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织女的研究_牛郎织女的故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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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27.3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1)01-0091-12

一、从天上到人间:俗文学中牛郎织女故事变化的关键时期

牛郎织女故事,由神话、传说到民间故事①,有其一脉相传的主题,但随时间的迁移,牵牛织女由天上双星逐渐被赋予人性,产生了人性化的喜怒悲欢。七夕相会,也使得牛郎织女成为有情人效法的理想典型。牛郎织女故事的浪漫色彩,使得这一主题不断被赋咏、议论、说唱和夸饰。[1]

牛郎织女故事源远流长,早在《诗经》中已有些许脉络②,最迟在战国时期,牵牛织女已被确定为夫妻关系。③傅玄《拟天问》:“七月七夕,牵牛织女会天河。”在魏晋时形成牛郎织女具体的爱情传说故事。④一般论及牵牛织女爱情,皆引《荆楚岁时记》所载,然钟敬文与罗永麟皆已提过,目前流通的各种《荆楚岁时记》版本,如《汉魏丛书》、《宝颜堂秘笈》、《四库备要》,皆无所见。⑤目前可见较早且详细记载牛郎织女的文本⑥,为明冯应京(1555-1606)《月令广义·七月令》“一年一会”条引殷芸(471-529)《小说》: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2]

牛郎织女故事的具体情节已形成,为织女的婚姻状况、七夕相会等提供了铺垫。整个牛郎织女故事的具体架构也于此完成。[3]这种人格化的天上双星,历经结婚、离别、七夕相会的过程,成为牛郎织女故事的主流。⑦历来文人诗词、古典小说戏曲皆依此发展,故本文称之为牛郎织女故事的“文人主流型”。然而,地方戏曲里的牛郎织女故事,无论是绍兴戏、梆子腔系统戏曲、京剧、黄梅戏等⑧,都不是上述“文人主流型”而更接近民间流传的“两兄弟式”,这种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故事,洪淑苓称之为“标准型”⑨,其情节公式是:一、两兄弟,弟遭虐待。二、分家后,弟得一头牛(或兼一点别的东西)。三、弟以牛的告诉,得一在河中洗澡的仙女为妻。四、仙女生下若干子女。五、仙女得衣逃去。或云往王母处拜寿被斥。六、牛郎追之,被阻。七、两人一年一度相会。仔细分辨上述情节,其实是结合“狗耕田型”⑩和“天鹅处女型”(11)的故事情节,再融合鹊桥传说,形成我们熟知的牛郎织女故事,[4]故本文将之称为“民间标准型”。

从另一个角度说,“文人主流型”与“民间标准型”的差异,主要是牛郎织女从天上的双星爱恋故事,变成了仙女下嫁穷汉的传说故事,也就是牛郎织女由“仙界神话系统”转向“凡间传说系统”。单纯从文字记录的时间来看,关键变化期得迟至清末,小说戏曲中才出现牛郎“由仙入凡”的身份改变,首次见于清末小说《牛郎织女》[5],新增的三个情节是:思凡—下凡—历劫—重返—偷衣,是牛郎由天仙身份转变为凡人的具体转折过渡环节。[6]京剧的《天河配》(12)也出现于此一时期,与小说《牛郎织女》情节极为相似。目前所知的地方戏曲、民间说唱以及难以数计的民间传说故事(13),都出于此本《牛郎织女》。不过,不能说这个本子开启了牛郎织女“由仙入凡”的门径,因为民间故事一向为掌握话语权的文人所忽视,往往因偶然因素而被记录与流传,但并不能表示其真实的生长过程。也就是说,它们没被文字记录下来并不表示它们就不存在,这是民间文学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从文献的记录看,“民间标准型”的牛郎织女故事出现在俗文学中的年代很晚。然小说戏曲的发展,与故事宝卷的关系相当密切。牛郎织女故事在明清小说戏曲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有关牛郎织女故事宝卷也未见著录。(14)相对的,董永故事的宝卷却可上溯至敦煌变文中的《董永变文》,车锡伦先生所编《中国宝卷总目》中,光是《董永卖身宝卷》便著录了八种不同的版本[7],另外更有《天仙配宝卷》、《柳荫记宝卷》、《路结成亲宝卷》等多种名称不同的董永故事宝卷。

二、仙女嫁穷汉的原型——与董永故事的纠葛

民间故事的发展,不外乎先有根源,由此生枝长叶,蔚成大树的脉络。作为民间故事的“基型”含有多方触发的基因,加上进一步的缘饰和附会,便会更滋长、更蔓延。[8]“民间标准型”的牛郎织女故事与董永故事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织女始终没有被置换成凡人,即“仙女下嫁穷汉”的情况是一致的。(15)特别是牛郎织女故事演化成“民间标准型”之后,二者还有着更多相似的情节:织女、天帝、结婚、分离等。因此洪淑苓将董永故事视为牛郎织女传说的主流。[9]牛郎织女故事与董永故事整合自有其文化意义。[10]据目前可知的文字记载,在小说戏曲中,牛郎迟至清末小说《牛郎织女》才具有凡人的身份,但董永故事早已在干宝《搜神记》中已成熟完备。如此说来,在牛郎尚未“由仙入凡”前,牛郎织女与董永故事应当维持着很长时期的分流状态。近代收录的民间故事、说唱、地方戏曲中,董永故事与牛郎织女故事日趋一致,但董永故事的孝可感天、佣耕力作的人间特质,与牛郎织女故事仍保有神奇事物(老牛)的帮助、“七夕一会”的神界色彩,差异相当明显。

当牛郎织女故事仍处于“仙界神话系统”时,董永故事因与牛郎织女故事相近且完备成熟,有着更贴近百姓生活的情节,极可能排挤了牛郎织女向“凡间传说系统”的发展空间。相较于牛郎织女故事或因“非仙非佛非人非鬼”[11],故难写其悲欢离合之致,抑或被当成典故运用。目前,具体铺陈牛郎织女故事的小说戏曲作品相当罕见(16),这是不争的事实[12],即便有,也是十部九相思的熟套。(17)而与牛郎织女故事相近似的董永故事,却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相当成熟(18),在元明清的话本、戏曲中更广为流传。[13]

三、牛郎织女故事宝卷与“民间标准型”故事的异同

宝卷做为宣卷说唱的脚本,其渊源可追溯到唐代佛教寺院中的俗讲。[14]至清代康熙(1661-1722)之后,宣卷与教派的关系变淡,成为“民众信仰、教化、娱乐活动,而没有明确的宗教归属”[15]的活动,由此也产生了众多的故事宝卷。宣卷活动在上世纪曾因故被禁止,但在民间并未消失,目前江浙一带依旧盛行。

笔者编撰《中国牛郎织女传说俗文学卷》时,经多方搜罗,找到三本有关牛郎织女故事宝卷。这三本宝卷都出现在今日宣卷活动依旧盛行的江苏苏州北部,它们分别是张家港狄建新抄录的《牛郎织女》[16]、常熟余鼎君抄录的《鹊桥宝卷》及《牛郎与织女》。[17]1949年之后,因宣卷活动带有强烈迷信成分而被禁止,大量宝卷也被销毁[18],到上世纪90年代,宣卷活动都还不能完全公开(19)。由于三本宝卷都是手抄本,封面以干支纪年,依宣卷活动的复苏年代推测,应为1992、1993、1999,年代距今都不远。然而,这仅能确定是各本宝卷的抄写年份,并不能显示宝卷准确的出现年代。故事宝卷的发展与小说、戏曲、说唱的关系密切,然而,在明清小说中,牛郎织女故事迟至清末才出现牛郎“由仙入凡”的情节,因此,很难推测今日所见牛郎织女故事宝卷与小说戏曲间的关系。本文以牛郎织女故事流传最广的“民间标准型”,对照分析这三本宝卷的情节发展(详见附录)。

(一)张家港《牛郎织女》宝卷

张家港《牛郎织女》的情节,与“民间标准型”最为相近。兄嫂虐弟、两兄弟分家、弟得一车一牛,牛告诉弟至河边取得仙女纱衣,二人成婚,生下子女,但被王母发现捉拿,王母划银河避免牛郎追上,最后允诺二人每年七夕一会。牛郎的身世与得名由来并未交待,但明确点出故事发生地点是吴郡东海县(即今之张家港),这种做法可使听宣卷的民众与宝卷的主人翁直接产生地域上的联系,更易有身临其境的亲切感,是这本宝卷与另两本牛郎织女故事宝卷很不相同的地方。“兄嫂虐弟”的部分以不给牛郎饭吃、老牛说话要弟弟回家吃饺子事件呈现,是三本宝卷中唯一有着墨的一本。分家的情节很简单,由哥哥自行决定,不同于梆子腔系统戏曲“老舅分家”的沸沸扬扬。[19]牛郎自身可怜的身世感动仙女,他们“克勤克俭,不怕劳累,相亲相爱,日脚过得很美满”[20],卷中织女还直接说出不喜欢天宫:“天上虽有富丽堂皇的宫殿、楼阁,可是没有人间自由”[21]。

(二)常熟《鹊桥宝卷》

常熟的《鹊桥宝卷》,开头先介绍天宫的生活,接着是仙女下凡赏景戏水。牛郎出场时,精简的几句话交待兄嫂虐弟、兄弟分家情节(但只得一头牛),却花了很长的篇幅安排老牛要牛郎河边取衣、织女情定牛郎的过程。特别强调织女贤惠持家的美满生活。其后玉帝察觉、王母捉拿,牛郎披牛皮挑儿女上天追赶,王母拔金簪划天河、二人隔河哭泣,得一年一会的情节,大体都与“民间标准型”相同。但此本宝卷新增了几个不同的情节:

1.天宫的情况介绍。2.老牛要牛郎取衣时,牛郎反复思量。3.王母捉拿织女,织女反抗,天将以牛郎的性命威胁,织女只能顺从。4.二人本有姻缘宿命,所以织女私自下凡可容情,但再次相见便是犯天规,于是王母划天河隔开二人,织女求情下,玉帝允二人七夕一会。5.七夕相会时的互诉衷肠与难分难舍。6.相会数年后牛郎父子三人同修道,诵经礼忏拜佛。织女下凡度三人同升天界。

第一项充满了人世对天界的想象。二、三、四项是较小的情节变化,使人物形象变得立体。牛郎的优柔寡断与后来善感气质相符,所以,二人七夕相见后的抒情场面便不显突兀。织女的大方、果决、机智,为日后合家升天铺出平坦大道。王母则更具人性,阻止玉帝盛怒、为了保护织女而划出天河,在王法与母性间取得了平衡。第五项则使此本宝卷有了更多抒情特质。最重要的是第六项,这种情节在此前的小说戏曲中不曾出现,却是故事宝卷特有的“公式”:主人公历劫——修道得福报——成仙成佛(位归仙班)。(20)作为一本故事宝卷,主人公未必有着仙人身份,但一定是可以通过“修道”而为仙佛。《鹊桥宝卷》中的牛郎父子三人不具仙人身份,虽被特准与织女每年一会,但总是仙凡有别,为解决牛郎牵牛星的身份,牛郎父子念佛,最后得到玉帝封赠,不只说明河东扁担星、河西梭子星的天文现象,更合于宝卷“由凡入仙”的一贯风格,使牛郎织女成为人们崇信的神灵:“织女空中来接引,合家团圆喜欢心。万户传扬齐恭敬,各地造庙闹盈盈。装塑牛郎织女像,求子求福果然灵。求寿求财真灵验,驱灾免难吉星临。青年男女虔诚拜,自由恋爱创立(吏)人。”(21)[22]在三本牛郎织女故事宝卷中,只有这一本提到了凡人可通过修道而成为仙人的标准情节。

(三)常熟《牛郎与织女》宝卷

常熟的《牛郎与织女》宝卷,与“民间标准型”的牛郎织女故事相距甚远。本卷没有兄嫂虐弟与分家情节,直述牛郎织女本是天仙,因思凡被处罚,织女关在云房织锦,牛郎被贬下凡,投胎在湖南澄州府牛介庄,十六岁时成为爹娘早故的孤儿。金牛星为牛郎说情,也一起贬入凡间。织女天宫寂寞,趁王母不在,跑到人间寻找牛郎,但牛郎已不知前生事,无法与织女相认,直到老牛开言,点破玄机,二人成亲,生有子女各一,生活幸福欢乐。王母得知织女脱逃,派人捉拿,牛郎痛心,得金牛角追赶,但被王母划银河隔离,二人隔河互诉苦情,王母心软,允每年七夕一会。

这本宝卷与其他两本不同处,在于牛郎织女的“前缘”安排。前两本宝卷的牛郎一开始就是凡人身份,而常熟《牛郎与织女》宝卷中,牛郎则是“由仙入凡”的身份,但完全没有兄弟分家、取衣得妻等情节,老牛也不必为了牛郎父子而死。增加的是:1.七月初七走仙桥消灾解厄(头尾各一段)。2.牛郎织女相约下凡被处罚。3.织女云房织锦诉心曲。4.二人相见,织女欲唤起牛郎记忆。5.金牛点醒牛郎。6.人间生活的欢乐美好描述。7.七夕相会时的互诉衷肠与难分难舍。

第一项是此宝卷最大的特点,将留到下一节讨论。第三、四、六、七项都以唱段表示:“休说二星下凡间,且说织女思万千。空守云房无岁月,不知人间如何年。望断云天人不见,万千心事若连绵(棉)。也曾梦里来相见,醒来但见月西偏。明月还有星为伴,可怜我孤单恨无边。恨无边、情无限,手拿金梭重如山。织出红云血泪染,织出白云泪已干。但愿白云化素笺(义),代奴纷飞到人间”[23]、“凤凰展(占)翅破笼飞,只见人间花满地。哥哥呀!我你在碧云深处话心知,心愿相同情义深。可记得我你在灵霄殿上遭谴(遣)责,你把罪名独担承。纵然你把伤心往事都忘记,应该难忘临行诀(决)别语”[24]、“姻缘本是前世定,牛郎织女结成亲。架上累累悬瓜菓,风吹稻海浪金波。夜静犹闻人笑语,到底人间欢乐多。新婚要把日落早,偏恨今夜月来迟。我问天上弯弯月,谁能比过牛郎哥?再问篱边老槐树,几时赠我姣儿花两(俩)朵?再问清波欢唱水,谁能与我赛喜(戏)歌?闻一闻瓜香心也醉,尝一尝新菓甜心窝。听一听村中乡亲声,问寒问暖知心话。看一看人家提笔写,画中人影舞婆娑(沙婆)”[25],具有浓郁的抒情特质。(22)

《牛郎与织女》的情节远离“民间标准型”,却明显与1963年拍摄完成的黄梅戏《牛郎织女》(23)情节相同(详见附录二)。前引的几段抒情唱段,也几乎与黄梅戏完全相同(附录三)。而黄梅戏传统剧目并无《牛郎织女》,这本电影文本是陆洪非、金芝、完艺舟、岑范根据民间传说再进行加工创造出来的(24),也就是前无所承的集体创作。1979年黄梅戏《牛郎织女》公开播映。从这样的发展过程看来,《牛郎与织女》宝卷应是借取了黄梅戏的情节与唱段再行创作的宝卷。当然,余先生并非对黄梅戏《牛郎织女》照单全收,除进行情节剪裁,也因为说唱与戏曲的不同,而在文中常以说唱者的全知视角叙事。

三本江南的牛郎织女故事宝卷与牛郎织女故事“民间标准型”情节最大的不同,表现在以下几点:1.虽也提到“兄嫂虐弟”的情节,但没有恶劣到“毒杀”的地步。(25)有的卷子甚至完全省略。2.三本宝卷的织女,虽因三种不同的原因留在人间,但全是织女自由意志决定,因此并没有“天鹅处女”型中的羽衣禁忌。3.小说戏曲常出现的“耽情废业”(26)、织女下凡三年一到便狠心绝情的离去,甚至与追上天的牛郎打斗,并划下天河隔离的情况,也完全没在宝卷中出现。(27)4.三本宝卷相当一致地强调牛郎织女在人间勤俭耕织、自由快乐、幸福美满的生活。简言之,三本宝卷中的织女形象都相当正面,对人间生活的描写也是一片光明美好。

四、牛郎织女故事宝卷的特色

改编自民间故事、在宣卷先生口中做为娱乐的(28)“凡卷”、“白相卷”(29)在清末民初大量出现,但在今日宣卷活动娱乐性质已逐渐消失的情况下,三本牛郎织女故事宝卷出现于江南地区,是很值得玩味的一件事。从这三本宝卷的内容特色可推敲出一些线索。

(一)现代语汇与叙事方式——张家港的《牛郎织女》宝卷

据宝卷封面上的抄录时间,张家港的《牛郎织女》宝卷是三本江南牛郎织女故事宝卷中较早出现的一本。《牛郎织女》虽符合宝卷的形式,有开经偈(30)、结经偈,有韵有白、韵散交错,散文用语,以现代汉语的口语话叙说:

晴朗的夏天晚上,望着那繁星点点的夜空,横跨着一条白色的银河。隔着这条宽宽亮亮的银河,闪烁着两颗特别明亮的星星……。[26]

这本宝卷的故事出在汉朝献帝时代吴郡东海县。在很远很远的一个村庄那里,有个孩子,爹妈都死了,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27]

与其他传统故事宝卷的叙事:“话说梁武帝年间,百业兴旺,习礼开通,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男耕女织,其乐融融。浙江省会稽县祝家庄,有一富户祝员外,有良田百顷,富甲乡里。生有一女名叫英台,聪明伶俐”(《梁祝宝卷》[28])、“盖闻董永宝卷出在大宋仁宗年间,祝州府万阳县普州村。提表一人,姓董名山春,娶妻叶氏。家财巨富,单生一子,取名董永,三岁那年母亲亡故”(《董永孝子宝卷》[29])有明显不同。(31)

《牛郎织女》除了散文部分用语浅白,还充满了童稚口吻及生活用语。所以,此本宝卷如果将前后的开经、结经部分删除,光看说白比韵文多的说唱内容,真有点像迪斯尼拍摄的童话动画故事。(32)

宝卷中加入现代语汇的情况并非特例。目前,张家港《路神宝卷》及常熟一带流行的《马路宝卷》都提到了汽车[30],而白茆的《辩话宝卷》,也出现“公安机关”、“律师”、“判决书”等[31],可见,这些宝卷的产生(至少是被修改的年代)都距今不远。但以现代汉语的叙事运用在宝卷中,却是绝无仅有。虽说“原有经卷二百多本,后被收缴毁掉,现仅存十部左右,最近又重抄部份”[32],但这本1992年出现的宝卷,从用语及叙事方式看来,极有可能是一本新编的宝卷。

(二)保留传统却又有部分新增——常熟《鹊桥宝卷》

常熟《鹊桥宝卷》的手抄年代是1993年,余鼎君先生说是老的卷子,而余先生拥有的传统宝卷,则源自于1949年之前即从事讲经工作的父、兄,卷本的来源有其渊源。(33)《鹊桥宝卷》依命名方式、文本的内容、语法、句式,与清末民初的故事宝卷的确近似,最后修道升天的模式更是符合宝卷的标准公式,极有可能是代代相传的手抄本宝卷。但是这本宝卷在最后结经部分有:

牛郎织女两星辰,星光高照世凡人。

万载高照无止日,善人结果好收成。

劝人正心修行好,皇天不负善心人。

待看牛郎与织女,一家四口上天门。

年年七夕来相会,阖(合)家团圆喜欢腾。

再说太仓织女庙,全国闻名塑真神。

台湾台北织女庙,供奉牛郎织女神。

烧香还愿人不绝,传留后世万古存。

鹊桥宝卷宣圆满,神也欢来佛也欢。

神欢佛喜消灾障,佛欢神喜保安康。[33]

如果这是一本清末民初即流行的传统故事宝卷,那么,其中“再说太仓织女庙,全国闻名塑真神。台湾台北织女庙,供奉牛郎织女神。烧香还愿人不绝,传留后世万古存”便是后来才增入的。太仓织女庙的年代久远,具体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南宋年间,即便屡建屡毁,但明清的《苏州府志》、《太仓州志》等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因此,对考查宝卷的时间上限并无太大帮助,但所谓的“台湾台北织女庙”,为1961年华侨姚照明替母还愿所建,原称“照明宫”,里头供有牛郎织女、司马相如、卓文君塑像,且有“真爱无人见,假情天有知”、“情人双双到庙来,不求儿女不求财;神前跪下许个愿,谁先变心谁先埋”等对联,故俗称“情人庙”,上世纪的70-80年代非常出名,不过目前已更名为“照明净寺”,供奉主神为“四面千手观音”。结经偈中提及“台北织女庙”(即照明宫),如果不是宝卷修改的年代,那么《鹊桥宝卷》的上限便不会早于1961年。

常熟《鹊桥宝卷》的出现,应该与苏州一带的牛郎织女信仰有关系的。宝卷中提到太仓织女庙历史久远,明崇祯年间张采《太仓州志》卷十五“名迹”篇中有:“黄姑村。去张泾关渡东南三里,相传牵牛织女二星降其地。织女以金篦划河,水涌,牵牛不得渡,土人因立祠,今俗呼织女庙。庙西有水名百沸河。黄姑者、河鼓也,犹桑落反语为牵郎。宋龚宗元住村内。”在苏州一带,宣卷的功能是以信仰为主,娱乐与教化的功能已逐渐丧失,“白相卷”平日已难得宣讲。少数“节令宝卷”(34)得趁节令举办讲经时才顺带提及。(35)但由于织女庙的存在,牛郎织女成为有庙宇供奉的神主,《鹊桥宝卷》就不只是单纯的“白相卷”,还能在庙会的机会宣讲(36),这应是《鹊桥宝卷》可以流传的原因。

(三)为仪式而新编——常熟《牛郎与织女》宝卷

扉页标示为1999手抄的常熟《牛郎与织女》宝卷,余鼎君先生说是新编的卷子。余是目前执业的宣卷先生,常会因各种原因新编或修改宝卷。有的宝卷故事不符史实,他会在参阅数据后进行修改,如《小王卷》、《印应雷》;有些则原来情节繁杂或是篇幅过长,于是着手整理、删节,如《佛祖宝卷》;有些则是原本没有相关的宝卷,但应市场需求新编,如《鲁班宝卷》、《和合宝卷》(37)。这本《牛郎与织女》宝卷是一部新编的宝卷其内容却非改自旧有的《鹊桥宝卷》,而是借用了全国知名的黄梅戏《牛郎织女》的情节与唱词。

常熟既然已有传统的《鹊桥宝卷》,又何需要再新编《牛郎与织女》?从宝卷的开经偈,便明显可看出是配合过仙桥仪式而新编写的卷子:

仙桥宝卷初展开,王姆娘娘乐开怀。

这本宝卷从何来?但听牛郎织女事一番。

可供人间朗诵拜,七月初七会一番。

传流世间已万载,走过仙桥消灾难。[34]

内文提及此卷又名《仙桥宝卷》,说的是流传已久的牛郎织女故事,这都与前两本没太多差别,但“走过仙桥消灾难”却不只是一句唱词,而是要配合仪式进行的“过桥”仪式。因为接下来的唱段是:

银河上面一条桥,王姥娘娘亲手造。

七月初七五更到,善男信人走仙桥。

善心娘娘走仙桥,王姥娘娘把手招。

走过仙桥莲花会,莲花会里乐逍遥。

三心二意走仙桥,桥板督督兀兀摇。

心里勿定扑扑跳,胆战心惊回下桥。[35]

具体“过仙桥”的时间:

每年七月初七之夜,五更三点,集会焚香,走过仙桥,好不乐乎也。[36]

道教仪式中,过桥是超度亡灵的仪式,但民俗信仰中,过桥却是种祈福消灾的仪式。台湾许多的庙宇,都在庆典或建醮时,在庙埕或庙旁空地搭一座桥(木造或铁造),上书“平安桥”,让信众走过,象征消灾解厄。《仙桥宝卷》言及的“走仙桥”当类此。此本宝卷提及的“走仙桥,升极乐,不坠地狱之苦难”同时满足了现世与死后的愿望。而宝卷中提及七夕“过仙桥”的仪式,除了过桥焚香之外,还要边走边念佛号:

犁星起、晓星高,五更三点跑仙桥。

织女桥上手来招,(念佛)娘娘跟一大陶□(38)

诚心修行桥上过,三心两意桥板摇。

走过仙桥莲花会,莲花会里乐逍遥。

今朝香客走仙桥,百年长寿气好。

无灾无难光阴过,众门吉庆乐淘淘。

仙桥宝卷宣完全,香客人人福寿添。

春夏秋冬无灾晦,年年过的太平年。[37]

从结经偈中提到的过桥仪式、过桥消灾的吉祥话,及“香客”这样的字眼,很明显看出《牛郎与织女》宝卷的宣讲,其实是为配合“过仙桥”仪式而服务。

三本江南的牛郎织女故事宝卷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与时代结合的结果:《牛郎织女》是从语言的运用,《鹊桥宝卷》在结经偈加入织女庙的相关议题,《牛郎与织女》则是与新的仪式结合。三本宝卷都出现了新编的痕迹。

五、结语

牛郎织女故事虽源远流长,但从天上双星神话的“文人主流型”演变为民间传说故事两兄弟式的“民间标准型”年代相当晚,在目前可见的俗文学资料中,“民间标准型”牛郎织女故事要迟至清末才出现,而董永故事早在魏晋时已成熟完备,“文人标准型”的牛郎织女故事明显与其分流发展,二者直到“民间标准型”的牛郎织女故事,因与董永故事同为“仙女下嫁穷汉”的基型,才有合流的情况。

由于民间的小说戏曲及说唱与故事宝卷的关系相当密切,“民间标准型”牛郎织女故事的晚出,极可能影响了牛郎织女故事宝卷的发展,因此,目前可见的牛郎织女故事宝卷,具体可考年代都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江苏苏州北部一带,相较其他故事宝卷而言,不只年代甚晚,地点也相对集中。三本江南的牛郎织女故事宝卷,情节虽与“民间标准型”牛郎织女故事较为近似,但并不强调“兄嫂虐弟”与“分家”情节,与梆子腔戏曲的重点完全两样,而《牛郎与织女》宝卷更是直接借取黄梅戏《牛郎织女》的情节与唱段新编而成。不过,牛郎织女故事宝卷无法摆脱“七夕一会”情节带来的困境。依宝卷的惯常公式是:主人公历劫——修道得福报——成仙成佛(位归仙班)。“民间标准型”中的织女牛郎是标准的仙凡之别,织女位归仙班自不在话下,但牛郎领着两个小孩追赶上织女后,该如何安排牛郎父子的去处?张家港的《牛郎织女》,除开经结经的例行部份外,完全没提到牛郎到底归位于何处以及为何只能每年一会。《鹊桥宝卷》、《牛郎与织女》都封了牛郎父子天仙的地位,却也只能交待牛郎织女必须七夕一会的处境,不同于一般宝卷中的主人翁位归仙班后的自在逍遥。如此看来,牛郎织女一家在天上的生活,还远不及人间美好,这样的情节仅解释了双星在天的现象,却无法满足宝卷劝人修道向善的一贯思维与完美结局。

江南的三本牛郎织女故事宝卷,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应与江南民间信仰的复苏、织女庙的存在、宣卷的合法化、牛郎织女信仰在江南盛行等有密切的关系。这三本牛郎织女故事宝卷,无论是在传统的宝卷形式中,以现代汉语的方式叙事,或是加入与牛郎织女故事相关的时尚事件,或是配合新的仪式新编,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宝卷的“现在进行式”,使得逐渐消失的“节令宝卷”有了新生的可能。

附录:

注释:

①有关牛郎织女神话、传说、故事的区分及使用,洪淑苓《牛郎织女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已有详细说明,本文不再赘述。本文行文中使用的方式亦同洪文,凡用“牛郎织女故事”者,泛称此文学主题;“神话”、“神话故事”,以及“传说”或“传说故事”者,皆分别指称神话以及传说阶段的故事内容;用“民间故事”者,则指近人搜录所得的故事内容。

②《诗经·小雅·大东》提到织女与牵牛双星的名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然而此诗从诗义中探不出牛郎织女间有任何爱慕情愫。《诗经》,收在《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1985,依嘉庆二十重刊宋本毛诗注疏本影印),页440。

③秦简《日书》中载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从这些记录中,皆暗示牛郎织女故事以悲剧收场的因子。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长沙:岳麓书社,2000),页108、113。

④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可参见王孝廉《牵牛织女的传说》一文,收在《中国的神话与传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页165-225。

⑤钟敬文《七夕风俗考略》与罗永麟(《试论〈牛郎织女〉》)皆已提过在目前流通的各种《荆楚岁时记》版本,如《汉魏丛书》、《宝颜堂秘笈》、《四库备要》,皆无所见。笔者查证《宝颜堂秘笈》(台北:艺文印书馆,1965)、《四库备要》(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92),确如二者所言。笔者另查找文津阁四库、文渊阁四库所收《荆楚岁时记》,也未能找到相关的记录,且目前所见《汉魏丛书》并未收录《荆楚岁时记》。

⑥其余如清·李渔辑《警世选言》卷一《灵光阁女诬词》引《齐谐记》、清·褚人获《坚瓠二集》卷二引《述异记》、《佩文韵府·尤韵》引《荆楚岁时记》皆有类似的引文。除了正文中已提及的《荆楚岁时记》,不论东阳无疑《齐谐记》或吴均的《续齐谐记》、殷芸或刘餗的《小说》、任昉或祖冲之的《述异记》,今本皆无类似的引文。明·冯梦龙《情史》四(《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代不详,原版影印)卷十九“织女”条亦有类似记载,然未注明出处,页1570-1571。

⑦有关牛郎织女的研究,除洪淑苓《牛郎织女研究》专著外,还有施爱东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研究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8),收录具代表性的研究论文37篇可供参考,本文不再一一赘述。

⑧粤剧亦有《牛郎会织女》,收在《俗文学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1)第128册,页281-324,但主旨是织女助郭子仪平乱,并加入郭暧暗恋织女事,与“文人主流型”或下文提及的“民间标准型”无关。

⑨洪淑苓:“两兄弟式故事,是牛郎织女民间故事的标准型式”,氏著《牛郎织女研究》,页151。

⑩此类型故事最早出现在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诺上》中,民间多有不同异文。[德]艾伯华著,王燕生、周祖生译,《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页48-51。刘魁立先生曾就此做过分析,见氏著《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类型文本的形态结构分析》(http://www.pkucn.com/chenyc/thread.php?tid=840,原文日期2003/5/27)

(11)[德]艾伯华著,王燕生、周祖生译《中国民间故事类型》,页59-64。钟敬文《中国天鹅处女故事》,收在《民间文学专号》《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台北:东方文化,1970)册16。

(12)京剧《天河配》,收在《俗文学丛刊》第34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页3-38。然此本缺了后半部的故事,只到河边夺衣部分。

(13)有关牛郎织女故事地方戏曲与民间故事的收录,可参见笔者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俗文学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陈泳超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民间文学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4)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收有《鹊桥宝卷》,又名《铡判官宝卷》、《喜鹊桥宝卷》。此卷与牛郎织女故事无关。

(15)此处不称二者为“天鹅处女”的类型,主要是许多民间故事并没有“羽衣”禁忌的情况,禁忌的设黰,应包含“设禁-违禁-惩处”这样的规则,但故事中织女的法力与羽衣无关,清末民初的小说戏曲也几乎没有,所以更接近普通的仙女故事,离开的原因也仅是因为仙凡有别,因而使用曾永义先生说的“基型”。

(16)以牛郎织女为故事主角的作品,目前可见的明清小说戏曲,仅明·朱名世(约万历至天启年间,1572-1626)《牛郎织女传》、清·李渔(1610-1680)辑《警世选言灵光阁织女表诬词》、清末民初(约1910年)无名氏《牛郎织女》;戏曲则有清·邹山(1645-1735以后)《双星图》。若以牛女下凡托生为他人故事,如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天津:天津古籍书店,1992,据1928大东书局原刊影印)卷二十五《相思砚》:“牵牛织女与月中仙子俱谪人间,以砚作合,牛女后身尤星、卫兰森为夫妇,故名”等,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其余如杂剧《渡天河织女会牵牛》、传奇《鹊桥记》等,虽见著录,然今未见传本,亦无法讨论。

(17)如《双星图》、《相思砚》之类。

(18)洪淑苓《牛郎织女研究》,页65-137。另可参见纪永贵《董永遇仙传说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郎净《董永故事的展演及其文化结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李建业、董金艳《董永与孝文化》(济南:齐鲁书社,2003)、杨友彭等《董永传说初探》(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等。

(19)笔者于2007-2010年间在白茆调查宣卷活动,访问的多名宣卷先生都提及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本世纪有关宣卷活动的变革。笔者《江苏常熟白茆地区宣卷活动调查报告》,收在《民俗曲艺》第169期,2010.9,页183-247。

(20)车锡伦先生曾在《中国宝卷概论》提及民间宝卷的故事模式,本文将之精简为“主人公历劫——修道得福报——成仙成佛(位归仙班)”,收在《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台北:学海出版社,1997),页24-27。

(21)“立”原作“吏”,为错字。以下径改,不另注出,仅在改文后以括号标出原文。

(22)这几段话与1963年拍摄的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有极高的相似度,二者当有密切关系。金芝《舞台影视剧作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页410、422、438-439。

(23)由严凤英主演的黄梅戏《牛郎织女》虽于1963年拍摄完成,却因为政治因素,先于1964年于香港播映,直到1979时才在大陆上映。金芝《〈牛郎织女〉二三事》、欧阳芃《比翼鸟·连理枝——推荐正宗黄梅调〈牛郎织女〉》、(陆)洪非《遥看天河话沧桑——漫谈影片〈牛郎织女〉并怀严凤英同志》,收在金芝《舞台影视剧作选》,页453-463。

(24)(陆)洪非《遥看天河话沧桑——漫谈影片〈牛郎织女〉并怀严凤英同志》,收在金芝《舞台影视剧作选》,页460。

(25)梆子腔系统、京剧《天河配》有此情节。

(26)清·邹山《双星图》,清康熙刻本,收在《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第四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原版影印)、明·朱名世编《牛郎织女传》四卷,全名《新刻全像牛郎织女传》,书藏于北京图书馆,收在《古本小说集成》《牛郎织女传、潜龙马再兴七姑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代不详,原版影印),页1-163、无名氏的《牛郎织女》。

(27)河北梆子、豫剧、越调、东路梆子剧本,收录在笔者主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俗文学卷》,页1-131。河北梆子《天河配》,手抄本,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1952。

(28)张家港一带将宝卷分为“老爷卷”、“凡卷”。梁一波主编《河阳宝卷》编后记,页1507。

(29)余鼎君依宝卷内容区分为:“素卷”、“荤卷”、“地狱卷”、“白相卷”。氏著《常熟尚湖宝卷概况与我的收藏》,收在《余氏佛祖宝卷》(北京:中图文史出版社,2007)附录。车锡伦先生在调查常熟地区宝卷时,则将宝卷分为“神卷”(圣卷)、“小卷”(凡卷、闲卷)、“科仪卷”。氏著《江苏常熟地区的“做会讲经”和宝卷简目》,将二者的用法都包含进去了。(http://www.pkucn.com/chenyc/thread.php?tid=9856)笔者2008年10月上网。

(30)开经偈是以两句十字句,再接五句七字句的形式出现:“七月七,七巧节,牛郎与织女。每一年,鹊桥会,传流到今天。神仙会上佛菩蕯。(阿弥陀佛)经也开来卷也开,诸佛神圣降临来。若问此卷根源来,故事神话传下来。”(页204),虽与故事宝卷常见的四句七言式的开经偈有出入,但传统也有不少的故事宝卷开经偈是如此:如《何文秀》宝卷:“一人劝一人,善恶两样分。善人总有救,恶人地狱门。恩怨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蕯降临来。善男信女静心听,增福延寿免消灾。”(页606);《翠莲卷》:“古佛在西天,心发大慈悲。真经传东土,劝化早回头。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蕯。金钗宝卷初展开,诸佛菩蕯降临来。众信虔诚弥陀念,能消八难免三灾。”(页534)常熟《灶皇卷》也有:“人人说灶君,不知那方人。昆仑山顶上,救度世间人。天也开时地也开,灶君皇帝出身来。月月上天朝玉帝,变化凡间世上人。”常熟手抄本宝卷《灶君卷》,巳未年五月积善堂朱氏抄本,藏于常熟图书馆。

(31)陈益源、李淑如《河阳稀见宝卷〈牛郎织女〉的发现及其价值》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论。收在《民间文学年刊》第二期增刊号,“2008民俗与民间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号”(花莲:东华大学民间文学研究所,2009),页103-116。

(32)另可参见张秀娟《宝卷中的四大民间故事研究》第五章第四节“牛郎织女故事的世俗性与娱乐性”亦有论及,东华大学民间文学所博士论文,2010,页259。

(33)余鼎君采访录音,2009.2.11,常熟图书馆。

(34)此为笔者自创之词,借用“节令戏”概念。牛郎织女戏曲,是七月七要唱的“节令戏”,张紫晨《中国豫剧大辞典》(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节令戏”条,页2。

(35)高映苖(化名)采访录音,2009.2.9,白茆褒亲禅寺。孟希凡(化名)采访录音,2009.2.10,白茆孟家。余鼎君采访录音,2009.2.11,常熟图书馆。另可参见笔者《江苏常熟白茆地区宣卷活动调查报告》,收在《民俗曲艺》第169期,2010.9,页217。

(36)车锡伦《江苏常熟地区的“做会讲经”和宝卷简目》提到常熟宝卷“‘神卷’多,这些神卷大多依附于当地各种庙会,神主的故事是当地民间传说”。(http://www.pkucn.com/chenyc/thread.php?tid=9856)笔者2008年10月上网。

(37)余鼎君采访录音,2009.2.11,常熟图书馆。

(38)此字原文难明,故以□代替。

(39)原作“甥”,疑有误,因为文中提及玉帝为“外公”、王母为“外祖母”。梁一波《河阳宝卷》,页401;笔者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俗文学卷》,依原文照收,页209、210。

(40)后文出现“金牛星归位”之语,可见作者以熟知的牛女故事编纂,无需交待去处。笔者编《中国牛郎织女传说·俗文学卷》,页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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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织女的研究_牛郎织女的故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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