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业革命与民众文化水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革命论文,英国论文,民众论文,水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论证了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民众文化水平并没有降低。恰恰相反，英国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保持稳定是工业革命得以发动和顺利进行的保证。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应归功于民办教育的兴起和普及。但是，这场自下而上的教育革命忽视了高等教育的改革，为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经济的开始衰退埋下了伏笔。
一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社会后果的研究不仅涉及到物质财富在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分配，而且集中在精神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即经济增长是提高还是降低了民众文化水平的问题上。学术界围绕着这个问题，同工业革命期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的争论一样，也分成了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悲观派和乐观派都肯定经济增长同民众文化水平存在着某种关系，但前者认为工业革命造成了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的降低，根本谈不上有改进教育的状况以提高民众文化水平的可能。悲观派的观点缘起于哈蒙德夫妇1925年发表的著作《近代工业的兴起》。他们说，在工业革命期间新兴的工业城镇里“一切娱乐活动都遭到谴责，因为成功的生产需要劳动者长时间的劳动和刻板而枯燥的生活，不能让他们头脑去思想或记忆，也不能瞻前顾后。在统治阶级看来，使用了新生产方法的专业化工业决不能为服务于它的那些人哪怕是节省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因此，在这样的制度下，根本就没有教育的地位。……到了1833年以后，教育才得到政府的拨款”。①这种仍然在英国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坚持认为“人民的职业变动和地理流动造成了整个旧的生活方式的解体。在雇主的剥削下，在不稳定的经济环境的威胁下，他们已经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只知道挣钱糊口，维持生存。他们集中居住在全然没有准备好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城市里。教育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重大的后果”。②
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曼和安德森写了一篇题为《教育在发展中的作用》的文章，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对五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文化水平（以识字率或文盲率为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横向的对比研究，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除了人均收入达到300美元外，识字率至少要达到30%以上，也就是文盲率必需降低到70%以下，才有可能实现经济起飞。③这项研究证明较高的民众文化水平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之一，从而引起了英国的历史学家开始把工业革命期间的经济增长和民众文化水平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重新进行讨论。在这样新的学术背景下，悲观派的论点虽然不再有人过分地坚持，但提出了一种“降升论”的观点，例如罗布森的《十八世纪柴郡的教育》、纽伯格的《十八世纪英国的平民教育》、韦伯的《英国工人阶级读者》、威斯特的《教育与工业革命》、拉克尔的“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文化水平和社会流动”，几乎都使用了地方性的资料来证明英国的民众文化水平在工业革命期间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至于从下降到上升的转折点，各人的说法虽不尽一致，但大致上倾向于1800年前后。
“降升论”的始作俑者是桑德森。他运用结婚签名统计法对工业革命期间的棉纺织工业中心兰开厦的一些城镇的统计结果进行处理，得出结论：兰开厦的青年人在结婚登记时有能力签名（而不是划十字）并通过文化水平考试的比例在1740年代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是从1750年开始下降，直到1830年才恢复到1750年的水平。由于结婚时的文化水平实际上是反映了他们“离校”时的文化水平，而“离校”到结婚之间的间隔时间大致为12-15年，因而他把识字率上升的转折点定在1802-1805年之间。④桑德森还指出民众文化水平下降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兰开厦缺少足够的宗教和慈善机构来帮助开办新的学校。第二，工业地区的人口增长超过了原有学校的能力。第三，在兰开厦这个棉纺织业的中心出现了大量的工厂，增加了对童工的需求。童工的工作主要是看管纺纱机，接断头的棉纱，或清扫机器，年龄大多在十岁以下，正是上小学的年龄。⑤桑德森的结论得到拉克尔的支持。他对兰开厦一些典型的工业城镇的社会统计资料进行的抽样处理，也证明1740年结婚的青年人当中，有能力签名并通过结婚文化水平考试的人所占的比例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从1760年代起，这个比例开始下降，到1814-1816年下降到了最低点，男子为48%，女子为16%。⑥若以平均结婚年龄为25岁左右计算，他断定英国民众的文化水平下降至1800年前后的最低点以后开始了上升的趋势。
这些统计数字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不足以说明经济增长与民众文化水平之间的复杂关系，何况他们的分析中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他们认为兰开厦的工厂制是在1770年代中叶开始出现并在1790年代中叶开始普及的。如果工厂制的出现对民众文化水平的降低确实发生了影响，它的影响也只能在1800年前后才能表现出来。然而，结婚签字率统计法表明这时已经结束了下降的趋势并且开始转入上升的阶段。这恰恰证明了造成了民众文化水平的下降的并不是工厂制的确立，必然还有其它的因素，这个重要因素就是大量移民在十八世纪中叶涌入兰开厦。
统计证明，1781年至1800年，兰开厦的人口增长了60%，是全国平均增长幅度的四倍，其中自然增长的人口为146852人，移民的增加为126319人，⑦自然增长与移民增加的数量大致上各占一半。此外，许多资料还证明，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对基本建设的需求，包括厂房、住房、码头、公路和运河的建设，增长得特别快，刺激了爱尔兰的非熟练劳动力向英格兰北部新兴工业地区，特别是兰开厦移民。在兰开厦的工业城镇里，爱尔兰移民所占的比例高于英国的其它的郡和地区。⑧这些爱尔兰移民主要是不具备特殊劳动技能的普通劳动者。“在英格兰的爱尔兰移民干的活是一般的体力劳动，与他们原来干的农业劳动属于同一种性质。到1833年，利物浦至少有七百名爱尔兰移民当搬运工人。陶瓷工业的中心斯托克港的砌砖工人据说有五分之四是爱尔兰人”。⑨大量涌入兰开厦的爱尔兰移民文化水平普遍很低，这在测定当地的民众文化水平时增添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因素。第一，如果按每个移民家庭平均由两个成人和两名儿童构成来计算，若要在测定时保持当地原有的识字率水平不变，就意味着每有两个当地的儿童上学就必需有一名移民的儿童上学，才能维持着原有的识字率，这显然是做不到的。第二，在爱尔兰移民劳动力当中，未婚青年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在兰开厦举行结婚登记时所表现出来的签名和通过文化水平考试的能力反映的只是爱尔兰的而不是兰开厦的民众文化水平。第三，反过来，1800年以后兰开厦的识字率出现了明显上升也与移民数量的开始减少有密切的关系。在1800年至1831年之间，兰开厦的人口增长幅度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达到637543人，其中自然增长的人口为474009人，移民增长的数字只有183543人。⑩以移民最集中的城市曼彻斯特为例，根据凯伊在1835年做的统计，曼彻斯特的爱尔兰移民及其第一代后裔人数的增加开始减慢，增加到了六万人，只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11)这些数字反映了移民数量的增加在兰开厦的整个人口增长数量中所占的比例有明显的下降，移民增长的因素对于测定兰开厦民众文化水平的影响也相对地减小了。因此，造成兰开厦民众识字率降低的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增长而是移民的增加。
肖菲尔德对全国一万多个教区进行了抽样统计，使用结婚签名统计法建立了其中274个教区的民众文化水平的长序列数据，证明1780年英国的民众识字率，男子为60%，女子为40%。到1830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上升到65%和50%。他因此断定，英国民众的识字率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的整个工业革命期间基本上是稳定的。他还指出：“文盲率超过了60%便没有可能出现经济起飞。英国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个推论，全国的男子文盲率在1750年已经越过了60%的大关，但女子文盲率到1795年才越过这个界线”。(12)肖菲尔德的结论与斯通经过计量研究以后获得的结论基本吻合。斯通认为：“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有较高的民众识字率，到1770年，农村男子能读写的人已占50%”。(13)这个比例高于当时西北欧其它国家的民众文化水平。就整个西北欧而言，“到了1800年，只有一半以上成年男子能够签名和简单的阅读”。(14)欧洲大陆上文化水平最高的法国在1786-1790年的结婚签名率男子为47%，女子为27%。(15)西班牙和俄国到19世纪末才达到英国十八世纪末的水平。(16)拉克尔最后也承认：“工业革命在十八世纪中叶开始降低了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但是，当工厂制的作用充分显示出来以后，他们的文化水平有了上升”。(17)考虑到英国人口在1760年以后的大副度的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不仅把工业革命开始前二十年已经达到的男子识字率保持到工业革命的过半，而且在工业革命的下半段，也就是当大幅度增长的人口转变为工厂制全劳动力的时候，还造成了民众识字率上升的趋势。肖菲尔德证明这个上升的趋势开始于1790年代，与工厂制开始确立以及蒸汽机广泛使用的时间是相吻合的，从而证明了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民众文化水平是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前提之一，而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反过来也使民众文化水平一直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上。
二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开展教育革命的国家。早在都铎王朝就开始了的这场教育革命为英国建立了近代的教育体制，并为十七世纪的政治革命和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做出了不可否定的重要贡献。然而，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交，这种教育体制的缺陷变得十分突出。它首先表现在英国政府在传统上不给予教育拨款。各地的教育经费都由当地筹集或依靠慈善机构的资助。虽然宗教团体对兴办教育有很大的兴趣，例如，基督教知识促进协会从十八世纪初就开始对地方的小学教育给予资助，但这些努力都不足以挽回英国中、小学教育的颓势。都铎王朝的教育革命对英国产生的积极作用到这时已经基本上消失。1743年，约克大主教的视察报告中指出，他所管辖的645个教区中41%没有学校。牛津主教1738年的视察报告同样指出他的179个教区中70%的教区没有学校。(18)英国中等教育的支柱是文法学校，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文法学校的教学质量也开始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严厉抨击。英国大法官肯荣在1795年批评英国的文法学校“是个空架子，校园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学者。他们一无所知，却领取薪俸。最近我所知道的一些例子说明这些连一个学者都没有的学校却得到了资助”。(19)当时的著名教育家亚瑟·李奇也说“文法学校在十八世纪末正在经历着一场危机，主要是课程设置的‘退步’，管理的腐败和入学率的降低”。(20)1819-1836年，英国的全国慈善委员会对中等学校的资助状况进行调查并试图纠正腐改，厉行改革。但是，中、小学教育体制的改革直到工业革命结束时才真正开始。(21)在工业革命期间，“许多地方的市民、小业主和农民得不到对子女进行教育的适当手段，更多的人甚至无法保证他们的子女上中、小学”。(22)此外，桑德森等人的研究证明，在棉纺织工业的中心兰开厦以及纺织业、煤炭业和冶金业的中心密德兰地区，中、小学校的入学率都很低。(23)在这些工业地区，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小学获得的拨款和资助也很少。(24)第三，根据1838年威斯特敏斯特统计委员会对当地的教育状况所做的调查，学生缺课的现象比较严重，缺课人数占该地区在校学生的29%。该调查报告称，“冬季上学的人数只有在籍学生的一半、三分之一，甚至只有四分之一”。(25)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英国中、小学教育体制到十八世纪中叶已经暴露出了明显的缺陷，不能满足工业化期间经济和社会变化对民众文化水平的需要。
到1810年以前的工业革命的初期阶段，英国公立的中、小学所提供的教育手段已经萎缩。公立中、小学无力提供的正式教育却是靠其它的手段，即民办教育来提供。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兴起的主日学校和私立学校为英国提供了经济增长对教育需求的市场。1780年代初，罗伯特·雷克斯在格罗斯特郡兴办了第一所主日学校。(26)到1801年，主日学校的入学人数达到20多万人，1818年增加到45万人，占全国5-15岁人口的17.6%。1833年，主日学校的在校人数达到136万人，占全国5-15岁人口的45%。(27)主日学校的在校人数往往是当地公立小学人数的1.2倍。(28)到1820年代末，伦敦以外的出生于劳动家庭的每个儿童都在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时间里上过主日学校。(29)此外，到主日学校上学的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成年人。根据1832年的调查统计，主日学校10%以上的学生年龄在15岁以上。在伯里、萨福德、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等工业地区，14-18岁的学生人数超过14岁以下的学生。(30)
主日学校是由教会和慈善机构兴办的。根据1851年的一项社会调查，不属于英国国教会举办的主日学校只占总数的3%。(31)教会兴办主日学校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满足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向工人阶级的儿童灌输宗教思想，教导他们遵守工业社会的道德和秩序，正如主日学校的运动的早期领导人汉纳·莫尔所说的，举办主日学校的目的“是为下层阶级提供训练，帮助他们养成适应工业社会的习惯”。(32)因此，主日学校运动在工业中心特别活跃。1841年对兰开厦的一项社会调查证明，上主日学校的人数与上公立小学人数的比例与当地的职业结构成正比。在从事棉纺织业的人数越多的社区里，上主日学校的人数也越多。(33)在教学内容上，主日学校为了吸引更多的劳动家庭的子女，不仅传播宗教信条，也传授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主日学校的调查还揭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主日学校虽然由教会兴办，但每所学校的具体经办者和教师却多为劳动家庭出身。拉克尔根据兰开厦的38所主日学校的调查，证明它们的管理者全部出身于劳动家庭，大部分的教师也来自劳动家庭，其中的60%过去曾经是主日学校的学生。(34)此外，这些调查还证明90%以上的主日学校上课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其中的50%超过4小时。(35)这说明教师在课堂上除了用小部分时间宣讲宗教道德外，大部分时间用于讲授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其中包括传播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价值观念。拉克尔认为，到1810年以后，“主日学校已经变成了纯粹的工人阶级的教育机构，不再接受来自外部的影响和压力”。(36)主日学校对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发挥了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在1805年到1840年之间，男性的结婚签名率从60%上升到65%，女性从35%上升到50%以上。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归功于主日学校的作用，因为在同期内，主日学校的入学率至少增加了五倍。(37)
1790年代以后，为各个阶级开设的私立学校也有大幅度的增加。尽管这种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受到了许多批评，但在英国政府采取教育立法的手段之前，对提高全民文化水平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英国政府虽然从1833年开始通过立法对教育进行干预，但政府给予教育的拨款依然十分有限，公立学校仍处于萎缩之中。(38)家长交不起学费固然是造成公立中、小学萎缩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劳动家庭的家长认为公立学校不应当只满足于教授一般的读书写字，还应当教授实际的生产技能。因此，学校和家长之间在学校教育的功能和价值上存在分歧。正是由于公立学校拒绝提供家长们所需要的教育，“能坚持每天上学的学生人数不多，在校读书的时间也很少有超过一年半的”。(39)实际上，只要学校能够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家长们还是愿意为子女的教育投资的。肖菲尔德也证明“工人阶级家长对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期望导致了他们自愿地对子女的教育付出很高的投资”。(40)私立学校便是为了满足这样的要求而诞生的。特别是非国教徒兴办的私立学校，改变了文法学校那种只注重古典知识教育的倾向，增加了实用的课程。
私立学校大量出现以后，造成了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的竞争。许多学生从那些只传授一般文化知识的公立学校转学到能够传授实践知识的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入学率的降低很可能就是转学造成的，加上当时英国很高的社会流动率，学生很可能在某个私立学校里“读书的时间很少有超过一年半的”，但他们是在好几个学校里完成整个学习阶段。(41)1834年，曼彻斯特统计学会的一项调查报告证明当地五分之四的儿童进过学校，其中80%的学生是由家长完全承担学费。(42)根据1859年纽卡斯尔的一份调查报告，当地工人阶级家庭的儿童在每一所学校里所待的时间都很短。但接受教育的时间平均达到了5.7年。1861年，霍拉斯·曼恩发动了全国教育普查活动。根据他在那年的做的统计，“工人阶级的儿童上学的时间超过四年到四年半以上，学费主要由家长承担”。(43)1838年，该学会对邻近的市镇彭德尔顿的教育所做的调查也证明有97%的儿童入学，其中三分之一的学生读了3-5年，另外三分之一超过5年，还有三分之一少于5年。(44)这个数字与霍拉斯·曼恩提供的全国教育普查的统计数字大致上吻合。1851年的全国教育普查还证明有214万人经过了平均四年以上的学校教育，与纽卡斯尔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的有254万人经过学校教育的统计也大致上吻合。这份报告还估计英国90%的儿童接受了不同程度的学校教育。1869年，霍拉斯·曼恩在布里斯托尔召开的英国社会科学促进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纽卡斯尔委员会的报告中做出的估计得到了以前所进行的大规模调查结果的证实”。(45)对于民办教育对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的作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虽然仍然坚持悲观派的立场，但也承认“1963年以来在教区登记的结婚签名记录和学校注册记录（包括学生出勤和提供教育的条件）上的计量研究成果使我们在教育质量上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尽管在某些方面还留下了疑点”。(46)
三
由此可见，十九世纪英国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基本上是在没有国家干预下取得的。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早期，人们已经对教育的状况感到了不满，并呼吁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但是，直到工业革命结束时，教育改革才采取了真正步骤，它的成果到更晚的时候才表现出来。到了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国家才通过立法的形式实行强制教育和普及的免费国民教育。虽然1833年的国家法令强迫家长送子女上学，但是，“真正能够提供免费教育的地方很少”，特别是劳工阶级的家长无力送子女上学。(47)因此，学费仍然是阻碍民众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碍。不过，1833年国家开始对教育进行有限度地干预，虽然只限于对各类学校提供补助，但为英国建立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相混合的教育体制。一些社会机构，包括教会和慈善机构赋予自己“同工业化的消极作用作斗争”的任务，(48)采取取了各种措施争取社会各个阶层对教育投资并提供教育服务。这种以自助精神办民间教育的做法逐步成为了英国的传统，也构成了十九世纪英国教育史的重要特征。
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才开始通过议会立法赋予政府系统干预教育的职能。1870年，英国国会通过弗斯特教育法，规定政府有权力运用行政力量把分散在民间的教育力量，包括人力和设备，集中起来。不少著作充分肯定了弗斯特法案，用它来证明英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并对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起了关键作用，正如肖菲尔德所说的，民众文化水平“提高速度最快的是从1870年毕业的那一代人”。(49)因此，这项立法被广泛地视为英国开始教育“国有化”的标志。应当承认，这项立法对提高民众文化水平确实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因为根据这项立法，每个行政区域内设立了数量不等的教育区，每个教育区成立学校董事会，选举主席、副主席，负责当地的教育改革。弗斯特法案通过后，学校董事会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接收了一批私立学校，把他们的力量集中起来。接着，在学校董事会的管辖下成立了财政委员会、学校选址和建筑委员会、教职员委员会和教育委员会等机构。学校董事会负责对当地的教育状况，特别是对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负责与当地的政府部门或它们的上级机构联系或谈判。对于当地私立学校中存在的“缺点和困难”，董事会有义务通过资助“帮助克服”，也可以向他们发出警告，要求他们自己在一定的期限内加以纠正。董事会还负责参与起草新建学校的计划并组织讨论，与当地的社会工程委员会谈判，争取拨款。学校董事会还有权任命新校舍的设计师和建筑师。
但是，对弗斯特法案在提高民众文化水平上起到的实际效果也不应估计太高。这项法案虽然是1870年通过的，但根据记载，到1874年10月，才根据该项立法成立了第一个学校董事会。这个在诺森伯兰成立的第一个学董事会采取的作法仅限于为当地的学校提供全新的校舍和设备。(50)此外，弗斯特法案从它的通过到它的真正实施，中间经过了相当长时期的讨论、调查和规划，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它对提高学校的质量和提高民众文化水平的重要作用才体现出来。英国文盲率真正下降却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这个转折点显然出现在弗斯特法案真正得到实施以前。因此，对减低文盲率起了关键作用的不是弗斯特法案，而仍然是以主日学校和私立学校为主体的民办教育。到1891年英国国会通过全民免费初等教育的法案时，全国的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了2%。即使把降低文盲率的作用全部归功于这项法案，它所起的作用也仅仅是把文盲率降低了1%。这也就是说，这些历来被英国历史学家称作标志教育革命的法案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仅仅是把英国的文盲率降低了一个百分点。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早在英国通过立法手段来发动教育革命之前，一场教育革命已经在悄悄地进行着了，而推动这场教育革命的主力军是民办教育的力量。
四
在英国的整个工业革命期间，民众文化水平的状况基本上是与经济增长的要求相适应的。民众文化水平的持续上升也是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但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当英国的经济进入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高潮以后，教育体制改革中存在的根本缺陷再一次充分暴露出来了。英国教育体制中的这些缺陷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造成英国十九世纪末丧失世界工业霸权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科学研究与新技术的发展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紧密的联系。在曼彻斯特、伦敦以及其它城市，工业家经常参加科学协会举办的科学讲座和讨论会，与科学家保持经常性的联系。漂白粉的发明和应用还可以证明英国工业家与法国的科学家贝尔多勒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工业家与科学家之间的这种联系对于工业革命期间的技术发明所起的作用虽然绝对不能忽视，但作用的机制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大量的研究证明工业革命期间的科学活动与技术发明之间存在着联系，但这并不能证明是科学知识直接带来了新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十八世纪的科学知识处在十分原始的阶段上，对新技术的发明者可能并没有什么价值。漂白粉的例子并不能证明专门的科学知识是导致这项发明的真正原因，尽管某些技术发明同称作“实用技术研究”的“科学”确实有一定的联系，但这种“实用技术研究”从本质上而言仍属于技术的范畴。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些科学史学家近来主张把工业革命期间的“应用科学”所起的作用定义为仅仅提供了“理性的和实验性的技术研究方法，并没有在科学中加入抽象理论的重要成分”。凡是在这种性质的技术发明和进步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应当称作“伟大的设计家”，而不应称作“伟大的科学家”。兰德斯也指出，“经常有人说，没有波义尔和托里赛利的理论，就难以想象会有纽康门的蒸汽机。同样，牛顿是在格拉斯哥大学同科学家们一道工作并熟悉了那里的仪器以后，才产生了他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想象力。但是，牛顿的分离汽缸的原理一旦建立，以后的进展就不再需要任何理论了”。(51)还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构成工业革命的许多重大发明并不是科学理论的结果而是许多匠师在生产实践中点点滴滴的、但不断改进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民众文化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层次上，因此教育改革也集中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上。提供系统科学知识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在专业科学知识的教育上，除了一些非国教徒兴办的各种类型的学院取代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作用外，还有各种类型的民间科学协会所举办的讲座为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十八世纪末以后，这类协会遍及伦敦和曼彻斯特、伯明翰、设菲尔德、里兹等外省的中心城市，就是在沙利兹伯里这样一些较小的城镇里也成立了类似的科学协会。(52)这些科学协会的会员中有一些是十分著名的发明家和科学家，例如伦敦科学协会拥有牛顿、波义尔、胡克等科学家。他们都倡导科学研究应当向应用的方向发展。在斯帕尔丁、斯坦福、彼得博洛、波斯顿和顿卡斯特等地成立的协会虽然名称叫着“哲学和文学协会”，但它的成员实际上对科学和技术抱有浓厚兴趣。这些协会的活动包括组织科学讲座、宣读论文、讨论科学或更一般的文化问题、建立图书馆、举办科学设备的展览会或展销会等等。有些科学协会还兴办一些技术学校，主要任务是向熟练工人传授实用的科学知识。
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工业国家进入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时代。这场科技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理论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英国在十九世纪取得工业领先地位是依靠它有利的自然资源以及有足够能力使用这个优势的劳动力。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衰退却是因为它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以投入技术不断进步的生产周期中去。而这个投入恰恰是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要特征”。(53)进入新科技革命的时代以后，技术进步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生产技术的变革和进步不再领先于科学理论，而是相反地越来越滞后和依赖于科学理论的进步，对科学理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依赖性。正如马歇尔在本世纪初所指出的：“当前的时代要求生产方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这样的改进不可能象过去一样依靠某些个人的努力来提供，而是依赖于整个人类在更大的程度上对自然的控制。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量近几十年来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一大批具有特殊专长的专家们长期以来集体从事科学研究的成果”。(54)这就是说科技的进步要求人类从整体上更有效地认识和驾驭自然，同时也意味着对正式的科学教育和训练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然而，这样的发展趋势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已经形成的那种民众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恰恰相反，在工业革命期间形成的主要依赖于民办教育和业余教育的经济模式已经变成了英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和障碍。
1870年以后，英国在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性产品上仍居有优势，但在出口人力资本密集性的产品上却处于劣势。这样的出口产品结构明显地反映了英国经济的致命弱点。随着英国经济结构发生的转变，商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不仅超过了农业，而且超过了制造业。这种类型的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不仅是熟练的劳动力，更需要的是具有专门知识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55)到了十九世纪末，英国在科学理论上仍处于先进的地位，也不缺乏第一流的科学家。但是，科学教育（高等教育）的滞后使英国越来越缺乏足够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致使英国的一些重要工业部门的生产力的增长率逐渐落后于欧洲其它国家。英国学校教育调查委员会主席汤顿勋爵早在1867年就感觉到了英国的教育制度将给经济衰退造成的危险。他给议会的紧急信件指出了“英国衰落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比利时和瑞士都有很好的工业教育体系而英国却没有”。
注释：
①J.L.and B.Hammonds,The Rise of Modern Industry,London,1925,p.231.
②R.D.Altick,English Common Readers,New York,1957,p.207.
③M.J.Bowman and C.A.Anderson,"Concerning the Role ofEducation in Development",in C.Geertz,ed.,old Societies and NewStates,New York,1963,p.279.
④(48)M.Sanderson,"Literac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England",Past and Present,Vol.56(1972),p.101;p.80.
⑤(46)E.J.Hobsbawm,"The Standard of Living Debate″,in A.J.Taylor,ed.,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London,1975,p.183;p.83.
⑥(17)T.Laquere,TheLiteracyand SocialMobilityDuring theIndustruial Revolution of England,London,1972,p.99;p.96.
⑦⑩P.Deane and W.A.Cole,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Great Britain,Cambridge,1964,p.145;p.145.
⑧⑨A.Redford,Labour Migration in England,1800-1850,Manchest,1964,p.15; p.154.
(11)B.R.Michell and P.Deane,ed.,Abstracts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Cambridge,1987,p.24.
(12)(32)(39)(40)(47)(49)(53)R.S.Schofield,"Dimensions of Illiteracy,1750-1850",Exploration of Economic History,Vol.10(1973),p.437;p.179;p.443;p.437;p.439;p.443;p.415.
(13)C.E.Black,ed.,Comparative Modernizatron,New York,1981,p.365.
(14)R.A.Houston,Litera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Culture and Education,1500-1800,London,1988,p.150.
(15)H.Graff,The Legaciesof Literacy:Continuitiesand Contradictions in Western Culture and Society,Gloomington,1987,p.193.
(16)C.Cipolla,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Hammonworth,1969,Table 130.
(18)J.Lawson and H.Silver,Social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England,London,1973,p.91-192.
(19)(20)(21)Richard Tompson,Classics or Charity? The Dilemma of the 18th Century Grammar School,Manchest,1971,p.100;p.6;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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