海里的水域是中国的领海；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3]479-480。这一原则立场不仅对当时新中国处理领海问题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即使对今天我国处理领海问题也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
2.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是一个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项重要体现。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能否维护好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是可否实现整个社会稳定发展局面的前提条件。就国际政治的视角来看，民族团结问题在国家安全利益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4]161。同时，国家的统一也是考验一个国家维持安全利益强度的主要标尺之一，因为它是从维护国家生存空间方面表现出来的国家利益。“由于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因而它也是国家最为重大的利益之一。在国家与国家交往中，无论哪一个国家，都很难在这一利益上做出让步，并且，在维护生存空间的得失权衡中，往往会做出违反正常价值尺度的选择。……这因为，当今时代，国家领土、领海的价值已不是简单地反映国家面积的多少，而是综合反映了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尊严等各方面的利益。”[5]373
毛泽东深谙此中的道理。他在处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丰富的思想和经验。本文主要对和平解放西藏和制定少数民族政策以及形成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作一些分析。虽然这样的分析，并不能把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思想观点全部概括出来，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的主要思想流变线索，这对思考我国今天的国家安全问题依然有益。
第一，和平解放西藏与制定少数民族政策。中国是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大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6]168。新中国成立后，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民族政策策略，不仅直接关系到新中国的民族形象，而且也直接关系到祖国的统一和国家的政治稳定。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原因、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造成了历代中央政府在管理西藏和处理西藏问题时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新中国刚成立时所面对的现实也不例外。为此，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和意义的策略性的意见与建议。如对西藏的对外立场的指示：“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6]102，“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7]34对西藏地位的评价：“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我同达赖说过，不要以为西藏落后，地方小，西藏地方可不小。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8]6规定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应该遵守的基本政策原则：“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如果这些部队和工作人员中有违反民族政策的协议的行为，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末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则有批评的权利和向上级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反映和报告的权利这个原则，不但对藏族是如此，对一切兄弟民族都是如此。”[7]51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其它重要的思想和方针。如保持西藏政治稳定和处理突发意外的对策方针：“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6]226-227对少数民族地区改革的方针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6]75强调对民族干部的培养：“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6]20规定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8]33-34等等。
这些基本政策的提出和制定不仅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统一祖国与团结各少数民族能够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和睦共处地共同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能力和水平，而且当时所作出的许多规定、提出的不少主张、采取的一些措施等等，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对处理当今的民族事务都仍不失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二，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本无什么问题可言，但由于内战期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败逃台湾，美国不甘心其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大陆失败的事实而插手其中，造成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障碍，致使中国人民未能将祖国统一大业的愿望完成，这即构成了台湾问题。关于此，毛泽东在1949年2月与米高扬会谈时谈到解放台湾的问题时曾经明确指出过：“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因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9]911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如果单纯依靠军事的手段来解放台湾就相当困难了。为此，他提出了解放台湾的基本思路。
其一，表明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和勇气。1954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提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10]585
其二，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逐步朝着制造“两个中国”的方向发展。1949年10月25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题为《美国关于亚洲的立场》的报告这一官方文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最初的“两个中国”方案的雏形。到1955年初艾森豪威尔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两个中国”问题是“经常研究的可能之一”。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莫尔斯等，也都公开叫嚷要在台湾海峡确立一条永久的分界线“划峡而治”，或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并散布“台湾地位未定”、“台湾中立化”、“托管台湾”等谬论。在行动上，美国片面通过了所谓的《旧金山和约》，以及在国际社会策动“双重承认”，特别是到1954底和1955年初，美国企图逼迫蒋介石退出对金门、马祖的统治，缩小国民党的实际管辖范围。虽然这一划峡而治的企图由于海峡两岸不同方式的反对而没有得逞，虽然美国此时仍没有宣布其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但美国将台湾保留在其亚洲“遏制共产主义”包围圈的战略意图，已经表露得十分清楚了[11]342。对此，1954年8月28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提出了“解放台湾、反对美国干涉”的响亮口号。
其三，可以考虑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国际侵略集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话，我们也并不惧怕战争。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什么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12]32-33但是，在解决台湾的问题上，“如果不得已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我们相信，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美帝国主义者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并从而继续威胁我国的活动，终归是要失败的。”[12]142-143
其四，台湾只要回归祖国，其现状可以维持不变。1956年10月，毛泽东主张统一后的台湾可以不实行社会主义，并拥有高度自治。他在会见有关人士的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和平解放，“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特别提出统一后对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等人的安排问题：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参加会见的周恩来还就这一问题作了具体的补充：“蒋经国等人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归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事的。”[11]363-364同时，毛泽东在与曹聚仁的谈话中更明确地表示过：“台湾只要同美国断绝关系归还祖国，其他一切都好办。现在台湾的连理枝是接在美国的，只要改接到大陆来，可派代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台湾一切可照旧。”[13]1064
虽然按照这样的思路，毛泽东在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能够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问题，但这样的思路很明显已经成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党的历任领导人提出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对策的一个主要思想渊源与理论依据。
二
国家安全利益的实践途径有许多，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途径才最为有效，在世界各国的实践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模式。一般而论，国家面临的安全环境不同，时代主题不同，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不同，其解决安全利益问题的侧重点也就不同。毛泽东根据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现实外部环境和自身国情状况，认为必须从积极防御外敌入侵和敢于痛击外敌入侵两个方面入手来加强新中国的安全利益防范措施比较有利。
1.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和国防
由于近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全球化的世界大战和中国重新确立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定位，再加上由于中国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并由此取得的巨大成功实践，使许多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在国家利益谋求过程中建设现代化军队和国防的重要性早已让位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甚至是再也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的错觉。如果以当今一些人的思维和观点来看待毛泽东为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和国防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与尝试，就必然会导致出对其思想和行为的反对与否定。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尤其是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之内，国家各方面的实力与面临的外部环境状况与今天相比较可谓存在着真正天壤之别。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他认为要想保证两极格局条件下的新中国安全利益需要，就必须把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和国防放在重要的位置之上。
首先，毛泽东认为必须要建立一支既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人民军队。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成长和壮大于这一时期。期间，这支英勇的军队虽然“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6]233-234阶段，但却在中国人民打败中外反动派的斗争中发挥了其它任何力量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鉴于旧中国“有国无防”的沉痛教训和新中国在两极格局条件下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残酷现实，认为人民军队在民主革命时期上述若干弱点的存在尽管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但在新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就是十分不适应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中国只有建设起现代化的军队，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和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
为此，他提出建设现代化军队所必须具备的两个方面的条件，即一是指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另一个则是指为了组织新形势下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和现代的战役和战斗，就必须认真克服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率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工作的现状，也必须克服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他认为这两者都是建设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
在现代国际政治生活中，虽然有着联合国等这样的国际组织，但在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处理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与纷争中，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行之有效的和强大有力的国际最高权力机构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像联合国等这样的国际组织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也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现状也往往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保持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军事力量通常都是所有主权国家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
毛泽东作为国家的最高元首，他对新中国的安全问题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戒备。所以，新中国建立伊始及其以后，他就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这主要地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14]232而这些任务的能否完成关键就是要建立起陆海空军等多兵种的部队，以提高部队的综合和协同的作战能力。
此外，为达到建设正规化和现代化军队的目的，还要建立起一批现代化的军事院校，以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从而适应现代化战争对军事高素质人才的需要。1950年8月1日，他在为军委起草的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指出：“凡没有担负作战任务及巨大工程任务的部队，除进行整风、生产、整编复员、军事训练及政治训练等项工作外，应对调动、招聘和训练教员，调收学生，筹办校舍、课本及其他教育用具等事，完成准备工作，务期明年一月能一律开学。”[6]91这说明他对军队建设中必须提高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含量已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之后不久，他即将这一认识迅速地付诸于实践。
其次，他认为必须要树立不仅能够防御而且能够打赢任何外来侵略战争的现代化国防体系和国防战略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基本看法就是：
其一，要高度重视高尖端技术和设备在现代化国防中的作用，其原因主要在于：“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15]12为此，他强调：“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15]309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经过我国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多年刻苦努力和奋力拼搏，新中国不仅具有了现代科技水平的大炮、坦克、飞机、舰艇，而且也具有了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洲际导弹等尖端武器。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不仅可以用来抵御任何外来的侵略，而且也是我国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反对霸权主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二，构筑国防工程是保证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之一，但在建设中必须遵循如下的基本原则：“第一，不要在指定地区不经研究设计随便修建，以致无用浪费；第二，在指定地区内亦只择最需要者做，不要到处做；第三，大陆海岸线及内地根本不要做；第四，大陆兵力，位于纵深地区，敌来应让其登陆然后相机歼击之，不要到处防守，不要阻其登陆；第五，建筑材料，必要者不可吝惜，照需要支给，但仍须防止浪费，注意废物利用，注意节省。”[16]87这些原则的规定实际上体现出了他对如何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辩证关系的初步思考。
其三，仍然不能轻视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思想。他指出：“为了准备条件，在帝国主义如果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的时候彻底打败侵略者起见，我国应当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2]508在毛泽东看来，在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中，在重视正规军队对国家安全所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还必须同时重视全民防卫在国防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因为惟有立足于人民的战争，才是能够赢得胜利的战争。
2.开展反侵略战争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和维持和平的民族，也是一个从不屈服于任何外来侵略势力并勇于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民族。针对外国一些政客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出于自卫立场所进行的几场反侵略战争的污蔑之词，毛泽东曾经不无嘲讽地指出过：“我们的‘名誉’很不好，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是侵略者。他们说，我们侵略了中国，这确实是‘侵略’了蒋介石，但那是蒋介石先侵略了我们嘛！又说我们侵略了朝鲜，那是因为美帝打到了鸭绿江边，我们才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还说我们侵略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打进了我国几十公里，它打了好几年，我们才自卫还击……帝国主义者还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原因是我们过去帮助胡志明打法国人，现在又支援越南南方打美国人，我们也支持过本·贝拉打法国人。哪个地方需要支持，我们就支持，因此就‘名誉’不好，当了‘好战分子’。”[17]538-539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一直恪守着“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18]356这样的诺言。正是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坚决果断地开展了几次反对超级大国和地区霸权主义国家对我国领土和领海的蚕食与侵略的斗争，有效地保卫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也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展开提供了有效的安全保证。
第一，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正集中精力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新政权的各项活动。正当这些工作正在或即将要紧锣密鼓般开始的时候，中国的近邻朝鲜于6月25日突然爆发了内战。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将出兵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鸭绿江边，同时还派遣第七舰队开进中国领海台湾海峡，又驻兵台湾岛上的重要港口，航空兵还在岛上设立基地，以其强大的海空力量保护国民党残军，使中国的统一事业被迫打断。对美国的这一侵略行径，毛泽东一方面通过发表讲话向全国和全世界庄严表明新中国的立场与反对侵略、捍卫和平的决心和勇气，另一方面又经过全面权衡与反复思量，最后慎重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以完成“保家卫国”的重任。毛泽东认为，对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无论对中国、对朝鲜，还是对东方、对世界都是极为有利的；而如果新中国不出兵参加抗美援朝，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国内国际的反动气焰就会增高，这样对各方都将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其实当时新中国国内的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需要解决的各种任务也十分复杂繁重，对于到底该不该出兵朝鲜的问题确实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煞费苦心。在对新中国作出抗美援朝的艰难决策问题上，毛泽东曾有过这样的一段评说：“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6]184从这段评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决策的被逼无奈和坚韧勇气。因为在当时，对于长期积贫积弱的新中国来说，能不能支撑得起现代化战争的大量消耗，这是人们普遍担心的一个问题。最后新中国同朝鲜人民一起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历史事实表明，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过的团结一致、意气风发、高昂向上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不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和表现，也使新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明确的彰显。
第二，组织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印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友好邻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两国人民相互来往、互通有无，形成了较为和谐的双边关系。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印之间2000公里左右的边界线虽然从未正式划定过，但按照双方历来的行政管辖范围，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却早已形成。这样边界纠纷问题并不明显。但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印度完全继承了英国殖民统治者统治印度期间制定的所谓“前进政策”和非法炮制出来的“麦克马洪线”的衣钵，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便日益突出了出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印度虽然对中印边界东中西段的中国领土有过非分要求，但从整体上来看，由于中国政府的坦诚友好态度，印方也基本上将自己的行为保持在比较克制的范围之内。但到了1959年以后，印方不仅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明确的领土要求，而且还将其付诸于强硬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到了1962年，由于“尼赫鲁当时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中国国内经济困难，一时难以克服；国际上由于中苏分歧加深，中国处境孤立；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在东南沿海牵制着中国军队的主力，使中国无力顾及西南边防；加上他反华又得到美苏的支持。因此，他一再拒绝中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最后走上军事冒险的道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军队于1962年10月17日在作了充分的军事部署的前提下在中苏边界东西两段对中方同时开始进行猛烈的炮击。10月20日，中国边防军在印军多次进攻并使中国方面遭到严重伤亡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坚决的自卫反击战争。战争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0月20日开始至29日止。在此期间，中国收复了东段的克节郎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中国领土。在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的部分入侵印军。第二阶段从11月16日开始至21日止。在此期间，中国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19]75-79。对这次自卫反击战的决定和进展情况，毛泽东始终给予着高度的关注和及时的指导。在战争基本达到预期的效果之后，他作出了要求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和主动后撤的重大决定，既表明了中国政府捍卫国家领土的决心和策略，又用事实说明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诚意和愿望。
第三，敢于抗击强敌入侵的珍宝岛之战。在中国领土的北部，中苏两国之间自从意识形态分歧严重化以来，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和霸权主义行径，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逐步演化为两国关系的交恶，最后走向了兵戎相见的地步。1966年3月以后，苏联自持自身军力的强大，为了压服中国政府对其意志的屈从，不惜动用上百万的兵力陈列于中苏和中蒙的边境，使新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威胁，也使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随之加剧和激烈。1969年3月2日，在之前双方经过无数次矛盾纠纷和小规模冲突的基础上，终于酿成了爆发于乌苏里江珍宝岛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边防军民经过激烈奋战，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打击了苏联霸权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也保卫了中国北部边疆的安全。对于这场战争的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珍宝岛战斗结束后，毛泽东一方面强调要准备打仗，另一方面又把珍宝岛战斗作为调整中美关系、防止中苏全面冲突的契机。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到：‘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又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后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达成了关于维护边界现状，避免发生新的武装冲突的谅解。事实证明，打赢珍宝岛这场仗，拉近了中美关系，遏止了中苏全面冲突的危险。”[20]1392
第四，毅然作出西沙群岛保卫战的重要决定。在中国领土南部的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领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至1973年8月止的这段时间内，南越当局不仅派兵侵占了西沙永乐群岛的一些岛屿以及西沙南沙的其它6个岛屿，而且还非法宣布将南沙群岛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入其版图。1974年1月11日，中国政府面对南越当局的这种肆意侵略中国领海的恶劣行径提出了严正的警告。但南越当局不仅无视中国政府的这一警告，反而还于1月15－18日派出4艘驱逐舰和护航舰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并对在甘泉岛附近从事生产的2艘中国渔船进行挑衅，无理要求中国渔船离开甘泉岛海域，还炮击飘扬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和强占金银甘泉两岛。为了保卫中国的领海不受侵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奉命组织兵力于1月19－20日对南越侵略军进行了坚决的反击。经过短短2天的激战，共击沉南越护航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百余人，俘49人，收复被南越侵占的永乐群岛中的3个岛屿，捍卫了中国的南海主权。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在他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巩固新中国和发展新中国的过程中展开的这些反侵略战争，不仅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它既是新中国保障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客观需要，也是新中国践行国家安全利益观的重要途径之一。可以说，在领导这些反侵略战争的斗争中，“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以斗争求和平，在他们的任期内将中国的安全边界，在有限的条件下推得较远，他们的伟业无愧于中国”[2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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