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的政治学与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文学史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594(2002)06-0006-10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然而，同时又受到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因素的有形与 无形的制约。50年代，陆侃如、冯沅君在《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中提出了 文学史分期的“文学标准”与“历史标准”：“没有人否认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与 发展规律，所以文学史的分期首先应该以文学本身演变情况为标准，这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指出“认为文学史的现象仅仅受制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企图把文学的发展看 成为孤立的东西，那是反科学的。”[1]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比如“抗战文学”、“ 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些名称明显地带着政治的痕迹；然而，这种抱怨也并不 仅仅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乌·韦斯坦因同样抱怨：“近百年来大多数重要 的文学运动的名称极少是从文学本身来的。”[2]不仅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往 往潜伏着甚至直接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划。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曾经奠定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解释结构。“新时期”伊始，既成的文学史的解释结构受到了明显的 挑战。由“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最终形成了“重写文学史”的激流 。
洪子诚说：“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我们首先会遇到‘新文学’、‘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等概念。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许多的质疑和 批评。另一些以‘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视角)，如‘20世纪中国文 学’，‘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被陆续提出，并好像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接受。许多以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学史、作品选、研究丛书，已经或将 要问世。这似乎在表明一种信息：‘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 以及其标示的分期方法，将会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为着‘展开更大的历史段的文学 史研究’，从一种新的文学史理念出发，建构新的体系，更换概念，改变分期方法，这 些都很必要。但是，对于原来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审察，分析它们出现和被使用的 状况和方式，从中揭示这一切所蕴含的文学史理念和‘意识形态’背景，也是一项并非 不重要的工作。”他从“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探讨出发，说明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 不断转变而发生的文学史哗变以及概念内涵的转换。“‘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在它 产生的过程中，就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文学‘一体化’时期，另外的理解不可能 获得合法的地位。不过，在‘文革’中，文学的激进力量显然并不强调1949年作为重要 的文学分期的界线。在他们看来，‘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无产阶级文艺的‘ 新纪元’，是从‘京剧革命’才开始的。江青他们还来不及布置‘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 史’(或‘新纪元文学史’)的编写，但在有关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了他们的文学史( 文艺史)观。他们很可能把‘京剧革命’发生的1965年，作为文学史分期的界限，把196 5年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另换一个名称)……‘文革’ 后，人们的用以判断社会和文学的标准也遂四分五裂。因此尽管‘现代文学’、‘当代 文学’的概念还在使用，使用者赋予的含义，相互距离却越来越远。这种变化也有一些 共同点，这就是在文学史理念和评价体系的更新的情况下，重新构造文学史的‘序列’ ，特别是显露过去被压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40年代后期那些在‘当代文学’生成过 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张爱玲、钱钟书、路翎、师陀的小说，冯至 、穆旦的诗，胡风等的理论……)被挖掘出来，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现代文学’ 与‘当代文学’的等级也颠倒了过来；‘现代文学’不再是‘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 评价标准，成为统领20世纪文学的线索(这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命题 所包含)。‘现代文学’概念的涵义，也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在写于60年代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中，‘现代文学’是对文学现象作阶级性的‘多 层等级’划分、排除后所建立的文学秩序。而在80年代，‘现代文学’在一些人那里， 成了单纯的‘时间概念’，或者，成为包罗万象的口袋：除新文学之外，‘尚有以鸳鸯 蝴蝶派为主要特征的旧派文学，有言情、侦探、武侠之类的旧通俗文学，有新旧派人士 所作的格律诗词，还有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口头文学，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以及海外华 人创作的文学’，还应该装入作为‘五四新文学逆流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学、沦陷 时期的汉奸文学，“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阴谋文学等等’。”[3]
徐源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诞生、转化的初步探讨》是较早对现代文学的起讫 和分期提出疑问的：“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端的，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 题。其实不然。”他指出，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等九所院校编著的《 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阐述现代文学的开端时说：“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开端 ，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文学史，习称中国现代文学史。”又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文学革命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学运动的开端。”[4]在同一本 著作中，现代文学的开端就有1915年、1917年、1919年三个时间。邢铁华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研究述评》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它的起始的时间到它的分期都存在着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是不成熟的。他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根据社会形态的演进把文 学发展的阶段区别为近代和现代，还是把文学自身形态的演进作为区别近代和现代的标 准，抑或是二者兼顾；由于标准不一，因之就产生了分歧”。[5]
哈若蕙在《现代文学历史分期之我见》中指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需要确立一个 什么原则为划分标准，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巡视以往的文学史分期，不外是以政治事 件划分(即文学史的分期完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分期所代替)及以政治标准为依 据、兼顾文学标准这两类。显然，如何理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牵涉到文学观念问题。 ”“作为文学史，其发展和演变无疑与社会革命的推进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 ，而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不能将文学视为图解民族史或社会史的文献。”[6]由于 新的文学史视角的确立，因此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发端和分期产生了新的看法。周音指出 ：“在我们中国，所谓现代文学就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 代会召开，这三十年间的文学。这种提法是根据中国革命历史阶段划分而来的。”他提 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年代应在一九一七年。”[7]
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在他们所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 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 如何分期的问题也交给了政治和社会史学家去做，他们的分期方法通常总是毫无疑问地 被采用。”[8]他们说：“不应该把文学视为仅仅是人类政治、社会或甚至是理智发展 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如果这样 划分的结果和政治、社会以及理智的历史学家们的划分结果正好一致的话，是不会有人 反对的。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史发展。这样，分期就只是一个文 学一般发展中的细分的小段而已。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 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 、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截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 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9]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在中 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最初对新文学加以历史的评价的是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胡适，他在1922年3月写的《五十 年来之中国文学》的第十节“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使用了朴素的描述 方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把文学史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 ”的对立与循环。陈独秀也许是最早明确地用外部的因素来解释文学革命，并且是针对 胡适的文学史解释而提出针锋相对的质疑：“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陈独秀 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 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10]1929年出版的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 也强调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个运动不是偶然而有的，也不是全然由几个人凭 空捏造起来的，自有其历史的时代的意义。”[11]
1935年出版的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述评》从社会背景入手来叙述文学变动，把社会 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突出地标示了“五四运动与 文学革命”、“五卅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他在导言中明确地把文学变迁视为政治变 迁的结果。他说：“文学的变迁，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连带的关系的。因此，我们 要研究五四以来新文学，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学的演变，一方面还要从政治经济 的变迁中，去探究近代文学的所以变迁之故。”[12]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 来中国文艺思潮论》，把1917年-1937年文艺思潮的变迁以“五四”、“五卅”、“九 ·一八”这三个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为界划分为三个段落。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周扬及时地把它应用到新文学史的研究上， 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创了后来新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他说：“新文学运动作为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野，是在一定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基础上，且应新经济新政治的要求 而产生，是反映新经济新政治，而又为它们服务的。”周扬将五四以来的文学按照毛泽 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述分为四个时期：1、1919年-1921年，“五四”运动到 共产党成立，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时期；2、1921年-1927年，从共产党成立到北伐战争， 是新文学内部分化和革命文学兴起的时期；3、1927年-1936年，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的土 地革命的时期，革命文学成为主流的时期；4、抗战时期，新文学运动力量的重新结合 。本来把文学附属于政治是周扬30年代以来对于文学的一贯的理解：“在广泛的意义上 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 ……所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分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 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13]
李何林、王瑶、老舍和蔡仪等四人在1951年制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关于 “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和方法”中强调“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14] 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直接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理解和 描述新文学史的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 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 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 ’，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
陈思和在《一本文学史的构想》中指出，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把一九一 七——一九三三年的新文学运动分作前后两期，以五卅为界，开了以政治事件为文学史 分期的先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阶段，文学史著作有多种分期，大多数是以历 史政治事件来划分。王瑶的著作最为典型，其分别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三七年的抗战以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来划分，其他文 学史著作基本沿用这一分期标准。”[15]新文学史研究兴起的30年代，正是文学社会学 和阶级论流行的时候，西方和苏联的文学社会学理论著作和文学史著作大量翻译出版， 而新文学界又得风气之先。因此，这种文学史描述的方法自然影响和渗透到新文学史的 研究中。由于把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认为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把社会的 发展变化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文学史分期与政治史分期的重叠与 接近就是必然的了。
支克坚《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早明确地否定了文学与政治标准的 同一性，揭示了文学史与革命史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 研究工作，花费了许多精力来说明新文学在三十年里，怎样不停地追随着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步伐前进，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因此不断出现新特点，作品因此不断获得新思 想、新题材……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有些现在大家已经公认为优秀和重要的作品， 恰恰并非出自追随革命最紧的作品。这就使得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出现了‘破绽’… …这种情况无可辩驳地表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存在着缺陷。问题究竟在 哪里?看来，是在于一种比较狭隘的文学观念限制了我们的眼光，以致我们不能从应有 的思想高度，对现代文学史进行研究。”[16]
80年代以来文学史分期的变化无疑是同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相联系的， 反映在文学史研究中就要求把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要求把文学史的分期从革 命史分期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把文学史还给文学”，建立纯粹的独立的文学史的秩序 。80年代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文学史的研究者要求摆脱文学史的外部 的缠绕，还原为“内部研究”，也就是说还原为“文学研究”。1985年，刘再复在《文 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中归纳“近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趋向”时就把“由外 到内”的趋向放在突出的位置：“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 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 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 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 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 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17]罗宗义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中说：“ 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发生了一场裂变。”[18]
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强调：“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 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从理论上说，作为意 识形态的文学，当然要为社会存在所影响所决定，每一时代的文学，都不能脱离当时经 济和政治。因此，文学史的分期是不能不考虑与之相应的历史分期的。但文学也有它自 己的特点，经济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究竟何时以及如何在文学上反映出来，要受到文学 内部以及其他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制约，因此，它的发展过程并不永远是与历史环境同步 的……经济基础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影响到文学的历史进程，使之与历史环境发生 或前或后的非同步关系。总之，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 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19]1982年，唐弢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中提出：“许多人指出，有些现代文学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争史……其实，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是文学史。”[20]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编写问题》中说：“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 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简单地讲，文学史就是要讲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 陈思和说：“文学创作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它既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有其自身的历史继承性与发展逻辑。根据社会发展史或者 政治史来划分文学的时期，无法准确地体现文学发展规律。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不一定要 与现代政治史的分期一致，文学有自己的道路，它的分期应该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 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结果。”[21]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他们指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 ，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内部’来把 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就是阐明艺术形式(文体)在整 个文学进程中的辩证发展。”同时，他们指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 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 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 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 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22]他们一方面 强调要从文学内部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然而，另一方面实际上“文学现代化”和“汇 入世界文学”等概念却又是一种非文学的历史价值标准的预设。
20世纪80年代“重返自身的文学”以“重写文学史”运动达到巅峰。《上海文论》198 8年第4期开辟了“重写文学史”的专栏。陈思和阐述道：“‘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 不是随意想象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这在当时是出 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这种学术活动不是技术 性的，它包含一种从思维方法到具体研究的革命，即是用实证的方法来修正原先由于政 治偏见而对文学史所作的篡改和歪曲。”“它并不是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 具体地说，‘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多出 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上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要改变这 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的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 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23]
早在80年代初，对于文学史的分期就提出了不同的构想，但是这种分期仍然建立在有 关社会性质的论述之上，而不是由于文学的诉求。但是，他们对文学史分期的看法却和 后来“重写文学史”运动不谋而合。邢铁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源于中日甲午战后， ‘五四’并非它的发端。如果从1894年到1949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的一段，那 么它就有了五十五年而不是三十年。这一阶段从社会性质来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从 时代精神来说，是反帝反封建；从文学现象来说，前后绵密相延，不可分割。而‘五四 ’正是作为中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后两个时期。前廿五年是现代文学的萌芽和发 展期，后三十年是现代文学的壮大和成熟期。前廿五年是旧民主主义文学，后三十年是 新民主主义文学。从关系上说，后三十年是前二十五年必然的发展，应该同属‘现代’ 的范畴。”[24]陈学超提出“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将鸦 片战争以后八十年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的文学史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近代 百年文学史’”。[25]
1987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其 《绪论》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然而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并 没有摆脱社会学的论述模式，“20世纪中国文学”仍然被看作是20世纪社会变革的产物 ，也因此注定了它在分期上无法突破原来的格局。黄修己评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说：“只要看看《三十年》中每一阶段的具体论述，就知道以1927、1937为界，其实还 是踩到政治革命的辙印上了。而第三个十年不止于1947，而要延长到1949，还是因为要 把新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告一段落。把新文学分为三个十年，未见在分期问题 上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他还进一步指出：“原因也很简单，上述各位作者都坚持从 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视角去考察新文学。而只要承认文学的发展演变是受社会生活变 动的影响、制约，则无法回避新文学与中国政治革命步调相近的关系。”[26]黄修己指 出，以政治来分期，不仅是大陆50年代以后的学者是如此，在50年代以前，也都是以政 治来分期，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政治色彩最为淡薄的，但也仍然是以1926年 、1931年、1937年为界，仍然是以政治事件来作为文学史的分界。不仅如此，在意识形 态对立的海峡另一面的台湾，在分期上也与大陆学者并无多大区别。因为他们认为“不 管在那一个阶段，新文学总是与时局的变化和民族的祸福有很密切的关系，感时忧国的 时代精神，贯穿了整个新文学发展史”。[27]
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是在现代化的视角下产生的对于 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陈思和指出：“‘五四’以来，中国政治生活屡生巨变。人们习 惯于以政治标准对待文学，把新文学拦腰截断，形成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 学科概念。这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它使两个阶段的文学都不能形成各自完整的整体，妨 碍了人们对新文学史的深入研究。”[28]樊骏说：“和只是孤立地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 容的作法联系在一起的是，过去一般只注意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和题材，把这看作是现代 文学的根本的特点，以此作为考察评价现代文学的基本线索和根据。这自然是十分重要 的方面；但是“五四”文学革命给中国文学带来的不只是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主题，它 所引起的变革要远为丰富宽广，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创新，新的文 学观念的建立，直到具有新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作家的涌现等。它们都很难一概归入反 帝反封建这个政治命题之中。所以过去那种理解限制了我们的思路和视野，很多需要研 究的课题被忽略了，不少有益的因素被贬低了，研究的范围和评价的标准都显得有些狭 隘。”“近几年有些同志提出研究‘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这是一 个范围和含义都要宽广得多的命题，既包括了反帝反封建的线索，也可以包括上面提到 的其他几个方面的内容，因而能够较为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这段文学历史。”[29]实际上 ，“新时期”以来，“文学现代化”作为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已经悄悄取代 了《新民主主义论》所曾经确立的评价标准。“文学现代化”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文学 ”和“社会主义文学”：“就文学史来说，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性质诚然是重要的， 但它仅只能说明了文学的思想内容的一部分，即政治内容；并没有包括例如伦理、友谊 等其它思想内容，更不能包括文学本身的艺术特征；它只能说明意识形态的共同属性， 而不能说明文学本身的特点，因此它不能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和界线。现代文学史的 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涵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 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内容 ，但‘现代化’的涵义要比这广阔得多。”“既然建国以来的文学和从‘五四’开始的 现代文学有其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那么就应该考虑现代文学史的讫止点是否应以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界线……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即不仅只从政治内容的 范畴，而且从思想到艺术全面地考察的话，两个历史阶段的连续性是十分重要的……现 代文学史应包括建国以来的文学历史，不能只讲到1949年。”[30]实际上，新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区分被统一到了新的现代化的政治实践的“整体”之中。然而，需要 辨析的是，王瑶和樊骏对于“反帝反封建”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现代文 学史的评价标准的非难是一种误解，是由当时的话语条件所制约的一种可能是有意的误 解。他们没有认识到，不论是“反帝反封建”，还是“新民主主义论”，都不是一种简 单的政治评价标准，而是一整套的意识形态，不仅包括了“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以 及“伦理、友谊等其它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 创新，新的文学观念的建立”。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理所当然地包含了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规范，也即包括了一整套的现代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文学规划。 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五四”，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科学和民主，就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 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所谓现代化方案中的一种。 实际上，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从根本上是通过也许是有意识的、策略性的误读，引 入“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来突破新民主主义的评价标准，扩大和拓展现代文学的范畴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20世纪中国文学”“打通”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 之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内部的分期结构并没有改变。而近代、现代、当代文学 史由“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代，则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实践被“ 现代化”的文学实践所取代的结果。正是因为“现代化”的概念，才产生了“中国新文 学的整体观”，使曾经分裂的现代(新民主主义)文学史和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史在“现 代化”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之下得到了重新整合。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说，80年代“重 写文学史”所发生的分期的变化并不是由于文学的原因，而是意识形态转换的结果。我 们明显可以看到，80年代以来，一方面是要求文学从政治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呼声， 一方面是新民主主义的解释结构的突破及其被现代化的叙事所取代。而文学现代化的叙 事同样包括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叙述之中。但是，文学史分期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却 并不意味着摆脱了旧有的文学史格局，更重要的是，并不意味着真正摆脱了政治意识形 态的缠绕与控制，而是相反，它受制于新的意识形态的实践，是新的意识形态的表述。 不过这种政治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转换而已。社会主义的历史目的已经转换成为了 现代化的历史目的。
龚鹏程认为，最早采用现代化的评价标准的是严家炎。严家炎在《鲁迅小说的历史地 位——论<呐喊><彷徨>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中说：“如果说，历史决定了我国经 济、国防和科学技术较大规模的现代化，只能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条件真 正提上日程的话，那么，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中国文学，其现代化的起点却要早得多— —大约早了整整三十年。也就是说，从‘五四’时期起，我国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 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31]他在《<二十世纪中国 小说史>前言》中说：“中国现代小说作为一种崭新的小说形态，建立于‘五四’时期 。但这种变化的源头，可上溯至戊戍变法前后……到‘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小说进一 步从审美意识、道德情操、价值观念等深层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实现了向现代化的飞 跃。”[32]龚鹏程说：“严家炎于今年六月新加坡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会议中发表的 《现代小说研究在中国》便鲜明地显示了这种以‘现代化’来为五四以降文学定性的企 图。他说：‘二、三十年代小说的评论与研究，着眼点始于注意小说的现代性。一些流 行的小说论中所说‘中国小说的世界化’，实际上指的就是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肖乾称 五四小说为‘经西洋文学熏染而现代化了的初期中国小说’，张定璜评论鲁迅《狂人日 记》时说：‘……我们由中世纪，跨入了现代’，这样的评述，即是把五四和八十年代 拉到同一个历史位阶，都看做中国跨出中世纪，走向世界、现代化的表现。’”[33]如 果说丁易、张毕来等人的文学史千方百计地在新文学发展中寻找“社会主义”的线索， 那么，同样，严家炎等人同样在新文学史中吃力地发掘“现代化”的历史。然而，不论 “社会主义”，还是“现代化”，都是当代一种被规定的意识形态实践。
正如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样，对于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诉求 和意识形态动机，海外学者真是洞若观火。龚鹏程指出：“重新认识历史，往往是基于 眼前现实的需要，故存在处境与历史认知通常是合而为一的……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 学’这个概念之所以具有实践性，也正是因为当前中国仍旧迫切需要现代化。这种整体 ，不是把‘近代——现代——当代——新时期’连接起来的整体，而是与那种分期法有 着全然不同的意识内容。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前者是现代化理论。”他还指出：“‘二 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系架构在‘近百年来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理 解上。现代化，又被认为是一种世界性的运动，一方面亚非拉丁美洲等地区皆因受西方 势力及文化之冲击，而展开其现代化，显现出脱离个别传统文化，汇入世界的大趋势… …从文学上来说，即‘世界文学’……此一思路，实际上仍采用西学东渐、中国逐渐西 化现代化世界化的历史解释模型。然而以现代化为新指标，重新讨论近百年之历史，从 社会意识上说，并没有脱离政治的影响，因为中共官方所谓改革开放，正是以‘四个现 代化’为标帜的。而黄子平他们所说的‘走向世界’或‘走向世界文学’，也并不是从 文学的历史研究中形成之概念，而是把当前社会意识及愿望反映到文学史的论述中。试 看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中心编的《中西文化碰撞》、《中西文化交汇》一类讨论， 或一九八五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世界文学》、一九八四年岳麓出版社出版的 《走向世界丛书》、一九八八年人民出版社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丛书》， 便可了解他们会在一九八五年提出此等理论，殊非偶然。”龚鹏程认为，“二十世纪中 国文学”话语不仅挪用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而且他们从来没有对这个概念有过任何反 省。“这也就是说，他们尚未从现代化即世界化的神话迷思中走出来，故不免将近百年 史简单地解释为世界诸民族追求现代化之历史，未考虑到‘现代化’这个观念及现代化 史中的复杂性。”实际上，他们和中国现代以来那些激进的理论同样，强调进步，强调 “现代”与“新”的价值，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更重要的是，“回到文学 自身”的文学史研究的努力同样并不能摆脱意识形态，尤其是当前现实政治的缠绕。[3 4]钱理群在1998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再版之际对80年代的文学史观念进行了深入 的反省。他补充叙述了王瑶当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质疑：“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 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35]因此，龚鹏程追问道：“努力想脱离政 治羁绊的文学研究，为何不能自我理清文学史论和政论之间的分际呢?”[36]
文革结束以后的文学发展被称为“新时期文学”，而“新时期”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概 念。新的文学分期的界定同样依赖于政治的划分。对50年代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 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的否定实际上首先是来自于新的政治实践的需要。有关文学自主的 合法性和文学脱离政治的规划实际上本身就是受制于一种政治的命令和新的政治安排。 《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 工具”说》，否定了“把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简单的工具”的观点，强调了“文学 艺术自身的特征”。《为文艺正名》这一政治对于文学的新的定义和规定启动了“新时 期”对于文学的新的理解和对于文学史的新的观察。80年代，由于政治的变化，文学逐 步从“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绪论里说：“当 时思想领域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稍后不久在政治上确立了中 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标志 着抗战以来影响了中国文化建构四十年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中国真正进入了和平经 济建设时代，思想解放路线与改革开放路线相辅相成地推动和保证了中国向现代化目标 发展的历史进程。在文学史发展上比较有意义的是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 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祝辞，在阐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明 确提出了‘不要横加干涉’的意见，并且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党‘不 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 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紧接着，1980年中共中 央正式提出了含义比较宽泛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来取代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 务’的口号。1984年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时发表祝辞，首次以 科学的态度总结了历史上党领导文艺工作存在的缺点，并作出了‘创作自由’的许诺。 ”[37]实际上，使文学摆脱了政治的仍然不外是一种政治的力量。也就是说，80年代的 “文学独立”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的转换，仍然依赖于政治的力量。正如王纪人《新时期 文学的终结》一文中所言：“新时期的文学尽管包涵了千姿百态的文学现象和众多的作 家作品，但就其总体而言，却有一种文学精神贯穿其间，有其显著的时代特征……文学 几乎与政治同步地反思历史……事实上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问题在于做政治的工具还 是保持某种独立性，是为异化的政治摇旗呐喊，还是为符合社会进步理想的政治推波助 澜。”[38]夏中义在《历史无可避讳》中说：“在长达29年的前后‘迷失期’中，中国 文坛几乎从未明确提出，更毋庸说系统探讨过文艺的本性。新潮文论恰恰是以探寻文艺 的审美天性为天职的，它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文艺从政治腰带上解下来。这就是说， 新潮文论的起步意味着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重估时期的到来。这必须借重‘思想解放’这 一伟大历史背景。这是学术政治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新潮文论致力于文论不依附于政治 ；但另一方面，倡导艺术独立的新潮文论本身却不得不依赖政治开放。”[39]
洪子诚在《“当代文学”的概念》中叙述和评论说：“80年代中期，北京和上海的学 者分别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新文学的整体观’的学术思想，其中便已或明或暗 地包含了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学科划分的批评。随后，陈思和在他的论著中 ，又进一步将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研究，历时地区分为‘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中国 现代文学史’研究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三个阶段。陈对‘现代文学’与‘当代 文学’是‘人为的划分’的提示，对‘现代文学’概念的‘意识形态’涵义的指明，以 及在观察这一问题时注重历史过程的视角，都富有启发性。这可以作为我们讨论问题的 起点。当然，如果吹毛求疵而略作补充的话，尚可以指出，第一，他所说的第二个阶段 ，准确地似应是‘现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研究阶段。也就是说，‘现代文学’是对 应着‘当代文学’概念的，它们的出现既在同一时间，其涵义也只是在对应、相互限定 的关系上才能确立。第二，文学史的概念和分期方法，都包含着政治、历史、社会、教 育、文化等因素的复杂影响和制约——因而，也可以说都有着‘意识形态’的涵义；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都有‘人为’的性质，而不独‘现代文学’为然。第三，这种‘人 为的划分’，对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来说，不仅是文学史‘事后’(对已逝 的‘历史’)的描述，而且更是文学运动的发起者、推动者对所要争取的文学前景的‘ 预设’，对某种文学路线的实施。就后者而言，这里提供了观察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运动 开展之间复杂关系的实例。”
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说：“新文学史编纂史上有两次大突破，可以称 为成功的突破。一次是王瑶的《史稿》，一次就是80年代中后期的几部最有影响的新文 学通史和专史。这两次突破之所以成功，都因为具备了力量的积蓄和现实的契机这两个 条件。”[40]“上面讲到大突破需要条件，还只是‘小气候’的条件，即学科本身的条 件；还没有谈‘大气候’，即大社会环境气氛的条件。第一次突破的成功，是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之时，那是由旧社会转变为新社会的时候，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动的 时候，当然也是人们思想发生巨变之时。第二次突破的成功，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人称‘第二次解放’之时……没有这两次思想的剧变期，也就不会有那两次突破的成 功。”[41]所谓研究的突破意味着用新的观点来整合文学史，从黄修己的叙述里，我们 可以看到，新文学史研究的大突破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林兴利、黄浩威、陈慧莲在《 一份颠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新话语蓝图》中指出：“曾经最合理的‘文学的本质 是附属于政治的’如何在今天不再合理，其中未必就是谁比谁更接近真理的问题，而是 一种‘常识’如何被另一种新的‘常识’叙述成意识形态话语……让文学史摆脱了意识 形态，而只是诉诸于另一种新常识——‘文学史自律空间’(‘把文学史还给文学’)， 完成了一次意识形态转换。”“显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划限的合理性是可以被‘ 唤起’或‘发掘’的……9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反思’，似乎比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更 大程度摆脱了政治权力的统摄，但我们认为，前者或许恰恰体现了知识话语与政治权力 的交错复杂关系：‘反思’可能导致权力的颠覆，同时又只能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进 行。”[42]
文学史的分期无疑应该反映文学本身的发展，但是，文学的发展既有文学本身内在的 原因，也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决定文学发展 变化的因素是复杂的。文学史分期当然不应该直接以政治作为标准，但是政治是制约着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力量，政治的力量已经深刻地投射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中 ，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就是被政治所唤起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转折都与政治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必然与政治发生呼应。洪子诚在《 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中说：“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近百年中国文学 的重要特征，在某些阶段，甚至处于无法剥离的胶着状态。这都已是人们经常说到的。 事实是，连那些‘文艺自由’、‘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也不同程度地折射着政治性 的内容。”[43]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一直和政治有着密切关系，不仅中国现代文学的发 展与变化受着政治的制约，而且我们还看到，由于现实政治的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史的评 价标准的变化，文学史也被不断地重新整合，从而引起文学史的分期的不断变动。“新 时期”、“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和“重写文学史”的发生，从根本上来，与其说是 提供了多少文学的意思，还不如说更主要地是反映了一种现实政治框架的转换。
80年代以来，由于文学自律观念的合法化，“把文学史还给文学”成为了一个无可质 疑的口号。然而，甚至连形式主义者也没有把一种封闭的、纯粹的文学史视为理想目标 ，相反，他们没有忽视文学的发展与外部力量的关系。维克托·日尔蒙斯基在《论“形 式化方法”问题》中说：“当然，通过把美学系列独立出来，并确定其内在规律，以便 使文学史从无原则的折衷主义方法中解脱出来，这种思想从方法论方面来说，是非常吸 引人的……可是不应忘记，独立的美学系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分化出来尽管是合理的， 但确是相对的方法论手段，而独立领域内部的发展动因常常是从外部输入进去的。”[4 4]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在《诗学的定义》里区分了“诗学”与“文学史”的不同任务 ：“诗学的任务(换言之即语文学或文学理论的任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方式。”“ 文学史对文艺作品研究采取历史分析法。文学史家把所有作品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的 整体来加以研究，并把它作为其它个别现象族系中的个别部分的某些方面，仅仅力求对 整体进行阐释和理解。这种研究是以对所研究的作品进行历史的解释作为补充和联结手 段的，也就是在文学现象之间建立联系和确定它们在文学演化中的意义。因而，文学史 家研究的是文学社团、文学流派和风格，以及它们的演变，文学史的传统意义和个别作 家及其作品的独特性程度。文学史家在描述文学发展的普遍进程时，要解释这种差别， 揭示该演进的动因，不论它在文学自身之内，还是源于它对人类文化其它现象的文化关 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学才得以发展，并与之共处于永恒的相互关系中。文学是文 化通史的一个分支。”[45]韦勒克和沃伦也说：“文学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随着 场合的变迁而千变万化。这种变化，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 变化的渴望引起，但也部分是由外在的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它的文化变化所引 起的。”[46]“希柯洛夫斯基说过，如果把文学比作纺织工业，那么作为一个形式主义 的批评家，就无意理会世界市场、联合企业的政策是怎样，只有兴趣看棉纱的种类和纺 织的技术。穆卡洛夫斯基则辩称纺织的技术问题离不开世界市场情况，因为是供求关系 带动纺织技术的。他坚持文学史既要考虑因为各项因素不断移易而形成的文学结构发展 ，也要考虑外来的影响。虽然这些外在因素不是文学发展的本身，但却无疑决定了文学 发展的每一阶段。”[47]
收稿日期：2002-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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