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化和民族化的触角——评墨西哥当代女作家卡门#183;波略萨的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门论文,墨西哥论文,触角论文,女作家论文,女性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十年来世界文坛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女作家队伍的兴起、壮大和日益成熟。在拉美女作家群体中，墨西哥的卡门·波略萨以其多体裁的作品和多变的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极大关注。
卡门·波略萨1954年出生于墨西哥城，十五岁就开始写作。1978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线遗忘》，接着又陆续发表了数十本诗集，其中包括《空白的记忆队》、《野女人》、《无可治理》等。她的诗作带有强烈的自我认知意识。八十年代后波略萨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87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最好还是消失》。此后又连续出版了《往事》、《他们是羊，我们是猪》、《海盗们的医生》、《哭泣，不可能的小说》、《奇女》、《伊莎贝尔》、《沉睡》、《人间天堂》、《三十年》等小说。同时波略萨还是一个戏剧家，发表了多部戏剧作品。
波略萨的许多作品（尤其是小说）被译成多国文字广为传阅，而荣誉也接踵而来：1989年被授予哈维尔·维亚乌卢蒂亚文学奖，1992年古根汉姆基金会向她颁发了奖金，1995年被聘为柏林旅居作家，1996年荣获法兰克福文学奖和柏林安娜·西格斯文学奖。
作为一名在曾经是殖民地的美洲大陆上出生长大的女性作家，波略萨多数作品的题材往往与一些专门写给女性看的“纯女性主题”不同，而是将对妇女命运的思考和对殖民历史的反思紧密结合起来。她的小说和她的诗作一样，凸现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对历史的重审。这一点在她的小说《沉睡》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沉睡》发表于1994年，此时波略萨的小说创作已进入成熟期。该书以主人公格拉依雷自述的形式描述了殖民时代的历史：1571年8 月19日新西班牙总督奉菲利普二世的命令签发了对涉嫌谋反的马德基萨伯爵处以绞刑的行刑令。伯爵的手下在船上扣押了女扮男装的法国商人格拉依雷并将其打扮成伯爵做替罪羊。为格拉依雷换装的印第安女人发现了她的秘密，不忍其赴死，将印第安神水注入格拉依雷的身体，并把她从绞刑架上救了下来。从此格拉依雷由一个女扮男装的法国人变成身着印第安女装，静脉中淌着神水，在墨西哥有着金刚不坏之躯而离开墨西哥则会沉睡不醒的印第安女人格拉达。
格拉依雷爱上了诗人彼得罗，他充满理想主义，只为情感作诗而从不谄媚总督等权贵。然而这不是恋爱的时节，总督发现了格拉依雷曾代伯爵受过，下令逮捕她。于是彼得罗带着爱人逃离了墨西哥，来到山林之间。他们虽然躲避了追捕，但格拉依雷也因为神水的作用陷入了沉睡状态。
小说的结尾是彼得罗的叙述。因为宗教裁判所的追捕，病入膏肓的诗人无法将他的睡美人带回墨西哥，于是大展才情，在他的描绘中，格拉依雷回到墨西哥，率领土著居民发动了一场暴乱，将西班牙人赶出“新大陆”，以这种方式给了读者一个想象中的结局。
小说一共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是格拉依雷的叙述，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女权主义批评家依莱恩·肖瓦尔特把女性作家的创作分为女人气（模仿主流传统）、女权主义（反抗主流传统的价值、标准，争取自己独立价值与权利）和女性（摆脱依赖对立面而转向内心、自我发现）三个阶段（注：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49页。）。波略萨的创作无疑达到了第三个阶段。 作家在一次接受安娜·菲佛的采访时对女性、对女性的创作作出了如下定义：“女性在我看来并不是甜蜜、感性、温驯、慵懒和美丽的；我所感兴趣的是女性所隐藏起来的那一面，是野性，是桀骜，是身体不为人知的法则，是男人和女人不羁的一面，抑或是文明未曾顾及到的领域和道德的边缘。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愿意成为一个女性作家，否则我毫无兴趣，虽然我也没有其他的武器。我是一个女人，我通过身体和记忆写作，但是我试图将女性磨砺得更野性。”（注：安娜·菲佛：《逃亡者，移民者，旅行者——与十位拉美女作家的对话》，法兰克福，1995 年， 第39—40页。）这段自我剖析与弗吉尼娅·沃尔夫“双性同体”的思想不谋而合。后者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注：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44页。）可以说， 波略萨对于女性的诠释正是格拉依雷的故事的出发点。
在小说的开头，格拉依雷是以女扮男装的法国海盗的形象出现的。格拉依雷的母亲是妓女，而她幼时也曾遭人蹂躏。在父权当道的社会中，摆在女人面前的只有三条道路：第一，做妓女，成为所有男人的玩物；第二，嫁人，成为某个男人的附庸；第三，做修女，成为上帝的女人。格拉依雷三者都不要，她选择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女扮男装做海盗，像男人一样骁勇好战。格拉依雷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反抗社会规范给予女人的悲剧性定位。事实上，衣着的改变就是身份的改变，也改写着格拉依雷的命运。当她身着男装时，印第安女人尊称她为“您”，为她疗伤，鞍前马后地从法场上救出她；而换上女装后，女人便用“你”相称，不再视她为生活的重心；当她代伯爵受过后，换来的不是感谢而是粗暴的当众侮辱占有；当她显示出骁勇如男人与卫士决斗时，总督立即对她赏识有加，收入麾下。格拉依雷戴着沉重的面具，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自由的灵魂。她因行为异于正常女子而被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她的孤独却又因为自由而显得那么富足。所以当伯爵的手下把她变成替罪羊囚禁起来时，她不无戏谑地想：“这下我真的变成有钱的绅士，成了一个出身望门的贵族了。这对我真是极大的安慰，因为在我死的时候，我终于能够实现我的宿愿了。”（注：卡门·波略萨：《沉睡》，西班牙旺泉出版社，1994年，第26、90、81、145—146页。）
然而格拉依雷终归是一个女人，一个隐藏在男人衣服下的女人，因为乔装打扮不可能带来生理上的改变，而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变化也并非是本质性的。格拉依雷一方面拒绝“相夫教子”的平庸生活，另一方面她又流露出普通女人的情感。面对印第安女人们绣出的美丽的绣品，她不禁低呼：“啊！我多想绣出这样的东西来，用我手中的线创造出一个世界，给我自己做一身男人的衣服好离开这里。”（注：卡门·波略萨：《沉睡》，西班牙旺泉出版社，1994年，第26、90、81、145—146页。）而看到爱人彼得罗和意大利女演员赤裸裸地拥抱在一起排戏时，格拉依雷像一个普通女人那样吃醋了。所以，在叙述过程中，格拉依雷下意识地忽而使用女性人称，忽而又使用男性人称（这点从西班牙语原文中可以看出），正是反映了她内心深处对自己生存状况的疑惑。值得注意的是，格拉依雷在讲述她的故事时多数采用的是内心独白和低语，小说中甚少出现她与别人的对话。当她身着印第安女人的装束时，更是几乎处于失语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由于妇女在生理、心理和经济上的依附地位造成的。所以，与其说格拉依雷反对做女人，不如说她反抗的是父权压制下女性的宿命。
如果说女扮男装只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第二阶段，那么格拉依雷后来的遭遇则进入了“双性同体”的阶段。印第安女人的神水治愈了格拉依雷的伤口，也使她失去了女人的特征。她拥有女人的胸部和性器官，但由于血管里流淌的是水，月经的消失使她失去了做女人的一个重要权力：生育能力。假如以前格拉依雷通过换装从女人变成了男人，那么这一次她通过外科手术从女人变成了双性人。小说中有一个场景，彼得罗和意大利女演员当着格拉依雷的面排演《奥德修记》中的一场戏，美神阿芙罗狄忒和战神阿瑞斯在偷欢时被前者的丈夫匠神赫尔墨斯用无形之网当众捉住。阿芙罗狄忒和阿瑞斯生了五个儿子，其中的赫尔玛弗罗狄托斯被爱慕他的少女附上身，成为雌雄同体的双性人。这一场景无疑影射了格拉依雷的特殊身份。前文提到的“为自己做一件男人的衣服”和叙述人称的变换其实也是她的一种无意识的性别混合。
人类学家玛尔塔·拉玛斯（注：玛尔塔·拉玛斯是报纸主编，人类学家，墨西哥知名的两性权利捍卫者。）认为性别差异不是躯体的生理结果，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假如我们把思维锁定在以身体的生理现象区分差异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制定出新的标准？我们能否变革性别观念而建立新的认知方法？性别身份是可以更改的吗？”中国现代舞表演艺术家金星坦言，变性之后的她能够更轻易地跨越两性之间的障碍，更彻底地了解生活，并把对生命这种深层次的感悟在舞台上表现出来。而波略萨采用了一种更为极端的手段，即从某种意义上摧毁了一个肉体——对于这种方法更深层次的理解将在下文中进行进一步分析——让格拉依雷得以用女人兼男人，欧洲人兼印第安人的多重身份跨越墨西哥的历史，找回在女性身上并存的感性和野性，完成作家对女性的诠释。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间接的故事，它是格拉依雷以一个印第安女人的身份所看到的殖民地——新大陆的故事。波略萨从后殖民地主义的角度，书写了“殖民化”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经过岁月汰洗以后留下的“根”，是一个时代风吹雨打后所保持的对历史的理解，是一个社会走向未来的反思基点。波略萨并不想从考证的角度写一部历史专著，而是借格拉依雷的眼睛重新审视墨西哥的殖民历史，重新审视主体的地位与处境，所以她采用的形式是历史事实与想象相结合，是包含在一个虚构故事中的历史事实。因此许多评论家把《沉睡》归为“新历史小说”或“历史传奇”。
殖民者在发现美洲这块“新大陆”后烧杀抢掠，恣意妄为。关于他们对当地土著肉体上的歼灭，小说并没有动用太多的笔墨，唯一提到的是格拉依雷效忠总督披上战袍，率领军队镇压由土著首领尤哥伊发动的暴乱。
而小说将叙述的重点放在了殖民者在精神和文化层面对印第安人民的奴役。征服者将占领的土地取名为“新大陆”，旨在炮制一个与旧大陆相对的全新的世界。在这种极不平等的文化对恃中，殖民者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强制性地灌输给殖民地，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土著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注：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15页。 ）西班牙征服者们拆毁象征墨西哥文明的阿兹台克神庙，用拆下来的砖瓦大肆建造教堂和广场，强迫印第安人抛弃自己的信仰，皈依基督教，并将令人发指的宗教裁判所也搬到美洲大陆。而与此同时，对于他们一手改造的“新大陆”，征服者从来都视为异己，甚至把它看成恶魔。“西班牙人精心打扮自己，修饰车马，把他们的宫殿和大厅装饰得漂漂亮亮，可是对墨西哥的城市却从不费心，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是自己的东西……”（注：卡门·波略萨：《沉睡》，西班牙旺泉出版社，1994年，第26、90、81、145—146页。）这样的“两分法”的结果是造成了一个两分的社会：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土人，贵族和农民，上帝和羽蛇（墨西哥印第安人所信仰的神），旧土地和新大陆，光明和黑暗，寂静和喧嚣，水和土，善和恶。国家被完全肢解，被摧毁的不仅是肉体，还有尊严甚至记忆。所以波略萨借主人公格拉依雷之口说出了一个事实：如果真的存在恶魔的话，恶魔就是那些西班牙人。
第三个故事是彼得罗讲述的故事。在分析这个故事之前，首先要剖析的是前文所提到的对一个肉体的摧毁。为格拉依雷施行的外科手术中唯一的药品是墨西哥的神水。这种水是史前的产物，是土著民族的圣物，它远离战争和侵略的污染，是记忆之水，是墨西哥历史的见证。神水一经注入格拉依雷的躯体，她的身体就从一具普通的肉体变成了历史、性别、种族和文化的载体。她存储着殖民历史前的记忆，经历了整个殖民历史，如今又沉睡在树林里将要见证墨西哥的重建，就像时光隧道一样将过去——现在——未来三者联系起来。所以格拉依雷从个体的代表变成了国家的代表，在她身上汇集了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不同经历：她是妓女，是海盗，是走私犯，是印第安人，是社会意识的挑战者，是殖民王朝的背叛者……几乎所有的角色都站在殖民统治的对立面。只有一次她成为权力的象征，作为总督的战士指挥对土著暴乱的镇压，但是这个角色很快因为触怒总督而结束，她又一次成为殖民秩序的挑战者。格拉依雷的身体成为个体与集体的交汇点，她的躯体是墨西哥殖民地各个层面的象征，承担着国家的命运和国民的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波略萨完全超越了黄金世纪戏剧中的男女换装场景，也超越了女扮男装征服新大陆的阿尔菲得斯修女。她摧毁了一个肉体，却托起了整个殖民地文化的象征。
因此，彼得罗驰骋想象的翅膀讲述的不仅是爱人的故事，还是整个国家的故事。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诗人，他讲的是一个童话，一个森林中的睡美人的童话。只不过这是一个破灭的乌托邦，因为王子没有能力让公主苏醒，而公主也只能在他的想象中发动起义，赶走侵略者，重建美好家园。值得庆幸的是在童话的结尾，诗人清醒地意识到，“她当然能战胜西班牙人，她的军队绝对比敌人的出色，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可是在这之后，我们还能重新变成一个讲墨西哥语的国家吗？”（注：卡门·波略萨：《沉睡》，西班牙旺泉出版社，1994年，第26、90、81、145—146页。）。一个被摧毁了文化又在侵略者的规划下重组的国家，还能对主体文化身份进行认同，找到自我吗？看来波略萨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她留下了一个契机，即森林里沉睡的睁着双眼的格拉依雷，她保留着四个世纪前的记忆，也感知着今天的变化，她是一个沉睡着的新墨西哥的化身，随时都会苏醒，带来潘多拉的盒子里唯一珍贵的礼物：希望。
三个故事都透出叙事者的无奈：格拉依雷无法改写自己的命运，墨西哥在重建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彼得罗怕是不能让睡美人苏醒去发动起义了。如此看来，波略萨好像没有为她笔下的人物指出一条道路。其实不然。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卷首波略萨引用了墨西哥文学史上“第十位缪斯”索尔·胡安娜·德·拉克鲁斯的一句话：“我以为我已经逃离了自己，但可怜的我啊，带来了自己，也带来了我最大的敌人。”（注：卡门·波略萨：《沉睡》，西班牙旺泉出版社，1994年，第26、90、81、145—146页。）人首先要正视的是自己，战胜了自己才可能挑战其他的东西。而更耐人寻味的是波略萨选择了一个法国血统的女人来完成她实现民族独立的理想，让人不由联想到法国大革命“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正是拉美民族力量的源泉。
在波略萨的其他小说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她女性化和民族化的触角，体会到她对女性命运和殖民地重建的忧虑和思索。作为拉美文学“爆炸后的新一代”和拉美后现代主义女作家，波略萨惯于站在二十世纪末的高度，面对一个被殖民化的国家和被淡忘的屈辱历史，回顾五个世纪前的殖民经历，试图通过回忆找到民族的根源，通过反思找到重建“自己的墨西哥”的良药。她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独立而丰满的女性形象。在创作手法上，波略萨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又吸收了魔幻、心理剖析等现代表现手法，使作品风格独特而富于变化。
《最好还是消失》（1980年完稿，1987年出版）、《往事》（1989）和《三十年》（1999）是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带有自传体色彩。三部小说讲述的都是对童年的回忆，通过一个小女孩的视角观察周围的人和事，审视社会现状。在《最好还是消失》中，姐妹们失去了母亲，与继母生活在一起。家成了一个大牢笼，父亲几乎神经错乱，专横而自私，继母残酷，同父异母的兄弟充满敌意。在这部小说中，波略萨使用了片段式的描写，像洗牌一样打乱了时间的先后顺序，以时间的无序象征社会的混乱，以家庭的冷漠影射社会的冷漠。《往事》追忆了一个小女孩从出生到死于青春期的点滴往事，描述了一个充满孤独、背叛和恐惧的童年。小说采用了传统的线性叙述方式，但波略萨加入了大量的超自然因素，小女孩的一生都被神秘的脚步声追逐，直至无处遁形在脚步声中灵魂出壳。周围的事物也因为小女孩的心理求助获得了神秘的力量。波略萨对一种孤独恐惧又无助的心理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三十年》是波略萨最新出版的小说。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德尔米达在国外度过了三十年光阴后提笔回忆童年冷漠的家庭生活和她所在的镇子阿古斯蒂尼的居民生活情况。小说在使用魔幻表现手法的同时也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方法，即德尔米达一边讲述童年故事，一边听外祖母讲述她童年的故事。两代女人的遭遇成为社会历史的缩影，阿古斯蒂尼这个偏僻的镇子也象征着墨西哥社会的封闭和荒蛮。
在这三部小说中，波略萨对家庭这个本该神圣温情的场所提出了置疑，读者所看到的是作为家庭中心的母亲形象的缺失和破碎。母亲的背叛是墨西哥历史上沉痛的一笔：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征服者埃德南·哥德特斯率军进入墨西哥大陆时，一个叫玛琳切的土著女人背叛了她的祖国，投靠哥德特斯，充当他的翻译和情妇，使他最终征服了新大陆。波略萨将这一历史主题融入她的小说，母亲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家庭也成为社会的缩影。
《他们是羊，我们是猪》（1991）、《海盗们的医生》（1992）、《哭泣，不可能的小说》（1992）和《沉睡》（1994）可以归为历史传奇小说。波略萨将历史事实与想象结合起来，完成了她对历史的文学诠释。
1678年，一位曾经当过海盗医生的斯密克用埃斯格梅林的笔名在荷兰发表了他的回忆录，记述了十七世纪活跃在加勒比海岸的海盗们的生活。波略萨受此启发，创作了回忆录体小说《他们是羊，我们是猪》。在这部小说中波略萨描写了统治海域的至高无上的海盗法则、海盗们对遵从基督教义及法律的“羔羊”们的蔑视和他们建立一个乌托邦王国的理想，同时波略萨也通过她笔下的主人公斯密克对海盗们以暴治暴的野蛮手段作了深刻的揭露。1992出版的《海盗们的医生》是《他们是羊，我们是猪》的另一个版本。在这两部小说中波略萨选择了加勒比海构建她的乌托邦，借此影射古巴革命对美洲大陆的影响。
《哭泣》发表于1992年。在这部小说中文学想象的成分显然超过了历史事实：1989年，墨西哥历史上最后一位阿兹台克酋长墨克特苏玛由三个女人带领游历了现代墨西哥社会。小说所表现的是两个世界——殖民前社会和殖民后社会——的相遇。墨克特苏玛经历了被西班牙人征服的阿兹台克王朝，现在又面对一个被遗忘所征服的殖民化国家，体会到了民族传统被夹在两个领域之间的尴尬境地。波略萨选择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年份：1989年距墨西哥被征服正好九个五十二年（阿兹台克羽神每隔五十二年现身一次）：小说也分成九个片段，象征九个缪斯的叙述，一种民族历史意识渗透于字里行间。
除了写历史小说之外，波略萨的笔触还深入到了现实生活。1993年出版的《奇女》被认为是墨西哥城政治社会现状的象征。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奇女埃莲娜具有高超的法力，收人钱财，替人施法。有一次埃莲娜帮助一群纺织工人反抗工会，工会就派了一个私家侦探阿伍德里奥监视埃莲娜的行踪，无意间发现政府要员墨拉雷斯觊觎总统职位已久，在埃莲娜的帮助下营私舞弊，最终登上总统宝座。小说的结局是墨拉雷斯撒手人寰，扔下一个混乱不堪的国家。波略萨深刻揭露了墨西哥的政治钻营与腐败，她的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象征。
而1997年出版的《人间天堂》是波略萨站在世纪末对人类历史的回顾与展望。小说一共讲述了三个不同时空的故事。其一，十六世纪一个印第安贵族埃尔南多·德·里瓦用拉丁语记录了特拉德罗哥圣达克鲁司学院用基督教义培养印第安贵族以便于殖民统治的历史。其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类学家埃斯特拉·迪亚斯发现了拉丁语手稿，并将其译成西班牙语，同时记载了她对于现状和人类历史的思索。其三，蕾阿尔，一个在未来的原子事故中幸存下来的女人，发现了迪亚斯的译稿，一边将它译成未来语言，一边讲述了幸存的人类在未来太空世界拉特朗蒂德的生活。波略萨立足现在，回顾过去，思索未来，一方面提出了现代文明的一个危机：随着可视图象和信号的普及，人类将失去文字，从而失去历史文化记忆；另一方面对破坏人类文明和大自然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鄙视和谴责。
遗忘历史就是背叛。卡门·波略萨虽然游历了欧洲各国，一度旅居国外，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墨西哥女人。她的文学创作也是她探索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探索殖民化国家重塑民族身份的道路。如果说卡门·波略萨的小说中都有同一样东西在熠熠发光的话，那就是她不变的理想和为之奋斗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