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盈利科研机构及其中国特色问题（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研机构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接本刊1996.7第9页）
三、打破单一全民所有制科研生产关系的最初尝试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研究是社会生产的特殊方式，即科学能力（作为科学生产力）与科研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科研生产关系是科学劳动中人与人结成的一种特殊关系，它是物质生产关系在精神生产领域的“再版”或“应用”。科研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是由相应的科学能力的水平决定的，它一方面受到同时代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影响着科学能力的发挥，正像分配关系影响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一样，科研生产关系适应不适应科学能力的水平，已经成了当代大科学科研体制健康发展的敏感参数。这一点已经被近代科学史充分证明。
众所周知，20世纪中期，科学发展的主流已经由分化向综合方向移动，综合性课题要求实验装置由“单参数仪表”向综合性的“二次仪表”过渡，科学劳动结构也由专业性研究向综合性的科研中心过渡。这种现代科学机制使社会的科学能力与科研关系发生激烈的冲突，结果导致二次大战后前苏联、美国等国“大科学”生产关系的诞生，即由“再版的工场手工业”向“再版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关系的过渡。“大科学”体制的科研生产关系突出的特点是：
第一、国家科研机构的出现。此种机构是典型的“再版的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关系。科学基本上是在国家规划的条件下进行的。科技人员被国家雇佣，并且必须以科学劳动资料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完成“有学识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
第二、“当代小科学”的出现。这标志着“小科学”的生产关系被“大科学”生产关系的改造，具体地说就是“简单协作”的“小科学”生产关系，变成“工场手工业”的“当代小科学”生产关系。其中非盈利科研机构最为典型。非盈利科研机构不仅创造了社会公有制的形式，而且还把崇尚慈善的公益精神，变成崇尚集体主义的科学精神。
由于非盈利科研机构采取了“当代小科学”的生产关系，其科研关系与科学能力之间的矛盾得到协调，使其在国家的科学事业中所占的位置愈加重要起来，并且成为当代“大科学”体制中的四大科学系统之一。这样一来，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以多种所有制为辅的生产关系系统，就变成当代最先进的科研生产关系系统。
值得研究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中非盈利机构的历史命运。由于“十月革命”初期人们对科学规律的认识不够深刻，非盈利机构曾经被误认为是“资本主义虚伪的表现”。因此，人们在建立东方“大科学”体制的同时，用单一全民所有制完全否定了“当代小科学”的合理性，取消了非盈利科研机构。结果，前苏联的“大科学”体制变成了没有“当代小科学”，没有非盈利科研机构等外围软组织的纯粹“大科学”的体制。
中国的科研体制基本上是全盘照搬前苏联的，同样排斥了“当代小科学”。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没有一家非盈利机构，没有科学基金会，更没有软科学的非盈利科研机构。究其原因，则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科研生产关系的超前，对“当代小科学”排斥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生产关系领域，多种所有制成份的并存，已经渐渐被国人接受，但是，在精神生产领域（尤其是科研领域），人们很难习惯非全民所有制的非盈利机构，多数人仍然认为非盈利科研机构“是私人所有制”，而不知它已经变成社会公有制。直到现在，我国的法典中还找不到对非盈利科研机构的税收优惠条件。[⑥]1994年2月17日，国家科委明文指出：“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盈利的公共科研机构发展模式”。[⑦]这说明发展中国特色的非盈利科研机构已经势在必行。
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交叉科学与管理科学领域，就出现了不少非盈利科研机构。如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华夏研究院、东方文化研究院、深圳综合研究院、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其中以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最为典型，这个由陈云等老同志、老科学家支持的，由国家科委正式批准成立的民间科研教育机构，9年来，在田夫院长的领导下，一直坚持“自筹资金，服务社会”的宗旨，研究发展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和交叉科学，向中央有关领导部门提供国家决策咨询、培训管理干部和领导干部，为国家改革开放服务，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他们创造了“小实体、大网络”的科研中心的劳动结构，团结国内外两千多名高级科研人员，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官产研三结合的新型科研教育基地。9年来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我国最早倡导科学基金制和科研合同制，被后来的中央关于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有关文件所采纳；
——最早推出科学计量学管理方法及其《学术榜》，被国家科委和国家教委所采纳，并建立相应的国家机构，按期发布“科学计量排序”，推动科研、教育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进程；
——最早提出“活化国营大中企业”研究报告，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最早提出我国乡镇企业要走“绿色道路”的建议，借以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经济巨大损失；
——独立发布有关居民生活指数的调查，向政府提出“要防止通货膨胀”的预警性报告；
——开创“管理大蓬车”和“经营管理大师讲用团”，举办各种类型的管理科学培训班，为中央和各省市、地县培训干部12万人次；
——组织“无形学院”，倡导和孕育了包括领导科学、潜科学、政治科学学在内的十几门交叉学科，出版了850多本专著或专业书籍；发现和培养了70多名中青年专家学者，现已成为各级管理岗位上的科学帅才。
正因如此，美国学者把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誉为“中国发展交叉科学的沃土”，前苏联科学学家认为“这是中国第一家非盈利机构……他们自费民办，灵活机动，为国家改革开放服务，这条路子是值得效法的。”[⑧]为了总结有中国特色的非盈利科学研究机构的经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学报》等报刊接连不断地刊登有关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经验的报导。[⑨][⑩][①①][①②]
四、非盈利科研机构的中国模式
经验证明，目前在中国发展非盈利科研机构，必须坚持“民办官助”的社会公有制模式，即依靠国家拨款和社会捐赠起家，以技术开发为经济动力，开展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与交叉科学的研究，并且用软科学成果服务于社会的公益目标。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市场经济机制尚未成熟，遗产税与累进税法律尚未出台，社会大量游资不能流向科学基金渠道，因此，靠私人捐赠来发展非盈利机构十分困难。只有国家出面以开办费形式注入适当资金，方能起动，就像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早期国家曾投入20万资金那样。
按理说，一个健全的非盈利机构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高级科研人才，但在中国，由于种种条件（如工资、住房、户口、养老等）的限制，高级人才很难到位。非盈利机构要开展工作，必须实行“借头脑”的政策。
第一、中国的旧科研体制严重阻碍交叉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国家科研机构里许多这方面的高级人才被搁置不用，他们十分乐意在“不调动工作岗位”的条件下，拿出一定的精力到非盈利科研机构里供职，承担国家和地方交办的软科学研究项目。这样一来，国家在实际上向非盈利机构投入了大量无形资产（头脑和知识）。
第二、中国的现行退休制度，由于受市场经济“反就业政策”的影响，大批老科学家、老干部、老工程专家，过早地从岗位上退下来，这是我国一批极其宝贵的财富，这些人才都是由国家承担养老和医疗保险的。他们自愿到非盈利机构发挥“余热”，这在实际上是国家向非盈利机构投入的又一大批“无形资产”（管理经验）。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界出现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科学经营人才，他们既熟悉市场经济规律，又有自己在经营中积累的公有资金。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还具有相当的将才素质，很想在90年代的中国，发展非盈利科研机构。这是中国未来非盈利机构的中坚力量，又是中国新一代非盈利科研机构的人才资源和经济资源，吸引这一部分人才，乃是中国非盈利机构能否延续下去的关键因素。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非盈利科研机构要想“借天下的头脑”，必须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方法。否则，就无法造成“智力互补”的社会优势。
几年来的实践表明，谁能吸引天下“头脑”，谁就如同接受了国家一批“无偿的捐赠”，谁就能在中国这个特殊时期、用特殊方法求得生存与发展；相反，谁不能吸引天下“头脑”，或忽视无形资源的投入，谁就会被沉重的经济压力所压倒，或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里迷失方向。
五、转轨时期的中国非盈利科研机构的基本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非盈利科研机构都没有享受“按发达国家标准”应当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只享受了与国家科研单位相同的有关技术开发的“政策倾斜”的好处。这种好处对于硬科学非盈利机构尚可行，而对于软科学非盈利机构，就显得“经济压力过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此类机构能满足科学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基本费用的只占65%，而能满足“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费用的则仅有15%。多数机构处于科研经费“饥饿状态”。
在目前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如何振兴非盈利科研机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实行“软硬兼施”的方针，既办第一类非盈利机构，又办第二类非盈利机构。这也许是中国非盈利科研机构的特点吧！第二类机构是为了积累资金，促进第一类机构的发展。尤其是在中国没有出台遗产税和累进税之前这段时期，国家应对非盈利机构的技术开发与中试产品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借以为非盈利科研机构积累资金。
为此，中国非盈利科研机构，应排除非盈利科研机构“不盈利”的模糊认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非盈利机构没一个是“资金上不盈利”的，但是，盈利不能归己，不能归专门为私人盈利的实业机构，即在非盈利机构里，盈利的资金不得重新变成资本。“资金盈利归公”而不是“资本增值归私”，这是非盈利机构的实质。只要坚持“不以盈利为最终目的”而“以盈利为发展中国管理科学的手段”，就是合法的。因此，目前中国的非盈利科研机构必须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大力发展咨询产业和一切信息软技术产业。这不但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合理的。
中国非盈利科研机构第二项基本任务，就是尽快建立“政—研—企”软科学研究体制。中国的国情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粗放型生产向集约型生产转轨。在这个时期，各级决策部门任务重，头绪多，无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做政策调研工作；企业单位有钱、有物、有政策需求，但是却无人才，无信息，无上级精神。在这种情况下，非盈利科研机构正好将两者联系起来，成为“政—研—企”协作科研的中介力量。它可以成为上情下达、下情上报、政策调研、政策反馈的最好纽带。通过这一体制，科学研究可以得到管、产、研三方的互补优势，可以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与企业的参与意识，可以大大加快软科学成果的政策物化过程，因此，“政—研—企”协作科研体制既是非盈利科研机构的生命线，亦是非盈利科研机构的价值线。
中国非盈利科研机构的第三项任务，就是突出与国家利益相关的带战略性的预警性研究。“20世纪是交叉科学的世纪”。学科交叉不仅出现在自然科学内部各个学科之间，而且更大规模地出现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广阔的领域。这种交叉趋势，主要是为适应日益严重的全球（人口、能源、生态、物种、环境等）问题研究的需要，是为适应冷战结束后新的世界格局的结构演化、世界政治经济竞争与协同，以及全球宗教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等综合研究的需要。目前在我国，各级政研室部门，作为国家的软科学机构，主要是忙于部门、产业和区域现实政策的研究与培训，而对未来的全局问题、战略问题，尤其是世界未来问题，无暇多顾，这样就给非盈利科研机构留下相当广泛领域的研究任务。况且这些问题的研究，往往会出现国家机构不便研究、不好发表不同意见的情况，这时，非盈利机构作为民间科研单位，则可为国家决策部门提供新的不同的政策思路和对策报告，就像英国战略研究所就中国南海的未来战略为英国政府出谋划策而不影响英国官方的现行政策那样。中国的非盈利科研机构任重道远，中国非盈利科研机构前途无量，在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当今，让非盈利科研机构在我国科技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吧！（全文完）
（收稿日期 1996-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