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孟子理气、性情观：比较哲学的观点
黄 琳
内容提要 理与气、性与情的矛盾是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在孟子思想中并不存在。朱熹甚许程子“论气不论性不明，论性不论气不备”之语，认为孟子之论，仅说本原处的性善，忽略了孟子“志”“气”对扬，以“志”统“气”的理论内涵。伊川、朱熹构建起一双层的理气思想架构，开辟出一区别于先秦诸子绵延纵贯的空间横摄体系。在成德之境、实践理性的“应然如是”中，“志”“气”对决，此消彼长，故孟子强调“志”的主宰与动力精神，绝非形而上学人为构设的理气二分思想体系中，一凝定静止、徒具空间化概念理论义的“理”之虚体可以承担。
关键词 朱熹 孟子 理气 性情 横摄
程明道妙悟道体，善作圆顿直观；伊川质实，偏于概念的分解。牟宗三先生认为，质实者，乃一直线分解的思考方式，在理论概念的分解过程中，道体纯乎是理，丧失了道体本身“於穆不已”、绵延、共进的一贯义，其中存在诸种疏漏而不自觉。不惟道体如是，“性即理”，以为性体纯乎是理，亦丧失了性体本身“即存有即活动”的意义。①在朱熹理气二分的思想体系中，“理”既被赋予形而上学至高实有的地位，但同时又是缺乏运动的；虽被预设为一超越、凝定、静止的存有，实则是一纯属形而上学空间概念化的理论设定。流行层面理与气相携而行，理的运行必倚附于气，但正因“理”被预设为一凝定静止的超越存有，故现实中理气间的悖论仍难以解决。形而上之“理”对形而下之“气”属观念演绎层面的统摄，故有“理静气动”“理弱气强”的论述，但在现实的价值论层面，性体虚谦无力，那么，何谓道德价值显用、贯彻、执行的主宰与动力精神？形下之“气”，既无超验的主宰地位，如何能够保证其自我澄澈、自我修正的工夫存养？基于这些问题的反思，孟子正可予人以启示。
老福告别刘主任回到了家，这回轮到他给母亲布置任务了：“妈，您还能找到罗家的保姆吗？”母亲痛快地答应了。
凝定静止的超越之“理”：朱熹思想的双层架构
区分现象与实在是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与一贯传统，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深信，实在隐匿在现象背后，存在着万象所以然之理。古希腊巴门尼德率先提出，真实变动不居，世间一切变化都是幻象，柏拉图宣布“幻影”与“理念”间的分歧，亚里士多德区别理念与实物，前者属于超验本体，后者从属于经验科学。西方哲学中，现象与实在的二元对立无处不在，这根植于以逻辑、语言为轴心的人类思维的普遍模式。思想总要归结为语言，语言也是思想的居所，观念、理论、概念、语言，强调清晰明辨，就其源头而言俱是从属于理智的知性范畴。观念随理智的需要形成，固守并储存在概念之中，概念对现实存有分类、切割，将具有相似属性的存在之物，归纳入相应的空间化概念之中。
就知性而言，能化归为共相者明晰，不能化归者混沌难明。所以，无论朱熹如何强调理气的“不离不杂”，一旦进入形而上学层面的理论语言系统，就如同实在与现象，不自觉地割裂为二。在朱熹思想中，以“理”为中心超验的形上存有，与以“气”为从属经验的形下世界，共同构成形而上学理论体系，涵有双层的理论架构：从形而上学抽象的层面以观，为凝定静止空间概念化的理气对决；从现实层面以视，为生命时间中的理气并行。“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理便有这天地。”“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朱子语类·理气上》卷一)这是就形而上学凝定静止的理论层面而言的；“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未尝离乎气”，这是就绵延时间的现实流行层面而言的。二者不同，适用范围亦随之而异，前者属本体论、存有论、宇宙论，适用于自然与科学的自然规律；后者属价值论、道德论、伦理论，适用于人类的精神层面。
理必在气中运行，大化流行中仍是理气携行，故朱熹坚持理与气的“不离不杂”，而一旦进入形而上学空间化的理论语序中，现象与实在，理与气立即截然两物。无论是理气并行，抑或理气二分，“理”都是一超验、绝对、纯粹的实在而与现象界隔绝。正是在此形而上学先验的逻辑演绎中，遂有“理先气后”“理弱气强”“理静气动”“理微气粗”“理须挂搭气以行”(《性理一》卷四)以及“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之喻。将适用于宇宙、自然、科学的形上学理气关系，运用在人类社会与道德价值论范畴中，界限的混淆势必带来理论的歧出与悖论的丛生。
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始于古希腊爱利亚的芝诺，将绵延的运动与生命化的时间切分为一个个凝定静止的空间化概念。从此以后，形而上学便被引向去那时间之上、超越运动与变化的实体，或多或少地成为概念的人为安排与某种假设的建构。在伯格森看来，形而上学宣称超越了经验，实则是以一种固定、干涸、空洞的抽象，取代运动、完满、日益丰厚并富含启示的经验世界。芝诺关于运动不可能的悖论已经清晰揭示知性把握变化的不足，抽象的普遍观念所构设的体系是从经验的表层提取出来的，这就好比蝴蝶从蛹的薄膜中脱身而出，羽化成蝶，因此宣称，幻化无穷、翩跹飞舞、生机活泼的存在理由在于凝定静止的蛹之薄膜。所以，难以解决的形而上学“宏大问题”或许是被错误提出的，因为，这些所谓的问题、观念只是生命的壳膜而已，与磅礴、绵延、流动、变化、喷薄欲出的生命内时间无关，我们所应做的，是为变化恢复流动，为时间恢复绵延。②
孟子思想体系中，仁、义、礼、智乃人之性；四端之心，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道德理性、价值自觉的四种表现，属于人的情感范畴。“四端”的奥妙在于“端”，端乃端绪、发端之意。四端之心，即心即情，即情即性，当受到外界的感发触动，而由内在的本体之性自然呈露于外在的情感。
四端呈露于外，藉此展露内在的道德本体，这是一内外双向感通的理论架构，非“心统性情”，将心作为空间化的横摄维度所能包容涵摄。
在朱熹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的体系建构下，心、诚、神、几、势与绵延流行的生命、时间观念就成为难以被化归的对象。即便在现实流行层面，理与气似非对立，亦无先后；但在强调超感性、超经验的“理”的世界中，必然遵循着形而上学逻辑在先的推理方式，现象与实在截然二分，且必说理先气后，“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未尝实有是物”。虽然现实流行处理与事融为一体，但仍不妨碍形而上学空间概念化的理气二分存诸其中。
朱熹论周濂溪《太极图说》，认为才说太极，便带着阴阳，才说性，便带着气，不带阴阳与气，太极与性则无从收附。把太极与阴阳、性与气拆开说，在朱熹看来是设一方便法门，但将“太极”“性”“理”作为一超验、超越的本体性实在，就不期然地坠入语言与逻辑设定的形而上学的理念牢笼。故无论朱熹如何强调理与气的“不离不杂”，现实层面理气如何绵延并进，宛似一体浑成，一旦落入形而上学层面，立刻向一种“理在事先”、本质先于存在的思想靠拢。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亦是存在的牢笼，最终，这种强调“理”的超验、绝对、先验与纯粹性的必然结果，就是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势若水火，终至“以理杀人”的流弊。③
绵延并进中的对决：孟子“志”“气”观
旨在构建宏大精微形而上学体系的哲学家，为何会倾向于空间化的静态存有？哲学家为什么会惧怕运动？朱熹一贯强调“理”之本身不能言“动静”，似乎一旦运动，就无法代表唯一、纯粹与绝对的实在，“动静阴阳，皆只是形而下者”(《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运动中产生的变化，纷繁芜杂，猝不及防，尤其在人类的精神领域，与之随行的情感、意欲等感性因素，既不纯粹，又繁难复杂，绝非理性依靠分析推理与观念化的演绎所能面对。朱熹曰：“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理气上》卷一)为了突显理之超越、绝对与纯粹，须将理与气、性与情的关系截然斩断，理无情意、计度、造作，既无思虑，亦无动力与目的，于是，理即是一凝定静止，“净洁空阔底世界”(《理气上》卷一)。
选取我院2016年4月至2017年7月收治的132例四肢骨折后关节僵硬患者,将之随机分为两组各66例。对照组男38例,女28例,年龄19~62岁,平均(42.35±2.68)岁;观察组男40例,女26例,年龄20~61岁,平均(42.29±2.71)岁;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可对比。
当“理”置于一形而上学超验、绝对、纯粹的地位时，它也就完全脱离了对于现实人生的真实掌控。理只能在气的运行过程中显用，而不能在时空中有所造作或作用。“气”依理而生，受理限制，而“理”却既无意愿、无意志、无目的，又无动力精神，“理”如何实现对“气”的限制？“理”既无形迹，亦无造作，惟气能酝酿、凝聚以生物，“理能生气”，唯在形而上学的观念演绎层面能够得以实现，一旦落入现实流行层面，无疑悖论重重。④
朱熹常说孟子只说本原处的性善，少讲生命情意、生命欲望层面的“性”。实则，孟子强调“志气并进”“志气对扬”“以志统气”的理路非常值得借鉴。孟子既未从形而上学层面强调“志”的绝对与独断，亦未从现实流行层面强调“气”的强势。孟子虽强调“志”“气”对扬，以“志”统御“气”，却清楚此乃一道德理想层面的成德之境，现实践履中常非如此。其关系属于道德价值论层面之“应然如是”，而非形而上学逻辑演绎层面之“必然如是”，后者属于逻辑观念统御的决定论。既如此，故须有存养之道。
公孙丑不解孟子为何既言“志至焉，气次焉”“夫志，气之帅”，为何又言“持其志，无暴其气”？⑤依公孙丑思路，道德理性之“志”既能统御情意之气，又何须存养之事？实则将以“志”统“气”理解为一类似于天命决定论或形而上学决定论之所“必然”所“当然”如是，不解“志”“气”对扬，以“志”统御“气”实属成德理想之境的所“应然”。易言之，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和天命、天道决定论之“必然”，与成德之境、实践理性之“应然”不同其范畴。前者属本体论、存有论、宇宙论，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自然规律；后者属价值论、道德论、伦理论，适用于人类的精神层面，但是，二者的理论界限常被混淆。
孟子遂举自我升降之义，点明志对气的统御属道德理性之“应然”，而非逻辑因果律之“必然”。孟子曰：“志壹而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孟子·公孙丑上》)《说文》壹部云：“壹，专壹也”，壹与一同，俱是主宰义。若志能主宰气，即志能统摄、支配气；若气颠仆、逆袭、反动，气亦能够主宰、统摄并支配志，“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孟子·公孙丑上》)。
可见，不仅志可以主宰气，气亦可以主宰志，“志”与“气”的关系是一种在动态中此消彼长的对决过程。“以志帅气”，即一面须定守其志，一面勿使气暴乱其志，使自觉心、道德理性、自觉意志之“志”，澄定明澈，主宰坚定；同时，不纵顺生命情意、生命欲望之“气”，以免其颠仆、肆乱。这是在运动中双向把握“志”“气”关系的理路。总之，在孟子的思想架构中，道德理性层面的成德之境，实属一理想境界，意谓应当如是之“应然”，而非逻辑演绎抑或天命决定论之“必然”。孟子初言“志至焉，气次焉”，正是成德理性层面之应然如是。⑥正因如此，更须强调“理”的主宰与动力精神，“理”之主宰绝非一虚谦无力、凝定静止的虚理虚体所能承当，绝非形而上学逻辑演绎抑或天命决定论所能涵摄。
在朱熹的思想架构中，“理”是一凝定静止的超越之理，凝定之物中自然有本体共具之理与个体殊异之理，故理气二分与理气“不离不杂”并无相碍。但是，“理”从具体的现实万象中抽离出来，被搁置得愈高，统括万象的外延愈无限，愈成为一由生活、生命中抽脱，而无法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被虚置的概念虚理。⑦故纵然朱熹一再强调现实流行中的理气不离，一旦论及形而上的理气观念，随即陷入空间概念化的理气对决。凝定静止的形而上学理论适用于自然与科学范畴，而非人类的精神与伦理道德层面，唯有重新复归现实的流行运动，重置、沉潜至外部观念、概念的深层，复归绵延、流动的生命真实，并由之直观宇宙、生命、真我，并藉由此以把握真正的形而上学，孟子正予以朱子如此的启示。
朱熹“情”“理”二分之反思
与朱熹理气关系相对应的是性(理)与情间的关系问题。孟子思想中，“四端”之“情”即为“性”，而四端究竟是情抑或是性，是在程朱理学中有了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性体情用”的区分后引发的理论探讨，主要体现在朝鲜大儒李退溪与奇高峰“四七之辩”的论争之上。⑨在朱熹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的思想架构下，故有“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朱子语类》卷五十三)的理气分辨，李退溪曰：“夫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又曰：“性情之辩，先儒发明详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谓之情，而未见有以理气分说者焉”(《答奇明彦“论四端七情第一书”》)，虽为了维护朱熹的正统立场，但亦认为“四端七情”具是情，未见有以理气分说之论。
综括之，在孟子“志”“气”对扬的思想体系中，志与气互相制衡，唯在运动变化中把握“志”的主宰地位，以达成以“志”统“气”的理想境界。“以志统气”虽是道德实践层面之应然，现实实践中虽常非如是，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道德理想，重要的是，其中尚有艰苦卓绝的奋争与努力实现的过程。王阳明后学，修正派代表人物之季彭山(季本，1485-1563)提倡如龙悌若般的道德践行，“乾乾不息”“念念不怠”，《龙惕书》中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六阴晦极而阳未尝亡，犹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也。阳在阴中，惺然复觉，以为受侮于阴，将自振焉，故与之战。”⑧良知有如人心之“一点灵明”，可明可昧，或明或黯，然六阴晦极，良知亦未尝亡，犹言人心昏蔽已甚而天理未泯、良知未泯。
理欲之战如此轰轰烈烈、惊心动魄，绝非一形上学“理静气动”的静定虚体可以涵摄。相较之孟子，朱熹双层理论架构，无论是形而上学层面超绝的理气关系，还是现实流行处“不离不杂”的理气关系，都未能如孟子阐释“志”“气”般直观、深刻。孟子认为，志与气的主宰可能发生反转，亦即形成一冲破道德常理常规之“横绝”。气可以反制其心、反动其志，这在运动中阐释了现实直观中生命情意与生命欲望反扑、制动道德主体自觉意志的真实现象，较之伊川、朱熹通过形而上学逻辑演绎的“理静气动”更加真切直观。道德主宰地位的获取轰轰烈烈，怎能轻易拱手让人？如果生命情意反客为主，志反被气控制，道德主体、自觉心不必然能够成为生命情意的主宰，故须“持其志，无暴其气”。
在成德之境、实践理性的“应然如是”中，“志”“气”之间是力量此消彼长的对治对决，绝非人为构设的理气二分的空间化概念形而上学中，一凝定静止、纯粹理论化的“理”之虚体可以承担。所以，孟子既强调“志”的主宰与动力精神，同时亦重视气之养成与成德工夫的培育，易言之，即生命情意与生命欲望的理性化。总之，孟子的道德理论已涵摄了三层含义：价值根源与道德自觉心的显现；道德自觉意志的存养，道德认识论之“应然”不必然体现于道德实践当中，故须有自觉意志的存养之道；“志”“气”对扬，须以“志”统“气”，以道德理性统括生命情意。
情与理亦是西方道德价值论的根本问题。卢梭认为，人自然产生的羞耻、怜悯的情感就是道德本身。康德排除了一切现实与情感因素，以至以纯粹、先验、严谨的方式规范道德的内在要求，但是，在排除了一切实际与情感的因素后，康德再无力将道德融入实际生活当中，架空了的道德律令实则就是一虚理虚体。李明辉先生认为，当康德将作为动机的道德情感排除于道德主体之外时，道德主体本身应有的自我实现力量即被架空，而使得道德主体虚谦无力。⑩由此视域以观，康德的确更近朱熹而非孟子。当把理从气中、性由情中超拔出来，空间概念化地人为设定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的理论架构时，朱熹的“性”与康德的“道德理性”虽然至为纯粹，却因此缺失了感发人心的真实力量，情与气虽然绵延流动，却不具备自我实现与超越、主宰的动力精神。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是我国围绕“引进来”进行开放发展的重要阶段，即基于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在特定阶段所表现出的结构性比较优势体系，主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积极发展加工贸易产业，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开放经济。一直以来，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从保税区到综合保税区，海关监管制度的改革深化与制度创新对以“引进来”为重点的开放发展给予了充分的便利化政策保障。而这也在根本上决定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和综合保税区以出口加工和国际贸易为主的发展功能。
（2）落实到位就是具体实施方案。落实到位考验的是学校领导的执行力，基本要求是组织得当、有效调控、达成目标。组织得当就是充分调动人、财、物等各种可利用的资源，协调好各种外部因素，把程序安排得更利于操作、更有效率；有效调控就是要做好应急预案，充分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问题，一旦学校管理中的某个环节有遗漏、出问题，要能及时有效地弥补；达成目标就是要认真反思，深刻总结目标达成了没有？是哪个环节（人）出了问题？出现问题的处置是否恰当？今后要注意什么？等方面，为下一个活动积累经验。
考虑到测试方便及实际工程需要,我们结合仿真数据,对背靠背功率分配/合成器进行了一体化样件加工,并进行了组装、测试。工作频段高和结构相对复杂等特点导致了功率分配/合成器对结构尺寸非常敏感,进行精细加工及组装已非常必要。将整体结构分成总功率端口盖板、空间径向波导盖板、阻抗过度变换,探针,聚四氟乙烯支架、连接波导6部分进行加工,加工精度要求控制在±0.02 mm,表面镀银处理,加工完成后,按顺序用螺钉紧固连接,保证安装过程中滤波器内部腔体无污染。加工组装后实物照片如图4所示。
总之，孟子在绵延、流动、一贯中论善恶，并非“论性不论气”，只是未将理气分开说，更未预设“理善气恶”“理静气动”“理弱气强”的形而上学理论架构。回溯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与“四端”的哲学形态，情感(四端之情)并非如卢梭所认为的即是德性本身，而是人内在道德理性的端绪与发露，惟通过逆觉体证道德主体内在的道德本性、良知、心体、性体的存在，是一双向感通、绵延共进、对治对决的理(性)、气(情)关系。
1938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第373次院会，会上通过了《沦陷区教育实施方案》，提出沦陷区的各级教育，应利用各种方法，继续维持教育，“以适应抗战需要，而延续文化生命”［22］291。在敌人已直接控制的沦陷区，督导员要“采用以抗战为中心之教材，秘密教导学生”，倘若这种教材难以获得，则由“学生辗转抄写或竟用口授”［22］292。对于尚未被敌人控制的区域，督导员要指导小学校长，在“尽可能范围内设法继续维持各该校正常教育”；对于已停闭的小学，“应尽量设法恢复”；各学校除授予正常课之外，还“应特别加授与抗战有关之教材”［22］293。
朱熹“理”“气”对扬的空间化横摄系统
在孟子理路中，“志”与“气”实属内外本末关系，应交相充满培养，故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此语由公孙丑问孟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而来。孟子赞同告子“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但不同意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的理论。言辞讲论之不当，更应返本以修正，朱熹此句下案：“知言者，尽心知性”
，认为凡天下之言，穷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恐未解孟子。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篇》)。尽心知性而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由此道德心性明此於穆不已的天道实体。孟子的浩然之气，本质上是生命的绵延、化育之气，而非一变幻化成天地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质料本身。理、气、心、性、情相依相伴，即心即情，裹携并进，此心自然便有，随外在环境触发而展露相应的情感体验，足证道德本体、自觉心内在于主体自身。通过识得本性之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情感，觉证、逆证内在的道德本体。此过程绝非逻辑演绎之思虑可得，而是通过性与情、情与理双向感通的动态过程得以实现。
总之，在正统儒家观念之中，性中绝非仅止是理，尚有生命元素心、神、诚、几、势与理、气、性、情裹携俱进，又非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的形而上学空间化概念的支离破碎以期弥合可言。刘咸炘提出宋明儒学发展的“三进”之说，认为凡文章制度、德行节目都是迹，随时代而迁移，重要者是明其本，故宋儒之探究本体，实为儒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朱熹等理学家惟恃知，琐碎而无功，因变化气质，绝非仅止知性穷理所能达至。
朱熹落入语言与逻辑设定的形而上学理念牢笼，惟重穷理，后学又流于观念的摸索而不自知，最终“理”流于一纯粹虚体，甚至于锲刻寡恩、迂阔拘泥、不近人情，都是不争的事实。
程颐(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格局，所成就的是一空间概念化、凝定静止的横摄系统，区别于程颢(明道)时间化直观、绵延、一体一贯的纵贯系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易·系辞》)，生命德性於穆不已，裹挟气化以俱赴，由气之结聚幻化万象的万物一体理路，正是程明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一体之仁”之圆顿、一体的可贵处。朱熹的理路与程颐相近，并自认其空间化、割截、分解的横摄系统发先秦诸子之所未见，“论气不论性不明，论性不论气不备”。
“性即理”，“理”本是仁、义、礼、知实体，当其外延无限扩大，则由实转虚，成为一形式义，若据此形式义而执实，并试图以“理”囊括万千变化与天地万象于其中，并且认性仅止于理，实有未尽。故牟宗三认为朱熹将“性即理”一语视作千万世论“性”根基，看得如此耸动，实则不知汰滤掉多少。
性中并非仅只止是理，理并非由万事万物表层抽取出的概念虚体，“性”与情，并心、诚、神、几、势、理与气相裹携，在绵延俱进中对治对决、此消彼长。单是“性即理”一语，以概念之虚释观念之空，终是一镜花水月之形上虚体。太极是理，阴阳属气，性即理，仁是性，爱是情，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涵养察识，致知格物，这样空间化的概念并置，朱熹认为伊川说得分明，但牟宗三认为实转入另一系统而不自知，其中遗漏、摇惑、不澈者多矣。
③张再林：《治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根据构建的指标体系，针对需要评估的窖泥进行专家评分，得到专家评分矩阵以及各指标权重Q之后，可以得到窖泥质量的评价向量E。
在朱熹的思想理路中，天地间有理有气，本不可分，但逻辑上推至极处，不能不说理先气后，这是空间化逻辑理念的截然区分，而非时间化绵延共进的一体一贯。“性即理也”，将性体清楚割截地直说为只是理，当“性”与广泛的存有之理合流，又以格物穷理为引导方法把握之时，原初性体之作为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逐渐泯失不见，心体也逐渐成为疲软、浮动、恍惚、浮泛、不切不定之境。
朱熹将心归属于气之灵之实然，并特重心的认知能力，与孟子即心即情、即情即性的实体性本心不同，在自然界理气二分的基础之上，心遂与性(理)、情(气)截然为三。伊川直说性即理，认为仁是性，爱是情，朱熹沿其纲维脉络，遂有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心统性情之说。诸多的理论分歧都源于对本体“於穆不已”绵延、流动生命特质的剥离与不透彻，直观道体、性体并非只存有之理，弊端正在于空间化凝定静止的逻辑安排，从而由现实的存有世界中抽离而惟观“理”之存在。
机械电气设备中三相短路的故障主要发生在高压绕线式的电机转子中。由于高压电机会在一瞬间启动，电流量快速增长，使得磨机转速增加，导致机械电气设备故障发生。造成机械电气设备故障的原因有：第一，机械电气设备运转导致自身引线铜芯被破坏[3]；第二，机械电气设备自身出质量问题，导致机械设备无法进行正常运行。
青辰已经越来越接近地面，箭囊中的箭矢也即将告罄。他知道，如果在他落地之前，不能将地面的这些土狼驱散的话，他将会与那女子一样，陷入土狼的包围圈中。
①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第207、209、211、213页。
②⑦[法]亨利·伯格森：《思想与运动》，邓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10、279页。
程颢在现实中直观绵延诸相，与设一形而上超越、超绝义理虚体之“理”笼罩诸相不同，故以朱熹观之，程颢只成“浑沦”“煞高”，而程颐得义理之实。但是，质实、切实并不代表对道德实体有真切的把握，朱熹不解程明道实则在鸢飞鱼跃、活泼泼的现实存有中直观、透显道体、性体、仁体、心体“於穆不已”“纯亦不已”与宇宙万物创化生生的天道实体，“绵延即是在”，这是伯格森所谓的“由现实至概念”的直观，而非“概念至概念”抑或“概念至现象”的抽象。《诗》曰：“维天之命，於穆不已”，孔子之仁，孟子之言本心，《中庸》《易传》之诚体神化、寂感真几，方是“千万世说性根基”。俱是在下沉至观念之后，直观绵延的生命实体而体悟到的。
④学术界对于理能否生气多有探讨，此处不做展开，在朱熹理气关系的双层架构中，“理能生气”，实是一形而上学观念演绎的逻辑必然性，而非实然的生生化育。
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30页。
⑥黄琳：《道德自觉意志之显现与存养——孟子思想的道德形而上解读》，《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5期。
⑧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第279页。
⑨李存山：《中韩儒学的“性情之辨”与“人物性同异之辩”》，《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5期。
⑩李明辉：《儒家与康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29-131页。
[法]弗朗索瓦·于连：《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宋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开展了很多关于气候变化机制性问题的研究，现在到了应该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时期。亚洲开发银行曾经开展了“东南亚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指出如果全球变暖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将遭受极为严重的影响。
（1）优化资产管理平台，按模块分别将仪器设备、系统维护等进行详细的划分，例如：可将仪器设备管理模块分别列出有哪些仪器设备，再列出其采购与使用的申请、审核、验收等环节，在系统维护的方面可以分为硬件系统、软件系统、报修系统等模块。这样详细划分后，在问题出现的第一时间能够知道问题的原因所在，更是方便了日后的工作与管理。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231页。
刘咸炘：《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影印，1996年，第38-39页。见严寿澂《近世中国学术通变论丛》，(台北)国立编译馆，2003年，第291-300页。
《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影印，1996年，第27-28页。
作者简介： 黄琳，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huanglin@nwpu.edu.cn。西安，710072
〔责任编辑：吴 明〕
标签：朱熹论文; 孟子论文; 理气论文; 性情论文; 横摄论文; 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论文;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