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哲学的进路重整与时代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哲学论文,时代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世纪以前，现代物理学革命宣告了科学时代的来临，在“统一科学运动”的旗帜下，迎来了逻辑实证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之滥觞，科学被描述为寻求具有普遍性且与价值及文化无涉的知识的活动。20世纪60年代，历史主义的兴起打破了“科学的客观经验的构建独立于主体性”的迷思，将科学理性还原为群体性认知与共识，但也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等具有后现代意味的相对主义立场提供了理据。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科学实在论、建构经验论、贝叶斯主义、最佳说明推论等方面的讨论展开了更为细致的形式化辨析，侧重于认识论的一般科学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以往被视为一般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范畴的“因果性”、“时空”、“自然类”等在具体科学中的意涵，以及“基因”、“心智表征”等具体科学的重要概念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内涵也得到了深入细致的推敲，由此具体科学的哲学方兴未艾。这两个方面共同体现了科学哲学的正统进路，即科学哲学是关于科学理论的理论(竹尾治一郎在《科学哲学》(1979)中称之为“科学哲学2”(PS2))。[1]这一狭义的科学哲学通过繁复的概念辨析与形式论证得以不断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一般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及哲学分析(如心灵哲学)与科学哲学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科学哲学日渐丰富的理论细节对科学研究本身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从哲学作为对人与世界的一般性考察的意义上来看，科学哲学不仅意味着对科学理论的分析，更应致力于探讨科学活动在整个人类活动中的地位；科学哲学的论域应该面向科学实践，向科学的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等维度延伸，进而成为关于科学活动与实践的理论(竹尾治一郎称之为“科学哲学1”(PS1)，科学活动论与科学实践哲学等所取的也是这一进路)。这一广义的科学哲学体现了哲学对时代的观照。近三十年来，世界进入科技时代，现代科学的技术性本质展现无遗，科学活动与科技活动交融互动，广义的科学哲学自然地延伸至论域更广阔的科技哲学。在“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与技术”这一问题意识下，不仅科学哲学将社会和价值语境纳入其内在视域，技术哲学(包括工程哲学)、科学技术论(包括科学、技术与社会)以及有哲学旨趣的科技史等研究亦从不同层面展开了对科技理性与科技实践的深描，科技哲学的学科群由此得以构建与发展。 一 科学基础与元理论的当代嬗变 在英美科学哲学传统中，大部分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家的科学观基于一种正统的科学哲学的基本立场，即通过理性重构为科学合理性作出解释和辩护。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家的主要工作是从科学的统一性出发，力图构建一种以物理学为科学基础的一元论的科学知识观。这种科学知识观从实证主义出发，力图寻求一种科学的统一理论或哲学框架，并以此普遍的和非历史的客观标准框定科学的理论、方法乃至本质。这一传统显见的缺陷不在于它建基于对物理学理论的剖析，而在于它将由此得出的哲学框架理所当然地作为对科学的总体性的说明。1974年，福多(J.A.Fodor)发表了题为《具体科学或作为工作假定的科学的非统一性》的论文，向将具体科学(special science)还原为物理学的“统一的科学”纲领发起了挑战。在他看来，具体科学的存在，与其说取决于我们的认知与世界的关系的本质，不如说源于世界的构成方式——并非所有自然种类都与物理的自然种类相关联。[2]这篇论文是针对奥本海默与普特南的论文《作为工作假定的科学的统一性》(1958)提出的反论，其科学背景则是当代科学基础的变迁。 自那时以来，科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在知识体系上，生命科学、认知科学与信息科学等方面的发展，使科学从“物理帝国”走向“科学共和国”，生命科学范式、认知科学范式、信息科学范式等成为与物理科学范式平行的研究范式。(2)在认识方式上，从夸克到基因组，科学现象愈发依赖实验与仪器的构建，科学实质上已成为巴什拉所称的现象技术，并由此从表征世界的理论知识体系发展为创造可操控实体的技术化科学；在微观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日渐消弭，技术性成为当代科学的本质特征。(3)在知识生产模式上，当代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地产生于“应用的情境”中，汇聚科技(纳米、信息、生命、认知等)与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方兴未艾，科学从传统的学院科学与模式1转向后学院科学与模式2；人的有目的性的参与使科学与社会、事实与价值的分野不再，虽然科学是知识生产的核心社会建制但必须为社会所接受；在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研究中，科学认识的目标从基于学科传统的可靠的知识转向面向问题的对社会稳健的知识。 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反映了当代科学基础的变迁。其一，科学的基础理论不再必然是物理学，这不仅意味着其他具体科学与物理学的平权，更表明科学的体系并非必然建立在一个统一的本质主义的架构之上——无论这种架构取决于所谓认知与世界的关系的本质，还是源于所谓世界自身的构成方式。其二，技术性成为当代科学的本质，表明科学知识及其所呈现的现象与实体具有人工物的属性，科学理性的基础不在于其先验合理性而在于工具有效性，而且这种有效性是有条件的和有限的。其三，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地产生于应用的情境，这表明科学与当代社会实际上已经达成了共谋的关系，社会价值因素成为内置于科学的条件。科学基础的这三个变化的实质是科学不再简单地建立在单一的终极性的真理之上，而成为一项具有不确定性并与情境相关的开放的事业。 科学基础的变迁导致了科学的元理论的更替。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基于科学统一性和一元论的科学知识观开始走向衰落，科学不再被视为一种具有统一的内在特征的活动，还原论的科学体系与世界图景不再被理所当然地接受。面对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知识建构论等的挑战，一般的科学哲学展开了一系列自我调整：以各种形式的实在论或反实在论的构建与讨论为主线，并直面证据对于理论的不完全确定性、元归纳的悲观论点等理论难点，使科学的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研究获得新发展，也使得科学理性至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辩护。20世纪90年代后期，直接受到库恩影响的斯坦福学派的新实验主义与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家哈金(Ian Hacking)、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杜普雷(Dupré)与加里森(Peter Galison)等人共同发起了“科学的非统一性”运动。富勒(Steve Fuller)将此运动的元理论共识概括为：(1)反决定论并质疑自然律的实在性；(2)倡导本体论的多元主义并以此作为方法论相对主义和学科间包容性的依据；(3)有意复兴局域的目的论与本质主义，但同时放弃这些立场的普遍性版本；(4)典范性的科学(paradigmatic science)由物理学转向生物学，编史学取向由牛顿-爱因斯坦转轨为亚里士多德-达尔文；(5)在经验层面，关注的焦点从科学的语言转向科学的非语言实践；(6)放弃对科学参与者的规范性的视角。这些共识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划定了当代科学哲学的元理论立场。[3]值得指出的是，斯坦福学派(还包括苏帕斯(Pat Suppes)与主张模型论的莫里森(Margaret Morrison))之所以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独树一帜，乃因为其研究尤其强调透过真实的科学发现与创造过程而获得对科学的理解。 在“科学的非统一性”的元理论架构下，科学不再被视为基于统一而自洽的知识体系或强还原论的理论体系。这种非基础主义的立场超越了表征主义的标准的科学观，它不再要求将多样性的科学实践纳入一个超验的统一架构，因而甚至与拉图尔(Bruno Latour)、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皮克林(A.Pickering)等的后现代与后人类主义意味的科学技术论思想结盟。这一结盟并非偶然，因为库恩之后的科学哲学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主张历史认识论：科学认识是一种历史性的科学探究实践，科学哲学研究必须深入到科学的历史性实践细节之中。由此，单一的科学就成了非还原性的多种科学，“科学作为一个过程”的观点取代了“科学作为一个体系”的观点。[4]而这个过程必然受到科学对自然的认识能力以及人的认知能力的制约，同时它又具有实践的开放性与稳定性。正因为如此，在放弃了基础主义之后，科学哲学的主流并没有走向“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而是选择了自然主义与多元主义等有条件的理性主义科学观作为其元理论立场。 逻辑实证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的式微表明，通过理论重建无法为所有的科学构造一个规范性的统一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这使得自然主义成为当代科学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进路。所谓自然主义或自然化是一种方法论态度，它拒绝对任何事物作出超自然的或先验的宣称，主张科学与哲学是在自然与科学范围之内开展的没有明确界限的连续性的研究。在当代形而上学研究中，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成为一个新的进路，并使科学的形而上学研究得以复兴——像科学研究那样探讨具体科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在认识论层面，自然主义强调，对科学的观察或推理等知识形成过程的理解应建基于人的认知能力——也就是认知科学已揭示出的人的认知系统的功能，这就使得科学认识论讨论的目标从“科学是否认识了实在”变为“人的科学认知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实在”。吉尔(Ronald N.Giere)最近提出的透视主义所采取的即是此进路。他认为，从自然主义出发，可以对“科学大战”作出恰当的理论回应：“科学大战”中作为论辩焦点的强客观实在论，以及自然律、科学真理和科学理性等所描述的启蒙主义的科学的世界图景不足以把握真实的科学实践，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与认知相对主义对科学理性的反对实际上是对强客观实在论的批判；为了超越强客观实在论并避免相对主义，应该用模型和透视主义的实在论替代理论与强客观实在论——科学实践表明，科学只能用模型描述世界的某一方面，而无法以理论概观世界之全部。[5] 在非基础主义、历史认识论和自然主义的背景下，多元主义取代一元论而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基本立场。受到具体科学哲学中的反还原论及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拒斥等思想的影响，近年来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多元主义。卡特赖特的“斑杂的世界”主张形而上学的多元主义，她认为虽然科学可以认识局域性的实在并在此基础上拼缝起来，但无法将它们还原为一套统一的基本定律。杜普雷则更为激进地强调，科学的多元主义源于世界本身是一种多元主义的存在，他提出了“混杂实在论”，并试图以此为非统一的科学奠定形而上学基础。[6]米歇尔(Sandra D.Mitchell)提出的理论整合的多元主义主张科学可由各个分析层次上提出的各种模型与说明整合而成，而不再试图建立单一的基于还原论的知识体系，以此使简单系统与复杂系统都得到适切的诠释。[7]凯勒特(S.H.Kellert)、海伦·朗基诺(H.Longino)等提出的科学的多元主义主张一些自然现象或世界的某些部分可能无法运用一个理论给予完全的说明，无法使用单一方法进行完全的探究；关于同一现象的相互竞争的理论反映了自然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于自然选择的层次、量子物理的决定论或非决定论图景等争议要少下形而上学的结论。[8]实际上，吉尔的透视主义也具有多元主义的意味。从元理论的意义上来看，自然主义与多元主义的立场使得科学哲学不再将科学视为某种哲学上的必然性的产物，而是为开放性的科学实践所选择、接受和修正的结果。 二 基于实践旨趣的科技哲学的合法性 自然主义与多元主义等非基础主义的元理论立场使得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直接指向实际发生的科学活动而不是科学这种活动类型的必然的规定性，其中所渗透的是所谓实作或实践的旨趣。纵观西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及科学技术论近三十年的发展，三者恰恰是借助这种实作或实践的旨趣而走上了融合之路，透过对异质性的科技实践网络的整体观照而成为关于科技的哲学。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科技”这一中国式的称谓开始流行，作为对科技的哲学研究的科技哲学由此勃兴，这其中莫不渗透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思维与实践旨趣。自此，由自然辩证法衍生出的中国科技哲学加入了“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哲学的长征”。一路走来，这个研究领域仍在不断扩张之中的学科，似乎如同其前身一样更像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跨学科研究，很难就其诸多研究进路的拓展达成共识。由此产生的一个严肃的问题是：在一时无法构建科学技术学之类的交叉学科门类的情况下，科技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有内在发展逻辑？或者说，如果科技哲学这个称谓不是语言的误用，其作为哲学学科的合法性何在？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答案似乎不言而喻：科技是一种人类实践活动，科技哲学即是对科技实践的哲学分析、反思及构建。但要找到科技哲学的内在逻辑，还要认真分析一下关于科技的哲学研究中的实践旨趣的真正内涵何在。在常识看来，真理往往是简单的。根据基于启蒙理性主义的常识的科技观：科学知识是科学理论对世界的真理性表征，现代技术是对科学知识的应用。直到今天，这依然是大多数公众所认同的科技观。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锋中，科学哲学与建构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在“为科学理性辩护”与“解构科学理性”之间相互对立，技术哲学则在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之间徘徊。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或技术都被当作具有内在规定性的对象而施以一般性的研究，即便是基于案例的研究亦难免出现概观式的滥用。例如，当天文学与流行病学都被概观为科学时，根据弱情境化的天文学指出科学价值无涉或根据强情境化的流行病学强调科学的价值负载。因此，科技哲学的基点实际上不再是界定“科学是什么”、“技术是什么”或“科技是什么”，其合法性在于揭示科技是怎样实作或实践的。 20世纪70年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试图将科学知识视为主体基于利益考量的社会协商与建构的产物。虽然其后现代主义与相对主义立场并不可取，但却对“科学即理论乃至绝对的客观真理”等观念发起了挑战，开启了科学作为一种实践和文化的新理路。20世纪80年代后，似乎是与世界进入科技时代相呼应，哈金的新实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强调科学不仅通过表征而且凭借干预把握世界，一些抽象的理论实体需要通过仪器与技术手段实现其自身。由此，科学不再被简单地视为理论生产的机器，而成为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实作或实践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科学知识社会学拓展至技术社会学，社会建构方法、行动者网络方法及技术系统方法等被用于分析技术的微观实践过程，在此基础上，两者整合为以剖析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与文化为目标的科学技术论(科学技术研究)。 新实验主义与科学技术论凸显了具有实践意味的技术化科学观，这不仅打破了科学与一般人类活动的分野，还将西方理性传统中“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的观念逆转为“技术是科学的基础”，技术哲学的合法性因此最终得以确立。尽管技术堪称人的本质，但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认为技艺与人工物缺乏内在的目的与本质，虽有培根极力主张自然在技能的干预下更容易暴露自己的秘密，黑格尔、马克思也从社会历史哲学层面论及技术作为人的实践的力量，但技术在哲学诞生后的两千多年中几乎处于被遗忘的境地，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技术哲学学会(SPT)成立，情况才得以扭转。在《通过技术思考》(1992)一书中，SPT的首任主席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以回溯式的叙事策略将技术哲学划分为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两个流派：1877年，德国新黑格尔派哲学家卡普(Ernst Kapp)在其书名中首次提及“技术哲学”，基于工程师视角的工程的技术哲学由此诞生；芒福德(Lewis Mumford)、敖德嘉(José Ortega y Gasset)、海德格尔、埃吕尔(Jacques Ellul)、尤纳斯(Hans Jonas)、舍勒等则被冠以人文的技术哲学先驱，海德格尔的学生阿伦特、马尔库塞及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政治批判，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亦可归于此类。 实际上，技术哲学的出场源于技术时代的君临。正是在人类跨过技术时代的门槛时，杜威从实用主义出发强调了行动之于知识的同等重要性，海德格尔则透过对科技遮蔽真理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反思揭示了“现代科学的本质乃技术性”这一事实——在现代科学所开创的科技时代，技术的本体论地位优先于科学。技术的本体论地位的获得，使得技术哲学从一般性的人文批判中蘖生出来，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温纳、伯格曼(Albert Borgmann)、伊德(Don Ihde)等以技术和人工物为对象所展开的研究使一般的技术哲学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同时，技术哲学开启了学科拓展策略：一方面通过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领域交叉扩大其外延，另一方面透过与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的对话而与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论相互结合。在科学实在论与工具论的争论中，伊德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视角提出了工具实在论：技术根植于现代科学，没有仪器与实验室就没有科学，应该以工具实在论作为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交界面。这一思想得到了广泛呼应，如伦克(Hans Lenk)强调，科学认识实际上是基于技术导向的方法与行动导向的社会环境的“抓取”过程。[9]新世纪之初，伊德、拉图尔、哈拉维和皮克林等人共同开启了以技术化科学为主题的研究。这项工作的意义可谓重大：一方面，科学与技术通过海德格尔意味的“在手”与“上手”之相互转换，成为人通过中介(人工物、媒介、语言、文化等)与环境互动的产物，科学不再是柏拉图的造物主摹本或基督教上帝之眼的洞见，技术也不再是浪漫主义意象中的弗兰肯斯坦因或埃吕尔的技术社会中自主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使科学技术论、新实验哲学、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现象学及后现象学技术哲学等思想资源相互整合，成为当代科技哲学研究的一个典范。[10]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出现了两大趋势：一方面是具体化与“复数化”，即对具体的科学或技术的哲学研究日益加强，如爱思维尔近年出版的一套《科学哲学手册》已出版16卷，每卷为一个门类，其中一卷为“技术与工程哲学”(这套手册似乎应命名为“科技哲学手册”)；另一方面是实践与经验转向，即科学哲学不再仅仅聚焦于科学的理论旨趣，而更多地面对科学的实践向度，技术哲学也不再仅将技术视为一种抽象的对象作一般性的考察，转而关注具体的技术经验层面并剖析其与科学及社会的互动整合过程。它们不再泛论科学或技术之一般，而聚焦或立足于具体的科技实践：有的侧重于科技活动本身，是为狭义的科学实践，相关研究如自然主义的认识论与科学的形而上学等；有的则放眼于科技与社会、历史与文化脉络，是为广义的科学实践，相关研究如新兴科技的社会影响等。 概言之，虽然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等因其路径依赖而未能整合为统一理论架构下的科技哲学，却在实践的旨趣下出现了互动融合之势。推动这种实践旨趣的并不是学理推演的结果，而是对科技时代的必然回应。因此，之所以能够将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纳入科技哲学这一学科之下，其合法性在于对科技时代的观照，在于对科技实践之反思与审度。在中国语境中，提出科技哲学这一称谓本身即体现了中国学问对经世致用和大化流行的偏好。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科技哲学的研究目标从一开始就定位于对科技实践或科技活动的哲学反思，在与西方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对话中，它更擅长于吸收那些凸显实践旨趣的论题，并由此发展出了科学活动论、科学实践哲学、技术论传统的技术哲学、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纲领。然而，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虽然“科技时代实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亟待哲学反思”这一事实表明中国学界对科技哲学这一学科的设定具有合法性，但目前在研究范式上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恰恰是对科技实践的隔膜。这一方面表现为研究者科技背景不足(具有科技背景的比例下降)，另一方面是现有研究条件下难以展开真正的案例研究。这两方面的缺陷是造成中国科技哲学界多述评与跟随式研究、而少开拓性与独创性研究的根本原因。坦言之，再好的概念分析，若不涉及具有相当深度的科技内涵，很难对科技哲学有理论上的贡献；越想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越是追求有价值的应用研究，越需要对科技活动展开切近的剖析。 三 哲学的高度、自然的厚度和历史的深度 “真理没那么简单”，才需要哲学探究。近十余年来，尽管科技哲学领域没有出现诸如波普尔、库恩、埃吕尔那样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甚至被称为“哲学的西伯利亚”，但在专业化方面却有长足之发展(这或许是其影响力反而减小的原因)。简言之，经历了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理论冲击之后，在对“科学大战”的反思的基础上，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实践的深描”这一基本研究策略，以超越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由此带来了当代科技哲学研究的进路重整。概观之，大端有三：哲学的高度、自然的厚度和历史的深度。 先说哲学的高度。不论是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还是科学技术论，在哲学日渐专业化的环境下，始终存在着特殊论与一般论的差异，所以科技哲学需要寻求两个哲学的高度：一个是自身领域内的，另一个是一般哲学层面的。在科学哲学方面，科学哲学家帕皮诺(David Papineau)在其主编的《牛津科学哲学读本》(1996)的导言中曾指出，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可大致划分为认识论与形而上学两部分。前者讨论科学知识的辩护问题，追问科学理论是否为真；后者探究科学所描述的世界特征中的哲学难题，思考科学理论会告知我们哪些关于世界的洞见。[11]这一界定无疑是经典的。近年来，虽然一般科学哲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科学实在论、因果性、科学模型与表征、还原与多重实现、科学说明、科学证据、最佳说明推论、贝叶斯确证理论等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当代科学哲学家发现，随着科学认识论与关于科学的形而上学研究的日益精细化，必须重新思考并调整科学哲学与一般哲学、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 理想的状态无疑应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态势：科学哲学与一般哲学可以对话；在涉及科学时，哲学应该基于好的科学成果，并对科学有所助益。实际上，现代学科规训使科学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关系变得日益多元，科学哲学未因其研究内容的特殊性而成为一般哲学的核心内容，一般哲学对科学哲学也不具有必然的权威性。在一般的形而上学方面，克里普克等对可能世界的分析使得形而上学被重新定义为对世界的模态或最基本的必然性与可能性的讨论，而不再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终极实在的描述，一般的形而上学研究因此复兴。尽管一般的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对话对双方都有助益，但一般的形而上学重论辩，为使论述便于接受而不得不牺牲所涉及的知识的难度，往往选择简单的例子作复杂的辩诘。即便是那些自诩为自然主义的一般的形而上学家，亦大多不愿涉及更多科学细节——甚至在讨论科学定律时，每每借助于少量简单的与玩具式的例子，而鲜有提及守恒律与对称性等基本的物理学原理。而科学与信仰之类的研究倒是在有关创世论的辩护中大量援引科学的结论，但却难免有滥用科学之嫌。在一般认识论研究方面，英美哲学主要聚焦于对一般信念的辩护，虽在与怀疑主义的论辩中尽显其繁复，却与科学哲学对科学认识活动的关注大异其趣。值得思考的是，有的哲学家并不重视其结论与科学的冲突，如刘易斯(David Lewis)在其休谟式随附性论点受到质疑时甚至表示不以为然。[12]那么，科学哲学应如何面对一般哲学乃至自身的局限性？当然，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英美哲学，欧陆哲学则有很大不同。像法国哲学家，从梅洛-庞蒂、德里达、德勒兹到巴迪欧，往往将很多具体的科学内容作为其哲学概念的素材。典型的二手研究如德兰达(Maneul Delanda)的《强化科学与虚拟哲学》(Intensive Science and Virtual Philosophy，2002)，从拓扑流形、向量场、变换群、空间、时间和物理定律等方面讨论了德勒兹的虚拟哲学。由此不难看到欧陆式基于科学的哲学叙事所具有的创造性与启发性，但也易见其难免流于附会并衍生歧义。 与一般哲学家不同，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致力于强化一般哲学与科学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关联。在形而上学领域，如有关因果性的讨论中，伍德沃德(J.Woodward)从科学的角度对反事实的操控性因果关系进行了探讨，卡特赖特从物理学、贝叶斯网络、经济学等角度探讨了因果性。这些基于科学的哲学研究不仅使因果性呈现出多元的哲学图景，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对因果性与科学的关系的认识得到了深化。在科学认识论与一般哲学认识论的关系这一问题上，自惠威尔(William Whewell)和密尔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强调科学实践特色的特殊主义和主张将对科学信念的辩护纳入一般知识论的一般主义的分野。最近伯德(Alexander Bird)将贝叶斯主义和最佳说明推论分别与认识论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联系起来，试图以此打通科学认识论与一般认识论。这些努力直接影响到了心灵哲学与神经科学哲学、形而上学与物理学哲学之间的关系，如有关心理状态的多重实现的讨论多基于思想实验和一般性的构思，但目前神经科学哲学等对相关问题的介入正在成为一个新的趋势。 在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论中，提升哲学高度的主要策略有三。一是运用一般的哲学资源，包括海德格尔、胡塞尔、梅洛-庞蒂、怀特海、杜威、德勒兹、鲍德里亚、维利里奥等及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如伊德、维比克(P-P.Verbeek)在现象学和实用主义基础上进行的技术的后现象学研究；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受到了过程哲学的启发；德雷福斯对基于现象学的具身性人工智能的可能性的讨论；还有人将德勒兹的思想用于网络研究；女性主义的技术哲学与科技论也属于这一类。二是深入到技术史、技术文化乃至技术与文明等研究资源中进行思想提炼。如对芒福德的技术文明、麦克卢汉的媒介史的哲学内涵进行研究，对马克思的环境和机器思想的研究也属于此类。三是构建新的哲学理论。如为了消除建构论的科技社会学中的相对主义，拉图尔不无标新立异地指出“我们从未现代过”，并提出纠缠模型[13]和实像主义(factishism)；巴纳德(Karen Bard)提出了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并以此对量子力学进行了诠释。此外，在工程的技术哲学进路下，荷兰技术哲学家克罗斯(P.Kroes)与梅耶斯(A.Mijers)对技术的结构-功能关系的研究开启了分析的技术与工程哲学研究。 纵而论之，在走向哲学的高度的过程中，科技哲学的元哲学对象实现了从实体到关系、结构、网络、情境、过程和生成等一系列关键词的转换，而这些都是从具体的科技实践中析出的。如微观物理学使得关系实在论、关系整体论和结构实在论比基于物质实体的物质实在论更容易解释微观世界的整体性与相对不变性。这些元哲学对象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创造，更是来自实践的需要。例如，为了应对“学科际对话”这一当代科学面临的挑战，维也纳学派后学瓦尔纳(Fritz Wallner)提出建构实在论，试图通过微世界的建构与外推为学科际的对话与整合提供必要的策略。结构实在论与建构实在论是科技哲学的最佳实践案例，前者为理性主义提供了有力的辩护工具，后者则成为实用主义的新武器。 再来说自然的厚度。所谓自然的厚度强调科学技术在本质上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构建起的人化物，它是一个立足于自然主义并综合了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认识论-存在论”隐喻，旨在凸显主体的认知和存在有其自然限度：主体无法仅通过超验的客观表征认识自然，而只能经由身体和中介(人工物、媒介、语言、文化等)有限度地理解自然、干预环境并存在于世界之中——人的认识与存在所能触及的自然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一定的视角、维度和程度——自然的厚度。从这一立场出发，认识主体不再是抽象的主体，而是具有身体、知觉、工具和文化的环境中的存在；同时，不论是科学还是技术，都不是总体性的活动而是多种实践的复合体，每一种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实在得以呈现并析出自己的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直面自然的厚度，这对科技哲学的进路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其一，认知科学技术及其哲学研究成为科技哲学研究的基础性课题——恰如17、18世纪的自然哲学。近二十年来，为了超越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与认知主义，在认知科学哲学(包括与之相关的心灵哲学、知觉哲学、行动哲学)中，经验与信念、知觉与行动、心灵与生活等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通过对“计算-表征”的认知观的反思，“具身的”(embodied)、“嵌入的”(embedded)、“延展的”(extend)、“行动的”(enactive)与“情境的”(situated)认知观成为认知科学哲学的新向度。这些研究是对表征主义的补充。认知科学技术及其哲学对科技哲学和哲学的影响有日益增强的趋势。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吉尔、萨加德(Paul Thagard)等人便开启了计算的科学哲学进路，该进路将认知科学技术及其哲学成果用于对科学认知的理解，运用模型、认知建模、溯因推理与工程性的人工智能等剖析科学说明和科学发现的过程，透过分布式计算、复杂系统模型探讨实在论与合理性等一般的科学哲学观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认知科学技术的成果开始运用于自由意志、伦理责任研究，而知觉与认知中的透视性、具身性和嵌入性等维度已成为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反思人与世界以科技为中介的关系的重要进路，除了吉尔的透视主义、伊德的后现象学，还有希伦(P.A.Heelan)的基于实验室生活世界的知觉实体的解释学的科学哲学等。 其二，局域实践研究、对话式研究与参与式研究的发展。(1)不论是一般的科技哲学还是具体门类的科技哲学研究，都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局域性(Local)的科技实践之上。以新近复兴的化学哲学为例，不仅具体讨论了“化学中是否存在下向因果关系”、“化学中的对称性”等特定的化学哲学问题，还针对自然类和形而上学提出了“是否存在化学类及元化学(metachemisty)”等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近年来，弗洛里迪在计算机哲学与信息伦理研究的基础上开创了信息哲学，后被进一步整合为计算与信息哲学，成为信息科技与哲学结合的典范。当代生物学哲学的主要立场是自然主义的：一方面，进化生物学与微生物学的最新发现与分子生物学和实验生物学中的理论与概念(如物种、个体、基因、基因信息等，甚至包括由模拟生命衍生出的人工生命和计算主义等)涉及的哲学问题得到了详尽的辨析，同时，医学哲学与伦理也成为其关注的重要领域；另一方面，从生物学的角度对自然种类、概念变迁、发现与确证、说明与还原等形而上学与认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在数学哲学中，除了基于柏拉图主义、唯名论与结构主义而展开的对数学概念与实在论(如结构实在论)的讨论之外，其立场日渐转向自然主义和对实践的关注，数学在科学中的角色成为数学哲学的热点。类似地，如技术现象学被具体地运用于对神经科学中的图像的讨论。(2)对话式研究多发生于量子场论、量子引力等科学前沿，科学家与哲学家为廓清概念和寻求理论的融贯性而展开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对话，相关的研究者显然不满足于工具主义及“非统一的物理观”，希望为这些最为艰深的科学探究寻找到自洽的哲学基础。曹天予对量子场论的研究及卡伦德(Craig.Callende)等对量子引力的研究是这类研究的典范。这些研究至少表明，科学概念的清晰性与理论的统一性实际上是理论建构的结果。但科学哲学家必须考虑的是：这些理论本身是否得到经验支持？概念廓清与理论融贯会不会有损其潜在的丰富性？(3)参与式研究建立在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基础上，如在寻找希格斯粒子的过程中，科学哲学家参与了大型强子对撞机的认识论的讨论；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与英国基因组学网络中，科技伦理与科学社会学家加入其中并参与了相关“伦理法律与社会影响(ELSI)”的研究；在国内的工程哲学的发展中，工程院院士的参与使得哲学与工程的对话更具内容和影响力。 其三，“第二哲学”、“科学的形而上学”与实验哲学的兴起。这一进路体现了科学哲学对自然主义的贯彻。玛黛(P.Maddy)等主张将科学哲学视为某种“第二哲学”——基于科学工作的后续研究，反对仅从哲学的角度而非科学的目的对科学所接受的方法、证据或本体论等加以哲学上的限定。她认为，数学哲学应以数学自身的术语对其加以理解和评价。[14]科学的形而上学主张，形而上学与概念分析应诉诸科学而不是直觉，其合法性在于它们必须与科学的结果与实践相结合。[15]当然，自然主义意味的形而上学因基于具体的科学内容，故多为有限度的形而上学(“斑杂的世界”之类多元主义的形而上学论点虽然是世界观式的，但其内容本身就具有非独断性和自反性——多元主义并不否定一元论的可能)。实验哲学则试图以对人的心理进程的经验研究和调查作为哲学研究的证据，以此取代传统哲学论证所依据的直觉和概念分析。其实，计算机建模也已经成为科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生物学哲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和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可以算作广义的实验哲学。 通过这些进路的拓展，科技哲学试图穿越人可以把握的自然而成为一般哲学与世界之间的中介。在当代哲学语境中，由于分析哲学大多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而自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跟随并基于科学的结论，因此，一般认为科学哲学扮演着科学与一般哲学的中介的角色。与此类似，所有关于技术人工物的思考也应该是一般哲学(特别是现象学等欧陆哲学)无法跨越的中介，从各种思想资源中寻找技术哲学思想具有其合理性。但问题在于：不论是认知科学还是物理学，在各种难题面前，科技哲学究竟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目的是帮助科学还是推进哲学？如果是推进哲学，是聚焦于一般哲学、一般科学哲学还是具体科学哲学问题？要在聚焦深度问题、局域问题和普遍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显然不易。同样，不论是伊德对生活世界中作为物质文化的技术的多重稳定性的讨论，还是维比克最近倡导的道德化技术(moralizing technology)，最大的理论困难是其思想能否对一般哲学或社会思潮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来看历史的深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的结合已经成为当下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进路。科技史与科学哲学结合的传统在法国尤盛，从马赫、迪昂(Pierre Duhem)、梅耶松(Emile Meyerson)学派的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再到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特别是柯瓦雷对科学革命中的本体论转换的描述，成为库恩历史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在正统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中，科学被视为非历史性的基于辩护的理论系统。直到20世纪90年代，科学哲学开始重视曾为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所轻视的发现的语境，科学哲学与科技史再次走向结合，并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弗里德曼(M.Freedman)沿着赖欣巴哈早年的思路，在康德研究与科技史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康德的认识论中的先验框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并可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动态发展。通过对温度测量和水分子的科学史研究，张(Hasok Chang)指出，科学对客观知识的获得是一个建立在认知反复(epistemic iteration)基础之上逐渐融贯并不断进步的过程，并主张以认知多元主义和系统实践解释科学史的复杂事件。在2007年出版的《客观性》一书中，加里森和达斯顿(L.Daston)从眼见的认识论、客观性呈现和科学的自我等实践脉络切入，对客观性的展现历程进行了详尽分析。 在科学技术论中，典型的历史案例研究有夏平对空气泵的研究和拉图尔对巴斯德的研究。社会建构论的微观案例分析尽管有其偏颇之处，却揭示了科学与技术的生成过程中各种能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如拉图尔关于“巴斯德之前没有微生物”的论点既出于历史认识论，也诉诸能动者的实践网络，故其所谓“越建构越实在”之实在所指的是与客体纠缠而整体生成之网络。在技术哲学中，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三卷本的《技术与时间》堪称杰作，该书以源于遗忘的爱比米休斯的过失为起点，最后论及信息复制时代和技术化科学带来的震撼，对技术展开了纵贯性的人类学-哲学考察。这些研究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科技史研究的内、外之分，而成为知识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深描，进而通过历史将过往与未来连结起来。在现当代哲学中，胡塞尔对几何学与物理学起源的考察、海德格尔对存在及科技的追问，已为溯源性的科技存在论探究确立了典范。 走进历史的深度，我们追溯到了什么？一方面，切开历史横断面，展示基于异质性实践冲撞的丰富的偶然性及其多元稳定机制；另一方面，追问开端和起源，揭示其思维秩序与本体论安排背后的意识结构的意向性的历史。由此，科技哲学研究不仅具有历史的景深，还使科技成为可思者：追问科技之所思与未思、所做与未做，开显其未来之路。 四 从多元审度到面向未来的新综合 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之后，历史与社会因素的引入带来了相对主义的挑战(自然化的科学哲学只在其内部部分地化解了问题)，但因科技哲人对其中所渗透的实践旨趣的直面，最终不但消除了这一危机和挑战，还使得当代科技的真实形象得以呈现：科技是一个与主体能动性相关的实践过程，是“为我之科技”；同时，科技是当代知识生产与实践的关键性的社会建制，且其处于整体性的社会应用情境之中。从面向自然的科学到实践情境中的科技，从科学哲学到涵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论的科技哲学，其中明显地体现了强调关系与网络的整体论思想。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自然主义与实用主义和存在论的现象学的结合，可以视为对蒯因的自然化的认识论和知识整体论的拓展，它使我们对科学的实在性与客观性有了更为深刻与真实的认识。一方面，将科学的认知活动拓展为知识与行动的整合，以科技的能动实在性为科学理论的实在性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对现代科学的本质乃技术性的揭示，使得科技——对世界的理解与操控——成为基于人的存在的实践性整体，因此，科学理论的实在性不再需要诉诸非历史的和无条件的形而上学前提，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等被怀疑主义所困扰的一般认识论的视角也随之被超越。另一方面，将科技活动的主体由个人拓展至群体、从科学共同体延伸至社会，这不仅揭示了科技与价值的相关性，而且还使我们认识到：这种相关性非但不会消解客观性并导致相对主义，反而恰恰是主体间更好地形成共识客观性的条件。 从表征客观性到共识客观性是把握当代科技理性之实质的关键论点。科学知识社会学之所以带来了相对主义的挑战，源于所谓“偶发性论点”(contingency thesis)：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包括利益和权力在内的偶发性社会因素在成功的科学理论的构建与选择中扮演着至关重要和不可消除的角色；由此，科学对于某个实在的解释可以不止一个，科学认知依赖于其认识路径。为了避免相对主义，社会认识论对此作出了回应。海伦·朗基诺等人提出的社会认识论认为，由于证据对理论具有固有的不完全决定性，加之无法完全区分认知价值与非认知价值，独立于主体的无偏见的客观性难以获得，因此应该主张一种基于主体间共识的客观性——让科学活动中的各种视角及其价值得到充分表达，以此克服可能的偏见。这一思想是在女性主义的认识论与科学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初衷在于寻求所谓认知的公正性(epistemic justice)，它不仅涉及认知主体在认知过程中的价值倾向，甚至可上升到本体论政治的高度。尽管女性主义者在医学案例中可以强调主要基于标准男性样本的研究实际上会导致医学知识上的偏见，但在理论物理学中这种诘难则难以成立。对此，道格拉斯(Heather Douglas)强调，证据优先于价值，不论是认知价值还是非认知价值，所扮演的是受限制的间接角色。[16]但基切尔(P.Kitcher)则强调，科学不只是一种由自然的议程决定的纯粹的认知活动，科学所追求的并非价值无涉的客观真理，而总是有意义的真理，因此，应该关注科学的目标和结果的价值意味，构建一种良序的科学，使科学对真理的追求建立在一种超越民粹主义的有效的民主机制之上。而劳斯所主张的科学实践哲学之本意恰恰在于“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 由此，科技哲学得以超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理性主义与相对主义、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而转向社会实践情境中对科技的考察与审度。这一转向无疑是时代的需要：科学技术不再被视为由纯科学到科学应用的线性过程，而被置于复杂的社会情境之中加以考察。恰如福特沃兹(S.O.Funtowicz)和拉维茨(J.R.Ravetz)所指出的：科学正在由与情境无关的确定性的知识嬗变为事实不确定、价值有争议、风险巨大并具有决策紧迫性的后常规科学，如气候变化的科学等。面对科技的情境化与后常规科学的挑战，当下科技哲学的核心任务显然不是简单地为科学理性辩护或对科学理性的批判，而是思考如何在社会共识与选择的多样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使科技成为一种符合人的目的并有益于人的力量。 正是在此意义上，针对“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这一问题，刘大椿指出，在对科学理性的哲学分析与追问中，单纯的辩护和单纯的批判都有其局限性，应转向一种审度的新取向，用多元、理性、宽容的观点来看待科学，走向第三种科学哲学。[17]对此，吴国盛认为，应该沿着科学批判的进路发展存在论的科学哲学，同时主张通过科学史-科学哲学研究与现象学方法追问科学的起源与开端。[18]成素梅则认为，科学哲学经历了从改造哲学到理解科学的嬗变之后，基本发展脉络是理解科学与批判科学并存，其未来走向是从认识论到知识学。[19]而所谓的知识学实际上是希望从个人及社会实践的层面探讨一般性的知识形成与生产机制，透过复杂社会语境中的知识与行动的整体视角重塑对科技的哲学研究范式。何谓对科技的审度？它实质上是一种多元的审视与权衡——哲学的反思与思想的建构应该是多元的。其一，科技哲学的领域应该是多元的。就科学而言，其推理方式与认知方式本来就是多元的。哈金根据克龙比(A.C.Crombie)的研究指出，在欧洲科学传统中存在六种推理方式：数学证明、关于自然的理论模型、科学实验、分类学、概率思考、过程与历史性研究。皮克斯通(J.V.Pickstone)指出，科学有四种认知方式：世界解读、博物学、分析以及实验与技术化科学。因此，科技哲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多元的，有的与情境强相关，如基因技术，有的则与情境弱相关，如数学、理论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与知识论研究也应与具体的科学的性质相关联，从物理学哲学研究到基因技术的伦理研究都有其发展空间，而博物学等以往被遗忘的领域也应有所发展。其二，对科技的反思应该审时度势。为什么建构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会招致科学家的强烈反弹？重要的原因是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影响到了科学研究的社会支持度。为什么反科学在中国不可行，但又必须反思科学、提倡科技与人文的对话？这也是由当下中国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其三，审度应该根据时代的需要有所侧重。就当下而言，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无疑是环境问题和新兴科技的社会影响与价值伦理问题，因此，有关生态环境的科技哲学反思(如生态学研究方法论等)尤为重要，科技哲学如何通过参与式的研究介入新兴技术的决策与治理环节也应是努力的方向。其四，要从文化实践的高度来处理科技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强调文化际的平权与对话。 面对科技时代日益复杂的实践的流变性，哲学需要改造，科技哲学也是如此。虽然自然哲学问题、理论科学的认识论与形而上学问题有其重要性，但较之几个世纪以前，这些工作可能会因为其专门而艰深，付出很多却影响有限。从“科技伦理研究介入基因与纳米研究”这一事实可以看到，当代哲学正在发生一场反转：以往处于边缘的价值伦理问题正在走向中心，科技哲学也是如此。这种转向不是简单地将科技哲学或科技伦理的理论应用于科技活动的结果，而应该以一种新的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方式出现。一方面是研究模式与方法的创新，科技哲学家参与到科学研究之中，不仅在形而上学层面与科学家共同展开“认识论-形而上学”的探讨，而且在具有价值争议的新兴科技研究中开启“认识论-伦理学”(对研究方法中的伦理问题进行讨论)与“伦理学-认识论”(从伦理学的角度推进新的研究方法)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理论上的创新，如纳米等信息技术伦理中提出的脆弱性原则，信息伦理和生态伦理研究中的赋权原则都是有价值的理论探索。 科技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很多可圈可点的成果。近年来，在大量译介与本土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学界提出了科学实践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科史哲研究、现象学科技哲学、科学文化哲学、博物学哲学、技术认识论纲领、技术价值论纲领、工程哲学、社会工程哲学、信息哲学、计算主义、产业哲学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纲领；在复杂性研究、认知科学哲学、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生命伦理、科技文化与科技传播、科技与工程伦理、网络伦理、虚拟哲学、生命科学哲学、环境与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社会科学哲学、概率哲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在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等领域致力于构建中国学派；各领域国际交流对话方兴未艾；纳米、转基因乃至大数据等新兴科技正在引起学界关注；包括整体论、中医、博物学等在内的中国传统哲学与科技思想文化研究也备受重视。同时，中国科技哲人也广泛参与了包括国家中长期在内的科技政策、科技管理、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科研诚信等方面的政策与对策研究，并正在推动科技政策学的研究。整个学科总体呈现出体系兼收并蓄且多元开放[20]、旨趣从理论优位转向实践优位[21]、品质由“大口袋”到专业发展的趋势，实现了从述评研究到基本问题导向、引介与中国语境相结合、面向实践与反思升华并举等转折[22]。这些成果和实践使得科技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界虽处边缘却充满活力的学科。 最后要谈到的是“未来科技哲学的基本目标”这一十分艰难的问题。重点要考量的是，为什么科技哲学如此重要却成为哲学的边缘地带？除了其交叉学科的特征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科技哲学没有将人的存在与人的未来作为其观照的对象。对此，富勒提出了“将一般的科学哲学作为人的存在的艺术”的思想，对我们思考科技哲学的未来不无启发。[22]他指出，人的本质或许像古德曼提出的“蓝绿悖论”所描述的那样，明天就可能变成其他样子。科学哲学应该帮助人们学会面对生态主义的后人类主义、人类增强和赛博格等新的挑战。由此我们受到的启发是：为了应对由信息、基因、纳米、神经等会聚科技带来的人的身份可塑性、生命可塑性、物质可塑性与心灵可塑性，科技哲学应一方面致力于提出一种统一知识与行动理论，通过对人类知识与技术的新综合，发展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另一方面，应该从存在论的高度思考人在科技时代的生存状况，从人类的知识与本质的开放性和生成性的角度观照人在科技时代的生存状况。 巴迪欧在《哲学宣言》中说，无论如何，哲学的操作往往旨在“放在一起”来思考。科技哲学研究的实质就是将人类、自然与科技“放在一起”进行哲学考察。当下中国科技哲人的使命在于会通科技文明与中华科技文化精髓，反思过往，观照时代，瞻望未来。标签：哲学论文; 科学哲学论文; 科技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自然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物理论文; 科学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