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在中华文明远播拉美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文论文,澳门论文,在中论文,重要作用论文,美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与巴西的文化关系始于1810年，其象征是里约热内卢植物园引种的中国茶树。但笔者在对巴西所进行的一次历史考察中，却发现两国文化关系的起点至少应提前100年， 而由澳门传至南美洲的中华文明瑰宝即为见证。澳门应是最早把中华文明远播到南美洲的桥梁。
一
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根据中外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中国与拉美的文化接触可以追溯到5世纪中叶， 即南美洲安第斯地区克丘亚文明之光初露之际。有些著名学者认为，中国史籍《梁书》上所载、约公元458 年中国高僧慧深远航到达的“扶桑国”就是今日之墨西哥。慧深在扶桑国生活了数十年，最早将中国古代文化和东方佛教传播到拉美。（注：朱谦之：《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载《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卫聚贤：《中国人发现美洲初考》，香港，1974。）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又根据新的考古发现，把中拉文化交往关系的起点定在距今两三千年前。他们认为在墨西哥和中美洲一些国家发现的古代石刻、甬道图案以及奥尔梅克时代的玉雕品，均具有中国商代文化的特征。由此而产生了“殷人东渡”之说。（注：陈志良：《中国人最先移殖美洲说》，载《说文月刊》，1940年第1卷，第4期。）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考证不足， 中外学术界对慧深所赴扶桑国之位置及“殷人东渡”之说颇有争议。比如关于扶桑国的地理位置，德国东方语言学家克拉卜洛特早在1831年便发表了《关于中国文献中所载扶桑国被误认为是美洲的一部分的说法的研究》的论文。中国学者韩振华早在1947年发表的题为《扶桑国新考证》的论文，也否认扶桑国在美洲。虽然到了60年代，马南屯等人又在《北京晚报》上著文支持“慧深发现美洲说”，但北京大学著名美洲史专家罗荣渠发表的几篇重要论文如《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又对此表示否定。这些大相径庭的观点，使“中国人发现美洲说”显得扑朔迷离，也更引起人们对中国与拉美关系起点的关注。
上述有关中国与拉美早期文化联系的“记载”和“实物”，涉及的均是北美洲的墨西哥和中美洲一些国家（如危地马拉等）。至于中国与南美洲的早期文化接触，有人认为最早的物证是在厄瓜多尔境内发现的王莽时代的钱币。据此，有人推测王莽曾派遣船队航行南美洲，在那里留下了他们的物品。然而，钱币以及上述许多实物均是携带方便的物品，可以是王莽时代的人或更早年代的人带到美洲的，也可以是后人出于某种原因带到南美洲的。再考虑到这些实物的来龙去脉尚无史料佐证，到目前为止，它们只能对人们起到一些提示作用。至于殖民时代“马尼拉大帆船”开通后散布在南美洲太平洋沿岸国家的中国商品，则是秘鲁库斯科等地的商人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转售至南美洲太平洋沿岸各国的，因而不能视为中国与南美洲早期文化接触的直接物证。
但是，由于澳门具有东西方文化交汇点这一特征，而巴西与澳门又曾同属于葡萄牙的殖民地，在巴西发现的中国文物对研究中国与南美洲早期文化接触，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据记载，16世纪时巴西有的贵族家庭已在使用中国瓷器。17世纪时，巴西上层社会已广泛使用中国瓷器装饰房屋，甚至用作赌注或充作现金。1686年，在修建贝莱姆·达卡乔艾依拉修道院时，还曾用中国瓷器装饰教堂钟楼。巴西著名学者吉贝托·弗雷耶尔对巴西庭园建筑内中国式的亭台作了研究，他写道：“在巴西作为热带地区一种新型文明的发展中，中国甚至起到直接的影响。”（注：Gilberto Freyer,New wolrd in the Tropics——the Cultureof Modern Brazil,1959,p.27.）现存于巴西、 散见于民间的中国古物可说是举不胜举，比如明清时代的漆器、绢扇、瓷器和阳伞，等等。其中被博物馆收藏者，更是精美的无价之宝。比如由葡萄牙贵族阿维拉斯公爵携往巴西的一个瓷壶就是在中国定制的，壶上绘有光彩熠熠的公爵家族徽章。1807年葡萄牙摄政王若奥带到巴西的一个八角形孔雀花纹大瓷盒也是中国古瓷器中的一件精品。1818年若奥六世即位时，中国清朝嘉庆皇帝赠其一套精美瓷器，其中一个瓷盘上绘有葡萄牙—阿尔加维—巴西联合王国徽章，盘边绘有汉字：“书有古今文，诗分大小雅”。这个瓷盘堪称中西文化交融的象征。1822年巴西取得独立时，爱国人士曾在中国定制一套瓷器餐具，上书葡萄牙文“巴西独立万岁”，以庆贺独立建国之盛事。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葡萄牙王室播迁巴西，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与巴西的文化联系，使殖民地巴西出现了很多中国物品。其中影响最大、时间最早、而又有史料佐证，可作为中国与巴西乃至中国与南美洲国家早期文化接触的直接物证者，当属1810年在里约热内卢皇家植物园栽种的中国茶树。
二
关于里约热内卢皇家植物园内中国茶树的栽种，这须从19世纪初葡萄牙王室播迁巴西谈起。
王室远迁巴西是由于当时欧洲的政治形势造成的。1807年冬，伊比利亚半岛战云密布。葡萄牙因拒绝参加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遭到法国的武装入侵。葡萄牙摄政王若奥率领王室贵族和政府官员，在英国舰队的保护下出走巴西。次年1月24日，王室的船队到达巴伊亚；3月8日，抵达里约热内卢。这样，巴西暂时成了葡萄牙殖民帝国的中心。王室驻跸巴西，引起这块殖民地的一系列的变化。为了满足达官贵族的消费需求，同时为了安抚巴西大庄园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王室宣布开放巴西港口，并采取了一些发展文化教育的措施，如创立皇家军事学院，开设公共图书馆、皇家剧院、皇家植物园，等等。
皇家植物园原名皇家花园，建在里约热内卢市郊的罗德里格斯·德弗雷达斯庄园里。这座由若奥摄政王亲自创办的植物园，主要引种各国典型的植物，“是一座使异国他乡的花草、首先是东印度的特殊植物适应巴西水土的植物园”。（注：Fernando de Azevedo,A
CulturaBrasileira,Universiade de Brasilia,1963,p.403.）茶树作为中国在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植物，被选中引种在皇家植物园。如果试种成功，王室还曾设想在巴西人面积地种植中国茶树。当时，这项工作由葡萄牙国务总理大臣林哈里斯公爵主持。他指示澳门总督负责在中国招募茶农和技师，并运送茶农和技师携带茶树树苗前往巴西。1810年，从内地湖北招募的一批茶农从澳门上船，远涉重洋，到达巴西，随后便进入里约热内卢的皇家植物园试种茶树。傅云龙的《游历巴西图经》对此有翔实记载，他说：“即如种茶一事，自嘉庆十七年湖北人至彼创植以来，以
旺。”（注：傅云龙：《游历巴西图经》《游历巴西图经余记》，《实学丛书》本，第15册。）他还写道：“初植茶，华工二十余司之。”这大概是指在皇家植物园，也是在巴西第1次试种茶树时， 数十名中国茶农谨慎工作的情形。
应当指出，到巴西植茶的中国内地茶农是先在澳门集中后，再由澳门出发前往巴西的。这说明了澳门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也令人想到东方苦力贸易也是首先从澳门扩展到拉美的。1797年，英国将原西班牙殖民地特立尼达岛攫为己有后，急需劳力开荒种地以便发展甘蔗种植业。1802年，特立尼达岛的英国总督皮克顿向其上司建议招募中国苦力到该岛劳动。不久，根据伦敦的指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地区拐骗了300多人。为了避开中国地方当局的注意， 英国人先把这些中国苦力集中到澳门，然后租用葡萄牙人的船只运出。1806年，这些中国苦力被运抵特立尼达岛（注：马石：《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纪事》， 第3卷，第17～18页。转引自陈瀚生主编：《华工出国史料》，第4辑， 第1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由此而揭开了西方殖民者把中国劳力输往拉美的序幕。不过，澳门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属本文讨论的范畴，故不赘述。
中国茶树移植巴西，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文化蕴意。因为茶与丝绸、瓷器一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里约热内卢皇家植物园引种茶树，应是中国与南美洲文化交往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件轶事。当然，通过“马尼拉大帆船”传到南美洲的植物也不少，譬如樱桃、柑橘、荔枝、芒果等，但由于茶树对于中华文化的代表性，以及中国茶树在南美洲种植的广泛性，茶树在中国与南美洲的文化交往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仅是一种植物的移植，而且带来了母国原产地的文化影响。随着茶树在里约热内卢以及此后在圣保罗州、米纳斯吉拉斯州的种植，“茶”这个中国字，其译音作为一个外来词，也从那时起进入到巴西葡萄牙语语汇之中。至今巴西人仍把茶叫作“灑”，与中文发音非常接近。此外，19世纪时，不仅在巴西，而且在秘鲁、巴拉圭、牙买加、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均开展过中国茶树的引种工作。因此，人们一谈到中国和巴西的文化联系，便想到里约热内卢皇家植物园引种茶树一事，把它看作中巴直接的文化交往的起点，也将其视为中国与南美洲文化交往的有史籍佐证的开端。
三
但是，笔者在巴西利亚大学讲学期间，曾对巴西内地进行过一次历史考察，发现中国和巴西文化交往的起点远远早于1810年。而澳门在这种最早期的交往中，占据着关键的地位。澳门不愧为中国和巴西、中国与南美洲文化交往的桥梁。
那次考察的初衷是对巴西独立建国的历史进行一些研究。那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巴西独立日庆典的军号声回荡在圣弗朗西斯科河的两岸，笔者乘兴去探访独立运动的摇篮——米纳斯吉拉斯州。旅游车从干旱的戈亚斯州一进入米纳斯，眼前即是一片绿色世界。极目远眺，四望皆青，到处是无边的沃野和牧场，真所谓，清风吹绿野，草低见牛羊。笔者曾在国内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中，把米纳斯吉拉斯译为‘大矿、总矿’，如今身临其境，眼前的山川风光、物宝天华，说明译为‘聚宝盆’更为贴切。同行的一位巴西朋友自豪地指着车窗外那座已被开掘成梯田模样的‘黑山’说，那些露天开采的‘黑土’，正是输往中国的品位很高的铁矿砂。”
笔者考察的目的地是奥罗普雷托。奥罗普雷托曾是米纳斯吉拉斯的首府，地处该州中部崇山峻岭中。在葡萄牙殖民巴西初期，那里仅是冒险家浪迹之地。直到1693年当地发现黄金和钻石后，它才迅速发展起来，成了米纳斯管区的首府，被称作“黑金城”。在巴西经济史上的黄金周期（1693～1800），奥罗普雷托曾大兴土木，盛极一时。在这个不过几平方千米的小山城，竟建起十几座教堂。市中心的弗朗西斯科·阿西斯教堂气势恢宏，金碧辉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文化遗产。在奥罗普雷托，笔者瞻仰了民族英雄蒂拉登特斯纪念碑，参观了米纳斯密谋陈列馆。当我怀着敬意在留言薄上写上“来自中国”时，陈列馆的职员一面惊奇地对我这个“远东来客”表示欢迎，一面向我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在奥罗普雷托附近的莎巴拉市的教堂里有中国古代的木雕壁画！巴西内地竟有中国古代艺术珍品，这个意外的消息，使我放弃了在黑金城的其他游览项目，第2天便匆匆赶到莎巴拉市。
莎巴拉是位于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贝洛奥里藏特以东30千米处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这里山势平缓，到处郁郁葱葱，葡萄牙式的白墙红瓦蓝窗房舍掩映在棕榈、香蕉林间，给人以恬静优雅的感觉。殊不知在黄金周期，这里也是喧闹的采矿热点。18世纪初这里发现黄金的10多年间，小镇上竟有3座教堂拔地而起。其中的圣玛丽亚·奥教堂兴建最早， 建筑风格也最特殊。与当地常见的教堂不同，这座教堂只修建了一个钟楼，且从台基到钟楼顶呈现出梯形结构，远远望去，颇似中国的宝塔。进得教堂，迎面便看到神龛两侧有4幅典型的中国木雕画。画面上宝塔高耸，水榭端居，渔翁垂钓，惠鸟翱翔，一派典型的中国山水风光。图像皆用金粉装饰，与框架上的金箔交相辉映，真显得富丽堂皇。令人更吃惊的是殿堂各处的装饰浮雕，其形状全是中国传统的莲花蔓草，花草之间伫立的竟是国人眼熟的木雕凤凰。若没有教堂正中的耶稣像和十字架，真叫人误认为是到了一处中国宫殿。
据了解，圣玛丽亚·奥教堂动工于1717年，由一位从澳门来的中国技师主持建筑。这位建筑师独具匠心，巧妙地把带有浓郁中国风韵的壁画、浮雕融进西式教堂。这样，经过3年的修建， 中华艺术便像绚丽的奇葩盛开在地球的另一边的巴西高原上。与里约热内卢皇家植物园引种中国茶树之事相比，由澳门传至米纳斯的中国艺术珍品早在1 个世纪前即来到了巴西。恐怕可以说，圣玛丽亚·奥教堂的中国木雕画不仅是现存于巴西、而且是现存于南美洲的直接由中国传播过去的、表明中国与拉美文化交流的最早物证。
中国与巴西分处东半球和西半球、遥对于北半球和南半球，属于地球上相距最远的一对国家。由于“地理大发现”和葡萄牙人的东来，地球上相距最远的中国与巴西、与拉丁美洲在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并产生了增加彼此享受的文化与物产的交流。这其中，澳门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应当说，澳门不愧为最早把中华文明远播到南美洲的桥梁。以往，人们对中华文明通过澳门传至欧洲的情况研究较多，而对澳门把中华文明远播到拉美的桥梁作用研究不够。今后，国人应该加强对澳门通过太平洋的“丝绸之路”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