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认同：一种认同研究的新方向
——基于浙江星村的个案研究
张红阳1，2，李传喜2
(1.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南京210046；2.中共台州市委党校，浙江台州318000)
摘 要： 作为边际人的近郊村民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群体，在农村发生急剧转型的背景下，将城市认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转向乡土认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考察近郊村民的乡土认同，要了解近郊村民对农民身份、乡村地域、乡土文化的认同状况。星村村民愿当农民，向往城市，在乡土文化中自得其乐。“城乡人”与“超城市人”的概念表明了村民乡土认同的新情况，“城市包围农村”阐释了乡村发展的新阶段。重塑乡土认同，需要促进乡村再集体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同时创新乡村文化建设。
关键词： 近郊村庄；乡土认同；再集体化；新型城镇化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的农民，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帕克所言的那种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边际人。如果对边际人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分析，我们可将边际人的类型从时空上分为两种亚型：历时态边际人和共时态边际人。历时态边际人又可以称之为“过渡人”，这种人处在新旧思想交替、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过渡人”是置身于“传统—现代”连续体上的人；共时态边际人又可称为“边缘人”，他是由于出访、留学、移民等原因而生活于两种不同文化中的人——甚至也包括从封闭和传统的乡村走进开放和现代的都市的中国农民。[1]基于此，本文认为，近郊村庄农民既位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又处于乡村与城市的交叉地域，融合了“过渡人”与“边缘人”的各自特性。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边际人的近郊村民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特殊群体，有关这一群体的认同研究应该被提上日程。同时，当前的认同研究，之所以重点关注城市认同，是因为在急速城镇化背景下，出现了大量的城市移民，其中以“离土又离乡”农民工为主。然而，农村在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过程中同样发生了剧烈变迁，农民正处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如果说农民工是在抛弃自己的旧生活，那农民自身则位于建构自己新生活的转折点。近郊村民处在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传统与现代矛盾冲突的夹缝中，其经历的心理震荡最为强烈。乡土认同状况不仅影响到农民群体本身的城市适应与城市融入，还关系到乡村社会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因此，研究近郊村民乡土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农村发生急剧转型的背景下，乡土认同研究就更为重要和更具典型性，可以为我们提供当前社会变迁中近郊村民的心理图式。
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一般强调的是建立在人们相互之间亲密交往和友好互助之上的心理上的归属感和亲切感。当前社会学界对社会认同、城市认同[2]研究成果丰硕，同时，城市社区认同[3]、农村(社区)认同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与乡土认同研究联系最为紧密的是农村(社区)认同研究。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近郊村庄村民对城乡差别的认识正处于重塑期，不仅展现了多元化的特点，而且出现了新的认识与观念，这些新的变化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地挖掘。吴理财(2011)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农民内部的分化、传统婚姻家庭的解体、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性“下乡”、国家基层治理转型等原因，我国农村社区认同总体趋向消解。[4]农村社区认同及其边界逐渐模糊甚至瓦解，降低了农村社区的凝聚力，不利于农民之间的合作，也给农村社区带来治理上的困难，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5]施麓、眭海霞(2010)发现，从理论上看，农民对农村社区认同是建立在共同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的。而实际调查的结果显示，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农民社区认同的决定性因素。在现行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制度因素相互综合影响着农民对社区的认同。[6]李增元、袁方成(2012)认为，与传统农村社区认同相比，现代农村社区认同既包含了部分传统社区认同因子，还具有与当前时代特征密切联系的诸多现代要素，这对塑造现代农村社区认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7]吴理财(2011)认为重构农村社区认同需要发展农村社区公共福利，同时建设生活化的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农村社区公共生活，在农村社区文化与公共生活中孕育农村社区认同。[8]可见，当前的农村(社区)认同，已经覆盖了趋势、影响、比较、重构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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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农村(社区)认同主要是对于农村地域心理上的一种依恋与归属，这与本文中的乡土认同概念有一定差别。乡土认同更多地是一种价值判断，带有一定的选择性与倾向性，包含了对于农民身份、农村地域、乡土文化的情感与判断。以往研究乡土认同，是在城乡二元分离的情境中探讨的，其主要是从对农村(社区)认同、乡土文化认同角度展开的。总体而言，目前专门针对乡土认同的研究成果数量有限，但对于农村认同问题的研究角度比较全面。主要的问题在于，学者们对于乡土认同概念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原因是不同学者对于这一问题有各自的切入角度。角度不同，研究内容与研究对象就会出现较大的差异。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农村社区或共同体并非纯粹是地理区位性的概念，而且是涵盖了社会心理、文化性范畴的概念，而乡土认同的概念将这些方面更好地涵盖进来。
二、星村村民乡土认同现状
本文旨在通过对星村这个近郊村庄乡土认同的研究提供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个案。近郊村庄与城中村有一定差异，与远郊村庄差异较为显著，近郊村庄位于城市与农村互相缠绕的中间地带，会在社会形态上更多地体现出一种过渡性与边缘性。星村是一个典型的近郊村庄，2012年笔者曾于星村所在街道挂职锻炼一年，对星村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并组织调研团队于2012年7月、2013年7月对星村进行了集中调研，而且在资料整理的过程中又多次回到村里进行回访和补充资料。笔者深入接触和访谈了街道干部、村委干部及一般村民等20余人，获得了大量的关于该村乡土认同状况的访谈资料。经过整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一)愿当农民：近郊村民的理性选择
文化认同曾是构建社会整体性的基础，但这种基础随着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展开而被彻底瓦解。在现代性不断扩张的过程中，乡村文化被界定为落后和迷信，村民被界定为现代意义上的农民，这些都与村民自己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同相去甚远。事实上，农村地区的自我价值判断有自己的标准，村民在评价自己村庄的文化价值时，并不会一味地否定，他们也在争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话语权。现代文化的确具有吸引力，传统文化、乡土文化同样具有自身独特的魅力。
一方面是农村娱乐休闲方式在城市娱乐休闲方式面前的单一性缺陷，另一方面是民间宗教信仰的衰落，从这两个角度来说，乡土文化认同呈现出逐渐退化的状况。前者主要是在一种比较中形成的局面，在没有城市娱乐休闲作为参照物的情况下，农村单一的娱乐休闲方式并没有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短板，也没有在村民当中形成一种负面的情绪。在将城市娱乐休闲作为参照物进行对比之后，农民难免觉得自己的娱乐休闲方式过于单一，即便没有形成提升娱乐休闲质量的观念或没有找到提升娱乐休闲质量的途径，但正是在比较中逐渐否定了农村自身的娱乐休闲方式的合法性。后者则是由于新一代的近郊村民对于传统乡土文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弱，这与年轻一代追求新事物的风格有关，让他们去接受与自己的年代相距甚远的传统文化确实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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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往城市：身边城市的强力吸引
由于农业生产活动已经不能为村民带来较大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星村村民选择放弃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或者经商，或者到周边地区打工……也就是说，近郊村民基本上否定了农业生产活动对于改善生活的价值，认为非农业生产活动才能带来更多的财富。但是，近郊村民在村庄城镇化后很容易出现年龄大、学历低等一系列问题，而且通常会立刻发现自己在更大的社会舞台上没有“后台”、缺少“关系”、“市面也不灵”。不同群体的适应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进入城市的群体自身的教育程度、技术水平、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因素以及社会关系、社会资源、社会支持等社会资本状况差异明显。[11]笔者认为，认同与适应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对乡土社会的认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村民的一种主观选择，虽然这种选择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建构，但最终是一种主观意向。而适应则是一种客观的生活状态，需要有物质基础作为其保障。一般而言，在村庄城镇化之前及城镇化过程中经济实力较强的村民对新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的适应性会相应更强。道理是简单的，例如，在近郊村落的交通工具不断升级的形势下，没有基本的经济条件是无法购买轿车这样的大件交通工具的。虽然星村村民会在近郊村庄的变迁过程中非常轻易地选择放弃农业生产活动，否定农业生产的价值，而去推崇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但要适应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却并不容易，需要经过个人不懈的努力与政府的支持。
乡土认同是建立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之上的，这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开始衰落了。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地盘的扩展，同时也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扩张——它把农村生活方式视为“前现代的”或“落后的”，并试图去取代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具有异质性，异质代表不同于农耕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乡村原住民所陌生和未知的。[10]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不但被城市的生活方式所吸引、诱惑，同时也产生了对自己原有文化的自卑感而羞于回归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
从上述数据来看，配电网重构后，该网络的功耗从重构前的511.4 kW下降到了466.1 kW，从图5中来看，网络中的第9个节点为电压最低点，重构前为0.968 p.u，重构后为0.971 p.u。可见经过算法重构将系统的功耗降低又改善了电压质量。验证混合GA-PSO对配网重构的优越性。
(三)自得其乐：近郊村庄的乡土文化
关于对农民身份的认知。一部分村民认为自己还是农民，但这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城镇化了，这部分生活方式完全城镇化的农民只是在心理上将自己定位为农民；另一部分村民也认为自己还是农民，他们则更为“客观”，因为他们的经济条件有限，生活方式还保留着农村的特色，房屋的结构、家庭人口的构成等都有乡村的风格。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虽然都表明自己是农民，但客观情况是一部分人已经完全市民化了，接受访谈的一些长辈，还忠于自己的出身，认为自己永远是农民。从就业来看，除了在村中搞服装生意的成功人士外，星村也存在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于村庄的认识由于缺少传统的社会记忆，更倾向于成为一个现代的农村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对于农民身份或市民身份都无所谓，但是让他们再过农民的生活或从事农业生产已经基本不可能了，除非农民过上市民的生活或农业生产彻底现代化。
农民的娱乐休闲与民间信仰是了解乡土文化的切入口。笔者在调研的过程中特别询问了村民目前的娱乐休闲方式。总体的情况是，在务农活动减少与休闲时间上升的双重影响下，村民的娱乐休闲方式更为丰富与惬意，中老年人打打麻将、扑克，平时还可以在老年协会喝茶聊天；而年轻人则有更多的选择，不仅可以到城里的娱乐场所，还可以在家上网休闲。不过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虽然娱乐休闲活动变得越来越丰富，社会活动空间得到一定程度的拓展，但社会活动空间逐渐出现了固化、压缩的趋势。同时，娱乐休闲的内容并没有优质的提升。年轻人平时的活动大多局限在网络上，老年人则局限在喝茶聊天上，村民的身体素质可能会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诸多的受访者一般对待这个问题的答案出乎意料的一致，老年人可能打打麻将，晚上还去跳广场舞，而年轻人则更多地与网络打交道，将上网作为主要的娱乐休闲方式，一部分年轻人甚至经常赌博，不利于村庄文化的健康发展。而且，由于休闲娱乐方式的单一化、压缩化，乡村文化建设就会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就会造成村民乡土认同的下滑。
近郊村民更加肯定城镇化的居住环境，城镇化的交通与卫生状况得到村民的肯定。这是容易理解的，在城镇化过程中，过去泥泞、崎岖、不平的土路被水泥路或者沥青路取代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驾驶电动车、摩托车，有的则购买了轿车，过去那种去哪里没有一条平坦路，甚至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的年代已经结束了。ZXF告诉调研人员以前去远一点的地方要去租自行车，“人家开了店，就是出租自行车的，你用的话给他多少钱，不用的话还给他”。而“现在和以前绝对不一样了”。LPD则谈到：“现在的农村，家里有儿子、有女儿的，一般来说，百分之五六十都有车子(轿车)。为什么这样讲，以前路很空，现在都挤死了，有的甚至有两辆。那有点可怕，车子这样搞起来。”这种变化从微观角度看是指“个人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进入一种复杂的、技术先进和不断变动的生活方式的过程”，[12]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参照的。以城市作为范本的生活方式自然吸引广大村民的注意与向往。路易斯·沃思认为，“城市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具有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13]虽然从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到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需要一个可能很漫长的过程，认同与适应本身又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但基于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套房对于星村的居民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在星村，套房已经成为了村民一致的追求，也成为了财富与地位的象征。试问，有哪户人家不愿意分得村集体分配的套房呢？套房供水、供气、结构优势是其他类型房屋无法比拟的，套房是现代的，其他类型的房屋是传统的，在村民眼中套房是先进的，其他类型的房屋是落伍的。
星村村民对于自己的民间信仰有相当程度的认同感，这也就意味着民间信仰在星村还有较强的生命力。村民对待民间的宗教信仰，即便怀疑宗教本身的真实性，但也会将其当做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他们会人为地将传说演绎为生活的一种意义体系，而这个意义体系的内容是由村民自身建构的，他们将其作为自己生活的信仰与精神寄托。过去农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他们逐渐养成了朴素的或者直觉的认知观念，这是不同于现代人的思考习惯，比较另类，但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对于民间信仰价值的肯定实际上是一种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不应该被归类或界定为现代科学的对立面。基督教在近郊村庄并没有发展迅猛的原因就在于村民对本土佛教的传统信仰。但这种对乡村民间宗教信仰的认同状况不容乐观，这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忽视甚至否定，民间宗教信仰的衰落也是难以避免的。
那么，星村的村民还想不想当农民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笔者发现，没有一个村民想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但是也没有一个村民不愿意当城乡一体化后的农民。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总是将过去的村庄描绘成鸟语花香、炊烟袅袅的世外桃源，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个问题。无论从劳动强度，还是劳动时间上看，过去的农民干农活实在是太辛苦了，而且，在过去非常重视粮食生产的年代里，从事田间劳作仿佛是没有尽头的，村民看不到职业的前景，或者说，干农活是唯一的职业选择，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在星村土地尚未大量开发为建设用地之前，一部分农民还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是在城镇化与市场化的推动下，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少。在最初面临这种社会变迁时，部分农民感觉到了农活越来越繁重，根本没有空闲的时间，几乎全天候在从事农业生产，这就导致粮农的不适应，他们一般不去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不适应，很大程度上处在农活忙不完，身体甚至快被累垮的焦虑状态中。事实上，这可以说是近郊村庄城镇化过程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而且必须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才能逐渐适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方面，在城镇化、市场化背景下，从事农业生产的近郊村民工作量没有下降。家庭在村集体承包的耕地面积没有改变，之所以从事农业生产就是因为他们的土地还没有被占用，所以试图通过耕种庄稼创造财富，而且他们感觉到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耕地面积的下降，农产品的价格可能会相应的上升，耕种所得会进一步提高，但是事与愿违，这种小而分散的经营方式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数量越来越少，同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村民基本消失，春种秋收式的帮扶机制已经逐渐被破坏了。如果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无法获得同村人的帮忙是一个难题。传统社群的生活有个常见且重要的特色，即人际关系紧密、长远，而现代世界则给个人更多的自由，[9]虽然独立有益处，却带来了相应的孤独。小规模耕种粮食已经不能致富，仅能维持基本生活，过去那种守望相助的耕种模式由于村中相当一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而告终结。
三、讨论：近郊村庄乡土认同的重塑策略
继续推进近郊村再集体化可以让村集体实力更强，服务更加优化，村民也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在乡村与城镇的价值与意义被挖掘之后，全盘城镇化的思想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反思，乡村必须走上新型城镇化之路，创新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是重塑乡土文化的重要突破口。
(一)促进乡村再集体化
既然星村村民愿意当农民，对于农村的身份认同尤为强烈，那么要强化这种认同，就要打牢这种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础。星村村民之所有如此强烈的身份认同，最主要的原因是再集体化后，村集体能够为村民提供经济支持、社会保障，可以为他们提供城市居民在城市社区中无法获得的服务。因此，继续推进近郊村再集体化可以让村集体实力更强，服务更加优化。在星村城镇化发展基本成熟后，农村社会保障日益完善，再集体化后，每位村民还能在年底享受股份分红，也就是农民朋友所说的年底领钱。[14]这就不难理解村民想当现代的农民了，道理很简单，现在的农民不从事农业生产，有城里人的社会保障，还能享受城里人享受不到的股份分红，运气好，自己原来被村里征用的土地还可能被开发，这样就可以分到商品房，还有额外的各种收益。试问，有这样的好处，农民朋友为什么要拒绝当农民呢？如果农民的身份还是像以前那样苦、那样累，就没人愿意当。如果农民的身份像现在这样有好处、有面子，自然就有人愿意当。所以，学术界大可不必争论改变农民或农民工的称谓，因为只要他们的生活改善，权益得到保证，到底怎么称呼着实不重要了，甚至原有的农民身份也是一种资源，因为不是农民就没有农民能享受的一切。农村户口与个别城镇化的近郊村庄在相亲中形成了天然的竞争优势，再集体化后的星村虽然不可以集中力量办太大的事，但确实可以集中力量为村庄的发展做很多事。星村村民愿意当农民，对于农民身份的认同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自我认同，他们彻底否定了过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掉地上摔八瓣”式的农民形象，代之以不仅享受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同时享受村集体股份分红的农民身份。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特色”是以人为本，从偏重土地城镇化向注重人的城镇化转变；核心目标是公平共享，注重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身份转变问题在生活方式、精神文化等方面也使他们逐渐城镇化。[15]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它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16]这就告诉我们，一味固守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做法是错误的，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只能显示在不断创新中。文化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激进的现代主义者认为文明的最终结局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最终征服自然而走向宇宙；一种是成为保留地里的原始居民。我们在不了解乡村生活艰难或无法体会这种艰辛的情况做出保留乡村原貌的结论不仅不符合村民利益，而且不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必须推进新型城镇化，才能实现农村的新发展。国内出现的被动上楼现象的原因大部分是由于补偿不到位而不是因为居民不愿意住进现代的楼房。在星村更是如此，谁能有机会住进与城市一样的套房或者直接有机会分得村集体与开发商协定的商品房更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的被动城镇化实际上是一种客观的被动城镇化，即近郊村庄的城镇化需要客观的社会基础，在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近郊村庄无法获取城镇化的机会。近郊村庄目前的城镇化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的主动城镇化，即村民们翘首以盼，希望能借力于城镇化而在住房、收入、就业等方面获得发展机遇。中国城镇化的最终发展也必然是“传统农民的终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的消失，也不意味着农村的消失，而意味着现代农业和农村的兴起，在乡村生活的“农业蓝领和白领”可以照样享受到现代社会发达的城市文明。[17]虽然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村民仍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一旦他们有机会进入城市的楼房中，他们也会在现实的考虑中放弃在农村的生活。可见，城市的吸引力更大一些，而近郊村庄中原有的亲密关系网络成为了城市生活的有益补充。
胃肠道间质瘤是一种常见的胃肠道肿瘤，患者大部分为中老年，胃部属于多发部位，患者没有明显症状。本次研究中，40例胃肠道间质瘤患者，18例出现在胃部，2例十二指肠患者发生明显梗阻症状。胃肠道间质瘤患者一般是通过血液循环感染到肝部、腹膜和肺部，最常见的是肝脏转移。本次研究中，2例患者出现肝脏转移，和其他研究结果相同。很多研究普遍认为胃肠道间质瘤可能进展为恶性，恶性程度会随着时间而增加。本次研究中，1例小肠胃肠道间质瘤直径达到5cm，没有出现核分裂，手术前CT增强诊断为肝脏转移，但随访5年内没有出现其他变化。
(三)创新乡村文化建设
我国乡村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村图书馆、老年活动场所建设填补了以往农村文化建设的空白，政府推广的电影下乡等活动也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文化建设。在星村，也将一段时期停办的“送大暑节”再办起来，成为村内乃至整个区县的重要文化活动。只有推动乡村本土文化建设与发展，才能强化村民的乡土认同。但现有文化活动的静止性或表演性(多为表演类活动，如广场舞)极大地限制了文化活动的吸引力与交流性，也就无法推动村民的广泛参与并强化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体育活动设施的建设与体育活动的开展是未来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尤其是球类运动。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了除了依法以乡、镇、市、县为名建立的常设社团以外的那些根据个人的自愿原则建立和发展的社团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大作用。[18]这类非正式社团除了一些宗教性质的社团外，还有大量以体育活动为兴趣的社会团体，这类兴趣小组可以有效地培养成员间的互助情感与相互认同。
上文中已经提到，要继续推进再集体化，这样才能保证村集体有发展乡村文化的整体实力；还要继续推进城镇化，促进城乡一体化，这样才能创新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容。传统的思想与现代的工具是可以共存的，农民的生活逻辑是一种现实与功利的取向，只要能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有新的收获，他们就会成为城镇化的坚定支持者。城市各类的文体设施中，球类运动场所是乡村有必要效仿与学习的，这不仅仅有利于丰富乡村文化内容，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不能将大量的资源置于城市中，也不能一味地存有农民不爱体育运动，只会打麻将聊天的旧观念。以运动文化为牵引的“舶来品”，在较为传统的乡村中，对当地的传统文化既具有解构的功能，也可以发挥重塑的作用，这种建设性的解构与升级式的重塑能够有效地推动乡村文化的新发展。如果以球类运动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突破口，不仅可以推动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可以提高农民的身体素质，更有利于城乡一体化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发展农村具有强吸引力的文化设施与文化活动，村民才会对乡村文化产生认同感，才能最终在新形势下重塑近郊村民的乡土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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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Identity :A New Direction of Identity Research ——Case Study Based on Xingcun ,Zhejiang Province
ZHANG Hong-yang1,2，LI Chuan-xi2
(1.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Jiangsu;2.Party School of Tai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Taizhou 318000,Zhejiang)
Abstract ：As marginal people,suburban villagers are a very noteworthy group.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rural transformation,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urn the study of urban identity to the study of rural identity to a certain extent.To investigate the rural identity of the suburban villagers,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the identity of the peasants,rural areas and local culture of the suburban villagers.Xingcun villagers are willing to be farmers,yearn for cities,and enjoy themselves in local culture.The concepts of "urban-rural people" and "super-urban people" indicate the new situation of villagers′ local identity,and "city surrounds the countryside" explains the new stage of rural development.In order to rebuild local identity,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rural re-collectivization,promote new urbanization,and innovat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suburban villages; local identity; re-collectiv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中图分类号： C912. 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975( 2019) 04-0072-06
收稿日期： 2019-02-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刚性社会矛盾趋势分析与化解对策研究”(14ZDA061)；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乡愁：生活世界的中国体验”(2017N50)
作者简介： 张红阳(1987—)，男，河北唐山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台州市委党校讲师；李传喜(1985—)，男，山东莱芜人，中共台州市委党校讲师。
[责任编辑 茹梦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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