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美双边和地区战略与安全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战后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两个大国多方面的复杂关系，它存在三个层面：全球层面，亚太地区层面及双边关系层面。中美两国的利害关系更多的是表现在亚太地区和双边两个较为具体和实质的层面。除了经贸领域外，两国关系更多和主要表现在战略和安全领域。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与安全关系
（一）中美对地区战略和安全形势的看法。
美国强调亚太地区不安全、不稳定、不确定的方面，认为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地区安全的三大危险，并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对地区安全的挑战。中国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是冷战思维的继续存在及在其指导下加强军事实力、军事同盟的消极趋向，以及对别国内政的干涉。
自90年代初起，中国对冷战后亚太地区形势就一直持较为积极的看法，认为占世界人口将近60%的亚洲保持相对稳定和繁荣，对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冷战后在动荡多变的国际形势中，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这一地区原有的热点冲突相继降温或已得到解决，致力于睦邻友好、加强对话与协调正成为国家关系的主流。与此同时，地区经济连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东亚发展模式”也成为广泛议论的热门话题。这一地区各国对内善于抓住机遇，制定和坚持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对外致力维护地区稳定和开展互利合作。亚太地区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问题。国家间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日趋活跃，积极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内外环境，走经济兴邦之路成为亚太国家的基本目标，也是相互进行合作的可靠基础。（注：丁忠宝、王星桥：《钱其琛在东盟论坛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8月2日第6版。）
中国认为亚太地区和安全的主要威胁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冷战思维下的强化军事同盟的倾向。在积极评价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趋势的同时，中国也看到，东亚经济发展进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面临诸多挑战，本地区政治形势中也有一些不稳定因素。亚太地区还有一些历史遗留的领土、边界等问题尚待解决，现实存在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不稳定因素。对这些问题也需要予以妥善处理，使之不影响有关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和地区形势的稳定。中国政府希望并相信，在东亚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本地区将保持一个较长期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局面。（注：《钱其琛在东盟论坛会议演讲》，《人民日报》1994年7月26日第6版。）
尽管美国同中国一样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形势向缓和与稳定、经济增长方向发展，但美国官方强调更多的是亚太地区的“问题”、“挑战”，地区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美国对地区形势看法乐观的一面更多是认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美国及西方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同时，美国总是念念不忘提醒亚洲国家关于它们之间的不同，它们之间历史形成的积怨与“不信任”以及地区的不确定性。冷战结束后至今，美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总是突出强调亚洲面临的“挑战”、“威胁”和“问题”，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亚洲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不确定性，甚至构成问题或威胁。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实际是为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及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供依据。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有客观上相近或相似之处，两国都希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当然，双方所主张的“和平与稳定”及其具体内容有不同。美国主张的地区和平与稳定是在保持美国既得利益基础之上、有利于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保持由它主导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主张的则是地区内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经济发展、睦邻友好的和平与稳定。此外，两国地区战略目标不尽相同：美国要在亚太地区实现安全、经贸、民主人权三大战略目标；中国则是希望营造一个有利于本国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统一、地区各国和平发展的地区环境。两国地区战略内容及实施的方法也不同：美国把其“前沿军事部署”、双边军事同盟等作为其地区战略的基石，试图通过加强军事力量、强化军事同盟等冷战思维手段实现其亚太战略目标；中国则把改善和发展同地区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作为其地区战略内容，强调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分歧和争端，通过建立信任措施及地区安全合作实现其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战略目标。
（二）“冷战思维”下的美日安全问题。
冷战后，中美在亚太地区战略和安全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用什么方式和手段来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的战略选择是继续沿用冷战方式，通过保持和加强亚太驻军、强化双边军事同盟来“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国则支持、参与地区对话合作，主张摈弃冷战思维及模式，通过地区各国间对话合作，以政治、经济手段而不是以单边和双边军事手段的“新安全观”实现地区安全。中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思维和模式不同，两国对美加强亚太地区军事力量、强化双边军事同盟及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的态度和立场因而不同。
在冷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美日冷战时期旧的安全安排，是美国近年来亚太战略部署的重要步骤，也是美国自认为“成功的一步”。《美日联合宣言》和《防卫合作指针》是冷战后危害中国安全长远利益和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动向和严重步骤，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
美方一直不便直言的观点之一是，美日军事同盟可以抑制日本的军事发展及成为军事大国。其实即使没有美日军事同盟，在冷战后变化的世界中，通过其他方式也可阻止日本走军事大国的道路。由于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不得不在很多情况下采取追随美国的政策立场，跟随美国干涉别国内政，造成与其他国家关系的问题。如果没有美日同盟，日本即使有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倾向，也不具备干涉的能力。
（三）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及其作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曾在90年代初期制定分三步削减其驻亚洲太平洋美军的计划。克林顿政府执政不久，美国又宣布停止和放弃亚太地区军事削减计划，维持亚太地区美10万大军的“前沿部署”态势。1995 年2月美国防部发表《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后，开始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双边军事同盟，以支持美在亚洲的军事部署。美国防部长科恩1998年7月9日表示，即使朝鲜半岛实现统一，美国也将继续保持在朝鲜半岛的驻军，以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注：新华社1998年7 月10日讯。）
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一直反对军事同盟，反对任何国家在国外驻扎军队，建立军事基地。冷战后，中国外交政策这一基本原则没有改变。中国对美在亚洲驻扎军队的立场也是明确的，即中国不支持、不赞成、甚至反对任何国家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及驻扎军队。外交部发言人1994年11月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是驻扎军队”。（注：新华社1994年12月1日讯。）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1997年4月表示，中国历来反对在国外驻扎军队，亚洲的安全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解决。 （注：Ngel Holloway and others, "Not to Our Linking",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June 26,1997,p.16.）
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驻扎军队的原则立场，不等于在冷战后中国在竭尽所能把美国军队从亚洲赶出去。中国相信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终将找到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正确和有效的途径。中国强烈反对的是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和美日等同盟关系被用来干涉中国内政，称霸亚洲，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应当指出，美国方面反复表白的一个逻辑是：美国保持和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强化美日等双边军事同盟的原因是，它们有助于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同盟关系是地区安全的保障，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所有国家都受益，而且中国受益最大；亚太地区和平之所以能维持，地区之所以能有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主要是因为有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同盟的保障和贡献。（注： Warren Christoper,"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Building a New Era of Cooperation for a New Century", USIS Bulletin,November 25,1996,p.10."Sec.Cohen Statement at 1/21 Tokyo Press Conference",USIS Bulletin,January 22,1998,p.27.）这种逻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美国军事和美日等军事同盟在亚洲存在的几十年中，亚洲发生了越南战争、柬埔寨战争以及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内乱等。近20多年来，亚太地区逐步成为经济发展、政治较为稳定的地方，不是因为美军和美日等军事同盟的存在，而是因为亚太各国的国内政治改革和各国间政治、经济合作的加强。因此，把美国军事存在和美日等军事同盟关系说成是地区安全和发展的保障和贡献的说法不符合亚太地区的历史事实，是错误的逻辑。
历史和现实证明：亚太安全靠一国的霸权和双边军事联盟都是不可取的，都不能得到地区内所有国家的支持。其根本出路是相互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美国不能在理论上和口头上大谈相互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而在实际上搞一两个国家的霸权，把自己或一两个国家的军事联盟作为整个地区安全的“保障”或“保护人”。美国在追求自己和盟国安全的同时必须考虑别人的安全。如果把自己及盟国的安全建筑在地区霸权及损害别国安全利益、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之上，必然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结果必然是包括美国及盟国在内所有国家的更不安全。
从长远观点上看，美国在亚太地区保持庞大军事力量不但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必要的。亚太地区靠的是地区经济发展、国家关系的改善来保持和平与稳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并不能提供解决地区问题的办法。
（四）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
中美在亚太地区战略与安全关系面对的另一突出问题是如何对待地区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在这一战略问题上，中美两国共同之处和合作领域是双方都较为肯定和支持地区安全多边努力，都参加了各种多边进程并在很多方面或问题上进行了合作。但双方对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的认识、态度、目的仍有不同，对多边的功能、内容和走向的主张和期待不同。
尽管美国官方对亚太地区多边安全的态度逐渐由消极变为肯定，但美国政府领导人多次政策讲话和各种战略报告明确表示，地区安全多边对话合作只是对美单边军事力量和双边军事同盟的“补充”，不是美地区战略和地区安全的主要依靠；美继续把单边军事力量和双边军事同盟作为地区战略和地区安全的“基石”或依托。对“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安全对话合作形式，美国有诸多不满和要求。美国不满意东盟继续“控制”和“领导”东盟地区论坛，要求扩大美国的地位和影响；要求“论坛”加速前进，由“建立信任措施阶段”过渡到“预防性外交”，由“对话”过渡到“解决实际问题”，由“协商”过渡到机构化、机制化和“强制化”阶段。
同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方面高度评价东盟及“东盟地区论坛”在促进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多边合作是地区安全的正确途径，有着广阔的未来。对“论坛”等多边安全合作的进程，中国主张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各国的愿望，循序渐进，水到渠成。对“论坛”等多边合作的作用、功能和走向，中国主张多边安全合作以对话、协商为主，以建立信任措施、增加各国间的信任、消除误解为主要目标，不赞成建立强行机制，更不赞成利用多边形式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
（五）中美在一些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冷战后，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与安全关系，更多地、经常地表现在诸如朝鲜半岛、柬埔寨、南亚、地区防扩散等具体和实际问题上。在这些地区安全问题上，中美在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共同目标方面进行了合作，但在如何实践地区稳定及要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中美两国政府都认识到彼此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并不断表示愿意在促进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进行合作。实际上，中美双方把地区安全问题作为冷战后两国战略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
中美作为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有关的两方，都愿意在冷战后看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都支持朝鲜北南双方开展对话和改善关系，都支持朝鲜和平统一的目标。不同的是，中国主张应尊重朝鲜北南双方的利益和意愿，认为朝鲜问题的解决主要在北南双方，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的立场，反对在朝鲜问题上采取施加军事、政治、经济压力与制裁等高压手段。中国反对美国等方面采取的一切不利于半岛稳定的措施，支持各方采取的有利于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的倡议和行动。
在亚太地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冷战后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大问题之一。在这方面，中美两国立场相近，合作在增强和扩大。1998年5月印、巴相继核试验后， 中美两国为了南亚地区的稳定和国际防扩散的目标，进行了密切的协商与合作，采取了共同的立场。
关于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冷战结束前后， 美国酝酿搞“战区导弹防御”，并同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接触，试图共同在亚太地区建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近一两年来，美国基于各种考虑，更加积极推进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在这一问题上，中美两国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
第一、中国认为，“战区导弹防御”是军备竞赛的新领域，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一部分，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反对搞“战区导弹防御”。中国曾表示：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发展“星球大战”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将增加核战争的危机并引发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如果一个有核国家既有矛也有盾，那么可以想见将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注：Pateick E Tyler,"China Warns Against'Star War'Shield for USForces in Asia",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8,1995,p.4.）美方声称“战区导弹防御”是防御手段，不属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助理国防部长奈称：战区导弹防御是防御武器，不是进攻性武器，不会带来任何威胁。（注："Nye:Lingering Concerns Put US Troop Cuts in Asia on Hold",USIS Bulletin,March 18,1995,p.10.）
第二、中国坚决反对美国自己或同日本等盟国搞的“战区导弹防御”包括台湾，因为这违反“一个中国”的立场，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台湾海峡地区的稳定和两岸和平统一，要求美方承诺不同台湾联合搞“战区导弹防御”，美及盟国搞的“战区导弹防御”不能包括台湾地区；美方拒绝作出承诺。
综上所述，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在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柬埔寨和平进程、反对南亚核军备竞赛等地区事务中，两国的立场是相近或相似的。在亚太地区，中美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不认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可以由一两个大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同盟来维持。因为军事力量不是万能的，是强制性的；同盟关系历来都是针对第三方的，不能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本身就不是合理、不公平、不安定的因素。第二，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分歧实质上不是地区问题，而是中美双边问题，是中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问题。如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美日同盟等不是针对中国，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不侵犯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中国即使在观念上、原则上仍不赞成一国在国外驻军和保持军事同盟，但对美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美日军事同盟、地区导弹防御等的立场也会有所调整。
台湾问题与中美双边战略及安全关系
中美关系中的战略和安全内容不仅体现在两国对世界和亚洲战略形势、战略格局的认识，及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和亚太新秩序的认识和主张上，而且涉及两国关系的双边方面，集中体现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与安全这些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根本的战略利益方面，以及是否愿意和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国家走向问题上。正如美助理国务卿洛德所说，美中之间的问题首先是在战略上如何看待对方的问题。（注：何洪泽：《用战略眼光看待中美关系》，《人民日报》1996 年2月28日第7版。 ）如果双边问题对中美战略和安全关系的重要性在冷战时期不突出的话，那么在冷战后时期，双边中的战略问题则非常突出地表现在两国关系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性质和框架。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双边战略和安全关系集中表现在台湾、香港、西藏、南海等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战略问题上。因为中国并没有对美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原则问题、要害问题，也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战略问题。在冷战时期是如此，在冷战后和21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更是如此。因为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决定着美国对华战略的实质，从而决定着中美关系的性质和状态。20世纪后半叶的50多年来，中美关系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哪一个问题都没有台湾问题存在的时间长，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大。
（一）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调整。
冷战后，中美关系面临美国应当解决是否不但在口头上、而且真正在实际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解决能不能接受中国崛起的根本态度问题。20年前，迫于当时国际战略形势和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两部分之间选择了大陆，选择了“一个中国”政策，放弃了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20年后，美朝野一些人借故世界战略形势及中国大陆和台湾两部分的变化，试图调整战略选择，即：又要大陆，又要台湾；口头上“坚持一个中国”，实际上很多政策行为却是鼓励和帮助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美国1992年向台湾出售F—16战机、1994 年“对台政策调整”、 1995 年允许李登辉访美及1996年春向台海地区派遣军舰都是在这种战略调整背景下发生的。如果美国不放弃这一战略企图并在这一错误的轨道上越走越远，那么中美关系不但不会改善和发展，而且必然在国家根本利益上出现对抗。
冷战后，在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期间，美国对台政策相继发生了一些较为重大的变化或“调整”，有些甚至是不同于过去十几年中的突破。美国违反中美1982年就美对台军售问题达成的“8·17 公报”关于逐步减少并最终终止对台军售的原则，对台军售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1982年“8·17”公报签订时的水平。“8·17”公报已成为一纸空文。美国不断宣称对台湾的“保证”，鼓吹“保卫台湾”；在台湾加入、“重返”国际组织这一事关“一个中国”的根本原则问题上态度越来越暖昧，立场越来越松动。对联合国等主权国家间组织，美国的态度仅是“不支持”或“现在不支持”台湾加入，从不明确表示反对台湾加入或“重返”；对世界卫生组织等主要是主权国家为成员的国际组织的“台湾席位”问题，美国采取了“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实际上鼓励违反原则的态度；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家间国际金融机构，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又一个决议支持“台湾加入”。此外，对台湾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美国政府的政策是“设法使台湾的声音得到反映”。
在不断调整美对台政策的同时，出于稳定美中关系等方面的考虑，美官方也不时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等政策主张，对台政策的变化和调整中也有某些在过去“一个中国政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积极因素。克林顿1998年6月30日在上海同各界人士座谈时明确表示， “美国的政策不是中国和台湾和平统一的一个障碍”，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是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这里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切实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落实中美3个公报的原则。
在李登辉1999年7月9日发表两岸关系是“国与国”、“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两国论”后，美国政府迅速表态。 克林顿7月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的政策很清楚，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支持台湾海峡两岸对话。”他表示美国对两岸政策有三根支柱：一个中国、两岸对话、和平解决。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在台湾问题上玩弄两面政策。克林顿声称，美国将非常严肃地看待北京与台北之间的任何和谈被取消的事。国防部长科恩说：“绝对不应该有压倒或向台湾发动进攻的军事企图。”美国两艘航空母舰“小鹰号”和“星座号”于8月初在南中国海相遇时举行了军事演习。 参议员赫尔姆斯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支持李登辉的“两国论”。众议员吉尔曼称李登辉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美国会众议院7月21 日通过修正案，“敦促美国在台湾面临中国大陆武力威胁时给予援助”。
（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及统一的根本国家利益的原则问题，在这样一个根本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妥协的余地，必须同一切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和破坏中国统一大业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违反“一个中国”、“三个公报”基本原则，反对美国支持、鼓励、纵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行为，反对美台间发展官方关系或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反对李登辉等台高级官员访美和美官员访台。中国坚决反对美国违反“8·17公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 破坏台湾海峡地区的稳定，支持和鼓励“台独”的行为。
（三）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实质。
台湾问题之所以历来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核心，因为它不但涉及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统一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会捍卫的原则问题，而且决定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历史。台湾问题之所以出现和长期严重地、顽固地存在于中美关系的历史中，中美两国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展开方方面面的斗争，盖归因于美国对华战略，包括决定美对华战略的美亚洲战略和美全球战略。对此，从中美关系和美对台政策、对华战略冷战前后50多年的历史中就不难看出。
五六十年代美国之所以采取承认台湾、不承认新中国的对台、对华政策，是因为美国那时奉行“遏制中国”的对华战略，而这一战略又是为美国“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全球战略和亚洲战略服务的。美对台政策是美对华战略的一部分，而对华战略又是美亚洲战略和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七八十年代的多数岁月里，美国逐步采取承认中国、同中国建交、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根本原因是因为美国逐步确立和奉行“联华抗苏”的对华战略，而这一战略又服务于“遏制苏联”威胁和扩张的美全球和亚洲战略。
冷战后台湾问题之所以重新在中美关系中严重地表现出来，其严重性超过七八十年代，也完全是因为冷战后美对华战略发生了变化，即由“联华抗苏”转向冷战初期的“以压促变”及以后的“接触、防范”的双重战略。而美对华战略的改变又源于美全球战略和亚洲战略的改变。美不再需要在全世界和亚洲对付和遏制苏联，取而代之的是要在全球和亚太地区防止新的超级大国的崛起挑战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以及在全世界扩展“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
因此，现在和今后美国对台政策的走向取决于美对华战略的走向。如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不采取遏制、防范为主的消极战略，美对台政策、美台关系的发展就会受一定程度的限制，美国就不会把台湾完全作为遏制、防范中国的“牌”来打；如果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走向遏制、防范中国为主的战略，那么，美国就必然将台湾作为遏制和防范中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的对华战略是个“接触、防范”的两面战略，是个处在过渡阶段的战略。美国尚不能确定中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还是美国未来要对付的“战略对手”，因此，对中国要既接触，又防范。这一对华双重战略下的美对台政策也就成为既要利用台湾防范中国大陆、又要使其不破坏美中整体关系。这是冷战后美在台湾问题上出现反复、摇摆政策倾向的根本原因。由于美中关系的性质在短期内难以根本确定下来（尽管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向已基本确定），美国对台两面政策的摇摆状态仍会持续下去，台湾问题仍然会不断对整个中美关系造成冲击甚至引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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