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与政治：关于济慈诗歌批评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济慈论文,诗歌论文,批评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济慈诗歌批评注重其唯美主义倾向，认为济慈是西方唯美主义的先驱。近二十多年来，济慈诗歌批评发生了重大转向。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全面渗透，济慈诗歌研究也开始了一个政治文化研究的新阶段。应该承认，这种政治文化批评打破了形式主义文本分析的局限，把济慈诗歌研究带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然而，与此同时，济慈诗歌的政治文化研究又有一定的偏颇，由于它实质上是针对济慈诗歌的唯美主义批评而展开的，从肯定济慈诗歌中的唯美主义艺术追求，到新批评派的形式主义文本分析，再到济慈诗歌的政治文化批评，这实际上是从济慈诗歌批评的唯艺术论和唯美论走向了唯政治论和唯历史论。这样的研究引发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诗歌的解读虽然离不开政治和历史的解读，但诗歌的解读是否仅仅依赖于政治与历史的解读?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批评都只能是一种可能和选择。今天，政治文化批评似乎已掌握了文学批评的话语霸权，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忽视“他者”批评的存在。实际上，济慈诗歌批评中始终存在着主流批评话语下的潜文本；济慈的诗歌中始终贯穿着活跃的审美特征和政治意识的并存与交融，其中既有诗人对生活的体验感悟，对自由民主的渴望，更有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对诗美的向往。二者既是矛盾的，相互排斥的，又是互动的，相互渗透的。摆脱文艺批评中的二元对立思想、中心主义、话语霸权，而实行以流动的、互生的观点来审视和研究济慈诗歌并且审视更大范围内的诗歌作品，这正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所应遵循的操守。
一
从19世纪至今，一百多年来的济慈诗歌批评呈现出一种矛盾对峙的局面。从批评所关注的对象来说，济慈诗歌批评明显地呈现出唯美论和唯政治论二者针锋相对的态势。而从批评方法来说，这一批评呈现出的是20世纪上半叶以“新批评派”为主的形式主义文本批评与70年代末之后的新历史主义政治文化批评二者的对峙。
贯穿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济慈诗歌批评的主要观点是对济慈诗歌中唯美主义美学观和艺术观的肯定。批评家们认为济慈不关心现实世界，不关心社会和政治。他们对济慈诗歌中的现世性、政治性和人文关怀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是浪漫主义诗人中最不关心政治的一个，”(注：Nicholas Roe,ed.,Keats an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Introduction,p.3,p.1,p.5,p.4.)是“浪漫主义诗人当中最成功地逃避了政治指涉的不纯洁性的诗人。”(注：Morris Dickstein,“Keats and Politics”.Studies in Romanticism,Volume 25,1986,p.175,p.176,p.178.)批评家尼古拉斯·罗伊说：“在整个19世纪，人们接受了他(济慈)极其微不足道的现世性，这一观点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继续影响着对济慈和他的诗歌的批评走向。”(注：Nicholas Roe,ed.,Keats an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Introduction,p.3,p.1,p.5,p.4.)从19世纪的批评家威廉·豪威特(William Howitt)、大卫·麦森(David Masson)、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威廉·迈克尔·罗塞蒂(William Michael Rossetti)，到20世纪初的席林柯特(Ernest de Selincourt)、布鲁克(Stopford A.Brooke)、艾略特(T.S.Eliot)等，都认为济慈的诗是背离现实和人生的。(注：以上部分评论家的观点可参见拙文《走向诗歌审美的人文主义——谈济慈诗歌中的社会政治意识与其诗歌美学的高度结合》，《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第67页。)雪莱为济慈写的《阿董尼斯》给济慈的形象定下了唯美诗人和青春诗人的基调。他在这首悼亡诗中把济慈描写成柔弱、敏感、富有才气、充满诗情画意的翩翩少年，不幸倒在论敌的恶毒攻击之下，这使人感到济慈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从而影响到对济慈诗歌中的社会政治意识的认识。
20世纪上半叶的济慈诗歌批评主要表现为关注诗歌文本的形式主义批评，这一批评方法呼应了济慈诗歌中的唯美主义倾向。艾略特对济慈的诗歌极为推崇，他把济慈看作是近现代风格而远浪漫风格的诗人。他认为济慈的诗歌不像华兹华斯和雪莱，在济慈的诗歌中“没有显现出任何对大众生活感兴趣的迹象。”(注：Susan Wolfson,“Keats and Politics:A Forum”,Studies in Romanticism,Volume 25,1986,p.172,p.173,p.172.)如果说华兹华斯和雪莱对现实社会的介入代表着浪漫主义诗歌精神的话，那么，济慈则不应该被看作是浪漫派诗人的代表。因此，作为英美形式主义的“新批评派”的文本批评通过文本细读，矛盾悖论的阐释，词语结构分析等等，剖析并肯定了济慈诗歌中的唯美倾向和唯艺术倾向，而对济慈诗歌中的政治完全视而不见。这自然同形式主义批评的美学观紧密相关。在“新批评派”理论家看来，“大部分伟大的英国诗歌都很少言之有物，或都是言之无物的。”(注：转引Geoffrey H.Hartman,“Poem and Ideology,A study of Keats's ‘To Autumn’”,The Fate of Reading and Other Essay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p.124,p.125,全文。)所谓言之无物就是说，诗歌的审美价值只存在于诗歌的形式与语言当中，而不应该有任何功利目的，不应该受到道德责任的驱使去表达形而上的思想意识，因为“艺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把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东西表达出来。”(注：转引Geoffrey H.Hartman,“Poem and Ideology,A study of Keats's ‘To Autumn’”,The Fate of Reading and Other Essay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p.124,p.125,全文。)因此，对济慈诗歌中唯美主义倾向的论述通过形式主义的批评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20世纪70年代，批评界仍然持这种传统的唯美主义观点。在70年代产生广泛影响的卡尔·伍德灵(Carl Woodring)所著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政治》一书中，就没有专门论述济慈的章节。应该说，在传统济慈诗歌批评当中，唯美主义和唯艺术论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这样的批评论调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才有所转向。1979年，杰罗姆·麦克甘(Jerome J.McGann)发表了《济慈与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方法》一文。他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肯定了政治、历史、社会等因素对济慈诗歌的影响，从而开辟了济慈诗歌研究中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时代。此后，一大批批评者着眼于从政治、现实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去分析济慈的诗歌，从而彻底扭转了早期济慈诗歌批评中的唯美主义论调。批评家对济慈诗歌中表现出的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心，对人生、人类、世界的思考进行了充分的探究。总结起来，济慈诗歌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了普遍认同：1、济慈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影响深远的民主思想，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敌对状态，中产阶级对保守政治压制民主的不满情绪，他们发出的要求改革的呼声，经济危机，战争带来的繁重的苛捐杂税等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与济慈的思想和诗歌创作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2、济慈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初期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李·亨特等激进的政治思想家的影响很大；3、济慈的书信中表达了鲜明的民主思想，有很强的政治意识；4、济慈的诗歌中有形而上的思想意识的表达，特别是早期诗歌中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可以看出，长期以来济慈诗歌批评中的唯美主义和当前对济慈诗歌中政治意识形态的肯定、“新批评派”的批评方法与当下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峙状态。新历史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实际上就是针对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而展开的。麦克甘的文章“重新决定了历史对于批评分析的中心地位，并以此来反对20世纪文学批评中的极端陈腐观念：即，诗歌在本质上是词语结构，是一个特殊的语言单位的排列组合，是一个‘文本’。”(注：Nicholas Roe,ed.,Keats an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Introduction,p.3,p.1,p.5,p.4.)批评者之所以选择济慈也是有着明确的批评意图和倾向的，即，在济慈这位被普遍认为最崇尚幻美的诗人身上寻找突破口，以便将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因素渗透到批评的各个领域中去。这里，政治和历史的批评话语对形式主义批评的冲击几乎是致命的，因为这一中心话语几乎取消了诗歌作为文学文本的审美视角。尽管我们还不能断言当前的政治历史批评已经取代了诗歌的审美研究，但至少审美研究在目前已经悄然退场，无声无息了。然而诗歌中的决定性因素毕竟是其复杂的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离开了这一因素而单纯探讨其政治成因，这无疑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从肯定济慈诗歌疏离政治的幻美特性和艺术的唯美价值到只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去分析研究济慈诗歌，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使当下的批评仅围绕政治意识形态的话题而展开，但这又从另一个方面限制了批评的多元思维和多样化走向。
二
事实上，关于济慈诗歌中的政治因素并不是近二十多年来才发现的。传统济慈诗歌批评中的唯美主义实际上就是由一场关于济慈诗歌中政治立场的争论而引发的。今天的政治历史批评是要返回到历史的原初状态中去挖掘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说明，真实的历史并不是由一个声音构成的，它是一种多元的交响。1817年，济慈的《诗集》出版，次年，他又出版了《恩弟米安》。两部作品引来保守的托利党派的文坛杂志的强烈攻击。约翰·吉布森·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是当时出版家布拉克伍德新创办的杂志撰稿人。从1817年10月起，以洛克哈特为首的一伙儿人以评论员的身份在《爱丁堡布拉克伍德》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恶毒攻击济慈。洛克哈特在1818年8月发表的文章中提醒人们说“济慈属于政治上的伦敦佬派和艺术上的伦敦佬派(Cockney School)。”所谓伦敦佬就是指政治上激进，艺术上远离古典风格，生活上贫寒，具有平民意识的诗人和政治家。济慈在政治上接近李·亨特等人，自然被洛克哈特认为是伦敦佬一派。在艺术上，洛克哈特指责济慈用松散无力的韵式对典雅的英雄双行体进行革新。这表明“济慈松散自由的双行体是其宽松自由的政治观在诗歌文风上的反映。”(注：William Keach,“Cocknev Couplets:Keats and the Politics of Style”,Studies in Romanticism,Volume 25,1986,p.183.)济慈的早期十四行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表现出对查普曼自由奔放的译文风格的赞赏，这无疑表明了他对与他在时间上更接近的蒲伯所译的、具有古典主义风格的荷马史诗的疏远，这也被洛克哈特等人认为是济慈激进的政治思想在诗歌中的一种表达。洛克哈特对济慈的指责和攻击从另一个方面证实济慈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表现出充分的民主意识。当前的历史批评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以表明济慈诗歌中具有政治性，这是批评家在济慈诗歌走过了一百多年之后又重新思考济慈诗歌的政治问题，并且从济慈的论敌那里获得信息来重新审视济慈诗歌的价值。麦克甘在文章中指出，此前的济慈诗歌批评对伦敦佬的诗歌价值并没有真正充分的认识，即，传统的济慈诗歌批评并未真正认识济慈诗歌中政治意识的价值。
当年济慈的论敌对诗人进行大肆漫骂和攻击的时候，济慈的朋友们出于对济慈的友谊和对待诗歌的真诚，努力为济慈辩护。而他们保护济慈并为之辩护的策略便是突出济慈诗歌的幻美特质，表明济慈写诗并没有政治目的，他是远离政治的，远离这个纷繁的世界的。“雷诺兹(J.H.Reynolds)认为，真正要欣赏济慈那奇异的感觉、力量和悲悯取决于其文学与政治的相对隔绝。”(注：Nicholas Roe,ed.,Keats an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Introduction,p.3,p.1,p.5,p.4.)约翰·斯格特(John Scott)对“‘政党利用可悲的私利将自己营造为文学的权威’十分痛恨，他力图把济慈从这样的政治标签下挽救出来，而他这样做却开启了现代观点对济慈作为本质上‘非政治作家’的怀疑。”(注：Susan Wolfson,“Keats and Politics:A Forum”,Studies in Romanticism,Volume 25,1986,p.172,p.173,p.172.)人们发现，济慈诗歌批评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开始与济慈的论敌走上了同一条政治批判的道路。当然，两者的目的恰恰相反。洛克哈特等攻击济慈诗中只有政治，没有艺术，从而否定济慈；而当下的批评家则试图仅仅从政治的视角出发来肯定济慈。然而，尽管二者结论相反，但相似的批评出发点和批评走向反映出的批评现象和批评话语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却不能不令人深思。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济慈诗歌中的政治倾向曾引起一些批评家的注意，比如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萧伯纳(Bernard Shaw)。他们发现在济慈的叙事诗《伊萨贝拉》中，诗人对伊萨贝拉的两个惟利是图的哥哥的描写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甚至表达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然而，“批评传统常常把这首诗中的这几个有关的诗节看作是从叙事的情节中不经意的‘偏离’，并认为萧伯纳对该诗节的赞赏是暗淡的或是一种脚注。”(注：Susan Wolfson,“Keats and Politics:A Forum”,Studies in Romanticism,Volume 25,1986,p.172,p.173,p.172.)由于当时文学批评所崇尚的是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和刚刚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之风，因而，形式主义的批评话语不久便成为批评的主流，萧伯纳等人的观点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无声无息了。而今天的人们又开始返回诗歌中的政治问题，这是否说明了当时的某种批评话语霸权对多元的批评视野有一种潜在的压制?
事实上，任何一种诗歌都离不开潜在的政治姿态，即便诗人极力逃避政治，远离政治，他也无法逃脱政治，因为对政治的逃避恰恰就表明了一种政治姿态。关于浪漫的文学对政治的逃避，马尔库塞有一个令人深思的表述，他称之为“伟大的拒绝”。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他认为：“对于感觉的和乌托邦价值的滋养本身就是对现存秩序的‘否定’，是一种‘伟大的拒绝’。”(注：Morris Dickstein,“Keats and Politics”.Studies in Romanticism,Volume 25,1986,p.175,p.176,p.178.)“马尔库塞提出，对童年的崇尚、对浪漫爱情的崇尚、甚至对中世纪的崇尚，向读者指明了一个乌托邦的自由境界，或者指明了依托在神话形式中的人性价值，像依托在那尔喀索斯、俄尔甫斯、阿波罗、普罗米修斯身上的人性价值那样。想象力的自觉可被看作是对腐败的、压制人的社会秩序的批判性回应。”(注：Alan J.Bewell,“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 of Keats's Classicist Aesthetics”,Studies in Romanticism,Volume 25,1986,p.188.)因此，审美的诗歌精神与激进的政治态度都是一种有关政治的选择，是对政治的批判。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的生存环境。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去观照诗歌，这对于诗歌艺术审美价值的认定有着怎样的作用?对于济慈诗歌研究来说，无论是认为济慈的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还是认为济慈诗歌是逃避政治的，是从政治的退缩，两种相反的观点是否影响到济慈诗歌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认定?这两种观点在哪些方面、怎样影响到诗歌的审美价值取向?或许，在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文学批评各个领域的今天，文学的本体，诗歌的本体已经被剥离了，消解了，文学与诗歌的审美已经不能单纯从诗歌本身，艺术话语本身得到完满的结论。但是，政治历史的话语解读是否就是惟一正确的话语解读呢?诗歌处于一个丰富而复杂的视界当中，影响诗歌生成的因素是多元的，有心理的、无意识的、语言的、文本的，当然还有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政治和历史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历史的视角和政治的批评应当是诗歌生成这一更大界域中的一元。据此，诗歌中的审美与政治，文本与历史就是一种既分离又互动的关系。诗歌的生成不能脱离政治和历史，但诗歌绝不是政治和历史的简单表达，仅仅从政治和历史的视角来观照诗歌就会发生某种偏离和局限。
济慈自己对此或许有着超越我们当前批评话语的深刻醒悟。他早期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中期之后则更多地关注美的问题，政治的因素成为隐蔽的和潜在的话语。人们对济慈中期和后期诗歌中的政治意识争论比较多。一种意见认为，他中期之后的作品不再关心政治，而是全部投入到幻美的境界中去，特别是在他受到论敌的强烈攻击之后，他几乎是否定了自己前期的政治倾向，认为那是不够成熟的。此后，他更加渴望与美的神交，转向了想象力的创造。另一种意见认为，他中期之后的作品仍然是关心政治的，在《拉米亚》、《伊萨贝拉》、《海披里安》等作品中都有相关的表达，特别在晚期的《致秋》中，作者的政治姿态是显而易见的。1983年，在美国现代语文学会题为“济慈的美学创造”的会议结束前，莫里斯·狄克斯坦宣读了论文《济慈与政治》一文。围绕这篇文章，1986年的《浪漫主义研究》(第25期)专门开辟了一个“济慈与政治”论坛，一批很有分量的关于济慈与政治之关系的学术论文得以面世，这些论文集中探讨了济慈诗歌中的政治色彩和现实色彩。同时，论文也关注到济慈的美学创造与其政治意识之间的关系。一些批评家认为济慈的政治性是通过美学的追求实现的。(注：Alan J.Bewell,“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 of Keats's Classicist Aesthetics”,Studies in Romanticism,Volume 25,1986,p.188.)也有批评家认为，他中期之后转向了弥尔顿和华兹华斯的人文精神，实现了对具体性历史的超越。(注：Morris Dickstein,“Keats and Politics”.Studies in Romanticism,Volume 25,1986,p.175,p.176,p.178.)
笔者认为，济慈在早期的作品遭到论敌的攻击之后并没有倒下或退缩。他曾说过，他对自己的苛刻和批判比论敌们对他的攻击要严厉得多。他没有逃避到幻美之中，远离现实的纷繁世事。相反，他深刻而冷静地思考了论敌的诋毁之词，并从中获得了某种启示，那就是，政治的声音在诗歌中必须发生转换。诗歌中的政治必须是潜隐的表达，是诗人潜意识中的感觉和心灵的涌动。这在他提出的“客体感受力”说关于理性与感性的关系等论点中有所阐述。于是，前期作品中的政治话语在此时发生了主动的转向。政治和民主意识转化成诗人内心中对更加宽泛的人文精神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是潜在的、隐蔽的，潜伏在他的诗歌审美表达之中，通过审美的话语时隐时现，成为诗歌中多变而不确定的踪迹。政治意识与诗歌审美形成了既矛盾又互动的态势。诗歌须拒绝政治的显在话语才能生成审美特征，而诗歌又不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诗人的诗歌经验是无法与意识形态彻底隔绝的。空洞而言之无物的诗歌不会有任何生命力。因而，仅仅关注诗歌中政治意识形态的显在话语，或者仅仅挖掘政治在诗歌中的踪迹，并将其揭示于众，而不去审视诗歌拒绝政治显在话语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无视政治踪迹在诗歌中的无形、多变、不定等特点，这对于诗歌的批评来说无疑会产生局限。
三
事实上，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与新历史主义批评的政治文化研究在对待济慈诗歌中的政治意识这一问题时也往往呈现出复杂的局面，这在对济慈的晚期诗作《致秋》的研究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传统的形式主义文本分析通过对作品的视觉意象、声音意象、感官意象等方面的探讨，认为该诗集中表现出诗人对幻美中的秋之景色的感官享受，是诗人在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理想状态中对纯粹幻美的抒写与崇尚。然而，在形式主义的文本批评开始对自身的封闭性有所感悟之时，人们便逐渐从语言和文本中走出来，将触角伸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在对该诗进行文本分析时就悟出了其中的政治色彩和民主倾向。他认为，济慈的《致秋》传达出一种温和柔美而又自然的情致，是与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的英国北方语言精神相呼应的，表现了诗人的平民意识和民主追求。(注：转引Geoffrey H.Hartman,“Poem and Ideology,A study of Keats's ‘To Autumn’”,The Fate of Reading and Other Essay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p.124,p.125,全文。)由此，文本分析开敞了历史的语境。另一方面，在新历史主义批评大力肯定济慈诗歌中的政治追求与民主精神的同时，也有相当的论者根据当时历史的背景资料得出结论，认为济慈是从政治中退缩和逃避了。政治历史研究并非对济慈诗歌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彻底认同。麦克甘的文章所开辟的济慈诗歌研究的新阶段，正是从探讨济慈诗歌从激进的政治态度退却而开始的。因而，历史与政治的话语中也必然渗透着对审美的思考。
关于济慈诗歌中审美与政治历史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他写作《致秋》时的书信、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及人们对《致秋》所做的批评，来进行分析和探讨。从新历史主义批评全面带动了对济慈诗歌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之时起，人们对《致秋》一诗便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时成为济慈诗歌批评的焦点。有评论家指出，自从麦克甘的文章发表以来，人们对《致秋》一诗的分析便不能回避其中的政治性和社会历史因素了。(注：Vincent Newey,“Keats,history,and the poets”,Keats an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86.)
这首诗创作于1819年9月19日。当年8月中旬，八万多工人群众在曼彻斯特的皮特鲁广场举行要求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声势浩大的集会，遭到政府的暴力镇压，有四百余人死伤，造成皮特鲁惨案，在当时震动巨大。一些批评家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济慈1819年9月17日至27日的一系列重要书信所表达的政治倾向，以及他对当时政治的关心和批判态度，全面肯定《致秋》中的政治历史话语，认为济慈在诗中表达了鲜明的政治观点和激进的民主意识，在他的诗歌创作一度转向幻美之后，最终又回到政治上来了。尼古拉斯·罗伊在《济慈的国民》一文中细读了因皮特鲁事件而引发的对诗中“合谋”(conspiring)(注：“conspiring”一词在济慈的原诗中是这样出现的：“Season of mists and mellow fruitfulness,/Close bosomfriend of the maturing sun;/Conspiring with him how to load and bless/With fruit the vines that round the thatcheves run;”这里，“conspiring”是指秋与太阳“合谋”使藤萝挂满果实，应具有一种比喻意。)这一意象的争论，暗示该诗对政治危机是有所回应与修正的，而非从现实世界的美学中“逃避”。(注：Vincent Newey,“Keats's Nation”,Keats an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而坚信济慈激进的政治态度的评论家则完全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这首诗，如认为“第一诗节中的蜜蜂即英国的工人，‘蜂巢’唤起的意象是政府的监狱，持不同政见的劳动者在1819年的秋天就在其中冥思苦想。”(注：转引David B.Pirie,“Keats”,The Romantic Period,Penguin Group,1994,p.385。)这种解读使诗完全成为当时政治事件的影射。我国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其中的现实主义成分和政治倾向。刘新民先生的文章即认同“conspiracy”这一意象为“富人镇压穷人的阴谋”，认为诗中“使用的许多意象与当时的政治论战密切相关。”(注：刘新民《济慈诗歌新论二题》，《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第81页。)
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济慈的这首诗要向世人展示的是他的诗歌艺术，表现了他从激进的政治态度的退缩。就在皮特鲁惨案发生的前四天，济慈迁入温彻斯特居住，并在此间给家人和朋友的书信中一再表现出他的愉快心情，据此，一些批评家认为济慈在诗中力图表现他缓和矛盾，减缓冲突，把社会政治冲突在艺术和幻美中中和并化解掉了。济慈不仅拒绝与某一个历史事件调和，而且拒绝与现实世界调和。诗中的秋天完全是诗人想像中的秋天，是幻想中的美和温柔，而非现实的。(注：Jerome J.McGann,“Keats and Historical Method in Literary Criticism”,The Beauty of Inflections:Literary Investigations in Historical Method and The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事实上，如果从济慈的书信着手去分析他在当时的思想意识便不难发现，他此时的思想并不是单一倾向的。首先，他的书信并不是有体系的思想的概括和总结，诗人在他的书信中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和对现实、对生活的态度是跳跃式的、灵动的，其中既有他对秋天的温和而柔美的自然情致的热爱与留恋，也有他对暴力政治的否定和批判，更有他对人类思想的启蒙，对自由和民主精神的追求。他在创作《致秋》两天之后(9月21日)从所住的温彻斯特给雷诺兹的信中说：“现在这个季节多美啊——空气这么好。有一种温和中的清晰。的确，一点儿不开玩笑。宜人的天气——暗蓝的天空——我从没像现在这样这么喜爱割过麦茬的田野——是的，比寒意袭人的绿色的春天还要好。割过麦茬的田地看上去总有些暖意——就像有些绘画看上去暖洋洋的一样——这种感觉在我周日下午散步时给我的震动是那么强烈，我便写下这首诗。”(注：转引Robert Gittings,ed.,Letters by Kea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91,p.229,p.312。)这正是诗人创作这首诗时的自然真实的心绪和情态：对秋天温暖和谐的自然美景的拥抱与投入。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就此远离了现实，逃避了生活的纷扰。就在这一时期的其他书信中济慈也一再表达出他的民主思想。9月22日他给查尔斯·布朗的信中说：“我要站在自由派一边写作，无论是谁付给我稿费。”(注：转引Robert Gittings,ed.,Letters by Kea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91,p.229,p.312。)在给远在美国的弟弟乔治的信中他谈到实现民主政治和民众的启蒙的三个阶段。其中讲到铲除暴君，减少赋税，摧毁所有特权的斗争，英国人民当时所处的贫困状况，他们对生活的可怕的体验，法国大革命等等，信中表达了他对一个更加自由民主、更加完美的社会生活的向往和信念。皮特鲁事件——“英国人民现在所进行的斗争”，自然是不能回避的，但它被置于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被置于济慈关于反抗压制、实现整个人类的启蒙和进步的思考之中。(注：转引Robert Gittings,ed.,Letters by Kea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91,p.229,p.312。)前两封信仅隔一天，因而单独地以哪一封书信为依据来证明济慈是远离政治、逃避现实的，或证明济慈是用自然的秋景来影射政治、表现他的激进的政治观点的，恐怕都有一定的偏颇。
而且，仅仅以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济慈的诗也不全面。济慈的书信对于他的诗歌研究虽然十分重要，但单纯依赖他的书信去看他的诗歌则是片面的，甚至会得出令人茫然不知所终的结论，因为诗歌的表达不同于书信，诗歌有其审美独特性，济慈对此有着深刻的醒悟。应该说，他对自然的向往，对崇高的审美情致的向往与他对自由和民主政治的追求，在精神上和潜意识中达到了一种和谐，形成了崇尚自然的人文主义精神。(注：见拙文《济慈<致秋>中的审美观和人生观》，《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33页。)在他的诗歌表达中，政治话语始终是隐在的、不定的、多变的、无形的踪迹，很难表现为当下显现的存在。所谓“合谋”、“蜜蜂”等词语所唤起的想象是复杂的，多层面的，未必就是某种政治观点的影射。诗的语言美、意象美所唤起的感官审美境界成为活跃而灵动的文本显在因素，作为踪迹而存在的政治意识与民主精神则成为支撑诗人生命与人格的力量，构造了诗人与诗的灵魂。
诗歌批评本应是多元而开放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也好，文本批评或审美批评也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本应是互动的、交流的和相互渗透的。西方批评和理论的新的走向无疑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思路，但西方的批评趣味并非一成不变的。从对济慈诗歌批评走向的观照，我们或可悟出其中的变化与多元性。因而，我们在引进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时是否也应该面对我们自身的需要，解决我们自身面临的一些问题?事实上，对于国内的文学批评界来说，我们对于一种政治的批评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批评姿态并不陌生。而以语言结构为主体的纯粹文本研究，和以单纯的诗性审美为对象的诗歌美学研究，似乎也应该走出单纯诗歌文本的封闭场。正如有学者指出，或许，“我们有时就需要检讨或减缓忙于拾起西方学界最新成果的机械举动，否则就有不得要领之嫌。”(注：丁宏为《理念与悲曲——华兹华斯后革命之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期，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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