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在中国：学术对话及意义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管理学论文,意义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源起 2014年2月28日，在武汉大学举办了一场题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现状与展望”的小型学术研讨会。会后，产生了一个通过电子邮箱地址关联起来的邮件群。2014年3月4日，会议参加者之一——中山大学的史冰发出了一封群发邮件：“非常同意大家倡导的研究要本土化，也很认同实证研究存在缺陷。不过自己认为，目前功力尚未能达到黄老师、李老师等的高度，可以悟性为主做研究。”由此，引发了一场围绕“中国本土管理”，持续5个月之久，50多人直接、间接参与的关乎中国本土管理的大讨论，共计形成近20万字的文本。 在这封群发邮件中，史冰还附带了一篇营销研究工作论文，黄光国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史冰愿意将其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并请大家不吝赐教，这是建构华人自主学术所必要的开放态度，首先要向她致敬。”并针对论文给出非常中肯的意见，后又在邮件中多次提及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基本主张及研究策略。很快，针对黄光国的诸多看法，李平在认同其本土化取向的基础上，针对其主张和策略给出一系列“我坚决反对”的表态，甚至给反对科学主义的黄光国贴上科学主义的标签。由此，大家围绕“科学哲学(多元范式)-中国哲学(阴阳)-哲学的作用-“中国管理学伪命题”-变通-学术殖民”等议题，根据各自的关注点，在李平、LOUISE、吕力等不断强调的“开放、争论、冲突”的基调中，展开了一场热烈、广泛、持续的学术对话。纵观整个讨论过程，虽未必达到吕力所说的“争吵”程度，但由于某些参与者立场鲜明、观点分歧，语气、措辞的尖刻也绝不鲜见。比如，在质疑李平的某些看法时，贾良定措辞婉转：“尽管我说不清楚，那些令人困扰的表述里似乎暗示你的哲学中有一些两难问题”；LOUISE就非常直白：“你老是这样，只要有机会，无论与所讨论的议题是否有关，总要高高在上地说起阴阳平衡。”韩巍则对李平著作中的一段重要表述逐条加以质疑。幸运的是，李平的态度为这场争论做了很好的背书：“没有什么不当或冒犯之处，……，学术需要这种精神。” 也许有一个更加“理性”的设计，如聚焦更加明确，论证更加充分，表述更加准确，态度更加平和，将会形成更多共识，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在一个由偶然事件所引发的脑力激荡式对话中，就不太会有那么多的先见之明。此外，鉴于这场对话缺乏有效组织，且伴随邮件列表的几度扩充，以群发邮件的交流方式确乎给大部分无论基于什么原因都保持沉默的学者造成了困惑。乃至4个月以后，无论从参与度还是话题内容的重要性上都显著下降。回首这场讨论，作为几乎见证全程对话，也是发表文字最多的参与者之一的笔者，一直思考的问题是，对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这场讨论/对话到底有什么意义？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场学术对话的描述和诠释，探索管理学者就本土管理的共识-意义生成。作为一种“机遇式”的研究，本研究也与预先设计无关，谈不上任何抽样策略，但有一点十分明确，笔者高度介入了这场对话，接触到每一位参与者的表述，尽管关注程度不同。本研究的资料均来自群发邮件，是参与者围绕特定话题自发表达(自我叙述)形成的文本。由于论坛参与者的外在压力(如被观察)、受迫性(如被访谈，被要求回答或填写问卷)程度较低，邮件内容反映其真实意思的可能性应该较高。 笔者持续“卷入”这场对话，在一种即时的上下文关系中进行“观察”、思考及表达，具有亲历性、在场感。在讨论结束3个月后，笔者把这些文字整理成文本，先从20万字读起，不断筛选、提炼，形成6万字、2万字、6 000字、3 000字等不同版本。直到开始撰文，所有原始素材在内容与形式上被笔者“选择性地压缩”在一篇论文里。必须说明，尽管这个过程是比较“透明”的，但笔者无法保证其“客观性”。选择保留哪些文字，源于笔者对参与者表述内容重要程度的感受；而如何呈现则取决于笔者习惯的表达方式和修辞策略。 笔者在描述“事实”也在阐释“意义”，而“经验历练、知识学习、思想沉淀”也已让笔者蜕变成一种特定的研究设备/装置且存储着一种无法与他人完全重合，甚至彼此共享的“研究程序”。对于20万字鲜活的原始资料，研究者的“剪裁”是主观的，因为人与人之间对于事实中问题重要性的感受无法完全重合；研究者的感受是主观的，因为人与人之间对于现象的理解或诠释也无法完全重合，然而，笔者认为，这恰恰正是质性研究也是诠释性研究的应有之义。当这种主观的写作变成“他者性”的文本，尽管对于研究者而言，很容易实现自我一致、自我重复和自我强化。所谓事实，所谓意义，也只能是取决于读者、读者之间以及笔者与读者的“视域融合”。 反身性要求研究者“强迫”自己尽量审视其预设、取向、判断的局限性，笔者虽有这样的意识，但难免不会对参与者的文字有所误读。好在这些原始素材所承载的“事实和意义”，至少理论上，应该存留在前后几个邮件列表里大约30～150个学者的“记忆”里，遂成为本研究“可靠性”的判据。当然，笔者更为关注的是该成果能否引发更为广泛的读者群的好奇、关注、思考和共鸣。 作为一种“纯粹”的质性研究，按照笔者的理解，如果能“透明”地表现笔者思考过程的复杂性，应该是可行的选择。鉴于此，本研究在“学术对话及诠释”部分，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对于这场对话的“速写(故事概览)”，它是笔者泛读20万字文本后头脑里自然涌现的“一幅画面”。笔者在完成这篇论文时，没有对其进行再加工，也没有为此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解释。无论读者看到这一组词汇会产生什么联想，留下什么印象，笔者想说明，本研究对于原始素材/经验事实的反映，一定会有某种直觉性的“把握”，尽管比较本研究最后选择的框架，可能并不可靠，但作为一种线索，或许能为读者理解“这场对话”到底发生了什么提供有益的帮助，也需要读者的深度介入和再诠释。 需要声明的是，笔者在行文中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在不同场合选择性地曝露或隐去观点、表述者的名字，这并不是不尊重事实，而是唯恐一些不必要的联想。毕竟，用邮件内容，哪怕是群发邮件这类半公开的信息作为分析对象，似乎也应该有一些禁忌。 3 学术对话及诠释 3.1 故事概览 当对话基本结束的3个月以后，笔者第一次把所有文本堆砌在一起，想尝试整理出些什么，“最终”看起来像由一长串“关键词”，参与者的“表态”、“口吻”，参与者的总体“风格”以及研究者的“感受”所构成的简洁画面。 关键词 本土管理、理论、文化、科学、艺术、科学哲学、生活世界、科学微世界、方法论、辩证法、中国传统智慧-思维方式-哲学、阴阳、易、变通、being，becoming，cosmology，philosophy，critical realism，规律、霸权、self-colonization，self-colonizer(洋奴)，隐喻(恋爱，公鸡、母鸡)；黑格尔、康德、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 表态 我认为，我同意，我赞同，我认同，我非常赞同，我完全同意，I agree，I totally agree，I believe…；我不认为，我反对，我坚决反对，I disagree，I strongly disagree，I do not believe等。 口吻 谦和的、求教的、傲慢的、商讨的、训诫的、调侃的、讽刺的等。 风格 自说自话的、前后呼应、说哪算哪儿、焦点集中、旗帜鲜明、左顾右盼等。 感受 肺腑之言、真知灼见、经验之谈、言之有理、自圆其说等(此处省略若干反义词)。 笔者推测，这种“框架”会激发读者的丰富联想。经过初期的直觉性速写，总会倾向于一种框架性的理性思考，这是笔者长期学术训练的习惯，但笔者并不能确定哪一个“故事”更接近事实或者本质。 3.2 “发现”事实及初步诠释 经过反复阅读文本，逐步舍弃缺乏或无法响应的信息，最终选择从“本土管理的必要性-反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哲学的重要性-中国哲学的重要性-中西如何融合-多元范式-什么是理论，如何评价理论”这一路径来重新梳理原始素材。笔者推测，这些议题应该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3.2.1 本土管理之必要性 在一个号称“本土管理”的小型研讨会，本土管理的必要性似乎不证自明。事实上，贾良定、陈传明还是用委婉的方式引入“中国管理学是一个伪命题”的说法。这自然引起了李平、黄光国的“反击”，李平在邮件中甚至为国内多数学者的“自我殖民”感到遗憾，以致后来再无进一步的对话。 按照笔者的理解，章凯是唯一针对管理本土化提出实质性“质疑”的学者。其主要依据是主流组织研究文献对理论本身的界定与认识上存在欠缺，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关系理解上存在不足，以及中国人和西方人没有本质属性的差异。笔者并不认为前两条与本土管理的必要性之辨有多少关联，除非章凯持有明确的科学主义立场。至于人类本质属性之差异，基于管理分析单位的特殊性，似乎关注“社会化视角下之个体—群体异同”比之人类本质属性异同的意义更大。笔者注意到章凯“赞成开展本土化研究，但在学科发展中需要合适定位”的提法。按照章凯对本土管理理论的定位，“更多的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情景化理论的开发”，这种判断事实上已严重弱化了本土管理研究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管理本土化/本土管理研究应该成为研讨会大多数参与者的共识。其他人要么如章凯那样深入思考后提出不同的看法，要么就保持沉默。个人推测，反对者很难回应李平那个具有本质意义的质疑：“请告诉我在管理学或社会科学领域中哪个理论不是本土的。”就个人而言，则乐于使用“本土管理/管理本土化”的提法，并不接受“中国管理学”这样的标榜。这是因为部分地，同章凯一样，笔者也怀疑这种提法会消解更抽象的管理学知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现有管理知识，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奠基于西方的事实。这也容易解释为什么孙东川试图从基本概念上实现彻底的中国化(如弃用Management改用Guanli)却并未得到多少响应。 3.2.2 实证主义/科学主义 多数人对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不满，可能是这场对话的最大共识。吕力认为，“实证主义以及伪实证主义的泛滥是目前大陆管理学界最大的问题”；李平批评“主流完全套用西方实证方法检验西方现有理论，替他人做嫁衣”；黄光国、陈复也有明确的表态。难能可贵的是，谙熟西方哲学的CHIA以渗透着浓厚经验反思及哲学批判的精致表达，展现了极为深刻的洞见。在关于科学方法及科学主义方面，他表示：“我认同那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我们看到形形色色西方‘最好’的(研究)，特别热衷于追求‘理性’、‘客观性’以及科学性和理论严谨性；在西方世界，被‘科学方法’制造出来的知识日益受到质疑、挑战，甚至出现幻灭，而东方世界却对其趋之若鹜。”“社会科学对科学主义的迷恋正是问题所在。” 关于本体论、认识论及管理知识属性方面，他指示：“社会研究专注于生命系统和符号系统而非无生命物质，将其叫做‘科学’不过是响应了‘物理学崇拜症(physics envy)……’，依然是‘社会科学’的残留。不像物理科学，社会科学聚焦短暂的人类现象、人类行动、意义，状态和环境，无生命物质是高度稳定、持久的，而人类社会一直在变化，且变化得丰富多彩。(我们)借助死板的文字、类属不可能完全将其把握和表征。我们从研究人类状态中要找的不是一般性知识而是独特的‘洞见’。” 对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中国管理学界该有一些比较深切的反思。 3.2.3 哲学的重要性及一个辩护 在这场对话中，黄光国反复告诫“科学哲学”的重要性，笔者也不断辅助其稍加详尽地阐释一些自己对相关概念、原则的理解。李平尽管更倾向于首先建构/重建“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但也强调“我不认同有些人所主张的，无需哲学，本土研究依然能够成功。”不过，其他学者也有担心、质疑，甚至误解。例如，郭毅就认为过多“纠缠”于(科学)哲学会滋生“新学术霸权”。古志辉也怀疑“没有对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之前，尝试建立某种‘研究范式’的合理性”。同时，一方面，章凯对于科学哲学作用局限性的质疑非常值得关注，“正像我们这些研究管理的人很难从本质上和全局上理解管理实践与管理现象一样，研究科学本身的科学哲学家也很难理解科学本身(虽然有很多理论和观点很有启发性)。不要迷信西方当前的科学哲学，更不可以把西方的科学哲学当做西方科学思想和科学发展本身”；另一方面，笔者推测章凯对哲学的质疑本身也变得有些可疑，以致产生了判断上的“偏差”。笔者部分同意章凯所说的“在管理学领域，西方学者有哲学修养的很少，在研究方法方面训练有素的很多，于是管理研究成为工匠活，而不是主要发展思想和理论”；但不认同他的“中国学者可能走向反面，在哲学层面思考很多，试图在哲学层面解决具体问题，这也是一条可行性不高的发展道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比较CHIA的看法：“我认为不用说东方管理学者，即使在西方，也只有极少数管理学者对西方思想的哲学源头有深入地了解。对于支配性(学术)传统，(我们)有一些粗浅的认知，但严重缺乏对西方世界多种不同世界观的了解。长期以来，PhD，不再是哲学博士，而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博士。”读者或许不能仅从两位学者的字面上去认定谁的判断更对。根据个人多年阅读相关文献的印象，无论在理论思考，还是经验研究上，中国管理学者总体上对(科学)哲学的熟识和领悟程度，实在尚须努力。至于“在哲学层面解决具体问题”又从何说起呢？ 经由连贯的阅读，笔者推测章凯对(科学)哲学可能存在“成见”。由此当这场对话行将“结束”时，看到他这样一段表述：“今天阅读了《管理学报》2014年第8期的一篇文章，介绍和运用后现代主义批判实证主义。就该文的内容而言，在我看来，是这些哲学思想家非常可悲(如果不存在理解偏差)，是一帮不懂科学为何物的人在批判科学研究，用真理的相对性否定真理的绝对性。我认为，这样一种思潮如果泛滥开来，会给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是灾难而非繁荣。” 坦率地讲，尽管欣赏章凯的率直，看到这样的文字却难免有些失望。令人惊讶地，稔熟(科学)哲学却对后现代主义心存芥蒂的黄光国也旋即表示了支持。基于笔者对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非常有限的了解，尽管也认为巩见刚的文章大有商榷之处，尤其是未必抓到了后现代哲学挑战/解构话语(包括科学)霸权，引发学者reflexive thinking的主旨，然而，章凯、黄光国对待年轻后学如此“当头棒喝”，是否显得有些“过激”？笔者当时写好了一封邮件，但碍于赵向阳已公开表达了对这场对话的批评，并未投送。此处，分享如下： “哲学思想的呈现-A(请注意，作为思想载体的只能是文本，其复杂性在于“语言”，甚至是“母语”(常常是德语，关于后现代则主要是法语，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被哲学家同行诠释的哲学-B(理解-“再现”，如英文或中文，也充斥着纷争)——被管理学者理解的哲学-C——被管理学者呈现的哲学-D——可能已经是一连串的误解了。” “哲学可以受到嘲笑甚至攻击，但对于管理学者，尤其是中国管理学者，对哲学还是多一些谦卑为好。如果仅就一篇自己不满意的文章(C或者D)，就试图去否定某种哲学思想(思潮)(A或者B)？——有点儿惊悚！人们不用担心后现代思潮(A或B)泛滥的可能危害，《管理学报》上那篇论文无论怎么诠释后现代主义其实不重要，因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可能比当代所有华人学者的总和都大的多得多。我们怎么看，同意或是反对，真的没那么重要。” 3.2.4 中国哲学的重要性 笔者对中国传统思想/哲学之重要性，与多人认识有异，但也非常愿意分享大家的观点。李平一贯主张中国哲学在知识创造上的“优越性(李鑫、LOUISE、韩巍对此一直持质疑态度)”，但也认同西方科学哲学的价值。黄光国尽管也常常提到中国文化的基础地位，但据笔者的揣测，在哲学取向上应该是西方科学哲学才对。陈复的观点较之李平、黄光国鲜明而“激进”：“中国思想其实本有一套自己的‘微观世界’，借此观看并诠释‘生命世界’，这是中国思想自成系统与脉络的学术语言，但西学东渐后，尤其是从具有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其实是科学主义)席卷中国学术界后，这一套传统中国思想在清末瓦解，至今都尚未恢复真正具有主体性与创造性的中国学术。本文所基于的讨论，其实正就是在正视这个残破的局面，围绕这个主题出发，思考华人本土社会科学如何可能。只有华人本土社会科学获得建构，才有可能进而讨论‘以中释西’到底会是什么内容。” 吕力的看法一贯折中，新近的提法是：“只有从中国哲学基础中提炼出来的本土构念才是有生命力的”，因此，“我自己近来关注的‘变通’这一构念即借助于易经的不确定性思维，它的核心观念是中国文化基于易本体的理念，与西方文化不同，在现实世界中有时候会主动追求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而不仅仅是霍夫斯泰德所提及的对不确定的容忍)”。考虑到笔者曾经阐述过“哲学何以在场”，吕力提醒：“中国哲学在日常生活与管理中一定是在场的。”笔者也不否认这一事实，但科学哲学与学术研究的关系与中国哲学于生活世界的在场性应该自有相异。正如刘文瑞所言：“对于传统思维，我的看法是，它确实存在，最重要的是它在无意识层次存在，因为这个传统在意识层面已经被摧毁，在无意识层面没有被解释。”他还认为“现在说发掘中国传统，为时过早(尽管很多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认为该中国人说话了)，……什么时候当代中国有了章太炎、俞樾式的学者来研究管理，中国传统的彰显就差不多了”。笔者很愿意相信刘文瑞的判断。笔者对中国传统哲学价值的认识，暂时地，或许存在很大的偏颇，也非常期待李平、李鑫们努力的成果，但笔者还是希望那不是一种“东西方应当被公平地对待！仅仅希望主流学者给这个小群体一些生存空间”，“只需州官方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为西方马首是瞻”、“自我殖民”、“洋奴”的情绪化反应。 笔者以为，众说纷纭之余，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智慧)之必要性、优越性，必须在本土管理研究中得到更充分的证明，否则，还会是郭毅观察到的：“至今为止，就具有本土立场和理论意义的组织与管理知识创造来说，数量少得可怜。” 3.2.5 中西互释之解读及具体的研究策略 假定西方(科学)哲学与中国哲学在本土管理中一同发挥作用，那该如何操作？众所周知，中-西体用之辩，由来已久。尽管参与此特定议题讨论的多数人强调“中西互释”，但任兵的问题：“中西如何融合？”似乎依然悬而未决。黄光国的看法是：“社会科学本土化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李平提出“中西共同为本，中西共同为用”；余佳则认为“沿着成中英老师的观点，我强烈支持东西互释，但绝对反对生拉硬套”。笔者则愿意分享李鑫的一个疑问：“我们有些时候是否在把阴阳等一些中国本土观念强加于我们研究的问题上？……如果今天大陆的当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相去甚远的话，那么我们谈中西传统哲学文化对现代商务实践的指导意义，是否更多的是prescriptive而不是descriptive的分析？” 谈到具体的研究策略，李平主张“在理论构建初期，应以中国悟性思维为主，西方感性思维及西方理性思维为辅；在理论构建中期，应以西方理性思维为主，中国悟性思维及西方感性思维为辅；在理论构建后期，应以西方实证方法为主，中国悟性思维及西方感性思维为辅”。黄光国认为，“必须依照文化心理学者SHWEDER提出的基本原则，即‘一种心智，多种心态(one mind，many mentality)’，建构出‘含摄文化的理论’”。任兵的新问题则是：如何建构“含摄文化的理论”？这恐怕也是史冰提出的问题，也是李平转引的那个年轻学者的问题：“尽管我们对本土研究也有兴趣，也了解它的价值，但不知道如何推进，如何跟进，甚至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我们希望资深学者能指点迷津，就像‘传教士’徐淑英(老师)10年前身体力行的那样。” “如何做”了半天，李平承认：“现阶段的阴阳框架只能给研究者一种敏感性。你所能得到的(是一种思维)，一如阴阳，是既对立又互补(contrary as complementary)，但如何将其应用于特定的议题依然面临很大的挑战。” 鉴于此，李平说：“目前本土研究的最大瓶颈就是缺乏本土研究经典。学者们有责任尽快出成果，让世界看看本土研究的可行性和优势。” 3.2.6 多元范式研究 没有“多元范式”，何来“本土管理”？这是常识，也符合逻辑。在讨论中，黄光国不厌其烦地呼吁“多重典范”之必要，又提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吕力也以为“支持和包容多元范式是支撑本讨论的核心价值”，然而，离开“经验研究”的语境，是否多元及如何多元似乎总是语焉不详。黄光国有一段针对笔者看法的表述，“科学理论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诠释，这是对的，但科学研究必须找出‘现象’背后的‘机制’或‘深层结构’，它并不等于诠释学”。仔细揣摩，除了后实证主义之critical realism(批判现实主义/批判实在论)的核心主张，人们能看到多元吗？由此，才会有任兵的“我也评过一些尝试用定性研究方法建构理论的文章，包括对‘悟’的研究论文，说不好那样的长篇论证和思辨以及短篇举例式的提炼手法是否恰当”。罗家德则措辞婉转却意味深长地提出看法：“基本上我也是主张社会科学就是要实证，所以实证的方法是王道，但却从不反对，甚至有些喜欢谈本土研究适宜的方法。”究其原因在于实证研究方法还有待不断开发，且看起来某些新方法可能更适于中国社会、组织实践的复杂局面。在笔者看来，只有李鑫具体表达了对于某些多元范式研究方法的期待：“在我看来，有许多可行的理论建构途径。例如，基于文献回顾且辅之以案例说明的纯思想练习，通过案例研究建构理论(无论是否阴阳案例)，扎根理论的建构方式。很不幸地，第一种途径似乎很大程度上受到当下期刊发表实践的歧视。如果我们相信‘悟’(wu)，我们就必须承认许多(至少是初步的)理论是在文献回顾中‘悟’的产物。” 多元范式只有通过“如何做”才会得以深化。仅就笔者的阅读经验，多元范式的论文其实早已汗牛充栋。只可惜中国管理学者的眼界甚高，只关注那些排位靠前的主流期刊论文，才会在如何多元上犹豫不决。为了深化讨论，鉴于笔者对某些非主流研究方法稍有领悟，尝试从多元范式(批判-建构-诠释视角)对这场对话给以“片断性”的多重解读。尽管笔者个人长期沉迷于学术思辨，很少系统地从经验事实去分析问题，唐突写作难免贻笑大方，但只要笔者的尝试多少有助于改善读者及参与者对这场对话的“理解”，慷慨赴难也就在所不惜了。“做研究就是讲好的故事”，读者姑且就“听一听”几个故事(片断)： 故事1 学术金字塔：批判理论的视角 必须承认，学界也是一种高度层级化的社群。在学术交流这一特定的场域，话语权是其核心。在这场讨论中，自上而下，金字塔顶的海外知名学者、海外教授、内地知名学者、内地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边缘人、菜鸟等，应该依降序被分配着邮件数量的多少、邮件内容的长度以及与之匹配的参与态度及被关注程度。笔者承认这个金字塔的构造显得比较扁平。例如，海外知名学者徐淑英、内地知名学者席酉民的发言甚至会遭遇某种程度的“漠视”。可一旦研究者的视角被批判理论所“遮蔽”，把分析的焦点从黄光国的和气，李平的包容，贾良定的婉转，章凯的率直，郭毅的坦白逐渐移开，只关注“分不清实证/实征研究”；“自我殖民(洋奴)”、“做下蛋的母鸡，而不是打鸣的公鸡”；“中国管理学伪命题”；“集体误读”；“新话语霸权”、“死胡同”等一连串严厉的训诫，难免不会在内心的惊诧、抵触和反弹之余，郑重地转向对于“知识-权力”的凝视。 总体上，多数参与者是否只能一边彷徨于“我认同，我反对，我完全同意，我坚决反对”的表态；另一边，因循着“尊敬的，向您请教，该如何去做，‘无论怎样’，都深有启发”的姿态，或者无论何种原因，沉默以及始终沉默着。作为特例之一，笔者在群中与郭毅的冲突，对李平的公然冒犯，尽管可作为“破坏权力秩序”，甚至“学术解放”的注脚，但那不过是“管理学在中国”论坛多年来的惠赐良机，与李平、郭毅私人交往形成的某种默契和笔者率真的个性所致。毕竟，考虑到沉默的大多数，原本应该听到更多的声音，不是吗？ 故事2 学术表演：剧场理论(建构主义)的视角 大家都有参与学术会议的经验，都熟悉学术会议的场景。如果将学术会议比作一个“舞台”，参与者各有角色：导演、主角、配角、龙套、观众。只要按导演的安排，按公认(程序)、默认(氛围)形成的剧本行事，各司其职，就会相安无事。偶有令人失望的主角(发言人)，抢戏的配角(点评人)，出位的观众(提问者)也会激起波澜。 这场发生在互联网的讨论，会场变成了“邮件群”，演员通过邮件“表演”。虽然似乎缺了导演，在你来我往间，该如何发问，如何表态，如何陈述，如何论证；该向谁致敬，该为谁背书，该跟谁冲突，自有其“线索”和“秩序”。只不过这个论坛的“剧本”有时候不循常规，“教主”黄光国、“布道者-挑战者”李平尽管立场鲜明、措辞坚毅，却态度宽容、语气温和，才激发起了更多“配角、龙套”的“僭越”，叫好的、唱衰的；单打的、群殴的；找茬的、和稀泥的，一时间热闹非凡。每个参与者，尤其是坚守在舞台中央的参与者，正是通过一封封邮件逐渐实现了那个独特而生动的“自我建构”。反思笔者自己的表现，到底是一个真诚而建设性的对话者，或者不过是个“卖弄知识的小丑(叔本华语)”。 “大戏”暂时落幕，但“角色”背后的研究预设、知识脉络、认知取向、观点看法却可能已经“凝结”。尽管笔者从来不以为社会研究者该为“预测”负责，却愿意猜测下一场剧目又开启时，大家的表演到底有多么惊艳。 故事3 学者其人：人类学(诠释学)的视角 这个论坛的大多数参与者都是笔者不同程度的“熟人”，尽管熟悉的程度不同，但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在心里还是有一种粗浅的勾勒。当笔者沉浸于这场对话，且源源不断看到每个人真切的表达时，文字和画面几乎同时浮现出一种“形容词性”的人生面貌。黄光国的权威，包容和“顽固”；李平的执著(偏执)、激奋和宽容；李鑫的诚恳、严谨、“不近人情”的冷静；吕力的热情、温和、摇摆；LOUISE的友善和细致；CHIA的深刻和精致；罗家德的可爱和圆融；郭毅、章凯、韩巍的率直和尖刻；任兵的真诚和焦虑；赵向阳的煽情和“恶毒”；刘文瑞的锐利；欧阳桃花、富萍萍的温暖(私人邮件的鼓励)等。稍感诧异的是，只发过很少几次邮件的徐淑英、席酉民两位前辈，其态度之谦和，比之想象中他们“应然”的姿态，落差实在太大。 研究者不该用那种温情的“修辞”去单向度地美化这场对话中的“印象”，而全然偏离学术交流的“意义”。更真实的感受是那一张张清晰的面孔背后，既有“心胸豁达、微言大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也不免“小肚鸡肠、自作聪明、装腔作势、居高临下，但有谁又会采用这样的学术表达方式呢？ 故事4 自我呈现与反思：自我民族志(诠释学)的视角 可以想见，如果行动已然成为理论的延伸，在上述理论视角中往复关照的自己，选择如何参与这场对话该是多么有趣。事实上，正因为黄光国、LOUISE和几位陌生学者的出现，才激发起笔者积极分享的意愿，而且很少在交流中那么“真诚而理智”，以至于一位亲近哲学的师弟告诫我，不要再浪费时间。 笔者自认为是学术边缘人，但似乎在本土管理/管理哲学上有些许发言权。当发现黄光国愿意给出一些笔者比较熟悉也较为认同的观点，却不大愿意给出略微详细的解释时，似乎就找到了一种“助教”的角色。在略微熟悉的西方科学哲学方面，撰写了大量与“邮件形式”不相匹配的，或许是十分多余的“知识碎片”。 接着，笔者发现在这个邮件群里的一些学者，并不大愿意围绕上下文进行讨论，对于某些基础而关键问题的看法也大相径庭。遂决定在某个时间点，以一种略微激烈的声音退出对话。再后来，又有感于邮件群里个别同道的真诚和私下的鼓励，又重新燃起继续参与的热情。遗憾地，笔者缺乏清晰的“角色意识”和自我认知，接连发表的一些言论，可能刺激了甲，也伤害了乙，甚至公开地冒犯某位学者，也受到别人的训诫、警告。直到事后再考虑、反思——这种冲突到底会弥合彼此的隔阂，还是加深对话者之间的伤害。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十分清楚所发生的与可能发生的故事有多么不同。在交流中，虽然始终秉持对学术的尊重，于对话者的真诚，但还是揣摩过面向不同的沟通对象，如何选择更适宜的对话程序和交流方式。例如，对于前辈、同辈、晚辈；对于熟人、生人；对于成见深，偏见少；志趣相近、话不投机者还是采取了不同的对话策略(如口吻、姿态、修辞)，而且，突然间冲突发生了，误解产生了，感觉被冒犯了，要不要回应，如果回应，该如何回应，还是有自己的“权宜之计”。这里只有线索，并没有任何清晰的“主体叙事”。笔者确信，很多参与者或许都有类似的体验，而且它最终决定着这场对话的情节和走向。请设想一下，如果缺乏这一面的信息，读者对这场对话的理解会是客观和全面的吗？ 故事5 客观事实：内容分析或者扎根理论的视角(本研究省略) 学者之间的持续交流，可以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组织现象，从“事实”走向所谓理论描述和诠释是必然的建构，并不存在“唯一真实”的版本。上述“片断”的分析表明，选择不同范式之理论视角，或者说怀揣不同范式之理论透镜，研究者可以将一个事件、一种现象——转译成多种可能的“事实(结构-机制)”，给出多重的“意义”诠释。只不过在本研究中，笔者最终选择的，还是围绕一系列主题，而不是“权力-角色修辞-自我反思”来编织参与者的表达，而且自以为这是“最好”的选择。也就是说，笔者悬置了“学术金字塔—话语权—利益之争”的片段；悬置了“剧场—角色—表演—自我认同”的片段；悬置了“人—语言—修辞—生活意义”的片段，更悬置了“维度—测量—推论”的片段；悬置了“编码—类属—关联”的片段，只是非常主观地把“原始素材”嵌入到一个来自于自己对问题重要性感受的“描述—诠释”框架中。 问题是，当研究者尝试从不同视角对这场对话加以不同的描述和诠释时，请问参与者、读者是否对“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多了些了解，甚至受到了一些启发？例如，今后的学术交流能否因此而稍有改善？如是，则是多元范式对于经验研究的价值所在。 3.2.7 理论迷思进行时 如同大家所熟悉的当今管理学界，关于理论及相关问题，在这个学术群体里同样没有取得一致。章凯、LOUISE，吕力、韩巍、罗家德、李平、黄光国、徐淑英先后对于何谓理论，如何评价理论，发展何种(分层)理论都提出各自的看法，但似乎没有任何结果。例如，读者可以尝试从各位参与者对“差序格局”理论地位的判断上，推测其“理论观”：黄光国认为“‘差序格局’其实只是‘比喻’，跟‘阴/阳’一样……必须经过精炼，才能转换成为社会科学的理论”。章凯也不认为“‘差序格局’是理论，无非是一种学术性描述，是介于现象和理论之间的一种形态，用学术语言刻画了现象”；李平也认为“‘差序格局’本身还不能构成理论。理论必须是两个以上概念之间关系的解释体系”。 尽管发言的这些邮件群中的重要学者似乎都倾向于认为“差序格局”尚不算理论，但在笔者看来，如果“差序格局”不算理论，什么还可以叫做理论？李平一方面批评黄光国在“文化诉求”和“研究范式”上的“名/实(真假科学主义)”之误，一方面又跌入理论发展的科学理性圈套，因循“先构建理论，其后再做实证”的实证主义常规。如果这个理解不错，笔者以为其本身就违背了中国哲学/传统智慧的某些特点，对于经验世界，难道在思想里不是恰好多了些先验的精神特质(李鑫所强调的“求善”)吗？笔者虽然不擅用“悟”这样的措辞，但以为“悟”恰恰应该是一种对认识对象——整体性地、直觉性地把握，这是否得到经验事实的确证或否证？至少在社会研究领域，还是应该少一些自然科学的极端诉求。 尽管李平认同韩巍从伯格处获得的启发：“理论”只能是一种纯粹的“social construction”，但在如何评价理论的价值方面，却设定了两条道路：“一条路是通过发现理论在真实生活的作用来评价其优劣；另一条路则是找出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启发其他学者(它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但却是开创性的)。”不难看出，前一条路是科学哲学中劳丹的实用主义观点，相对主义范式之一种/致用之学；后一条路，或许才是真正贯通中西方哲学的要害，即启发性。至少在这一点上，CHIA、席酉民、韩巍，包括“另一半”的李平持有类似的看法。笔者同意理论(研究)并非怎么做都行，但如果管理(社会科学)理论根本无法成为得到确证的真理，经验上，又常常沦为学术争斗，除了李平自己所说的，甚至“可错的启发性”以外，本质上讲，还有其他出路？ 关于理论层次，感谢徐淑英的坦诚(对于社会科学，我怀疑是否存在普适的理论)，感谢郭毅、吕力、罗家德在对话中的支持。与陈晓萍等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中国本土管理需要更高层次的理论开发——元理论、宏大理论、一般理论，至少是中层理论。无论当下对理论的理解多么肤浅，在多元范式映照下的“理论”应该多元，应该富有想象力。 3.2.8 对话的余音 故事即将落幕，研究者的困惑依旧，但也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郭毅认为：“李鑫、吕力两位试图在走黄光国教授正在走的路的方式，来讨论本土化管理理论的建构，但这条路是条死胡同。”虽然笔者并不认同郭毅对两位学者研究路径的归纳，但的确非常好奇黄光国这一代人的经验教训到底是什么？从刘文瑞的看法，韩巍所“转译”且被黄光国所认同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为什么没有激起任何波澜？毕竟讨论中多次提到维特根斯坦，那么为什么不去深究——语言在表征、释义，即管理知识建构上的局限性呢？ 一场热络的学术探讨背后，是黄光国曾对任兵所说的“‘做到教授才有自由，之前都是奴隶’让我心惊”，是“在SCI and SSCI的钳制下，台湾的情形也是如此”，因此，“这样的评估制度必须改变”，但“其改变又有赖于学术界的自觉”。在体恤了“大陆学术现状”后的黄光国又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家(尤其是当了教授之后，没有生存危机的人)在科学哲学上多下工夫，把它变成大家讨论问题的‘背景视域’”。诸位同道，如果再问，学者们会自觉形成讨论问题的“背景视域”吗？ 好在黄光国还曾说道：“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工作，一定要‘寄希望于下一代！”笔者知道陈明哲也有类似“乐观”的看法。以下内容摘自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张田的个人邮件交流内容。比照这场对话，笔者想说，善哉！有这样视野和见识的博士研究生，或许才是中国社会科学(管理学)的希望所在。 “布迪厄常说社会科学研究者要有‘反身性’，但从很多学者的讨论中我更多感受到大家对于如何定义问题，如何做研究的执著与‘信仰’。每个人自成一家，很少对话，也不见反思。” “我也发现很多学者一再强调‘科学’，生怕自己变得不科学。给人以一种‘科学霸权主义’的感觉。我不知道这种强烈的‘科学’与‘非科学’的观念分野源自何处？” “我实在觉得默顿对于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开了个坏头，虽然他赋予了科学家以清晰的职业身份与群体形象，但对于科学研究中的应然式的规范，拉起了一层美化研究工作的面纱。而拉图尔等SSK(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学派学者在实验室里的人类学观察虽然发现了科学建构的‘真相’，但是强大的科学‘利益集团’的历史之轮轻易地就遮过了这不谐之音。在此之后就没有什么反思的声音了，人们都在学术的流水线上忙碌。” 3.3 对话之再诠释 通过这场对话，笔者意识到中国学者需要努力发展更有说服力、影响力的基于中国哲学的“元理论(大理论)”，并通过与经验研究的密切结合展现其启发性。它不应该是对西方哲学的直白附会，要避免余佳所提醒的“生搬硬套”。个人以为，更不要被主流实证主义研究者所蛊惑，试图测量什么“阴阳-变通-势”。中国传统智慧也未必仅仅是中国智慧的那种整体直观的能力(如智慧、直觉、悟等)，它可以被言说(一定会错失很多重要的讯息)，可以被验证(一连串的事件)，但未必可以被“测量”。这是语言的有限性为人类认识自我(尤其是边陲性本土研究)扎下的一道坚硬的篱笆。至少在这个时代，不要轻易听从科学的召唤，期望它会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任何试图将中国传统智慧显性化、变量化，归根结底，还原-解析的做法，无论多么符合“科学”和“学术”规范，都可能是对这种智慧本身的背叛。简言之，不要测量，不要试图测量。或许黄光国等老一辈本土研究学者的教训之一就是太相信测量。 对于哲学，其实还是应多一些敬畏。首先，哲学比之管理学研究，毫无疑问地更接近本质，更接近智慧，大家可以讽刺拙劣的转译者，自以为是的诠释者，但不应该把矛头指向哲学本身。如果人们争辩和思考的视域还没有达到西方学界已有的宽度和高度，就不要轻易把那些走在正确方向上却显得笨拙的探索当做争夺话语权，确立学术标准的无聊游戏。黄光国有一点提醒很重要，即哲学不仅仅只有方法论，它还涉及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甚至意识形态预设，它博大精深、浩若烟海。其次，社会科学知识更可能是批判和反思性而非反映/表征性的，因为任何基于反映/表征的“叙事”本质上都只能是残缺的。自然科学的伟大在于其研究对象具有“相对恒定”的气质，猜想可以不断被新的猜想所反驳，对象几乎不变(这也证明笔者并非一个激进的建构主义者)；但人与人的相互理解，首先是间性的，更为重要地，它是一种双重诠释。作为认识对象的人，会因为“认识”本身发生变化，从而新猜想的对象可能早已不再是旧猜想的对象。本质上人类是自我实现的动物，变而非不变才是人类的特质。能如何确证，或许不该那么自信？ 作为理论的拥趸，CHIA的观点值得仔细聆听：“我们需要同那些喜爱的理论、传统和思维方式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真正地发现自己。”管理学者或许永远无法在何谓理论以及什么才是好理论上达成共识。所谓管理理论家，无论是纯学术的，追求审美的清高也好；还是偏应用的，追求结果的“功利”也罢，其实都可以转向几个基本问题：①什么样的知识更接近中国管理实践的“真相”？②什么样的知识能更有助于得改进中国管理实践的“品质”？历史地看，也许最不重要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可以被知识世界，更是管理实践界“心悦诚服”地接受，顺带让中国管理学者感到自己的尊严和光荣？ 4 意义生成 4.1 意义的发现 正如在“多元范式”一节呈现的，尽管内心始终存在被“学术权力/霸权”、“主流/非主流”、“剧场/表演”牵引、遮蔽的危险，笔者还是更希望通过“本土管理的必要性-反实证主义/反科学主义-哲学的重要性以及误解-中国哲学的重要性-中西如何融合-多元范式-什么是理论，如何评价理论”这一理性框架，对这场对话的意义给予响应。 作为这场对话的参与者、观察者、体悟者和诠释者，首先，笔者发现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本位盛行—主流/非主流分明—符号化学术大行其道的学术共同体，只要知名学者(如黄光国、李平、徐淑英、席酉民、贾良定、章凯等)率先垂范，只要参与者多一份对学术的承担，多一些学者的自我意识，无论各自曾经有多少成见、狭隘；有多么偏执、顽固，中国管理学界完全可以有真诚且有价值的交流。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对话中，发生在李平、黄光国(一系列坚决反对)；李鑫、李平(中国哲学优越论的持续证伪)；郭毅、韩巍、吕力(方法论霸权的质疑)；LOUISE、韩巍、李平(逻辑的重要性)间的“尖锐对话”，即使没有被笔者进一步挖掘、搅拌，就其“公开呈现”本身，都对大家曾经习惯和默会的学术交流方式形成了冲击。其次，多年来借助“‘管理学在中国’论坛”、“‘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等学术会议，经由《管理学报》“管理学在中国”专栏，相当一批管理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型学者、知名学者对当下学界之怪现状已深有体察、深有同感，甚至深恶痛绝，那么，除了抱怨、慨叹，大家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所谓积重难返、无力回天，从而无所作为的心理暗示，不过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性软弱”的借口。拨乱反正——是现象的也是知识的，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虽然缺乏政治家的权力，缺乏企业家的财力，缺乏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但缺乏批判、反思、改变的勇气和行动才是中国管理学界最大的痼疾。再次，正是在这场对话中，在细节上折射出中国管理学者在学术视野、知识准备、思想洞见，甚至研究姿态上的诸多困扰。大家讨论的议题可能确乎“基础而重要”，但多数人在学术脉络的梳理，核心知识的把握，论说推演的呈现以及深刻洞见的分享上，却未必有CHIA般的精致和赏心悦目。也很难展现近当代社会科学、管理学研究发展之先进水平和思想能力。至少笔者通过这场对话，深刻领悟到个人知识之肤浅，以自知之明对待学术之必要。最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克服当代中国管理学界之最大弊病，恳请当下主流院校和主流教授们，是否为了中国管理的未来，尤其当面对那些诚心学术的后学后进时能够深入思考一下黄光国的问题：构念(指标)可靠吗？样本适宜吗？理论够坚实吗？ 4.2 意义的生成 人云“凡是经由反省活动被重新捕捉的体验就是有意义的”，深以为然。任兵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都在做着“最普通的努力”，深以为然。陈明哲对笔者讲过“有些事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或者也不得不深以为然。在这场对话里，黄光国呼吁过寄希望于下一代，但假如这一代或者两代人最普通的努力注定无法结出硕果，其意义何在？ 感谢这场对话，感恩那些知名的，不那么知名的；年长的，还算年轻的学者愿意分享他们对于管理研究诸多挑战及管理学者姿态发自内心的体悟。笔者也更加明确地意识到生活意义之核心，一定不在于那些符号化的、建制化、权力化的成果、地位和声誉，而是那种深沉的，被时间洗涤过的，充盈着自我审视与反思的动人心声。 任兵：“如果这个邮件群能够有一些启发，我希望它主要是为了实践，(学术已)变得非常无趣，不仅是我们所写的文章也包括我们自己。我欣赏一些教授提到艺术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能以他们的工作给生活带来启发，对于我，那就没什么意义；人类到底要不要用那么复杂的研究，范式也好、方法也好，来证明或者提出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但总觉得现在我们的知识系统太复杂了，社会科学越来越远离common sense和创造力了。” CHIA：“我非常高兴你提到阿Q，(事实上)或多或少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幸免！我不想成为一名空谈的社会科学家。我选择从实际出发，从事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帮助管理者应对他们面临的困扰’，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发表文章或获得声望。学术对于我是一份‘志业’而不是‘职业’！由此，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已经生产了这么多理论，那又怎样呢？我们试图将其应用于实践并且持续改进了吗？对于我们研究的主要批评(从实践者的视角而言)是这些东西对他们没有多少帮助或者根本上就是无关紧要的。” 席酉民：“我们试图跟在实践背后总结和验证成功的实践，为以后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使其更有效，但管理实践总是在极力创造不同，尽管大部分可以相同(许多操作层面研究的价值)，即可学习、复制、获得理论或工具的支撑，但关键还在于跳出窠臼、挣脱习惯羁绊、创造独特性、以赢得竞争，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的研究‘成果’到底应以什么方式呈现？其真正价值是什么？我几乎很少在工作中直接使用甚至关注很多本应与我们实践紧密相关的研究(这个表述也暗含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研究者或成功的管理实践者)，我个人得到的管理理论研究支持基本上是观察各类研究、思索其研究结果，从而得到‘启示’或‘引发更深思考’，并逐步构建自己的mindset和行为模式。我不知道不从事管理研究的管理实践者怎样看待我们“研究成果”的价值？或他们期待什么样的成果？” 赵向阳：“大家最好多接触一些管理实践和生活，以实践问题为研究导向，看看实践者对你们讨论的话题到底感兴趣不；除了研究方法的严谨性以外，请更多关注研究问题的现实相关性。如果两者不可兼得，我个人宁愿舍弃严谨性而选择相关性。我越来越相信，管理是一种实践，管理学只是对管理实践的反思和总结。” 周南曾说：“我自己是当年学的那些学术用语越来越少，而中国人的非学术用语越来越多。”作为晚辈，笔者想说周南的体悟多么类似自己阅读胡塞尔时的感觉，多么正逢其时。中国管理学界也处在危机之中——多数关乎中国本土管理的讨论，原本不该那么神秘。繁华落去、洗尽铅华，不过是要直面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如果连(尽可能)理解自己的生活都做不到，还会有什么值得期待的言说和洞见？ 5 结语 多年来的管理研究，受制于主流、规范、严谨的学术共同体规约，主要通过实证主义“表征型/反映型”的研究进路形成大量既对共同体内部成员缺乏新意、启发，又对共同体外部之实践者缺乏吸引力、有用性的碎片化知识。笔者以为反思/批判而不是确认/背书，系统/整合而不是分解/剖析，应该成为更首要也是更富有责任的知识生产取向。特别地，当身处中国管理学界的我们，面对复杂的中国管理现实，无论是否习惯带着多重理论透镜审视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有太多遮蔽视野的雾霾，考虑到自身能力的匮乏，笔者更愿意反思-批判——指向他人，也反求诸己。鉴于此，本研究尽管是一种所谓质性经验研究，但其呈现的还是一个亲近主观，喜欢诠释，相信建构的笔者一以贯之的反思和批判。但愿经由笔者重新描述且诠释的这场“对话”，有机会融入到有限的同行、更多的读者以及笔者自己未来的学术生涯，哪怕，只有自我、群体认识和行动的些微改变。 意义的生成终究是主观的，MILIS等认为意义永远不会终结，笔者并不企图强加给读者任何“标准的”意义，但也期望读者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比较规律，笔者的确更喜欢意义。当无限向往自由意志对自我认同的价值时，笔者从信念上警惕、排斥一切可能成为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控制他人—言之凿凿的，关于人类组织、社会生活的知识。这正是笔者所理解的生命乃至学术意义之所在。 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LOUISE说：“我们在此，如果不靠我们，那该靠谁；如果不始于当下，还要等到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