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编辑家、出版商共同构建的学术空间——试论民国时期上海的民间文学研究与书籍出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间文学论文,出版商论文,研究者论文,上海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口述文学受到了中国学人的热情关注，成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发端。在这过程中，1918-1926年的“北大时期”、1926-1929年的“中大时期”以及1929-1937年的“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时期”，以学术团体、刊物为中心，汇集了众多的学者，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无疑是三个最重要的时期。但是，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自1842年开埠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城市和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中国现代出版业的中心，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又逐渐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中心，她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发展史上又是处于什么地位呢？对此，至今尚无专文论述。本人在梳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发展史的过程中，特别关注了上海的情况，发现她的地位与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在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及民间文学书籍的出版方面成绩卓著，独树一帜。而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上海的民间文学的学术空间是由研究者、编辑家和出版商共同参与而构建的。
一、学术团体与富有特色的报刊专栏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在1919至1949年这段时间中，上海地区有一定影响的专门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学术团体只出现过一个：中国民俗学社。由李白英、钱小伯发起成立。时间大约为1943年9月至1944年5月，当时李白英由内地回到了上海，主持《新中国报》的文艺副刊《学艺》。在钱小伯的建议下，借《学艺》版面，搞了一个《民俗周刊》专门刊出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办了一个多月后，由于各方建议，成立了中国民俗学社，请作者、读者参加，由李白英起草了《中国民俗学社的组织和简章》，参加民俗学社活动的人员有一百多位。虽要交会费，但数量很少。钱小伯建议大家把稿费的十分之一抽出作为学社活动经费。从此，通信来往、邮资等等，都不再由报馆负责，《民俗周刊》与民俗学社成为一个独立的与报馆无关的部门。
《民俗周刊》最初一期在1943年8月10日出版，仍用《学艺》报头，是《学艺》的864期。李白英（署名“南容”）在“发刊词”中说： “民俗学，一种‘谣俗学’。简单地说，是指关于民间流传的信仰、习俗、故事、歌谣、谚语等的搜集与研究。风俗，也是社会的反映，同时形成以后，却有再教育的作用。大部分成为一种艺术的表现和抒情的东西。因为风俗带有节日的娱乐，对信仰的神，或作歌舞的献技，许多艺术，如雕刻、绘画、音乐、诗歌，就从中产生出来。艺术最初的胎源，是由劳动，追赶野兽，共同运负重量的物件，或庆祝胜利、收获，婚丧喜庆等而产生的。民俗学，一方面有辅佐社会学考证一时代的制度；一方面，其中有的是有着极浓重的泥土气息的纯正的艺术。从这些艺术上，我们还可清楚地看见生活与艺术的紧贴。我是生长于农村的，对于农村里四时八节的风俗，迎神赛会的玩意，婚丧喜庆的仪式，感到极大的兴味。那些老祖母讲的神话传说、故事，又何等动人。青年和少女唱的山歌，我敢说，目前的新诗，还没他们那样的成就。迎神赛会，过节，婚丧仪式，道士和尚的拜忏，其间美妙的地方，都可以摄成电影，或编入戏剧，有些美妙的音乐，可以灌成唱片，把一时代的民俗记留下来。我们发刊这‘民俗’，是想集合民俗学的爱好者来共同作一点搜集工作。希望爱好民俗学的友人，多多和我们通讯、联络，供给材料。和我们来一回尽一点可能的力，更大的志愿和希望，留在后面，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做起来的。”像当时中国其他刊物一样，上海的《民俗周刊》也是把民间文学作为民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的。
从第2期开始，把《学艺》的报头去掉，只用李白英的《民俗周刊》四个墨笔字作为版头。在《民俗周刊》第2期里，扩大了风俗资料的征集，刊登了钟敬文为光华书局汪馥泉编的《新学生》杂志写的一篇关于风俗资料征集的大纲。
在《民俗周刊》第5期（1943年9月7日）上刊登了《中国民俗学社简章》，宣布中国民俗学社正式成立。编者在《关于〈中国民俗学社〉的组织》的按语中说：“从前，北大研究所有‘歌谣研究会’，广州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民俗学会’。前者范围较窄。本来‘民俗周刊社’也可以，但周刊社不能征求同志做社员，也无权保存民俗资料。”很清楚，上海中国民俗学社是学习北大和中山大学的做法，以学术团体团结同志，推动学术发展。关于学社的工作和任务，按语中说：“我们成立这个‘中国民俗学社’，还谈不到‘学者’式的研究工作，现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民俗的采集工作。这项工作，原是民俗学者最初步的，也是最实际的工作。‘中国民俗学社’一则表示所采集的以‘中国民俗’为限；二则初步进行的是‘采集工作’；三是有了这个会，可以征求会员，集合同志，从此慢慢的可以把这项工作扩大地做起来。”
《民俗周刊》出到第36期（1944年4月27日），因为李白英离开《新中国报》，就停刊了。余下来的一些稿子，其中较好的放在该报另外一个副刊《趣味》（1944年5月15日1055期）编为《立夏风俗特辑》出版。
从《民俗周刊》刊登的文章来看，民间文学占了很大的比例，如第30期几乎全部是民间传说故事的内容：郑鏐《木鱼的传说》、亮川《牛的故事》、南天《汾酒神话》、鑫树《乞丐始祖传说》、鲁丁《无锡风光桥石臼的传说》等。此外，《民俗周刊》出版的同时，还出了一种64开本的小册子，叫《七日谈》，原计划每星期出一辑，但实际上未能做到，只出了六、七辑，每辑都登五、六篇到七、八篇民间传说故事。因为当时的《民俗周刊》容纳不了这么多的民间传说故事，但民间传说故事又是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所以，通过这样一个小刊物让民间传说故事得到传播。同时想借此筹集一点钱，作为民俗学社经费。这本小册子由街灯书报社发行。
当时，另外的杂志、报刊受了《民俗周刊》的影响，也登了一些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文章。李白英和钱小伯都曾为其他刊物写稿，如李白英的《孟姜女考略》 （《华文每日》）、《二金龙子》（《文友》1944年33期）、《后母泪》（《太平洋周报》 1944年97、98期）。此外，还有陈依的《浙东风俗漫谈》（《文友》1944年8月）、内山完造的《食人肉的习俗》（同上），钱小伯的《七夕风俗志》（《文友》1943年 8月）、《蛋民的歌谣》（《太平洋周报》1944年）等。①
上海“中国民俗学社”崛起于全国其他地区民间文学、民俗学团体趋于低谷之时，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但客观地说，中国民俗学社当时在中国的影响并不大。
在刊物方面，在民国时期上海地区未出现过像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民俗》周刊那样专门的有全国影响的民间文艺、民俗学刊物。《民俗周刊》严格来说，只能算是《新中国报》的副刊。这也是上海民间文学、民俗学活动影响不大的原因之一。不过在民俗学、民间文学的专号和专栏方面，上海不仅数量多，而且也办的很有特色。如：
叶德均编《草野》杂志，出过“风俗专号”，常发表一些民俗学的文章，如1934年4月25日5卷3号中叶德均的《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过去和现在》，是一篇对当时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概括性的文章；
1934年9月24日，陈望道编辑《太白》半月刊问世，设有“风俗志”专栏，每期发表2～4篇民俗学文章；
开明《文学周报》第4卷第24期郑振铎编“世界民间故事专号”；
钟敬文给上海《黎明》编过“民间文学”专号；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妇女杂志》第7卷第1号（1921年1月5日出版）至第 12号（1921年12月1日出版）的“风俗调查”和“民间文学”专栏；《小说世界》第16卷第10期（1927年9月2日出版）的“民间文艺专号”，第16卷第14期的“中国神话专号”（1927年9月30日出版）。
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妇女杂志》是上海最早关注民间文学的刊物，也是全国最早关注民间文学的刊物之一。“二十世纪20年代前后，就常刊登民俗学、民间文学方面的文章”，“《妇女杂志》月刊第七卷第一号起，开辟了‘民间文学’和‘风俗调查’两个专栏，同时发表了胡愈之②的文章。这篇论文是针对该刊开辟‘民间文学’专栏而作的，是我国最早较为系统地讨论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一篇佳作。他说：《妇女杂志》从第七卷第一号里起特辟‘民间文学’一栏，征集各地流行的故事、歌谣，预备作为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资料。这在中国是个创举。已把由北大发起的征集歌谣活动，从歌谣扩大到了民间故事，并提出了民间文学是‘民族的全体’所创作的，具有集体性、口耳相传的口头性和在人民群众中流传修改的传承性及变异性的特点，强调了搜集民间文学作品要忠于原作，不可随意改动的意见。”③王文宝先生的评价是公允的。在第1号的“欢迎投稿”启事中编者写到：
本栏特别欢迎投稿，投稿诸君务请注意下列各条：
(1)凡各地流行之通俗故事、民间传说、神话、童话、寓言、谚语、小曲、儿歌、俗谜一律欢迎。
(2)故事歌谣，最好用简单语句，直接表现，切勿加入辞藻，致失本真。其系自行造作而非民间流行者概不收录。
(3)俗字俗语，不可改为官话，如有过于偏僻之俗字俗语，须加以解释。俗字读音，最好用注音字母注出，或用西文字母拼出亦可。
(4)其余请参考本社投稿简章。
这篇“投稿须知”中已经提出了明确的民间文学科学搜集整理的理念，这在当时的中国当属站在民间文学学术前沿的。
自第1号设立专栏后，《妇女杂志》每期基本上发表3篇左右风俗调查的文章， 3篇左右民间故事，和若干首歌谣（一共发表了277首）。从第6号上的“编者余录”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作品起到了良好的社会作用，并对这两个专栏的投稿提出了新的要求：“……本年改革以来，承读者诸君厚爱，纷纷来函嘉许；第一号的销数，更比往年增多，这实在是出于同人愿望之外的……风俗调查及民间文学等栏，承投稿诸君纷纷赐稿，非常感激。但片段的风俗调查——如前号《咬脐》及《捉小狗谣》等——和故事一类的民间文学，却不甚多。如更蒙以此等稿件见赐，尤为欢迎。”
在第12号的“编辑人白”中，我们见到了这样的话语：“《妇女杂志》从今年第一号起，征求民间文学的资料，承读者和投稿诸君的赞助，总算得了不少的成绩。在这一年中，我们收到从各处寄来的歌谣谚语，大约有二三千种，传说故事也有二百余篇，我们当初并不想到这许多。对于几位热心于民间文学的投稿先生们，我们真不知应该如何感谢呢！但是今年妇女杂志因为篇幅不多，所以各处寄来的故事歌谣，发表的还不到十分之一，我们自然是十分抱歉。那些没有发表的稿件，我们现在都保藏起来，希望将来刊行故事集歌谣集谚语集等，建立中国的Folk-lore的基础。从明年起，我们更想把《妇女杂志》里的民间文学栏扩充，尽量吸收各处的来稿。并把歌谣改用新体诗格式，分行排列。务使读者和投稿者，都十分满意，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这样，我们更不能不求投稿诸君，继续帮助我们。无论故事歌谣谚语，凡是以表现民族感情及思想的，我们都极欢迎。各地方的传说——神怪的和历史的——和较长的民谣，今年投稿，比较的缺少一点，更希望读者惠稿。但因为事实上的困难，所有民间文学的来稿，无论登与不登，都不能检还，这是要请投稿者的原谅的。”
从这段感人肺腑和充满信心的编者话中，可以看出杂志社和编者原来是想把这两个专栏继续办下去的，而且还要扩充版面和内容。如果是这样的话，凭着杂志社的先进理念和编辑的民间文学理论素养，坚持数年，完全可以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第8卷上“风俗调查”、“民间文学”两个专栏突然消失了，而且在第8卷的第1号至12号的字里行间中丝毫找不到突然取消的原因，唯一的推测是从第8卷第1号始，取消了所有的专栏，这两个栏目也随之取消了。从此，《妇女杂志》就很少刊登风俗调查、民间文学的作品了，不过童话研究和童话作品仍继续刊登。如第8卷第1号有记者撰写的《现代童话作者爱罗先珂》，赵景深、张梓生的《儿童文学的讨论》，郑振铎的《儿童世界宣言》；第2号上有赵景深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安琪儿》等。
《小说世界》也是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刊物，胡怀琛任主编。同样对民间文学表现出了较大的热情，民间故事作品经常出现在刊物上。如第十六卷第4期上有沈剑影女士的《十个兄弟》、第6期上有施文锦的《茅开的故事》、第7期上有徐宝君的《双亲相士》等。终于至第10期出版了“民间文艺专号”。在《编者的报告》中说：“本期为‘民间文艺专号’。一切的材料，都是关于民间文艺的。吕伯攸的《中外思想的接近》也是和民间文艺有关的，而且有相当的价值，读者不要忽略过了。关于民间文艺的材料，现在已搜罗得不少，将来除了随时登外，还拟出一回‘第二次民间文艺专号’。如承读者投稿，我们是很欢迎的。”由此可见，出版这个专号是作了很长时间准备的，而且还有长远的打算。
过了不久的第16期，又出版了“中国神话专号”。在《编者的报告》中说：“本期偶然编成了一本‘中国神话’专号，全是研究性质。中间虽然也引了许多作品，但与专登作品供人赏鉴者不同，请读者垂鉴。”在《编辑完了以后的话》中透露了编者的意图：“这本中国神话研究专号，虽然编成了，内容总觉得简单，倘然再有相当的机会，说不定还出第二次专号……本杂志以前曾登过几篇研究中国神话的作品，读者可以参看，现举其篇名如下：《隐语与神话》（十三卷6期）、《龙王考》（十二期7期）、《乩仙始末》（十四卷18期）。”
其他如新文学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第8卷第4号上就发表了周作人的童话研究的重要文章《儿童的文学》；由立达学会编辑、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杂志，第6卷第1号上发表了黄诏年的《民间文艺的分类》一文；文学研究会的机关报《文学周报》，因一直由郑振铎、茅盾、叶绍钧、谢六逸、赵景深等热心于民间文学事业的学者担任主编或编辑，自创刊以来就注重发表民间文学研究的文章，从第1期到380期共发表了近100篇民间文学研究（其中有部分童话作品）的文章，其中大部分是故事研究。
在民间文学的分支学科童话方面，上海曾出现过许多这方面的刊物。洪长泰先生指出：“中国二三十年代刊登过儿童文学的杂志之多，难以胜记。但至少可以统计出在上海一地，仅三十年代中期，涌现出的这类杂志便有十二份。其中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和中华书局的《小朋友》，都赢得了广泛的读者。”④
总之，在民国时期，上海虽然没有一份专门的民间文学报刊，但几乎所有社科类报、刊都发表民间文学尤其是民间故事作品和研究文章，呈现了极为繁荣的景象。
二、学者群及研究特色
一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指出：“在查阅相关的文学史材料时，我注意到上海一地的新文学家与北京的不同，北京的新文学家大都集中在大学和政府机关中，文学写作是业余的雅事。而上海的新文学家大都在书局和报馆任职，文学写作不仅是他们的职业需要，而且也是他们谋生的必要手段。”⑤当时民间文学、民俗学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民国时期上海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工作者大多分布于各书局、报馆，他们往往身兼研究者、编辑家与出版商于一身；而不像北京集中在北京大学、广州集中在中山大学，都是专职的研究者、教授。如茅盾、胡怀琛、郑振铎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赵景深长期在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李小峰更是北新书局的老板等等。
这种分布的缺陷是较难形成在一定时期的学术势力和学术影响；长处是学者与社会接触广泛，尤其是与市场经济结合紧密，能紧跟时代的潮流，随时调整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
综观民国时期上海民间文学的研究情况，较有特色、在全国较有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民间文学理论研究
在中国最早提出“民间文学”这一学术用语的是研究西方文学史的梅光迪（觐庄）先生，他在1916年3月19日给胡适的信中说：“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民间传说］，popularpoetry［大众诗歌］，spoken language［口头语言］）入手，此无待言。”而该信首次公开发表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1934年第31卷第 1期胡适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一文中。
最早给“民间文学”以清晰定义的是上海学者、商务印书馆编辑胡愈之。1921年他在《论民间文学》一文中指出：“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民间文学的作品，有两个特质：第一，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第二，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不是书本的文学。所以民间文学和普通文学的不同一个是个人创作出来的，一个却是民族全体创作出来的；一个是成文的，一个却是口述的不成文的。”⑥
沈雁冰（茅盾）在《通信》⑦一文中首先提出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两者在性质不同。
1924年受白话文学运动影响的徐嘉瑞在其《中国文学概论》中，首次把中国文学划分为民间文学和正统文学两部分，并援引汉魏六朝乐府诗集的大量例证，说明在中古时期民间文学比正统文学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胡适颇为欣赏，亲自作序，赞扬这部著作是“一部开先路的书”。⑧
徐蔚南著《民间文学》⑨，是中国第一本系统研究民间文学的理论著作。内容包括：一，民间文学是什么；二，民间文学的守护者；三，民间文学的价值；四，民间文学与文学；五，民间文学的分类；六，中国原始的民间文学；七，中国古代和中古的民间诗歌；八，记忆中的民间文学；九，山歌的戏剧化；十，结论——民间文学的抬头。
黄诏年《民间文艺的分类》⑩一文，提出民间故事与民间传说的区别。
杨荫深于1930年出版《中国民间文学概说》(11)一书。
王显恩编《中国民间文艺》(12)一书，将民间文学的范围扩大到民间文艺，本书达 320页，共七章：一，民间文艺的抬头；二，民间文艺的意义；三，民间文艺的文学；四，民间文艺的分类；五，民间文艺的价值；六，民间文艺的产生和转变；七，民间文艺的搜集和研究。
从民间文学学术术语的提出，到对民间文学的定义，到民间文学研究著作的问世，我们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这十多年的时间内，上海学者对民间文学理论的研究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而且这也形成了上海的特色，即上海一开始就是从民间文学研究入手的。
（二）神话研究
神话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的上海曾形成一个小高潮。除了上述商务印书馆《小说世界》第16卷第14期出版“中国神话专号”外，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于 1928年出版了《中国神话研究ABC》（二册），胡怀琛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神话》。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茅盾先生，在1929年至1930年先后出版了数本神话研究著作：《神话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28年）、《中国神话研究ABC》（上下册，世界书局1929年）、《神话杂论》（世界书局1929年）、《北欧神话ABC》（世界书局1930年）等。
（三）童话研究
“章话”一词是二十世纪初从日本借用来的。1922年初，赵景深和周作人在北京《晨报副刊》讨论童话问题，周作人就说：“童话这个名称，据我所知，是从日本来的。中国唐朝的《诺皋记》里虽然记录着很好的童话，却没有什么特别的名称。十八世纪中日本小说家山东京传在《骨董集》里才用童话这两个字，曲亭马琴在《燕石杂志》及《玄同放言》中又发表许多童话的考证，于是这名称可以说是完全确定了。”(13)
在中国的运用，最早是上海。1909年，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孙毓修开始翻译西方童话，把它们陆续介绍给中国读者，编译《童话》丛刊，第一本为译自英文的《无猫国》，其他名篇如《灰姑娘》、《睡美人》、《小红帽》等。后来他自豪地宣称：“《无猫国》要算中国第一本童话。”(14)事实上，只能说是第一本翻译的外国童话。 1916年，他得到调来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青年文学家茅盾的支持，又将48篇西方童话译成中文发表。在这之前的1911年，他还担任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份儿童文学杂志《少年杂志》的兼职编辑。(15)对孙毓修这种开拓性的贡献，茅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中国童话的“开山鼻祖”。(16)
由于编译童话的流行，接着就出现了研究童话的文章，最早的是周作人，相继发表了《童话研究》、《童话概论》、《童话略论》等文章，他运用英国学者安德留·兰为代表的人类学派的观点来研究童话的起源和变迁，来考察中国的童话。认为“中国童话自昔有之，越中人家皆以是娱小儿，乡村之间尤多存者，第未尝有人采录，任之散佚”。这样就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在翻译、创作“人为童话”的同时，还注意到了中国固有的民族民间童话的搜集。周作人对童话的肯定和倡导，对中国近现代童话作品的发表和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五四运动后，随着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活动的兴起，翻译和创作、搜集童话蔚然成风，对童话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上海也逐渐成为中国童话出版、研究的中心。包括周作人的许多著作也都是在上海出版的，如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3月就出版了收集他发表于绍兴教育专刊的《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儿歌研究》等论文的《儿童文学小论》一书。
在这方面用力最勤的是赵景深先生(17)，先后出版了《童话评论》(18)、《童话论集》(19)、《童话学ABC》(20)等书籍，尤其是后者作为世界书局刊行的百科全书式的“ABC丛书”之一，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人类学派对几个著名故事类型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在当时影响极大。他还在1924年2月撰写的《研究童话的途径》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了“民间童话”的概念：“倘若我们留意数年来我国在书报上新发表的童话，便能看出它们各有各的特色，并且是各走各的途径，分析起来，约有三个方面，可以将它们定为三个名称：一、民间的童话；二、教育的童话；三、文学的童话。最努力从事于民间童话的，不能不推前两年的《妇女杂志》。”(21)他还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童话，如格林童话全集、安徒生童话集；编辑出版了《小朋友童话》（上中下）、《小学生童话》（上中下）等。
在出版的童话书籍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上海很多学者和文化人都加入了此行列，如：
赵元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戴望舒译《鹅妈妈的故事》（开明书店1931年10月四版）；
郑振铎译《列那狐》（开明书店1931年10月版）；
曹建华编译《日本童话》（商务印书馆1933年10月版）；
康同衍译《意大利童话》（中华书局1934年3月版）。
在刊登童话作品的杂志刊物方面，上海也是最多的，如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妇女杂志》，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年中，几乎每期都要刊登三至五篇童话作品。其他如著名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儿童世界》、《学生杂志》、《中华童子界》、《中华学生界》、《小朋友》、《中学生》、《开明少年》等都或多或少地刊登童话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外国著名童话作品的翻译介绍，如1924年初《小说月报》的儿童文学专栏特辟两期专号连载安徒生童话。
（四）徐文长研究
20年代中国民间传说故事的研究热点：一是孟姜女研究，代表人物是顾颉刚；二是徐文长研究，代表人物是赵景深、周作人、林兰等；三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研究，代表人物是钱南扬。
徐文长故事的研究中心在上海。徐文长(1521-1593)，历史上确有其人，字文长，名渭，今浙江绍兴人，明代剧作家、文学家，诗文、书画、音乐、戏曲无不精通。代表作是“四声猿”——《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多才多艺，一生坎坷，中秀才后八次科举不第，三十七岁时才入浙江总督胡宗宪幕僚，但因胡入狱，他也不容于朝廷；婚姻不幸，曾因杀后妻差点入狱。最后导致精神失常，多次自杀。后绝意功名，卖文为生。传说中的徐文长是一位擅长取笑、挖苦和侮辱别人的、聪明的风流才子，是江浙地区民间广泛流传的一个机智人物故事。
周作人于1924年7月9日和10日在《晨报》副刊上连续发表了署名“朴念仁”的两篇文章，列举了八个徐文长的故事。两天后，林兰（即李小峰）在同一家报纸上，刊出了他所搜集的徐文长故事。此后，大批徐文长的故事在其他杂志上出现，它们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大，有的甚至标明了“徐文长型的故事”的字样。(22)其中，林兰征集的各省区徐文长佚事的合集，直接命名为《徐文长故事》，但也有一些同一类型的其他文人的传说，也被他收入此书中。(23)赵景深把林兰的传说编著中的徐文长故事分为四类：恶作剧型，幽默机智型，报复型和打抱不平型。
这种异乎寻常的徐文长故事“热”，引起了钱玄同、刘大白、刘大杰、钟敬文、容肇祖和臧克家等敏锐的文人学者的关注。他们发表文章，各抒己见，均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为这一传说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三、民间文学书籍出版的中心地位
上海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中心，据统计民国时期全国70%的出版机构集中在上海，年出版量更是超出70%以上。如1934年至1936年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家的出书量就占了全国年平均数的65%。(24)上海市教育局在1935年5月调查全市书店，共计260家，其中资产在5000元以下者164家，5000～10000元者29家，1～5万元者28家，5～10万元者5家，10万元以上者34家。其中商务印书馆400万元，中华书局200万元，中国图书公司、世界书局各100万元，民智书局50万元，大东书局、神州书局、国光书店各40万元，良友书局30万元，开明书店20万元，华通书局18万元，北新书局15万元。(25)特别是商务印书馆，不仅控制着国内 60%以上的教科书市场，而且手中有9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型刊物。其编译所最多时有职员300多人，其中不乏著名的学者，如1914年进馆的胡愈之，1915年进馆的陈叔通，1916年进馆的茅盾，1921年进馆的郑振铎、周建人，1922年进馆的叶圣陶等。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依靠自己雄厚的资金和众多的作者、读者队伍，更主要的是凭借编辑的文化眼光和深厚的学术素养，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哪些问题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哪些出版物可以满足社会各层次读者的文化需要，由此而作出出版方向的准确决定，因势利导，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文化，推进文化的发展，做到商业赢利和丰富社会文化的双重收获。毫无疑问，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兴起的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活动，也纳入了上海编辑家、出版家的视野，更何况有不少编辑本身就是该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行动者。
检阅民国时期民间文学、民俗学出版物，我们发现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出版的。不仅出版上海作者的书，而且出版了大量其他地区学者的书籍，如顾颉刚、钟敬文、周作人等著名学者的著作；不仅出版国内学者的著作，而且出版了大量的翻译书籍；出版的范围涉及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各个领域。1911年至1949年出版的民间文学、民俗学书籍，我们初步统计了以下的数字：
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研究13部；
神话研究及作品19部；
故事研究及作品138部；
传说研究及作品15部；
童话研究及作品51部；
笑话研究及作品74部；
寓言研究及作品9部；
以上统计数字仅仅是我们所能搜集到的材料（韵文部分尚未统计），遗漏的肯定还有不少，但仅这个数目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了。
上述书籍涉及的出版社达100多家，可见出版民间文学书籍是当时上海各出版社较普遍的现象。
在所有出版社中，以商务印书馆（约40本）、北新书局（约70本）出版民间文学书籍最多。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上海也是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同时又拥有茅盾、郑振铎、胡愈之等对民间文学颇有研究的学者，出版大量民间文学书籍当不奇怪。而北新书局在当时的上海只能算是二流的出版社，出版的数量甚至超出了商务印书馆，成为民国时期出版民间文学书籍最著名的出版社，这要归功于两个人：鲁迅和李小峰(1897-1971)。
北新书局是在鲁迅的大力支持下在北京创办起来的。1925年9月，他从新潮社将《呐喊》和《中国小说史略》收回，同新作《陀螺》、《热风》一起交给北新书局出版。不论旧作还是新作，鲁迅作品的销售都很好，比如《呐喊》，就几乎年年再版。这为北新书局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鲁迅还亲自为北新书局主编期刊《语丝》、《奔流》。1927年，北新书局被北洋政府查封，将上海分店改为总店。鲁迅仍然倾注全力支持北新，虽然曾发生版税官司，但鲁迅与主持人李小峰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鲁迅对民间文化、民间文学的关注和重视(26)，对北新书局的编辑方针以及李小峰本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不仅北新书局是当时上海最热心出版民间文学书籍的出版社，而且李小峰也是民国时期上海对民间故事的收集、编辑用力最勤的学者。李小峰的笔名即林兰。他为了广泛征集民间故事，以林兰的笔名在当时的一些报刊刊发广告，如在《语丝》第4卷第1号封二上就登了这样一则“征求民间故事”的启事：
一、凡民间流传的故事，如神鬼故事、名人故事、呆女婿故事，及其他一切趣事等，不论已经古人记录与否，皆所欢迎。
二、凡已经记录者须注明出处，未经记录者须注明流传的地点，如有土言俗语，请加注释。
三、记述故事，请用明白浅显的语言，如实写出，勿点染增益以失其真。
四、凡经录用之稿，酌送现金、书券或民间故事集。
五、来件请寄上海新闸路仁济里北新书局编辑所林兰收。
从这则简短的征稿启事中，我们可以发现林兰编辑民间故事是极为认真的，而且采取了就当时来说是最为科学的搜集整理的方法。林兰的启事，得到了全国各地热心民间文学的人士的积极响应，大量搜集整理稿寄到了林兰的手中。他将所得资料整理成书（当然也不是他个人整理，当时北新书局已拥有数位民间文学的行家里手，如任总编辑的赵景深，他们也肯定参与整理的工作），分册出版。将它们大致分为“民间趣事”、“民间童话”、“民间传说”三个系列，每册选录故事二十至三十、四十篇不等，由北新书局推出。这套故事集出版了近40种，总数达千篇上下。被称为是“中国近现代的一部民间故事集成”，是中国民间故事史上的宝贵资料。(27)
这套由“林兰女士”编辑的民间故事集，绝大多数书稿是从征集的来稿中选编而成的，不少篇目还保留了原采录者的姓名。它是作为普及性的文学读物来出版的，许多篇目只是粗略地转述梗概，各册的文学水平与学术价值参差不齐。以江苏、浙江、广东一带的故事居多，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本世纪初这一大片地区城乡流传故事的风貌。不过，李小峰本人也投入到了民间故事的记录整理活动之中，如1924年7月12日《晨报副刊》刊载的3篇《徐文长故事》，作者署名就是林兰女士，开头还提到：“徐文长的故事，在我们那里（江苏）也流传很广，我幼年时常听人讲的”，“今就记忆所及，一一写出，以供学者研究的参考。”
故美国学者洪长泰先生认为，中华民国时期“在系统收集传说故事方面，用力最勤者，当数李小峰（笔名林兰）。……这些编著对于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真是无价之宝。编者说明这些传说故事充满了原始色彩的想象，应该予以保存，以免被岁月尘封和湮没。遗憾的是他没有进一步去对这些传说资料进行研究。”(29)
四、民国时期上海民间文学研究与书籍出版的特点及地位
第一，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认为民国时期上海的民间文学研究与出版活动，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民间文学研究与出版的高峰，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特别是童话作品的出版和研究，在全国开了先河。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期间侧重于歌谣研究，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期间侧重于民俗研究不同，上海的学者一开始就高举“民间文学”的旗帜，侧重于民间文学的出版与研究，如茅盾的神话研究，赵景深的童话研究，胡怀琛的寓言研究。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有二方面：
一是自二十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新文学主将到了上海，新文学中心也逐渐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而这批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不仅具有扎实的古典文学、外国文学功底，而且对民间文学的重要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就是要从民间文学中吸收养料为新文学的建设服务。如胡适在《歌谣》“复刊词”（刊于1936年5月4日《歌谣》第二卷第一期）上就明确指出：“我以为歌谣的收集和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并且尖锐地指出：“我们综观这二十年的新诗，不能不感觉他们的技术上，音韵上，甚至在语言上，都显出很大的缺陷。”原因就在于“忽略”了向民间学习，所以他认为：“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他的《白话文学史》就是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向民间学习，走“民众化”、“民俗化”的道路，逐渐成为一种风气，不仅是新诗创作，小说创作也是如此。这批文学大师的到来，不仅给上海的文坛增加了分量，而且带来崭新的理念——对民间文学的重视。上海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出版、研究高峰的出现，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展开的。
二是出版业的积极参与。如前所述，上海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中心，报刊众多，各种规模的出版社（书局、书店）林立，大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小的只有夫妻两人。各报馆、杂志社、出版社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当发现一个出版热点时，往往出现蜂拥而上的局面。民间文学书籍的竞相出版，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这种竞争的结果。而且，上海的学者大多就职于各报馆、书局，民间文学的学者也是如此，如茅盾、赵景深、胡怀琛、胡愈之等都长期工作在各书局，编辑民间故事最多的林兰（李小峰）更是北新书局的老板，他们对民间文学重要性的深刻理解，对民间文学的热爱，直接导致了民间文学书籍的大量出版，同时也带动了研究的深入。因为要编辑和出版民间文学的文章和书籍，首先必须要对这一新兴学科有所了解和研究，如胡愈之的《论民间文学》一文就是因为要编辑《小说世界》的“民间文艺专号”，作为总编辑的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对民间文学所做的界定。
第二，民国时期上海大量报刊刊登民间文学作品和研究文章，众多出版社热心出版民间文学书籍，为民间文学研究者和搜集整理者提供了发表成果的园地和舞台。这个舞台不仅仅是上海学者的，也是向全国各地学者敞开的，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作者是外地的，其中既有知名的学者，如顾颉刚、钟敬文、娄子匡、林惠祥等，周作人从未正式在上海谋过职，但他的文章和著作绝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出版的；也有一些是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故事爱好者，他们搜集整理的民间故事，也有不少获得发表。这种现状，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民俗学运动朝纵深发展。
第三，民国时期上海大量出版的民间文学研究及民间文学作品书籍，为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留下的宝贵的财富和资料。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没有被中断过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蕴藏极为丰富，但是由于传统的偏见，民间文学一直被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不被文人所重视，历史上很少被记录下来，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只有《诗经》、《乐府诗集》等为数极少的几部著作，到了明代的冯梦龙才出现有意识的记录。但真正具有民间文学学科意识的搜集整理工作，是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才开始的。二十年代以后，很多学者及热心者投入了此项工作，出现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大量的流传于民间的作品被搜集起来，需要发表和出版。恰在此时，拥有众多报刊和书局的上海出版业，承当起了此任。不可否认，对于出版商来说，经济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因为民间文学书籍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十分畅销，可以给出版商带来可观的收入，所以他们乐意出版。但这项工作客观上为民间文学资料的保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批宝贵的资料不仅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重要参考材料；而且也为当时的新文学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武器。它既是当时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产物，同时也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检讨民国时期上海的民间文学研究现状，应该说从事此项工作的学者并不少，更何况大量报刊和书局的存在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物质条件，但为什么没有形成学术势力，其学术影响和地位远远不及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制约：
一是缺少几位领军人物。在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有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李大钊、周作人、胡适、常惠、顾颉刚、容肇祖、孙伏园等一批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参加；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有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钟敬文、杨成志、江绍原等；杭州中国民俗学会，有钟敬文、娄子匡、钱南扬、江绍原等。这些学者不仅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而且有组织能力，且长期坚持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虽然不少人的专业并不是民俗学或民间文学，但在当时阶段却全身心投入了此项工作。而上海的情况却不同，明显缺乏领军人物，没有人带头把分散在各报馆、书局的学者组织起来，形成一股集体的力量，而是各自为阵，力量分散。李白英、钱小伯在1943年成立的“中国民俗学社”，应该说有可能造成全国影响，但由于存在时间过短，且当时处于战乱时期，人们关注的热点是国家的命运，故响应者不多，影响也不大。
二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学术机构的支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后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高等学府，更有蔡元培校长的大力支持；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背景也是著名学府中山大学，属于该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并创办有专业刊物《民俗》周刊；杭州民俗学活动则依托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和浙江省立教育实验学校。专业刊物有《民国日报》副刊《民俗周刊》；而在上海，却没有一个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大力支持民间文学、民俗学事业，故无法形成学术中心，也无力出版一本大型的专业刊物。
三是市场经济的因素。如前所述，上海在二、三十年代曾出现一个民间文学书籍的出版高峰，尤其是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北新书局等。不可否认，这表明了部分书局老板、编辑对民间文学重要性的认识，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对出版商来说，经济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因此出版的民间文学书籍以可读性较强的作品类居多，研究类理论书较少，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同时，民间文学书籍的销售趋于清淡的时候，出版的兴趣也就大减了。
四是上海城市趋新崇洋的个性限制了研究的深入。上海自1842年开埠以来，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其发展的契机是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侵入。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趋新崇洋的城市个性。这种个性不仅表现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赶时髦”、“求洋派”，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等心理层面上，也影响到了学术研究，易接受新观点、新方法、新理论，但对传统往往表现为漠视甚至蔑视；学术理论、方法更新快，但往往深入不够。对民间故事的研究也同样出现了这种情况。二十世纪初，国外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刚刚介绍到中国时，是一门崭新的学问，故上海很快就有不少学者投入了翻译和研究工作，如胡愈之的《论民间文学》，是最早吸收格林兄弟等国外学者理论而写成的系统论述民间文学的论文；茅盾的系列神话研究著作，基本上译自国外学者的著作；赵景深翻译了大量童话作品。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后，我们发现许多学者就不再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工作了，而是转向了新文学创作，或是转向了儿童文学创作。真正能够坚持民间文学研究的只剩下了赵景深、李白英、钱小伯等极少数人。也就是说趋新崇洋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上海学者在学术研究上“赶潮流”的特征，影响了研究的深入，民国时期上海民间文学研究也是如此。
（本文为马场英子教授主持的日本国文部省平成12-14年度科学研究项目《民国时期中国的昔话研究》的成果之一）
注释：
①参见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第249-251页，巴蜀书社1995年9月版。
②胡愈之(1896-1986)，政治家、翻译家、史学家，浙江上虞人。
③参见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第248页，巴蜀书社1995年9月版。
④参见［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第 17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版。
⑤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后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⑥载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妇女杂志》1921年第7卷第1号。
⑦载《小说月报》第13卷4期，1922年4月10日。
⑧该书由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出版。参见［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第1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版。
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27年6月出版。
⑩《一般》第6卷第1期，1928年9月5日。
(11)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1月出版。
(12)上海广益书局1932年出版。
(13)原载《晨报副刊》1922年1月25日，引自赵景深编《童话论集》第57页，开明书店1927年版。
(14)见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版。
(15)参见蒋风《儿童文学丛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6)茅盾《我走过的道路》，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
(17)赵景深(1902.4.25-1985.1.7)，祖籍四川宜宾，生于浙江丽水。少年时在安徽芜湖读书。1920年考入天津棉业专门学校。1922年秋任新民意报社文学副刊编辑，并任文学团体绿波社社长，同焦菊隐、万曼等编《微波》、《蚊纹》、《绿波周报》等刊物，并向郑振铎编的《儿童世界》、《文学旬刊》投稿。 1923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秋到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同田汉、叶鼎洛等编辑《潇湘绿波》杂志。 1925年回上海，任上海大学教授。1927年任开明书店编辑，并主编《文学周报》。1930年开始任北新书局总编辑，直至1951年。1930年还曾主编《现代文学》，并任复旦大学教授。1942年曾主编《戏曲》。解放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1924年翻译了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火绒匣》、《白鹄》等。在商务的《少年杂志》上发表。是较早把安徒生作品介绍到中国读者的翻译家。
(18)上海新文化书社1924年3月出版。
(19)开明书店1927年7月出版。
(20)世界书局ABC丛书，1929年2月出版。
(21)该文收入《童话论集》，开明书店1927年7月版。
(22)赵景深《徐文长型的故事》，《民间》月刊第2卷第7期，1933年7月1日。
(23)《徐文长故事外集》，上海北新书局1939年版。
(24)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见《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5)宋原放《出版纵横》第4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
(26)鲁迅早在1913年12月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就提出了建立民间文学研究组织的倡议，他说：“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
(27)刘守华《中国民间故事史》第740-741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
(28)见［美］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第 13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