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中“差序格局”的逻辑与走向
——以《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为中心的再解读
□蔡 杨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北京100044）
摘要： 社会功能主义认为文化源于人类社会的需求，不理解人类社会需求就不能理解文化。费孝通是从社会功能主义角度撰写《乡土中国》的，目的就是试图探求中国基层社会的社会结构，准确理解乡土社会的文化系统，进而寻求根本解决乡土社会困境的答案。“差序格局”概念即是费孝通以西洋团体社会为参照，针对中国基层社会提炼出的一种理念类型意义上的社会结构。这种理念类型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以教化权力为维系纽带，具有非常明显的小团体意识。它由乡土社会所催生，又反过来规范乡土社会。费孝通认为，只有从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特点和文化系统出发，才能深刻认识中国乡土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找到化解困境的合理出路。
关键词： 乡土社会；差序格局；自我主义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提出的最具生命力的本土概念之一。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学界对它的兴趣依然不减，相关讨论层出不穷① 孙立平、卜长莉、阎云翔、马戎、沈毅、翟学伟、吴飞、刘悦笛、廉如鉴等人分别从不同角度，概括和检讨了“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参见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1期；卜长莉的《“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马戎：《“差序格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汇总国人行为的解读》，《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沈毅：《“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与再定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廉如鉴：《“差序格局”概念中三个有待澄清的疑问》，《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刘悦笛：《儒家政治哲学当中的“情之本体”——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谈起》，《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冬之卷；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其中很多讨论都极富创见，对于深入理解“差序格局”概念意义甚大。但是也有部分检讨并未建立在深入解读费孝通文本基础之上，造成了无所谓的争论。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结合费孝通的学术取向与谈辩语境，将《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置于原始语境进行考察，以更准确地把握“差序格局”概念的内在逻辑。
一、费孝通的功能取向
1930年费孝通进入燕京大学，在吴文藻引导下学习社会学。吴文藻倾向于功能主义，认为“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1]。这是费孝通最早接触功能主义理论。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费孝通又在吴文藻介绍下，进入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随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M.Shirokogoroff）攻读研究生。史禄国帮他制定了六年学习计划，两年一期分为三期完成。虽然费孝通没能完全执行，但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进一步的功能主义训练。1936年，费孝通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跟随马林诺斯基攻读博士学位，始发现在清华接受的“着重人的生物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整体论和系统论，原来就是马氏的功能论的组成部分”[2]329。由此可见，费孝通从大学到博士阶段，接受的基本都是倾向于功能主义的人类学训练。
据费孝通介绍，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是针对早期人类学“遗俗说”（survival）而提出来的。“遗俗说”试图通过分析各种人类遗俗，追溯人类早期的社会状态。马林诺斯基对此极为不满，他认为文化是人类满足其生活需要的人工体系，或者说文化是为生活服务的体系，“人是体，文化是用，体用分明”[3]151。对他而言，需要“是指群体和个体生存的必要条件”[3]157。如此一来，文化不仅变成了关于“人”的学问，而且还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和分析。换句话说，学者可以通过调查个体和群体的生存需要，分析文化的功能和意义。马林诺斯基试图以此来实现人类学研究的科学化。
不过，另一位人类学家拉德科夫利·布朗（A.R.Radcliffe-Brown）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仍然不够科学。他尤其不赞同马林诺斯基过分强调生物需求。布朗认为：“功能的意义不必挂在有用无用的鉴别上，更不应当和生物需要挂钩。”[2]332按照其看法，社会文化与生物需要之间，不是一方完全决定另一方，而是一种互变关系。到了1930年代，布朗甚至不再使用抽象、模糊的“文化”概念，而更多讨论“社会结构”或“社会体系”。1937年，他在芝加哥教员研讨会上作了题为《社会的自然科学》的报告，其中提到：“你们不应有一个文化的科学，你们只能把文化作为社会体系的一个特征来研究。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有一门科学，那它一定是一门社会体系的科学。”[4]
布朗之所以用“社会结构”“社会体系”代替“文化”，是因为社会结构或体系可以直接观察。在他看来，“社会结构如同单个有机体的存在一样，是实在的”[5]213。那么，社会结构到底具体指什么？布朗给出过几个解释：“结构这个概念是指在某个较大的统一体中，各个部分的配置或相互之间的结合。……在社会结构中，被认为是社会生活行动者的单个的人即个人是最终组合，社会结构就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人的配置组成。”[6]159“与社会结构这个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个性’（social personality）这个概念。后者是指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而前者则是指由他与别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合成”[5]217。“研究社会结构时，我们所关注的具体事实是那种实际存在于某一时期、把某些人连接起来的一整套关系”[5]215。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社会结构即是“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所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① 马林诺斯基的“制度”概念与“文化”基本上是同义的。他曾经说：“这样说来，我们又有了一个普遍的原则，文化的真正要素是有它相当的持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的，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就是我们所谓‘社会制度’。任何社会制度都针对一根本的需要；在一合作的事务上，和永久地团集着的一群人中，有它特具的一套规律及技术。任何社会制度亦都是建筑在一套物质的基础上，包括环境的一部分及种种文化的设备。用来称呼这种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最适合的名词莫若‘社会制度’。在这定义下的社会制度是构成文化的真正组合成分。”所谓社会制度，就是“由一群能利用物质工具，而固定的生活于某一环境中的人们所推行的一套有组织的风俗与活动的体系”。马林诺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收入《费孝通译文集》上册，北京：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291页。 。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分析的是乡土社会道德的差等性。“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从社会观点说，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使他们合于规定下的形式行事，用以维持该社会的生存和绵续”[14]31。根据这一逻辑，社会结构决定社会道德，社会道德规训个人观念。西洋的社会结构产生西洋社会道德，中国的社会结构则产生中国社会道德。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个人从亲属一条线推出去形成了孝悌观念，从朋友一条线推出去形成了忠信观念。孝、悌、忠、信就是乡土社会的基本道德。这些道德都是以差等为前提的。虽然根据孔子的说法，孝、悌、忠、信之上还有一个广被天下的“仁”，但是“这个和‘天下’相配的‘仁’也不能比‘天下’观念更为清晰。所以凡是要具体说明时，还得回到‘孝悌忠信’那一类的道德要素”[14]35。换句话说，儒家力求据以超越的“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有差等的。
对于马林诺斯基和布朗之争，费孝通最初并不清楚其中的关键。后来，他在不断的反思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布朗的社会功能主义观点。尤其学成归国后，费孝通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越来越觉得不能将社会文化仅仅视为人的生物需要，相反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先于人而存在，对人有很强的规范和驯化作用。他撰写《生育制度》时，就坦承已经跳出马林诺斯基的“三层需要论”，“根本放弃了把婚姻、抚育、家庭、亲属、宗族等一系列的文化现象堪称满足生物需要的文化措施”[7]。另一方面，他谈论最多的是布朗极力提倡的“社会结构”概念，而非马林诺斯基的“文化”概念。
费孝通晚年曾经说：“社会是群体生活本身，文化是群体生活得以进行的一种方式。社会和个人是可见的实体，文化是看不见的抽象的生活方式，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这种力量驱策着人接近它，因而使大家近乎一致。……现在我们要问，在人类生活中，是否可以把上层的实际生活方式抽象出来，只剩下基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这种抽象的关系形式只是普遍存在任何人类社会中，不像上层的那一部分，有其历史性和地域性，因而有其比较性。”[8]528-529由此可见，费孝通注重思考的不是抽象文化，而是“基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这一说法显然与布朗的社会结构概念非常接近。
晏阳初始终坚持自己的改造主张，抗战结束后都没有什么变化。尽管他后来经常强调外来侵略的影响，认为中国人民“受了封建传统的压迫，以及外来强权的欺凌，以致他们一天甚于一天地过着牛马生活”，中国“已只有‘民’而无‘力’，这是中华民族极大的悲剧，极大的危机”，但是仍然主张从恢复或开发民力上来做工作。晏阳初指出，中国不需要空洞的口号和标语，需要的是有人将“蕴藏在中国广大乡村中伟大磅礴的力——民力——开发出来”。具体言之，即一切从人民出发，开发人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组织力，使农民觉悟起来，使他们有自动自发的精神[13]90-91。由此可见，晏阳初固然认为“封建传统的压迫”和“外来强权的欺凌”，是导致中国衰弊的重要原因，但根源还是在于人民自身的缺陷。
费孝通没有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过评论。他晚年说过：“他（笔者注，指梁漱溟）的著作对我早年影响不大，……但又有两条我是同梁漱溟接上了，一条是对社区的研究；一条是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不是脱离中国文化来谈文化的变迁，不全盘西化。”① 参见马宝琛：《梁漱溟与费孝通》，《群言》2010年第7期，第24页。不过，在同时期完成的《乡土重建》和《生育制度》中，费孝通曾多次引用梁漱溟的话，这说明他对梁漱溟有所关注。 由上面分析可以看出，费孝通和梁漱溟都主张从传统出发进行调整，两者确有相通的地方。只是两人的入手之处略有差异，费孝通的“社会结构”概念是指规范和支配人与人关系的模式，梁漱溟的“社会组织构造”概念则是指一种礼俗。而且，从功能主义角度来说，社会结构与群体需要是一个互变关系，要改变社会结构，就必须改变群体需要。梁漱溟的礼俗背后并没有这一层背景。
二、费孝通的谈辩语境
费孝通学习社会学，有着极为明确的目标或出发点。他试图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把握并改造乡土中国的社会文化。他晚年曾说：“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到现在还没有变。”[10]由于中国的大部分人皆为农民，所以理解和改造中国的社会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理解和改造中国的乡村问题。经过若干年社会学训练，费孝通自认找到了一条合适的道路，即通过具体的社区调查，了解和掌握中国的社会结构，从而找到中国乡村问题的根源所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在他看来，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但是根据布朗理论，要想了解“人”就必须了解塑造“人”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中国问题的根源所在。然而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几种影响颇广的乡村改造方案，却并不这样认为。其中，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理论最具代表性。
梁漱溟是从宪政问题入手研究乡村的。最初，他认为民初宪政失败的根源在于民众自身，“如果公众没有参与国政，争取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要求，宪政只在上层说来说去，是无用的。在这个问题的推动下，我想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也就是从基层的农村入手，于是我抛弃都市生活，到乡村去”[11]。梁漱溟在乡村实验过程中，找到了农民的两大缺陷，即缺乏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因此，他提出了将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引入乡村的主张。
根据泥鳅在不同季节的生活习性，将潜伏泥中、具商品性的泥鳅进行捕捞。春季时，将进出水口装上竹篓，泥鳅随水流进入其中进行捕捞。秋季时，先排干田水，重晒至田面硬皮，然后灌一层薄水，待泥鳅从泥中大量出来后进行网捕。冬季时，在泥层较深处，事先堆放数堆猪牛粪作堆肥，引诱泥鳅集中到粪堆内，然后分次捕捞。
十多年后，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了系统的乡村建设理论。他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进行对照后，认为西方社会的特点是个人本位和阶级分立，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人类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在欲望中则自己为主），故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各人做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12]25-28。梁漱溟进而认为，现在中国的问题是由于输入了西方的个人本位和阶级分立，而将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社会打乱的缘故。同时，由于输入西方文化，又造成对传统的否定，结果“左右不合适”，社会趋于崩溃。
费孝通将权力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横暴权力，偏重社会冲突；第二种是同意权力，偏重社会合作；第三种是教化权力，既非横暴又不属于同意；第四种是时势权力。横暴权力有经济的拘束，无法深入基层社会。同意权力也有一套经济条件的限制，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中难以占据主导地位。主导中国乡土社会的，大多是“教化性的权力，或是说爸爸式的，英文里是Paternalism”，长幼之序就是一种教化权力，又可叫作长老权力[14]69-70。其后盾不是力量或利益，而是乡土社会里的传统和经验。因此，在中国乡土社会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的”[14]75。
由此可见，梁漱溟的理论逻辑是制度依赖于习惯，习惯依赖于人生态度；人生态度的改变，则又以文化问题的解决为前提，也就是以重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或“新礼俗”为前提① 此为贾可卿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概括。详见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
晏阳初同样将中国问题的根源追溯到“人”。1927年，刚刚回国的他就撰文说：“今日我国的问题，这样地复杂，非从根本上求一个解决方法，只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终究是治丝愈棼，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所谓根本的解决法，在将欲从各种问题的事上去求的时节，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因为社会的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发生问题的是‘人’，解决问题的也是‘人’，故遇着有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其障碍不在问题的自身，而在惹出此问题的人。”[13]8-9因此，说到底，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民众的问题。那么，中国民众的问题是什么？在晏阳初看来，即是愚、穷、弱、私，解决的根本手段是教育。“有教育才能自动组织，有组织才能有自己的力量，才能有共同的力量，才能应付困难问题，创立新的生活方式，建树新的社会结构”[13]66-67。
目前，《中图法》的国籍分类标引规则面临着多方面的质疑。有的编目机构认为同一作者的同类文学作品不能集中归类，这违背分类法同类聚合的初衷。有的认为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如果归入外国文学，不符合读者借阅习惯，甚至经常为此接到读者的投诉和质疑。有的为了将某作家作品集中排架在一起，采取维持原类号，或硬性规定按某种国籍分类。笔者认为，这些质疑或做法都有欠妥之处。
不过，费孝通并没有放弃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取向。他在很多地方仍然习惯从功能角度解释文化的生成。比如，在《乡土中国》中写道：“有些学者，好像我在上文所提到的那位Spengler，把社会结构（文化中的一主要部分）视作有类于有机体，和我们身体一般，有幼壮老衰等阶段。我并不愿意接受他们的看法，因为我认为社会结构，象文化的其他部分一般，是人造出来的，是用来从环境里取得满足生活需要的工具。社会结构的变动是人要它变的，要它变的原因是在它已不能答复人的需要。”[9]费孝通仍然视社会结构为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认为社会结构不是独立的客体，会随着人类生活需要的改变而改变。
分组讨论法是以学生分组为基础单元，以教师拟定的讨论专题为对象，按照老师的指导查阅文献、研究分析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自主互助学习，将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的一种学习方法[4-5]。这种教学方法的最大优势是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和在教学中的地位，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主体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将其以往教学中的被动接收知识方式转变为主动获取知识，在此过程中培养了学生主动参与、自主学习的能力，并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在分组讨论中每个学生作为小组的成员要共同协作完成一个课题，因此营造了互助的学习氛围，也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简而言之，梁漱溟和晏阳初都意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外来侵略，而在于中国人自己出了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和科学技术，晏阳初则认为中国人愚、穷、弱、私。他们的区别在于，晏阳初直接针对中国人的缺陷而去，主张通过教育开发人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组织力；梁漱溟则认为“人”的问题，取决于社会组织构造或礼俗，要根本解决“人”的问题，就必须重造一种社会组织构造或新礼俗。对于费孝通而言，这样的乡村改造方案意味着什么呢？
其二，突出各部门各乡镇街道的积极协同配合。由于“五水共治”不单单是水利和环保等部门的工作，而是涉及到乡镇街道等基层组织的工作，所以就需要通过宣传报道营造一种各单位、各部门、各乡镇街道齐心协力、共同为“五水共治”献计出力的氛围。
令费孝通最不满意的，是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理论。费孝通专门写过一篇评论，表达他对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的异议。他指出，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受封建传统的压迫和外来强权的欺凌是对的，但是没有分析中国的封建传统到底是什么，以及外来强权为什么欺凌中国的农民。“这篇富于口号魔力的文章，骨子里，至少由我读来，是把封建传统的压迫和外来强权的欺凌归罪于中国农民自己的没有出息，咎由自取”[8]504。这在费孝通看来是比较肤浅的。根据他的社会功能主义理论，个人是生活在社会结构之中的，只有理解了社会结构才能理解个人，文化只是一种表象。反过来，也只有通过改革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仔细分析《乡土中国》对农民愚、私、弱、穷的解释，就能看出费孝通的诸多分析基本上是针对晏阳初的理论而发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商业银行就已经应用信息技术管理实现了数据操作上的管理体系，并且进行了现代化电子银行的建立工作，并且诞生了经济投资以及经济决策等多种银行金融服务，并促使银行也朝着现代信息技术管理的全方位金融银行角度进行转变。可以说信息技术是提升银行管理水平以及客户服务水平的重要因素，也就要求各银行管理人员能够进行信息管理技术的合理应用，借此促使我国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差序格局”的内在逻辑
费孝通是从社会结构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他在《观察》周刊开辟的专栏，就是“社会结构看中国”。其乡土研究也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即中国的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并从现代处境来看它的症结与出路。《乡土中国》一书的主旨就是探求中国传统的基层社会结构。但是，由前文的分析可知，费孝通当时使用的“社会结构”概念，与今天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有所不同。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社会结构”更多指社会的阶层结构。20世纪上半叶，“社会结构”则主要指人在社会制度中的不断配置组合，或者说社会构成的模式。也可以说，就是社会人际关系中的网络结构② 费孝通在用稻草比喻说明西方团体格局时说：“我用这譬喻是在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这句话可以再次印证，费孝通是从人和人的关系角度来理解社会结构概念的。详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23页。 。
对于晏阳初来说，中国农民的问题在于“愚、穷、弱、私”。费孝通要揭示的，则是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他看来，中国农民不识字和“愚”，其实都是源于乡土社会的本质。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接触的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根本不需要文字传达情感。“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惟一象征体系”[14]11-14。至于中国人“私”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群己、人我的界限划分问题。这个问题又与中国社会结构的格局直接相关。为了解释中国人“私”的问题，费孝通通过中西对照，概括出了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他认为西方社会结构是一种团体格局，是由若干人组成的一个个的团体构成的，而“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我所谓‘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4]31。
4.1.3 水中自救与水上救助能力是基础教育阶段必须训练的学科核心素养，其落实必须细化到学校校本的游泳课程与教学中，具体来说，明确核心素养的三维课程目标、开发游泳安全救助的课程内容、加强游泳救助的实践教学环节、应用表现性评价提升游泳救助教学质量、加强体育教师游泳技能及安全救助的专业知识培训。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对乡土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概括。他提出这个概念以后，当时就受到部分读者的质疑。有人认为中国社会也存在团体，不能统称为“差序格局”。对此，费孝通在《家族》一节中专门作了回应。他说：“我在这个分析中只想从主要的格局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和社会圈子的组织是比较的重要。同样的，在西洋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同样存在的，但比较上不重要罢了。这两种格局本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得清，在事实上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14]38-39根据这一回应可见，费孝通的本意是在中西对照过程中，尽力概括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而不是描述中国社会结构的完整图像。在这一个意义上说，“差序格局”更像是一个类型概念，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实体。
乡土社会为什么会呈现出差序格局？这种格局表现出的是一种什么形态？费孝通认为，每个人在乡土社会里可以自食其力，“只在偶然和临时的非常状态中才感觉到伙伴的需要。在他们，和别人发生关系是后起和次要的，而且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需要着不同程度的结合，并不显著的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14]31。因此，乡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私人性的。这个私人性关系包含亲属和地缘两个层面。每个人、每个家分别沿着亲属和地缘两条线，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水波纹式的关系结构。沿着亲属关系形成的网络结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4]26。沿着地缘关系形成的网络结构，以“家”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乡土社会就是由这样的个人网络和家族网络构成。其中，由亲属关系形成的人际网络，是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基础。
以“己”为中心形成的差序格局，存在两个关系向度。一个是横向的“面”，另一个是纵向的“差”。《差序格局》的重心在于解释中国农民为什么“私”，所以它着重论述的是横向的“面”① 阎云翔认为费孝通以水波纹比喻差序格局不恰当。如果抽象地说，水波纹与差序格局确有不同之处，但是如果考虑到费孝通在此说明的是中国人为什么“私”，水波纹的比喻就比较到位了。 。所谓横向的“面”，就是亲疏和远近。在他看来，以个人为中心的人际网络能放能收、能伸能缩，完全取决于个人需要，不像西洋团体格局那样，受外在法律和契约的强力束缚或保障。当然，中国人的这种“私”不等于绝对利己。“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14]29。由此看来，费孝通所理解的农民的“私”，是指他们常常会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牺牲大团体的利益。至于小团体和大团体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理解和把握。
不过，在这一节中，费孝通也提到了纵向的“差”。他用“伦”来解释这个“差”。伦是什么？他认为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伦是有差等的秩序”。进而言之，“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14]26-27。根据这些说法，可知在费孝通看来，伦、差序、纲纪或差等秩序就是一回事。其内核是差等或纲纪，具体表现为君臣、父子、夫妇、贵贱、亲疏、远近、上下等社会关系。其中差别、贵贱和上下关系，反映出来的无疑就是社会结构的差等性质。《差序格局》之后的各节，进一步详细阐释了这种差等的具体内容。
根据布朗的理论，社会结构的关键要素是“制度”（institution），即支配各种社会关系的规范或模式。“通过那些用来规定处于各种关系中人的正常或被希望的行为的制度，就一定能描述社会结构。一个特定地区社会生活的结构特点，是由处于制度关系中的个人所有那些代代相传的配置所组成的，而通过总体上构成社会生活的行动和相互行动可以发现该社会的制度关系”[6]165。据此，社会结构分析的对象乃是将社会中各个人联结在一起的“制度”，或者说文化模式。
对于个人来讲，孝、悌、忠、信是道德；对于社会来讲，孝、悌、忠、信就是礼俗。乡土社会就是依靠礼来维系。从理论上来讲，礼的实现依赖于个人的遵从。但是，有时候，“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14]53。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传统社会的否定，就是主要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不过，费孝通并不认为中国乡土社会里的差等，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控制或压制。他将乡土社会里的权力定义为教化权力。这恐怕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其“差序格局”概念缺少等级性的原因所在。
在梁漱溟看来，“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贯乎其中者，盖有一种自反的精神，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12]35。所以，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聪明的中国人而倾慕粗浅的西洋精神，都为固有的好精神已在清代丧亡了的缘故”[12]117。中国要想摆脱困境，就必须重建一种新的教化和礼俗。具体地说，就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这个礼俗就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12]118-120。
论述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明白为什么费孝通不称乡土社会结构为“等级格局”了。等级里蕴含的是横暴权力，差等里蕴含的则是教化权力。其中的原则性差异不能混为一谈。
四、“差序格局”的未来走向
费孝通自己说过，他撰写《生育制度》时已跳出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认识到了文化对于人的塑造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功能主义的思考视角。他在《乡土重建》中，多次强调要从社会背景角度考察文化，“文化要素——包括社会制度——的功罪不能脱离它的社会背景而作定论的”[15]150。“所谓文化，我是指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方式。……一个团体的生活方式是这团体对它处境的位育。……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15]1-2。在某种程度上，费孝通仍视文化为一个团体在适应处境中形成的生活方式，或者说生活工具。这是1949年之前费孝通的思维模式，也是他撰写《乡土中国》等书的出发点。
根据费孝通的看法，差序格局式的基层社会结构，是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乡土社会紧密相配合的。但是，现在中国的处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一个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洋的旁边，决没有保持匮乏经济在东方的可能。适应于匮乏经济的一套生活方式，维持这套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是不能再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新的处境里了”[15]5。事实上，中国已经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但是，“在中国，现代技术并没有带来物质生活的提高，相反的，在国际的工业竞争中，中国沦入了更穷困的地步。现代技术所具破坏社会完整的力量却已在中国社会中开始发生效果。未得其利，先蒙其弊，使中国的人民对传统已失信任，对西洋的新秩序又难于接受，进入歧途”[15]14。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市场呈现半管制、半开放的不良状态。该状态导致短期资本的迂回绕路，最终导致隐性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综上所述我国应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对方开放，减少隐性资本数量。同时加强对资本账户的监管力量。优化监管措施和方法。降低资本账户的开放速度。循序渐进发展。最后逐步取消外汇、资本等方面的管制。
既然文化是对处境的位育（适应），那么只有了解传统中国处境，才能准确理解传统中国的文化体系，才能理解现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未来中国乡村的出路。《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就是皆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写的。他在《乡土重建》后记中说：“这两本集子虽则是同时写的，但性质上却属于两个层次。在《乡土中国》里，我想勾出一些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原则，接下去应当是更具体地把这结构，从各部分的配搭中，描画出一个棱角。关于这工作，我也在尝试。就是我在《观察》周刊所发表过的‘从社会结构看中国’那一套，但是牵涉太广，一时还不能整理出一个样子。这里所做的其实是第三步工作，就是把这传统结构配入当前的处境里去看出我们现在身受的种种问题的症结，然后再提出一些积极性的主张来，希望有助于当前各种问题的解决。”[15]144大体上，《乡土中国》旨在勾勒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原则，《乡土重建》则是要探求解决传统社会结构在当下所遭遇的困境。
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只有充分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其能动性，才能更好调动其学习热情，使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进而实现高效教学。抽象思维能力是学生应具备的一项素质，同时也是物理教学的重要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围绕学生来开展教学，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 。如，在教习“平抛运动”这一知识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去做平抛运动的实验，让学生记录实验过程，并提出自己在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然后就学生遇到的问题在课堂上展开互动讨论。实验既锻炼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同时也有效地发展了学生的思维，有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
在全球倡导低碳经济的大环境下，一系列有关“低碳”的新概念、新政策也应运而生，在低碳经济这一特殊经济模式下产生的会计核算体系称为“低碳会计”。低碳会计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运营的同时，通过运用技术创新、工艺改造、新能源开发等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手段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碳排放量，并对在此期间内产生的会计行为进行记录统计。因为电力行业属于“高碳行业”，所以低碳会计的创设和运用都将对电力企业的会计核算制度以及管理制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3]。
在本研究中，能量、水分和生境异质性对区域物种丰富度格局的解释率为66%，还有34%的变异没有得到解释(图6)，这表明尽管在大尺度上水热条件的空间异质性控制着科尔沁沙地物种丰富度格局，但地形、土壤、生物以及人为因素等对物种丰富度格局也存在重要影响。如在科尔沁沙地的形成过程中，由于长期开垦农田和放牧，使科尔沁地区不断沙化，从最初的科尔沁草原演变为科尔沁沙地，对物种丰富度产生了影响。同样，土壤条件也是影响区域物种丰富度的因素之一，如土壤pH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物种形成的历史过程[44]。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要进一步考虑其他因素的作用，更加详细地阐述科尔沁沙地物种丰富度的空间分布格局。
费孝通认为，现代工业对中国农村的冲击尤其深重，不但剥夺了小农家庭副业的生存余地，还吸尽了农村出来的精英人才，损蚀和冲洗了乡土社会的习惯、制度和道德，只剩下贫穷、疾病、压迫和痛苦。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农民表现出来的“愚、穷、弱、私”，其实是由传统社会结构不适应现代工业社会造成的，并非中国农民的本性，更不是由于缺少文化教育所致。据此，费孝通认为要想解决中国农民的贫穷、疾病和痛苦，就必须从社会结构与处境互变的角度寻找出路。具体地说，就是必须有选择地调整中国农民的处境，使社会结构与社会处境重新达成一致，能够相互配合。用费孝通的话说，“除非能大规模地复原乡土，像TVA一般地复原土地”，否则“我们在表面上所做一切花样，用意且不加怀疑，也无法挽回这个沉沦的大局”[15]67-68。
要复原乡土，就要找到乡土被“破坏”的地方。在费孝通看来，现代工业对乡土社会的破坏，主要体现在打碎了农业生产和乡村工业相互支撑的社会结构。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农民以种地为主、以副业为辅，才能维持基本生活。耕种和副业生产，共同支撑着乡土社会的稳定。然而，西方工业进入中国以后，逐渐取代了乡村传统工业，使得农民只能靠种地为生，最终陷入了朝不保夕的境地。因此，若想“复原乡土”，一个前提性的工作就是借用西方工业技术，来恢复乡村工业的活力，使农民生活达到一种新的经济平衡。当然，费孝通亦承认土地占有不均是导致农民贫穷原因之一。但是，一来中国土地集中程度并不严重，二来即使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制度，如果没有相关的副业作为支撑，农民也很难生活下去。相反，如果恢复了乡土工业，不仅可以为小农提供额外收入，还可以为长期靠地租生活的地主阶层提供一种新的出路。
由此可见，费孝通的“复原乡土”，并非要将乡土社会拉回原来的状态中去。相反，他明确承认西方经济是一种充裕经济，中国经济是一种匮乏经济，匮乏经济无法与充裕经济相抗衡。换句话说，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根本无法抵挡西方经济冲击，被新的社会生活所取代是必然趋势。因此，费孝通才指出，“我们所生活的处境已经不再是孤立的、自足的、有传统可据的乡土社会。现代生活是个众多复杂，脉脉相关，许多人的共同生活”[16]。只不过，他特别反对照搬西方工业模式，在城市发展工业化。他与梁漱溟一样，都主张从传统出发或者顺应传统解决问题，即借助西方工业重建乡土工业，修复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从而从根本上平稳地将乡土社会改造为现代社会。
既然乡土社会是阶段性的、早晚都要消亡的，那么作为乡土基层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自然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它应该同样具有一种时间性，或者说，随着乡土社会的消亡，差序格局必然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虽然我们尚不能肯定其前途如何，但是陌生人社会的来临应该是确定不疑的。事实上，费孝通晚年已经多次感叹中国逐渐在远离“熟人社会”，而进入陌生人社会了。在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继续维系，将会遭遇极大的挑战。
五、结论与思考
笔者考察了费孝通的学术取向与谈辩语境后，认为其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反复提到的“社会结构”，并非今天意义上的社会结构概念。当时所谓的“社会结构”，乃是指社会的构成方式，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对于他来说，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是同一概念，因此既称“差序格局”为中国基层社会的社会结构，又称“差序格局”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同时，费孝通是在对中、西基层社会结构进行对照时提出差序格局概念的。这就决定了“差序格局”更多是一种社会类型，而不是中国基层社会全部现实的写照，更不是整个中国社会现实的写照。就整个中国社会来说，费孝通是承认存在等级性和横暴权力的。不过，具体到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基层社会，则主要是一种基于传统和经验的教化权力。教化权力不同于民主权力，也不同于非民主权力，它是一种权责对应的长老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反对将乡土中国定性为等级社会。
据费孝通看来，作为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造就了一套独具特色的道德系统，该系统的特点是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孝、悌、忠、信”。在这种道德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因此在外人看来显得有些“自我”或“自私”。不过，费孝通所谓差序格局的“自我主义”，并非指纯粹的自私自利，而是指一种没有界限的小团体观念。农民为了维护小团体利益可以牺牲大团体，而且小团体与大团体之间没有明确界限。至于有学者指出的，费孝通差序格局中的“自我主义”难以解释非中心区域中“舍生取义”等“大情”相对于“小情”的重要，则可以从下面角度予以解释：“自我主义”描述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的生活原则，“舍生取义”则是上层社会的精神要求，或者说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的政治要求，与乡土生活的自身逻辑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总之，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特指中国基层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际关系模式（社会结构模式）。这种模式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以教化性权力为维系纽带，具有极为明显但又界限模糊的小团体意识。它由乡土社会所催生，反过来又规范和引导着乡土社会。一旦乡土社会遭到冲击，差序格局以及在差序格局之下形成的道德系统，都将面临致命的挑战。事实上，费孝通思考的问题就在于此，即面对西方工业经济的强力冲击，中国乡土社会的出路何在？应该如何看待乡土社会中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道德系统？是推倒重建还是在顺应传统的基础上重建乡土社会？这是费孝通当年思考的问题，恐怕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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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费孝通.乡土重建[M].上海:观察社，1948.
[16]费孝通.乡土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1.
The Logic and Trend of“Diversity-Orderly Structure”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A Rereading Around Rural China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
CAI Yang
Abstract Social functionalism holds that culture originates from the needs of human society,without understanding which we cannot understand culture.FEI Xiaotong wrote Rur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functionalism,aiming to explore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hina’s grass-roots society,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system of rural society,and then seek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the dilemma of rural society.The concept“diversity-orderly”is a kind of social structure aimed at China’s grass-roots society in the sense of an ideal type and extracted by FEI with taking Western group society as a reference.This ideal type is based on blood relationship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is bound with educating and enlightening power,and has a very obvious sense of small groups.It is produced by rural society,while normalizes rural society in turn.FEI believes that only by starting from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system of China’s rural society can we deeply understand the dilemma faced by China’s rural society and find a reasonable way to solve it.
Key words grass-roots society；Diversity-Orderly structure；egoism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21（2019）05-0113-08
收稿日期： 2019-05-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5AZD02）
作者简介： 蔡杨（1982-），女，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 孙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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