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与中国的选择（上）——与GDP相连的空帐比与资本市场相连的实帐更可靠更可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市场论文,全球性论文,中国论文,保障制度论文,可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全球性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内容的详尽考察，正确把握世界各国改革的实际状况，澄清我国在养老保障制度的研究与政策制定上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考察，与GDP相连的空帐和与资本市场相连的实帐，这两种不同的选择有什么样不同的结果，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瑞典模型)能帮助我们解决哪些问题。
在讨论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转换成瑞典模型的研究中，威廉姆森、孙策(2004)详细分析了瑞典模型会带来的好处与坏处，他们担心实行瑞典模型后中国的储蓄率会下降，并且因为瑞典模型激励职工推迟退休，虽然对养老金财政平衡来说是好事，但是也许会减少年轻人的就业机会。然而中国处于储蓄率过高的嫌疑之中，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至于就业问题，对于吸纳了从业人员50％以上的非国有部门来说，他们是按照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等市场因素来考虑佣工，与职工的年龄没有什么关系；而对于国有部门，国家规定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现阶段还不必考虑推迟退休年龄的问题，所以其影响也很有限。另外，威廉姆森、孙策(2004)只主张把积累制部分改为瑞典模型，社会统筹部分仍保持不变，因此他们的建议显得不够充分。如果社会统筹部分还是原封不动的话，依旧无法提供足够的激励机制，中国的企业与职工还会继续逃避缴费。
Takayama(2002)指出为了避免转轨成本的问题，中国可以考虑瑞典模型，此时如果让名义收益率等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可以给制度的加入者提供足够的激励。并指出如果没有百姓的信任，无论制度怎样设计都是白费，所以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机构能够准确记录参保者的缴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并公布帐户的信息。郑秉文(2003)虽然也主张中国可以积极利用瑞典模型，但是只是作为一个向积累制的过渡方式来考虑的，待到将来条件成熟时再转向积累制。而本文的观点则是，与多数条件成熟而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并不采用积累制的发达国家一样，中国即使在将来也不宜考虑采用积累制。
关于中国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选择，是应该转换为完全积累制、还是选择现收现付制，在学术界一直都没能达成一致。主张采用积累制的有：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2001)、赵耀辉、许建国(2001)、孙祁祥(2001)等，主张采用现收现付制的有：袁志刚(2001)、朱青(2001)、封进(2004)、程永宏(2005)等。积累制派认为现收现付制的主要问题是不能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所带来的财政危机，而积累制则可以，把个人帐户由“空帐”作成实帐是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的关键。在这个大前提下，他们针对实施积累制时将会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而现收现付制派对这个大前提的认识则完全相反，认为积累制并不能解决老年人实际得到的保障水平不下降的问题。但是现收现付制派没有谈及如何处理给付确定型所产生的激励不足的问题，这一点是本文与先行研究之间区别最大的地方。另外，现收现付制派在主张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在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上没有本质区别时，是以巴尔(2003)为根据的，实际上，这已经不仅是巴尔个人的观点，也是在国际养老保障问题的学者之间达成了共识的结论。
针对转轨成本问题积累制派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2001)主要考察了用各种税收来支付转轨成本所产生的影响，认为虽然任重道远，但仍是富有希望的。但是他们同时指出这个结论是在没有考虑税收成本的情况下得出的。此外，即使转轨成本问题能够解决，随之而来的投资风险问题等还都是未知数。另外，此文的第三节中关于智利与玻利维亚的介绍也欠妥当，似乎那些国家已经解决了转轨成本问题，贫困老年人都能得到最低养老金。实际上，这些问题依旧困扰着这些国家。
赵耀辉、许建国(2001)指出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是我国目前养老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完全赞同，但是对于如何建立激励机制的问题，我们方法则完全不同。他们提出采用缴费确定型完全积累制，而我们提出采用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因为我们认为由于完全积累制存在着转轨成本与高风险问题，所以它所提供激励并不充分。而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在避免了转轨成本与高风险问题的基础上，既提供了缴费与给付一一对应的个人帐户，又提供了更加安全可靠的收益。对于转轨成本问题，他们提出用拍卖国有资产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国有股减持却在实际操作中遭到了市场的拒绝。孙祁祥(2001)提出由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来承担转轨成本，考虑到由于现阶段覆盖面相对狭窄，所以转轨成本也相对小。但是孙祁祥没有考虑随着覆盖面的扩大，转轨成本就会增大，那时转轨成本的问题如何解决。所以与那些转为积累制的南美国家一样，在我国转轨成本问题也远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容易解决。
现收现付制派的封进(2004)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应当选择以现收现付制为主的养老保障体系。但是文中没有考虑激励机制的问题，如果仍是按照给付确定型现收现付制来运营的话，那么扩大覆盖面的问题就一直将难以解决。这样的现收现付制在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在内，都已经因激励不足而被百姓拒绝，难以前进。
袁志刚(2001)在比较了积累制、现收现付制与现行的混合体制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现在的经济处于过度储蓄、投资的报酬率难以得到保证的状态，因此如果加速向积累制转轨，将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袁志刚指出无论是怎样的养老体制，维持养老金长期平衡的物质基础是年轻一代人口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考虑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可以缓解养老金的财政压力，袁志刚认为我国可以找到一条成功地实施现收现付制的道路。本文可以说是把袁志刚(2001)文中只是简略地提到的观点进行了深化。
本文的构成如下。第2节对过去20多年世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历程进行总结。第3节根据筹资方式与给付方式的各种可能的组合形式，归纳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第4节总结各种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的优缺点。第5节研究我国公共养老保障基金投资时可能面临的风险。第6节分析为什么公共养老保障制度自身的性质导致它与积累制无缘？第7节归纳本文的主要结论：与GDP相连的空帐、比与资本市场相连的实帐更让人放心。第8节分析我国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对策。
二、世界公共养老保障制度过去20多年改革的历程
二战后发达国家所建立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几乎全部是给付确定型现收现付制。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减缓、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趋势。为了应对由此引发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财源不足问题，各国都不断地提高着缴费率或减少养老金给付。但是这样的修补重复多次以后，非但没能彻底解决公共养老金的财政问题，还出现了年轻人、企业对制度不信任等新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世界上不少养老保障问题的专家学者们都提出，只要把现行的现收现付制改为积累制，就可以把人口结构老龄化与激励不足的难题迎刃而解。1981年智利在实际操作上采用了这个办法，世界银行在1994年提出了与智利模型内容相近的三支柱模型，要求把现在的支付确定型改为缴费确定型，并按照积累制进行运营，制度的管理运营由政府转移到民间，并强迫国民必须加入(World Bank,1994)。
但是，世界银行的三支柱模型出台后，遭到了国际上许多专家学者的强烈批判，并引起了全球性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大辩论。这场激烈的大辩论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末，其结果使得过去就连一些养老保障问题专家也不太清楚的养老保障问题的基本概念得以澄清，并在全球的养老问题专家学者们之间达成了以下的共识。第1，当积累制下资金的运营利率等于经济增长率时，积累制下的缴费率与现收现付制是相同的。第2，由于市场运营利率也同样要受到人口老龄化与低经济增长的影响，所以当人口老龄化与低经济增长出现时，积累制与不增加缴费额的现收现付制所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第3，即使运营利率比经济增长率高，从养老负担上来看，如果把转轨成本也算在内的话，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的收益率是相同的（注：关于大辩论的过程与这3个结论的详细证明与解释请参考高山憲之(2002)非常清晰的综述。此外朱青(2001)也详细分析出与第3点相同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财源筹集方式由现收现付制改为积累制，那么还需要考虑如何克服巨大的转轨成本或叫做二重负担以及资本市场的高风险等一系列难题，等于是在没有明确好处是否增加的情况下，确实地增加了巨大的、不知能否应对得了的额外负担。
与此同时，瑞典人开发出了完全不同于世界银行三支柱模型的另一种模型——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注：本文把" 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 译为“名义缴费确定型”，是因为这个翻译在国内已经比较通用，但是实际上原文的含义是“概念式缴费确定型”，而不是nominal那种含义的“名义”。关于瑞典模型出台的背景、模型的详细内容，请参考Palmer(2003)、高山憲之(2002)及以下网站：www.pension.nu,www.ppm.nu。）。瑞典人认为缴费确定型的给付方式并不是只能在积累制下才能使用，在现收现付制下也同样可以使用，因此新模型既避免了转为积累制时会发生了一系列难题，同时在养老金的给付方式上使用了缴费与给付一一对应的缴费确定型，所以又解决了激励机制的问题，覆盖面的问题也变的容易解决。之所以叫做“名义缴费确定型”，是因为此处的缴费确定型与积累制下的缴费确定型的含义有些差距。积累制下的缴费确定型是把每个人缴纳的保费存在他们的个人帐户中，然后把这些钱拿到资本市场上去投资，每个人在年老时领取的养老金的数额等于这些保费再加上运营收益。而现收现付制下的缴费确定型虽然每个人也都有个人帐户，年老时能领取到的养老金数额也是根据每个人过去缴纳保费的多少及运营利率来计算，但是由于年轻人缴纳的保费被用于同一时点老年人的养老金给付，所以年轻人的个人帐户是空帐只是一个名义帐户，此处的运营利率也不是保费在资本市场投资后获得的收益，而是与经济增长率或工资增长率挂钩的名义回报率。这个模型还导入了无须改定法律条文就可以自动调整名义回报率的“自动安定装置”，政府每年要计算并公布公共养老金的资产负债表，当资产负债表上，养老金的积累额低于养老金债务余额时，当年的“名义回报率”则自动下调，以补足差额；相反时，则自动上调。其结果是，老年人与年轻人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同时共同承担其风险。意大利在1996年的改革中接受了这个模型的基本想法。后来，波兰、拉托维亚、蒙古、吉尔吉斯坦等国也采用了这个模型。
另一方面积累制的副作用在拉美国家(智利、玻利维亚、秘鲁、乌拉圭、萨尔瓦多、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的实践中渐渐明显起来，原以为可以一步到位的改革，由于操作费用高、覆盖面持续下降(从1994年起覆盖面持续下降，在2001年覆盖面最高的智利为55％，而阿根廷只有30％)、转轨成本消化难等问题的出现，正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挑战，目前还无法断定，新体制是否比过去的现收现付制使养老保障的状况得到了改善(Ferranti,Leipziger,and Srinivas,2002)。
而近年来，发达国家对瑞典模型的关注骤然增高起来。其中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以“代际间利害关系调整”项目为依托，召集了世界各国的学者深入细致地研究着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国家的养老保障制度，并大力向政治家、官僚及百姓解释瑞典模型的内涵。世界银行也早已不再固守94年的三支柱模型，而开始积极地认为瑞典模型在发展中国家也能适用(Holzmann & Stiglitz(2001))，并陆续出版了详细研究瑞典模型的著作(Holzmann & Palmer(2005))。
总之，沿着世界银行三支柱模型进行改革的主要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主要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而从90年代末期起，欧亚6国的名义缴费确定型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瞩目的新焦点，直到今天人气不减。在这一过程中，世界银行公共养老保障改革的思路由现收现付制转向积累制，又由积累制转向现收现付制，人们对蒙受了不白之冤的现收现付制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而世界银行三支柱模型即使在当时也不代表全球整体的观点，积累制从一开始就不是世界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潮流。根据Takayama(2003)与Holzmann，Orenstein & Rutkowski(2003)等，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依旧是现收现付制，今后也不打算把现收现付制改为积累制。现在，更多的没有动“大手术”的国家，改革依旧限定在过去的现收现付制的基础上。
三、筹资方式与给付方式的各种可能的组合形式
在我国学术界，许多研究都把筹资方式(或筹资方式、财政方式)与给付方式(养老金领取权的确定方式或支付方式)混为一体，认为养老金的筹资方式如果是积累制，那么给付方式就一定是缴费确定型；如果筹资方式是现收现付制，那么给付方式就一定是给付确定型。而实际上，筹资方式与给付方式是完全独立的两个范畴的概念。筹资方式是指用于养老金给付的资金的财政方式，如果资金来源是当代年轻人的缴费，就叫做现收现付制；如果资金来源是老年人在年轻时的缴费，就叫做积累制。而给付方式是指支付给每个老年人的养老金数额应当怎样确定，如果按照他们年轻时的缴费额来确定，就叫做缴费确定型；如果是按照国家或企业等的其他标准来确定，就叫做给付确定型。因此，筹资方式与给付方式可以有表1中所示的4种组合方式。
表1 筹资方式与给付方式的组合
筹资方式
各种可能的组合
积累制
现收现付制
①缴费确定型积累制(FDC)②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NDC)
缴 (funded defined contribution或finan-
(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 pay-as-
费 cial defined contribution)，例如，智利等
you-go或unfunded defined contribu-
确 一些南美国家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
tion)，例如，瑞典等欧亚6国在上世纪
定 末开始实施的新制度。
式 给 ③给付确定型积累制(FDB)④给付确定型现收现付制
付 (funded defined benefit)，例如，发达国 (defined benefit pay-as-you-go)，例如，
确 家的许多企业年金(属于私人养老保障 我国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中的社会统筹
定 制度)。部分，以及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发达
型 国家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
上表中所归纳的4种养老保障模式，都是在世界各国的公共及非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中实际使用着的制度。其中的第①、第③和第④这3种模型在世界养老保障制度的历史上都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第①种模型也是中国的部分积累制想要实现的模型，中国人对于第①和第④种模型都非常熟悉。第③种模型多出现在发达国家属于非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企业年金制度中，其资金来源一般是雇员、雇主及基金的投资收益。在发达国家，企业设立这种以企业为单位的私人养老保障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诱导职工尽可能长期在本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年金几乎都是给付确定型。通常劳动者退休时所能领到的企业年金的数额是随着本人的工资水平、在本单位工作年数及退休年龄而增高的。在一个单位连续工作的年数达不到规定年限的人可能没有资格领取企业年金。在美国，如果频繁地更换工作单位的话，会对其退休后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注：通过上述对各种模型内容的理解，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把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解释为“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相结合”的制度，那么是对其内涵的理解就总是模糊的。因为这种解释既可以把名义缴费确定型理解为是表1的第②种模型，也可以理解为是第③种模型，这种模糊会阻碍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于这个问题请注意瑞典模型的主要设计者Palmer Edward，在介绍瑞典模型的论文Palmer(2003)中，根本就不存在把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作为“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相结合”的制度的解释。）。
此处请注意，养老保障制度可以分为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与私人养老保障制度两种。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指的是现代的以政府为依托的、全社会的养老保障，私人养老保障既有传统的以血缘、地域等为基础的传统的养老保障体系、也有现代的各种企业年金。由于私人养老保障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及保障范围的局限性，所以公共养老保障是全社会老年人应对收入风险的最后屏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现代的各种企业年金首先是企业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一种佣工政策。
四、各种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的优缺点
因为公共、与非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目的、性质及加入者群体等有很大的差异，许多对于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来说是缺点的因素，对于非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却无关紧要、不需要考虑，所以本节的比较是从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角度来看的，见表2。
表2 各种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的优缺点
优 点 缺 点
①不能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财政
积危机。
②需要应对资本市场中的各种高风险。
③老年人的收入受资本市场价格激烈变动的影
响，不安定。
④需要专门的高技术精算师及金融专家进行操
累作。
⑤运作费用较高。
⑥越是收入低的人、除去了运作成本后的净收益就
越低，扩大了老年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
制 ⑦造成巨额的二重负担或转轨成本。
⑧当出现运营失败时，最终责任只能由政府来承
担，此时会使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降低，导
致政治风险。
给①不存在二重负担或巨额的转轨成本问①不能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的财
付 题，易于建立和普及。 政危机。
确②运作费用极低。 ②缴费与给付不能一一对应，激励不足。
定③缩小了老年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③引起早退休。
型④避免了资本市场中的各种高风险。 ④对于我国来说，受统筹层次的影响，可携带性差。
现 ⑤不得不总是提高缴费率、降低给付水平，因此降
收低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伴随着政治风险。
①不存在二重负担或巨额的转轨成本问因为只有经济增长能够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带
名 题，易于建立和普及。来的养老金财政危机，所以不存在只凭某一个再
义②运作费用极低。 分配制度就可以解决人口结构老龄化时养老金
缴③缩小了老年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财政危机的情形。但是这项制度的自动安定装
费④避免了资本市场中的各种高风险。 置把养老金财政与经济增长直接相连，采取了直
确⑤缴费与给付一一对应，收益较高且稳接面对现实的态度，让百姓事先就有了足够的心
定 定，提供了足够的激励。 理准备，所以比传统的、与经济增长结合松散的
型⑥自动安定装置的设立使得养老保障制给付确定型现收现付制，有了彻底的改善；并且
现 度的财政，可以随着经济增长、人口年 克服了缴费确定型积累制只考虑资金流动状况、
收 龄结构等的变化而自动调节，避免了不考虑老年人实际能得到的保障水平的缺陷。
现 政治风险。
付⑦由于缴费率保持长期不变，为企业发
制 展提供了安定的宏观环境。
⑧避免了早退休。
⑨具有可携带性，便于实现全国统筹。
表2中积累制的优点部分是空白，而不少人误认为积累制具有以下优点。①由于可以自动保持养老金财政平衡，所以能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财政危机。②能提高国民的储蓄率。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以促进资本市场发展。那么，这些优点确实存在吗？实际上，优点①根本不存在，②、③则需要前提条件，并不那么确定。
①积累制能应对老龄化的观点，主要来自它在帐目上让人感到养老金数额独立于人口结构变动，可以自动保持养老金财政平衡（注：这个表述来自何立新的建议。）(在养老基金投资不失败的前提下)。然而老年人消费的不是这些金钱，而是这些金钱所购买的物质财富。尽管金钱可以储存，而物质财富却不具备可储存性，只要一、两年或几年内物质财富不足(由于年轻人减少)，同样数额的金钱所能买到的物质将会减少。此时，积累制与不增加缴费额的现收现付制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本来需要我们解决的是代际间对物质财富应该怎样分配的问题，而积累制却只解决了对货币进行储存和分配的问题，并没有完成任务。因此这种帐目的平衡一点也不能保证老年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
②通常人们认为与现收现付制相比，积累制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对于积累制是否可以提高储蓄率，以及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谁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在国际学术界还没有定论。同时，即使积累制可以增加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也需要判断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储蓄率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已经过高，那么再实施提高储蓄率的政策，则会阻碍经济增长。对于我国来说，实际状况是储蓄率已经很高、资金供给一直处于过剩状态，需要的是增加内需、疏通融资渠道、健全发展环境等方面的政策。从这一点来看，在我国实施积累制很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注：袁志刚、宋铮(2000)指出中国目前的储蓄率并不是最优储蓄率的体现，降低储蓄率很可能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另外袁志刚(2001)指出我国现在的经济处于过度储蓄、投资的报酬率难以得到保证的状态，因此如果加速向积累制的转轨，将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国内资本市场还不健全，积累制下的公共养老保障基金实际上只能投资到国际市场。只要这些资金不投资于国内，那么我国的积累制提高的是其他国家的储蓄率，远远背离了当初想提高本国储蓄率的目的。
③影响资本市场的发育的因素非常多，所以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很少用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来促进资本市场发育，并且非公共养老保障基金也不是为了促进资本市场发育而参与资本市场活动的。况且中国的资本市场自身就处于资金提供者过剩的状态，此时再把公共养老保障基金也投入进去的话，很可能会阻碍资本市场的发育。
对于积累制的缺点，由于需要到资本市场去投资，就存在着失败的风险，无论这个风险多么小，实际上这个风险将日益增大(详见下节)。即使投资没有失败，由于资本市场的价格总是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因此当价格高于事先预测的水平时，老年人就会出现积累过剩的问题，而当价格低于事先预测的水平时，又会出现积累不足的问题，结果使老年人的收入被资本市场的价格变动所肆虐、难以安定，背离了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想要保障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的老年人收入安定的目标。
积累制的运作，需要专门的高技术精算师及金融专家，所以运作费用较高。而这笔费用是固定费用，因此越是收入低的人，运作成本所占的比重就越大，除去了运作成本后的净收益就越低。这样与现收现付制相比，积累制会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如果说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话，那么与现收现付制相比，积累制则是背道而驰。对于高收入阶层的人来说，由于运作费用所占的比重较低，所以能够建立企业年金的、效益好的大企业可以把企业年金投入到资本市场去运作；而对于大多数只能参加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人来说，则很可能并不那么合算。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然而即使是发达国家，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加入者也主要是中低收入者，这一点也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不选择积累制的一个原因。
另外建立积累制时会出现的二重负担(详见第6节)或由现收现付制转为积累制时附带着的转轨成本，其数额之巨大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极其艰难。此外即便是做实了，人们的担心并不会减少，反而会因为必须得面对各种风险问题而增多。也就是说对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来说，积累制比现收现付制的优点一点儿也不多，而缺点却极其突出，以至于迄今为止我们难以找到一个实施得较成功的国家。
对于给付确定型现收现付制与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的优缺点，由于很容易理解，所以只做简单的解释。给付确定型现收现付制的缺点中的②、③、④，实际上是给付确定型带来的缺点，不是现收现付制的缺点，随着向名义缴费确定型的转换，这些问题迎刃而解。由于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的筹资方式选择了不受高风险的资本市场影响且运作成本极低的现收现付制，所以缩小了老年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对于保证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老年人的收入安定来说比积累制强的多。
对于现收现付制不能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的问题，在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中也同样存在。因为只有经济增长能够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财政危机，所以不存在只凭某一个再分配制度就可以解决养老金财政危机的情形。同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只不过是进行收入再分配，其任务主要是完成代际间对现存物质财富公平稳定的分配，所以无论怎样设计、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增加物质财富问题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与前两种制度不同的是，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采取了直接面对现实的态度，通过自动安定装置把养老金财政与经济增长直接相连，让百姓事先就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理论上，要想使现收现付制得以维持，必须使养老金债务对GDP的比不上升，因此，经常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对给付或缴费进行调节。在瑞典、为了给经济增长创造一个安定的制度环境，决定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不提高缴费率，而只在需要的时候通过自动调整名义运营利率的方式，保证养老保障制度的财政平衡。但是如果经济增长在很长时期都不尽如人意的话，那么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在缴费率不变的前提下，无论养老保障制度怎样设计，都无法避免老年人实际保障水平的下降。此时，只能在年轻人、老年人与国家三者之间进行调节。
由此可见，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既为年轻人提供了足够的激励，又建立了能够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变动的安定的代际间的分配关系。
五、公共养老保障基金投资时可能面临的风险
由于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发育得不成熟，所以实帐下的公共养老保障基金只能选择到国际资本市场去投资。此时由于我国没有能够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运营操作的高技术人才，所以只能委托国外的基金公司，这样除了资本市场上通常存在的价格风险之外，对我国来说还必然伴随着：汇率风险、道德风险和高操作成本风险(包括机会成本)等。
(一)实帐下公共养老保障基金可能面临的投资风险
①价格风险。资本市场的特点就是价格激烈变动，因此即便是在各种养老基金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平均收益比银行存款高的过去50年里，也存在着不少投资失败的基金。此外，我国现在所面临的国际资本市场的价格风险，已经不同于过去50年的通常意义上的风险。实际上国际资本市场的收益状况已经今非昔比，并且前景会更不乐观。其原因在于支撑其良好收益的基本因素——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末，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年轻、经济高增长的时期。资本市场上股票收益良好的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实现的。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多数发达国家都步入了人口年龄结构变老，经济增长率降低的时期。甚至出现了日本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以最快的速度老化，同时经济又是负增长的国家。今后，随着发达国家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开始大量的退休，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上将出现卖股票者多而买者少的问题，此时股票价格出现显著下降的可能性极大。Brooks(2000)用把人口老龄化也考虑在内的养老保障模型对将来进行了模拟，导出了将来市场运营利率会下降的结论。且现实中，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市场上股票收益状况已经今非昔比，在发达国家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养老基金中，有许多基金的收益状况大不如从前，甚至有不少基金已经因无法维持而解散。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期待股票价格还会保持经济高增长时期的状况，因此中国在考虑是否采用积累制时，决不能假定将来30年国际市场上股票的收益状况等于过去50年的平均水平，必须充分考虑将来股票价格的变化趋势。实际上价格风险问题已经出现在智利，尽管在1981-98年期间扣除了操作成本后的实际收益率是4.2％，但是如果仅看90年代以后的话，实际收益率是负数(Bravo,2001)。
②汇率风险。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一直在持续地升值，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高经济增长总是伴随有本国货币的升值。正常情况下我国的经济高增长至少还将持续10年、或20年，因此升值的压力还不会有减轻的迹象。这种情况无疑严重地加大了我国回避汇率风险的难度。
③道德风险。世界各国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基本目的都是保证老年人有维持生存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资金。这个性质决定了这笔资金只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因为通常作为一个行为合理的人，谁都不会把用于保障生存需要的钱存在别人的帐户上。但是，在积累制下我们的资金只能委托基金公司投资于资本市场，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以巨大的心理负担来面对道德风险的问题，而且这个风险将随着我们委托的基金公司由国内转到国外而急剧增高。因为如果对方不还给我们这笔钱，那么就可能发生老年人的生存危机、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危机等问题。
④高操作成本风险。导致高操作成本的理由非常多。委托代理过程中出现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可以让这些外国投资公司趁机抬高本来就比现收现付制要高的运作成本，而我们却难以提出任何证据去制约这种行为。对于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投资收益率下降的问题，外国的投资公司完全可以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同样，对于国际资本市场上由于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的大量退休所导致的股票收益率水平整体下降，这些外国的投资公司也可以以本公司的业绩并不比市场平均水平低为理由，来推卸责任。如此一来，对于公共养老保障制度中广大的中低收入者来说，除去了高操作成本后的净收益、很可能比名义缴费确定型的收益率低很多。
衡量操作成本高低的另一个方法是看看机会成本如何。如果我们也建立类似瑞典模型的个人帐户，让这个帐户的名义收益率等于GDP增长率，那么这个收益率就是选择投资于国际市场时的一个机会成本。在上述的种种风险之上，再把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低迷考虑进去的话，这个机会成本高于国际市场净收益率的可能性非常大，并且还很可能会随着我国经济高增长的持续而加大。一般来说在经济高增长的国家，资本市场投资的回报率才高，现在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增长的国家，却把资金不是投资于国内，而是投资于低经济增长的其他国家，这种选择本身就非常奇怪、充满了矛盾。
上述的4种风险中，任何一种风险的实际发生对我国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来说都是极其沉重的打击，有时甚至是灭顶之灾，然而事实上这4种风险同时存在，也可能同时发生。另外，上述4种风险虽然是任何一个投资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养老保障基金都会面临的风险，但是鉴于我国的经济高增长，国际经济环境、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以及我国控制风险能力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等，可以说我国所面临的风险远高于过去50年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一些客观上得天独厚的发达国家。这一点不仅是我国设计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时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是我国企业年金等私人养老保障制度在考虑投资时不容忽视的问题。仅片面地取出过去的平均收益状况或者那些在资本市场上成功的案例，而不全面地分析我国在投资中可能面临的风险有哪些，大小如何，那么对养老保障制度的设计来说是非常可怕的。
(二)公共养老保障基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时会遇到的风险
有些国家把公共养老保障基金投资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我国，姚鸿(1998)主张中国也这样做。但是在这种投资方式中，由于政治家或官僚可以用行政手段决定这些资金的投资去向，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当政治家或官僚出于政治目的等随意使用资金时，就会造成非效率投资，其结果会导致资金的巨大浪费，甚至可能血本无归，从而导致国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降低。
这样的例子有日本公共养老金余额储备投资的失败（注：关于日本公共养老保障余额储备变成不良债券的详细情况，请参考郑秉文、王新梅、房连泉(2004)。），本来准备在退休高峰时用于支付的余额储备，现在已经全部变成了不良债券，老百姓几十年辛辛苦苦的积攒都白费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储备。2001年4月的改革废除了公共养老金余额储备必须用于财政投融资计划的体制，允许其自主运营、自己选择投资对象。但是迄今为止，以“过渡期”为名，资金的流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改变，现在这些滋生呆坏账的不良债券还在日益膨胀，成了日本政府的一大难题。现在他们提出考虑向美国学习，让养老金余额储备只投资于非市场性国债。此处的非市场性国债指的是对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发行的国债，在制度上规定只由公共部门来购买，且不在市场上进行流通买卖。
高山憲之(1999)分析日本余额储备问题时指出，欧洲主要国家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想要增加公共养老金的余额储备，其储备量只不过相当于1、2个月的支付额。因为在官僚和政治家的管理下，余额储备被任意非效率地使用的情况太多，被官僚作为行使行政权力的一个手段而滥用的情形也不少。
(三)发展中国家实施积累制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世界银行94年模型搞积累制，然后把这些基金主要投资到国际市场上的话，那么对发达国家来说有以下好处。①增加了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相当于提高了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例如美国一直是一个储蓄率很低的国家，现在随着婴儿潮期间出生者的大量退休，储蓄率将会更低，所以他们总是需要想办法提高储蓄率。这样正好缓解了这些国家的烦恼。②增加了发达国家各种基金公司的业务量，为他们提供了赚取代理费的巨大商机。③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股票购买者，缓解了发达国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引起的股票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减少了婴儿潮期间出生者的养老金损失。
但是全球性老龄化是一种不可能出现逆转的趋势，所以当发展中国家也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国际资本市场上就再没有可增加的购买者，此时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就只能束手无策地面对全球性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引起的股票价格下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积累制以及到国际资本市场的投资，暗含着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国际间收入再分配。这种收入再分配是通过让经济实力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用公共养老保障基金去面对资本市场的高风险的形式来实现的。然而作为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他们却决不允许自己的公共养老保障基金涉足类似这样的任何风险。其结果等于不用发达国家的、只是用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来缓解发达国家私人养老保障制度将面临的损失。（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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