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社会资本纳入分析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农村论文,视角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07）02—0036—05
一、社会资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1.信任合作、互惠规范及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内涵。“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① 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主观世界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所具有的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实现行动目标的特性。②
在微观层次上，社会资本可以为个人提供各种物质与情感支持。这来自于亲属、朋友的经济支持、劳动力支持、决策咨询、友谊鼓励、情感支持。在宏观层次上，社会资本能够促进联合成员为共同的利益进行协调与合作，具有人力、物力资本所无法替代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支持功能。同时，社会资本能够使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内在化，规范人们的行为。可以说，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为促进共同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和网络，它对于个人、组织之间的生产和合作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具有积极意义。
乡村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处于国家共同体之内的农村行政村以及其基本组成单位如家庭、家族、邻里等社会组织的内部要素在长期相互交往，互惠合作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关系网络，以及维持这些关系网络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等。这些社会资本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2.社会资本所蕴涵的参与网络有利于新农村管理民主的实现。社会资本对民主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公民参与网络以及社团来实现的。社会资本所蕴涵的参与网络为农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共同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提供了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资本包括了公众参与的网络。社会资本不是静态的或一次性的，而是在公众参与过程中不断的互动、不断的运用中增值的。其次，在公众参与和交往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广泛互惠的准则，从而促进了社会信任。正是在参与和交往中，彼此结成各种自愿的、满足不同需求的团体或网络，通过这些团体或网络实现每个人之间的协调和沟通，从而为解决公共事务集体行动困境创造了可能，在这些环节中，相互的信任逐渐滋长。第三，公共参与的经验、所结成的网络、人员间的相互信任以及集体行动的成功，都可以拓宽参与者的自我意识，将“我”发展为“我们”，并提升参与者对集体利益的“兴趣”。因此，帕特南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在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存量的共同体中，生活是比较顺心的。……公民参与网络孕育了一般性交流的牢固准则，促进了社会信任的产生。这种网络有利于协调和交流，扩大声誉，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③ 同时，著名政治学家汉斯·科曼也认定：“社会资本被看成是公民社会的黏合剂。许多集体行为的问题只通过个人行为无法解决，但是由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的正式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决。相反，社群的自我调节，结合民主国家及其机构的威权，倒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④
3.信任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新农村的农民合作与生产发展。“社会资本着重于那些文化价值和态度，这使得公民有合作、信任、理解和彼此产生共鸣的倾向，互相以公民而不是陌生人、竞争者或潜在的敌人来对待。社会资本组成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提高社会的凝聚力，把人们从缺少社会道德心或共同责任感的利己主义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者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⑤ 当社会成员对其它人行为的正当可靠性即诚信抱有坚定的信念时，他们就会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正如亨廷顿所言，彼此不信任和人心不齐使社会变为一盘散沙，而社会资本为一个群体之成员提供一套共有的、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⑥ 信赖、规范、参与网络等作为社会组织所具有的长期特征，有助于促成自发性的合作与协调，可以用来改善社会行动。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与农村生产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主要是通过农民之间的信任与农村合作组织来实现的。随着农村合作组织的良性发展，农田之间横向交流的增加，在合作组织中能够修正甚至放弃自己的狭隘目标而与他人达成某种妥协，相互宽容和相互理解，例如，新农村建设中的灌溉渠道的成功维护依赖于农民之间的社会凝聚力与社会资本。⑦ 而这一成功经验将有利于农民的合作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原因在于，农业灌溉渠道的潜在用户可能不属于同一个团体，其中部分用户所隶属的另外一个团体旨在解决其他集体行动问题，如修建公路或整理稻谷晒场。那么，不同团体的成员在某一特定集体行动如灌溉中形成了合作与信任，这种交叉式的网络能够使存在于乡村的各种团体或者自发性社会组织相互沟通，以达到跨组织、跨地域、跨领域的合作，这种合作所形成的有效且广泛的社会资本能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公共事务和农村公共服务提供良好的治理路径。
4.互惠规范这种社会资本能够提高新农村的团结互助和乡风文明的水平。没有社会规范与秩序就不会有正常的社会生活，更没有社会的和谐。但社会规范与秩序如果不建立在社会认同和自觉遵行的基础上，是不会得以确立和长久维持的。哈耶克的分析就表明，在传统社会，存在着遵循约定性规则而无须服从命令就能得以维护的秩序，而在当今自由社会的一个事实是，“尽管一些群体会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目的而组织起来，但是所有这些分立的组织和个人所从事的活动之间的协调，则是由那些有助于自生自发秩序的力量所促成的。”⑧ 因此，社会规范与秩序在根本上是难以进行刻意设计和建构的，而是一个个具有特定目的的个人应对即时性环境而采取自主行动的结果。社会资本指的是“一个群体之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包括诚实、信任、责任和互惠、家庭、教育机构、政府的政策导向、村规民约等与这些规范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些道德规范或行为习惯等社会规范是由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为了个人利益的有效实现必然要求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衍生的秩序”，是自下而上形成并演进的，没有一个机关明确地来制定、颁布、实施这些规则。它不同于由国家机构自上而下指令性发布的法律规则，是公民在多次重复自由组合过程中，逐步发展为保障个人利益最优而存在着的最优纳什均衡。这种社会资本不仅促进了民族地区成员的合作互动、提高了社会安全、增进了社会效率，也能够在缺乏正式管理控制的情况下规约人们的行为，达成相互的沟通、理解和协同，并在复杂的博弈中形成惯例、规范和遵规行动，进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秩序，从而达到社会和谐与稳定。因此，互惠规范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自发性的规范准则，能够为社会和谐提供良好的社会规范与秩序，而这种良好的社会规范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团结互助和乡风文明的水平。
总之，乡村社会资本是乡村内部产生的互惠互利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犹如一种高能胶将处于原子状态的单个农民粘合成社区人，将各种分散的力量整合成一种力量，这对于乡村治理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是有利的。
二、我国乡村社会资本：要素、运作方式及其制约因素
1.我国乡村社会资本的类型。活跃于我国农村的社会资本包括：家族型社会资本、宗族型社会资本、亲族型社会资本以及乡土型社会资本。其中家族型社会资本在农村养老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地方纠纷中的负面作用也日渐明显。在农村常见的是家族与家族之间为着住宅地盘，田间用水等的争斗，这是社会资本的“闭合性”因内部“公共性”增强而加大的表现。在宗族力量比较强的乡村，通常由宗族利益单独结成宗族型社会资本以维护共同体的利益和稳定。亲族型社会资本以及乡土型社会资本在农民发家致富以及外出务工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见由“家”而衍生出来的亲族、宗族、地缘乡土“家文化”等传统性社会关系资本，其作用是十分强大的。它们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社会支撑”功能，但也经受着社会现代化的严峻考验。
2.乡村社会资本的要素及其运作方式。作为一种乡村内部的信任与网络体系，乡村社会资本的运作除了依赖正式的法律制度安排外，更多的是法规、契约以外的非制度安排。在村社区中它借助于社会关系网络来运作，运作的方式主要有身份承诺、熟识信用、关系策略和社区意识等。⑨ （1）身份承诺在农村经济和公共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建立在身价、掌握资源的能力和人情的担保基础上。在乡村社会中，宗族族长、乡村精英与乡村干部等占有权力、拥有人情，有可能与村里人的整体利益保持一致，往往具有身份承诺的资格。在集资，制定村庄整体发展策略，做出重大决策，安排就业和就职，决定分配提留等等农村公共事务上，起着重要作用。（2）熟识信用是乡村社会依靠特定社会关系建立的信任结构。乡土社会是一个由世代延续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结成的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信用不是依靠契约或正式的约定建立的，多是通过情感、体验、默契等相处之道亦即行为规则而产生的。“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这种熟识信用在处理村庄的内部事务、与外界关系上都起着重要作用。（3）关系策略是村庄利用关系网络运作，从而形成某些非制度化的“游戏规则”的方式。关系策略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既不同于国家法规，也不同于规范化的市场原则的内部工作方式。（4）社区意识即村民在社区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社区行动的看法和见解，它往往反映出村民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对村民的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并演变成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统一和调整着村里人的行为，甚至于成为村里人采取合作行动的价值基础。
3.乡村社会资本发展的制约因素。现阶段我国乡村社会资本普遍呈现出缺失和脆弱的特点，邻里关系的淡薄，人际之间情感的疏离，农民参与不足，乡村共同体内尚未建立起以契约为基础的信任，农民之间、农民与乡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尚未建立。乡村社会资本的缺失必然会制约农村的发展，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主要表现为：（1）乡村传统政治文化规范制约村民的参与网络形成。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建立在小农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是和中国宗法家族制的社会构造、政治伦理化的儒家学说紧密相联的。这种传统政治文化造就了我国农民的民主主体意识和民主观念的塑造严重缺乏。在现实的政治参与中，就表现为服从性动机是支撑整个农村政治参与机制的重要心理机制，村民之间平等、自由、互惠、民主的参与网络难以形成。（2）社区层面的村民关系疏远与信任降低。我国传统乡村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传统农民往往更注重于对方与自己的亲疏程度，这样，情感因素冲淡了理性判断，血缘亲情代替了规则意识。而随着市场经济在乡村的渗入，利己主义或极端的个人主义严重冲击着传统乡村道德，也会对基本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并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信任降低，致使村民集体合作难以形成。（3）村民流动弱化对村庄的认同感。随着走出村庄的人日益增多，村庄的自然边界和社会边界均被打破，村庄的共同生活遭到破坏，村民的共同体意识日渐淡薄。失去了对村庄的认同感，村民日益“边缘化”，导致了村民与村庄的利益关系日益淡薄，利益关联度的淡薄又进一步降低了村民对村庄的关注和认同，从而使村民不关心村庄的未来，不愿意为建设村庄而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自然缺乏参与的动力。（4）干群关系影响村民对政府的信任。农村基层干部的工方法和工作态度对农民的社区参与和政治参与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由于干部与群众之间缺乏沟通与协商，即使是对村民有益的发展工程，也往往得不到农民的支持，由此而造成的社会资本丧失或缺乏，对农村的发展来说，其影响是深远的。
总之，目前，中国农村大多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资本，相对封闭，延伸的半径小，多为纵向，难以形成相互间的最大认同和接纳，对于“圈外人”会有一种天然排斥，这不利于间接社会信任的建立与扩散，难以整合为整体社会资本。
三、提升社会资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资本也发生了激烈的变迁。传统社会资本功能在逐步弱化，具有现代性的社会资本尚未形成。鉴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转型期对农村社会资本重构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对现有的社会资本形态进行改造，发挥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增强农民的认同感、人际互信、平等交换规范和农民参与网络等。
1.充分挖掘传统社会资本的作用。乡村社会资本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种内在的非正式制度，它“是从人类的经验中演化而来，体现着过去曾有益于人类的各种解决办法，包括习俗、惯例、内化规则和正式化内在规则。内在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人类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⑩ 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传统社会资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广泛开展敬老爱幼、家庭和睦、邻里友善、团结互助、注重诚信、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教育，使之家喻户晓，蔚然成风，形成良好的乡风文明。
2.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增强农民的共同体意识，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先决条件，并且也将带来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的加速发展。这些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村庄共同利益，增强农民的共同体意识。农村公共事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1)（1）有关农村基础设施的，如水、电、路、环境等；（2）有关农业生产的，例如在耕地、水利、技术服务方面的一些共同需要；（3）有关非农发展的，例如水果贩运、建筑装修、农产品加工、外出务农等方面的一些共同需要。这些超越个人之间、家族之间和小群体之间的矛盾的共同需求，不仅能够使农民达成集体行动，满足村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而且可以建立信任，增强村庄内部的团结，强化共同体意识，以更好地将村民凝聚在一起，为农村公共事务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合作发展。
同时，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激发和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也称之为公民性或公民精神，都是指在由公民组成的共同体中，公民对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和对公共规范、公共原则的维护。在帕特南的“公民共同体”概念中，它包含了公民的参与、政治平等、团结、信任和宽容，以及社团活动情况等内容。在这种共同体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的平等和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就构成为共同体的“公共精神”。(12) 公共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养成的，它必须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加以贯彻，逐渐获得训练，积久成习，公共精神就成了自然而然的思维、态度和行为方式，这些过程包括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决策；以实际行动，如捐资、投劳等，投身公共活动，以合作方式解决集体行动中的困境。通过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能够激发农民的公共精神与参与意识，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提高村庄社会信任水平以及建立相互支持网络体系。
3.培育民间组织，发展农民参与网络。农村民间组织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由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的，如农村中的宗族或家族组织、庙会组织等；一类是互助性的公益组织，如合作社、青苗会、农林会、积善堂等；一类是辅助性的自治组织，如治安会、巡逻队、民主理财小组、民兵组织、计划生育协会、老年协会等。工会、协会、商会、农村互助会等这些志愿性民间组织沟通个人、家庭、企业、政府的关系，把整个社会连为一体。民间志愿组织可以突破狭隘的家族意识，培养参与意识，让人们从家庭里走出来，融入社会。这些组织具有社会服务功能、社会沟通功能、社会评价功能、社会裁断功能、社会证明功能、社会调节功能、社会协理功能等。能够很好地解决当前农村社区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老人抚养问题、社区治安、公共产品建设问题等。
同时，民间组织体系是凝结社会资本的网络和社会资本发展的表征。(13) 通过民间组织，农民间的横向交流增强，跨组织、跨种族、跨文化、跨地区的合作受到鼓励，农民在组织中能够修正甚至放弃自己的狭隘目标而与其他派别达成某种妥协，相互宽容和相互理解，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与秩序。目前我国民间组织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具有过渡性、依附性和不规范性特征，必须大力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
4.正视体制外组织与力量的地位作用，发挥其在公共秩序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乡村治理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应关注村民之间的传统交际规则，这些规则包含在亲族网络、村民小组、近邻组织、村落民间组织、自助组织或其他类似的社团（团体）之中。这些体制外的组织与力量在农村政治生活的影响和作用正在日益增大。(14)
从目前我国农村现状来看，乡村基层组织的退化已经相当严重，在许多地方难当重任。与此同时，市场化进程中民间力量的发育和民间资源的成长，为农村公共事务以及乡村治理开辟了新的生长渠道。因此，对于乡村干部不肯做或者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可以动员民间力量去有所作为。这不仅可以满足村民的公共需求，而且也能提高农民的公共参与能力。事实上，很多村庄的“庙委会”做了一些修桥、铺路、建戏台的公共事情，而村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却在萎缩。这正是当下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新特点。因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正视体制外组织和体制外力量的地位作用，尊重这种力量的独立存在，直面这种力量对于体制的监督和压力，发挥它们在公共秩序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从根本上说，这些民间组织与政府是伙伴关系，在权力上对政府有制约，在功能上对政府有补充。更重要的是，这些民间组织有不可替代或者不可或缺的独立功能，并不是为了给政府拾遗补缺而存在，它们是公民社会与基层管理民主的重要存在基础。
事实上，在乡村正式组织与民间力量的积极互动中，可以实现“双赢”，而不是彼此削弱甚至冲突。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Lilyl.Tsa在中国几个地方的村庄进行实地调查后，发现在非正式组织发挥作用好的村庄，正式组织的问责性也明显增强。这一发现在国外研究乡村治理的学者中产生了重要影响。(15) 因而，我们在研究乡村治理时，可以考虑将社会资本纳入分析框架，重视乡村非正式组织与民间力量所蕴涵的乡村社会网络、共同规范、信念等社会资本，为更好地发挥正式制度的绩效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注释：
① Putnam,R.,and 1993,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l Tradition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167.
② ［英］肯尼斯·纽顿：《社会资本与现代欧洲民主》，转自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页。
③ ［美］罗伯特·普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李惠斌、杨雪冬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168页。
④ 李惠斌：《什么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李惠斌、杨雪冬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⑤ ［英］肯尼斯·纽顿：《社会资本与民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2期，第47页。
⑥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页。
⑦ 吴光芸：《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灌溉与乡村治理》，《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
⑧ ［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⑨ 折晓叶、陈婴婴著：《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
⑩ ［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6页。
(11) 赵树凯：《乡村观察手记（三）：村庄不再》，《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6期。
(12) ［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 郭忠华、善治：《中国的思考》，《理论与改革》2003年第2期，第20页。
(14) 俞可平：《中国民间组织与治理的变迁》，《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5) 赵树凯：《乡村观察手记（二）：“乱”村修路记——“庙委会”与“村委会”的故事》，《中国发展观察》2005年第3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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