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对修辞学方法论的贡献
高万云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摘 要： 陈望道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开创者，他在修辞学理论和方法两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他从学科间性中认识修辞学的多边性，使得中国修辞学第一次具有了方法论意识；第二，他建立了以“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和“修辞要讲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三大命题和“消极修辞”“积极修辞”两大分野为支柱的修辞学体系；第三，运用了契合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修辞观念的研究方法。直到今天，这三个方面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 陈望道；修辞学；方法论；贡献
陈望道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主要开创者，他的《修辞学发凡》“对当时及后世的修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现代修辞学的里程碑”[1]。所以，要谈对中国修辞学理论与方法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陈望道绝对应该排在最前面。
陈望道之所以能在修辞学理论与方法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这与他的学术经历有密切关系。陈望道做学问的最大特点就是十分注重古今融合，中西汇通，学科互释，进而生发新知，阐发新见，而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1918年，他发表《标点之革新》，“是我国最早在刊物上明确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2]90，1920年，他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2年，他写出了“中国有系统地研究和讲述白话文作文法的第一部著作”[3]《作文法讲义》，1926年，他出版被誉为“我国简明美学著作第一种”[2]92的《美学概论》，1930年，他出版的《因明学》被誉为“东方逻辑学”，而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更被学界高评为“现代修辞学的第一座里程碑”。1934年，他与胡愈之、叶圣陶、乐嗣炳等发起了“大众语运动”，1936年，他翻译的《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出版，1938年，他与傅斯年、方光焘等发起了“中国文法革新运动”，1973年，他的语法学著作《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和《汉语提带复合语的探讨》相继问世，1979年，在他逝世两年后他的《文法简论》出版。这期间，陈望道还积极参加了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并有大量重要论文发表。这些论文论著收集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望道文集》（三卷本）、《陈望道学术著作五种》和《陈望道修辞论集》。陈氏还翻译有《艺术简论》、《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社会意识学大纲》、《苏俄文学理论》、《艺术社会学》等学术著作。
从上述的简历可以看出，陈望道对语言学、文艺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美学都有较为深入的认识或研究，正是因为他有如此广博的学识，所以才使得他的修辞学研究视野开阔，认识到位，方法得当，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新纪元。
一、在修辞学与相邻学科的交汇处认识修辞学的多边性
因为修辞学是研究人的修辞行为的科学，而人的修辞行为则关涉到人的逻辑思维、心理感知、意图旨趣、语言表现等各个方面，这自然决定了修辞学的多边属性。陈望道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修辞学研究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融汇不同学科的知识，在修辞学与相邻学科的交汇处去认识修辞学。
首先，陈望道的修辞观是对修辞现象、特别是修辞行为的哲学思考，他对修辞的界定很有行为哲学的意味。陈望道说“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这说的其实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陈望道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这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认识非常一致：“在交往行动模式中，行动者“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4]陈望道说“修辞要讲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修辞现象”是“上落”、“生灭”、“适应”的“变化和统一”这自然与唯物辩证法有紧密联系。可以肯定地说，陈望道的修辞观，与他的哲学修养有紧密联系，可以说是在哲学指导下的产物。
第二，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也对逻辑学多有借鉴，在《修辞学发凡》中，陈望道借鉴日本修辞学，提出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正是建立在修辞和逻辑紧密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他指出：“大概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必须处处同事理符合。说事实必须合乎事情的实际，说理论又须合乎理论的联系。其活动都有一定的常轨：说事实常以自然的、社会的关系为常轨，理论常以因明、逻辑的关系为常轨。”[5]47而积极修辞“却是具体的，体验的。价值的高下全凭意境的高下而定。只要能体现生活的真理，反映生活的趋向，便是现实界所不曾见的现象也可以出现，逻辑规律所示能推定的意境也可以存在。其轨道是意趣的连贯。它同事实虽然不无关系，却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5]48-49因此，在分析夸张辞格时他告诫人们“不为言过其实的字句所拘泥”，如沈括和黄朝英用算术去算杜甫“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就是“犯了照字直解的错误”，是掩盖了夸张辞的真声音。他告诫读者：“积极修辞手法的辞面子和辞里子之间，又常常有相当的离异，不象消极手法那样的密合。我们遇到积极修辞现象的时候，往往只能从情境上去领略它，且情感去感受它，又须从本意或上下文的连贯关系上去推究它，不能单看辞头，照辞直解。如见‘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句句子里的一个‘秋'字，便当如本书借代章所说的作‘年'字解，不能望文生义，直把‘秋'字解作夏后冬前的‘秋'。”[5]9
可以看出，陈望道不仅指出消极修辞对逻辑的全面遵守，而且指出了积极修辞对逻辑的“阳奉阴违”——“辞面子”与“辞里子”“有相当的离异”。这种认识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开槽定位。进行铣削成槽之前，应先将铣槽机的双齿最外侧对准槽段施工放样线，铣轮两侧平行防渗墙导墙面，待铣轮垂直放入导墙槽中再用液压固定架进行固定，固定架固定在导墙顶，确保铣刀架上部不产生偏移，也可使用液压抓斗将防渗墙槽段上部土层抓除部分，为铣槽机创造导向。开槽定位应控制在30mm以内。
第三，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对修辞现象进行美学观照。其实，在出版《修辞学发凡》前，陈望道就是一位出色的美学家了，“他是我国修辞学史上，第一个把美学观点全面运用到修辞学上来的学者。”[6]他在《作文法讲义》中提出的“文章美质说”，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的“语辞魅力说”，都是从美学角度切入修辞的。尤其在他阐述辞格和辞趣的时候，更是建立在美学的基础之上，如在谈积极修辞时说：“积极的修辞，却要使人‘感受'。……而要使人感受，却必须积极地利用中介上一切所有的感性因素，如语言的声音，语言的形体等等，同时又使语言的意义，带有体验性具体性，每个说及的事物，都像写说者经历过似的，带有写说者的体验性，而能在看读者的心里唤起了一定的具体的影象。”[5]70而辞趣则是重视“如何利用各个语言文字的意义上声音上形体上附着的风致，来增高话语文章的情韵的问题”。[5]229可以看出，这里讲得正是修辞学的美学追求。
陈望道不仅在修辞学研究中自觉借鉴美学理论解释修辞现象，而且在美学研究中自觉涉及修辞问题，而1926年出版的《美学概论》更几乎说是与《修辞学发凡》互相参照而写的。一是从两部书的写作时间看比较接近，据乐嗣炳回忆，《修辞学发凡》油印本最早问世于1923年，正式出版于1932年；而陈氏的第一篇美学论文则是1922年，《美学概论》也始著于1923年，出版于1926年。二是《美学概论》中多处用《修辞学发凡》作旁证，如在讲“调和与对比”、“联想内容”等问题时，三次标注“参看拙著《修辞学发凡》”和“详见拙著《修辞学发凡》”等字样。如《发凡》中在谈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时说：“修辞上所说的内容，就是文章和说话的内容。修辞上所说的形式，就是文章和说话的形式。内容和形式是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不能截然分开的。”[5]39“修辞要讲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5]40“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5]11其实，这一认识与他在《美学概论》中的认识是相一致的：“在美学上，形式固属重要，但艺术家所要表现的，到底还是内容。从表现底本意讲，自应以这内容为主。至于假借材料，整顿形式，不过是表现意义内容的一种手段罢了。”[7]56尤其是美学中“美的形式”与修辞学中“辞格”的关系，陈氏更是以美学理论做辞格的指导，以辞格现象作美学理论的材料支持。《发凡》中的“章句上的辞格”，其实与《美学概论》中的“美的形式”中的“反复与齐一”、“对称与均衡”“调和与对比”有着必然联系。如《概论》讲“对称”，说“诗文中的对句，虽不被称为对称，也是很象对称的。”[7]44其实说的就是对偶辞格与美学上对称的关系。而在《修辞学发凡》对对偶的描述中回应说：“说话中凡是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两句，成双作对排列成功的，都叫做对偶辞。”“对偶所以成立，在形式方面实是普通美学上的所谓对称”。[5]202《概论》中讲对比说“诗文中的所谓映衬辞格，也就是对比底一种”，而《发凡》中则“映衬是揭出互相反对的事物来相映相衬的辞格”，作用是“将相反的两件事物彼此相形，使所说的一面分外鲜明，或所说的两面交相映发。”[5]92在整个《修辞学发凡》中，类似这样用美学理论解释修辞现象的情况比比皆是，好多地方虽没有明确说明使用的是什么美学理论，但如参比《美学概论》则可发现其渊源关系。如《发凡》中花了很大篇幅讲错综，认为“凡把反复、对偶、排比、或其它可有整齐形式，共同词面的语言，说成形式参差，词面别异的，我们称为错综”。[5]207并进一步指出运用错综，“目的盖在避免说话的单调和平板。说话有时原也需要反复等等类似辞，但若类似处太多，却也容易使人生厌；此时可以调剂使用的，便是错综辞法。用了错综辞法，则同中有异，单调平板等毛病便自消灭了。”[5]214然而，当人们援引这一论述时，你是否想到它是源于他《美学概论》中关于“形式感情”的论述。如：
反复也有种种的形相，大体都是偏于统一的，故多带静的感情，而易流于单调。但反复底单位为繁多时，也未尝不可破除了单调增多了动的情趣，而增上几许快感。例如单是同样大小的圆形反复虽易流于单调，假若圆形是大小交互的，或与方形错综的，则反复底单位已是繁多，我们底感情也便比较不易感着单调。
这种学科互释（有人称为学科互文性）的研究方法，这在20世纪20年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四，对修辞进行学科互文性研究，还体现在陈望道把修辞学与心理学联系起来互为观照的研究之中。如《修辞学发凡》比喻时说“大概感情激昂时，譬喻总是采用形式简短的譬喻”[5]80再如“示现”是“想象里的景象”，“呼告”“发生在情感急剧处”，“夸张”起源于“感动深切时”，“倒反”“或因情深难言，或因嫌忌怕说”，“避讳”则是“顾念对话者乃至关涉者的情感”，如此等等，多所论及。而对辞格和辞趣，陈氏也多从心理学角度切入和分析。同样，在《美学概论》中，他又用修辞的例证解释心理联想：
在文学中所谓“明喻”及“隐喻”的修辞法，如说“我底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见《旧约》、《雅歌》），将譬喻词语“好像”写出来的“明喻”，与“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等，将譬喻语词隐了不写的“隐喻”（详见拙著《修辞学发凡》），都是这一类中的表现法。这些明喻和隐喻，都是勉强要读者这样地联想，将联想的内容露骨地写出来的。
总而言之，陆九渊一生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早年为学术思想萌芽期，天资聪颖的陆九渊读经求学，习弓马政事，既有志于圣人之道，也从事于外王之功。此时在经学、理学等方面都有独到且新颖的观点，为中晚年的学术思想奠定基础。中年为学术思想成熟期，此时陆九渊虽中科举，却不能一展抱负，只能投身于授徒讲学。其学术思想也逐渐由外转内，先尊德性而后道问学，在教学上不拘一格教授学生，引发了许多争议。晚年为学术思想发展期，此时陆九渊内外兼修，体用一源，既明德性之教，更重外王之业，不但讲经注经，而且奋身军政，为黎民百姓谋福利。
此外还有所谓“双关”（如《华山畿》云“别后常相思，顿书千丈阙，题碑无罢时”，“题碑”二字双关，有“题碑”与“啼悲”内外两种意义），所谓“藏词”（即以“友于”代兄弟，以“居诸”代日月等藏头歇后语），及所谓“借代”（此类极繁，如以丝竹代音乐便是一例）等，也是这类的表现法。（也详见拙著《修辞学发凡》）[7]61-62
另外，还多次表述说修辞学是介于语言学与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这是看到了修辞学与文学的关系。同时也对修辞学与文艺学、文章学等学科关系多有论述，此处从略。
试验共设置5个处理(CK、T1、T2、T3、T4)，每个处理3次重复。5个处理中生物炭施加的质量百分比依次为0%、2%、4%、6%、8%。
都说修辞学是“杂质”的学科，是交叉学科、是多边学科、是综合性学科，但不管哪种说法，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修辞学关涉到诸多其他学科，而要把握修辞和修辞学的本质，厘清它们的复杂外围关系自然是关键一步，这一点陈望道是做得相当好的。
ICL8038是性能优良的集成函数发生器，可用单电源供电，即将引脚11接地，引脚6接+VCC，VCC为10 V～30 V外电源；也可双电源供电，即将引脚11接-VEE，引脚6接+VCC，其值范围为 ±5 V～±15 V.频率的可调范围为：0.01 Hz～300 kHz.为了进一步减小正弦波的失真度，本设计中将2个100 kΩ的电位器和2个10 kΩ的电阻组成一个电路，通过调整它们可使正弦波的失真度减小到0.5%，通过调整Rw2可使电路振荡频率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达到100∶1.
二、三大命题、两大分野、一个体系的逻辑推演
真正的科学研究既是概念的体系，更是命题的体系。与1932年之前出版的修辞学著作相比，《修辞学发凡》不但突破了仅以文言修辞为研究对象的狭窄视域，更重要的是突破了只有修辞现象的归纳，没有修辞理论的建构的平面描写。直到今天，《修辞学发凡》之所以仍然具有极强的影响力，与它的完备严密的概念和命题体系有着必然的关系。而这一体系主要表现在“两大分野”的一组概念和“三大命题”的有机联系和逻辑阐释上。
（一）三大命题
《修辞学发凡》中有关于修辞本质的三大命题，这是陈望道修辞学体系的三大理论支柱。
1.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5]8
前面论及，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就对修辞和语言的关系相当明确，认为修辞就是极尽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这一认识贯穿了他一生的修辞学研究，1961年陈氏在复旦大学、上海语文学会和南京大学作学术讲演，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
“修辞应该恰当地表现当时的思想内容，如何恰当法就是一个问题；修辞学要运用所有的语文手段。有哪些手段？运用哪些材料？都要反复推敲。”[8]“修辞学是语文的综合利用，也是内容的具体表达。一个内容可以有几种表达方法，修辞所要研究的，就是这些具体的表达方法。”[9]“什么是修辞？修辞是利用每一国语文的各种材料、各种手段来表现我们所说的意思，它要讲究美妙，讲究技巧，但不是凌空的浮泛的，是利用语文的各种材料（语言、文字等等）来进行的。”[10]陈望道认为，“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所以，陈氏首先要确定的就是修辞和语言的关系。在《修辞学发凡》中，陈氏专门辟一篇“说语辞的梗概”来谈修辞和语言——声音语（口头语）、文字语（书面语）和态势语的关系。陈望道认为，“修辞上最要注意的是声音语。”[5]24“及至经验发达，不能单靠口头传述，直接记忆，从这一时代留传给别一时代，又社会扩大，人事增繁，不能单靠口头，维持这一地方和别一地方的关系和团结。于是单有语言，也还觉得不便。社会上便又有诉之视觉的文字语发生。”[5]26而态势语一般用来“补助口头语言的不足，在不能用普通语言交流思想，或没有共同语言交换思想的时候，也还可以用它来做交流思想的工具。”[5]22也就是说，陈氏认为修辞与语言的关系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如在讲消极修辞时说“消极手法是抽象的，概念的，对于语辞常以意义为主”，[5]50而“积极修辞却经常崇重所谓音乐的、绘画的要素，对于语辞的声音、形体本身，也有强烈的爱好。走到极端，甚至为了声音的统一或变化，形体的整齐或调匀，破坏了文法的完整，同时带累了意义的明晰。”[5]50换言之，消极修辞“利用语言的概念因素”，积极修辞“利用语言的体验因素”[5]51作者在具体讨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时始终关注修辞对语言音、形、义的利用，消极修辞中对意义的利用、辞格对语言音、形、义的利用自不必说，只“积极修辞”之“辞趣”更是直接与语言各层面相对应：“关于语感的利用，就是语言文字本身的情趣的利用，大体可以分作三方面，就是：辞的意味，辞的音调和辞的形貌。这三个方面大体同语言文字的意义、声音、形体三方面相对当。我们在辞趣里所要讨论的，便是如何利用各个语言文字的意义上声音上形体上附着的风致，来增高话语文章的情韵的问题。利用语言文字的风致来补助语文情韵的手段……”[5]229可以说，《修辞学发凡》通篇都是在谈修辞是怎样利用语言各要素来加强表达效果的，包括对语音、语形（字形、标点符号、人工符号和排列款式等）、语义等各个方面。在1918至1922年标点革新的讨论中，陈望道就连续发表八篇文章，指出标点符号对表达和理解的重要作用，说明标点符号的实际用法，所谓“明文句之组织”和“神文字之用”[11]在1921至1939年的白话文、大众语讨论中，陈望道发表20余篇文章，也讨论语言的工具性和修辞对语言的艺术利用。如《文言白话和美丑问题》就指出文言白话都是文艺的工具，文艺利用它们创造美的作品；《方言可取的一例》中指出文学作品可以“采用”方言，并举了“要末……要末……”。而在《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中又指出“大众的语言确实是值得学习的。尤其是文法。它有好些地方都已经变得比文言更整齐、更巧妙、更自然。”[12]从1920年到1973年发表的近60篇语法论文和1979年出版的《文法简论》中，特别是在文法革新的讨论中都提出了修辞利用语法的观点。如《回东华先生的公开信》中对傅东华“只要不是叫我们的语文去牵就文法”的赞赏就包含着“语文”利用文法、遵循文法、推动文法的意思。[13]而在这场讨论中他提出的“功能观”，说到底就是对语法与修辞关系的说明：“当语未参加组织，加入一定的配置的时候，它的功能是潜藏的，只有风过用例，知道底细的人知道的，这就是所谓记忆的事实；及既参加组织，就同别的语结成一定的关系，那关系是显现的。这显现的关系，我曾称它为表现关系。”[14]这是说，人们的说话写作就是对语言单位特定功能的利用和实现。
总之，陈氏认为，修辞就是对语言的形、音、义、能的利用，就是极尽语言的一切可能性。“我们讲究修辞，需要通晓汉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尤其需要通晓这种汉语言文字变迁发展的大势，正确地灵活地加以阐发和利用。”[5]38这就启示我们，修辞必须明白所操语言的所有职能，包括语音语形的规范性与趣味性，语词语义的恒定性与再生性，语法语链的稳构性与异变性等。而修辞学研究则更要明确修辞主体是否通过充分挖掘语言的各种潜能提高表达效果。可以说，这一认识极具真理性，它不但揭示了修辞与语言的互赖关系，而且也揭示了修辞与语言的互动关系。
2.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5]11
混凝土铺筑前3～4h内对桥顶面进行不间断的洒水处理，确保桥面饱和湿润，直至施工前0.5～1h停止洒水。混凝土摊铺之前必须保证桥面平整，本工程采用振动棒轻微振捣处理的人工方式确保桥面平整，对于中间的铺筑区域采用平板振捣器设备平行震荡，平板振捣器重叠压边的重叠宽度为1/2。振捣过程中应防止漏振或是在某个区域停留时间过长而出现混凝土拥包的现象。
这一命题是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与前一命题同时提出的。陈氏认为，修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所有的现象就是修辞现象，而“同这现象有关系的具体的事项自然极其复杂，……有政治立场、世界观的关系，有社会实践的经验的关系，有自然社会知识的关系，有见解识力的关系，有逻辑因明的关系，有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的关系，又有读听者的理解力、感受力的关系。”[5]7陈氏认为这复杂关系“实际不妨综合作两句话：（1）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2）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5]11这两个方面可说是修辞的两轮或双翼，“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可说是修辞的资料、凭藉；题旨和情境可说是修辞的标准、依据。”[5]8可以理解为，陈氏说的修辞就是根据非语言因素去利用语言因素，是题旨情境与语言文字有机统一、两面并重的智慧性行为。当然，二者相较，陈氏把题旨情境看得比语言文字更重要，因此他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5]11
“文法讲功能，文法组织中的功能变了，文法也变了；修辞讲题旨情境，题旨情境变了，修辞也得变。……总之，评论修辞好坏要同题旨情境结合起来，离开题旨情境是很难讲好坏的。”[15]
统观陈望道的修辞学研究，无论是对积极修辞的研究，还是对消极修辞（包括“零点”和“零点以下”的修辞）的研究，都非常注意题旨情境这个依据。如1962年11月在解答复旦大学语言教研室的问题时说：“有人讲积极修辞就只讲变态、破格。好像只有变态、破格才好，绝对的好。这是错误的。为了适应题旨情境而超常越格才好。不能为形式而形式。有的也有玩弄形式的，但文章的目的不在此。”[16]这是说，修辞无论如何“积极”，如何“破格”和“变态”，前提必须与题旨情境相一致。不然就是零度以下的消极修辞，如“美辞堆砌病”。对此，陈氏对一些惯常的病理修辞指出批评：“有些人不注意语言文字和题旨情境的关系，错觉以为有些字眼一定是美的，摘出抄起，备着做文的时候用。殊不知道语言文字的美丑是由题旨情境决定的，并非语言文字的本身有什么美丑在。语言文字的美丑全在用得切当不切当：用得切当便是美，用得不切当便是丑。”[5]19统观《修辞学发凡》，全书对修辞的论述，无不是以上面两大支柱为支撑的。
描写的方法是19世纪以来具有客观主义倾向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种直接呈现或曰照相式的研究方法，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客观反映事实。然而这种方法也有缺陷，就是它只能述事显像，不能探质穷理。于是人们在现象描写的同时往往借助阐释的方法，以做到现象与本质、事实与道理相兼容。这一点，陈望道做得比较到位。且不说《发凡》第一、二、三、十篇探索修辞本质特征和运行机制的文字主要是运用了阐释的方法，就是在以描写为主的其他八篇中，也往往对修辞现象进行深层的思考，或开拓、或延展，或解释，往往三言两语，就能点出某种修辞现象的本质的东西。如在描写了对偶和映衬辞格的对衬后，对有的修辞学著作混二者为一格进行了辨析，运用贯穿全书的内容形式相统一的理论说明：“对偶可说比较偏于形式一面，对衬比较着眼在内容一面，还是分作两种，较便说明。”[5]95再如在描写“夸张”辞格的时候，又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阐释：“我们主观的情意，每当感动深切时，往往以一当十，不能适合客观的事实”。“我们赏鉴抒描感动的小说诗歌等类文辞时，遇有此种辞格，就当原情逆意，还它本来面目，实事求是，不为言过其实的字句所拘泥。”[5]128接着引用孟子“以意逆志”说和沈括与黄朝英对杜甫“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的错误批评，从而说明夸张的“真意”。最后又引用汪中为《述学》中对夸张的论述，特别又加了一个“附记”：“历来讲夸张的常列有许多限制，其中最可取的有两条：
这一命题与命题1和命题2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与前两个命题有着较大的交集。大致说来，命题1说的“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中的“语言文字”便是形式，命题2中说的“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中的“题旨”便是内容。当然，严格说来，“修辞上所说的内容，就是文章和说话的内容。修辞上所说的形式，就是文章和说话的形式。”[5]39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哲学和修辞学中长期关注的问题。早在先秦时期，文与质、言与意就一直受到先贤们的重视，文质彬彬说、言随意遣说始终作为汉语修辞学的共识性话题。陈望道继承中国传统修辞学思想精髓，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修辞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哲学的思辨。认为内容与形式是一对矛盾的两个侧面，“修辞不能离开内容来讲形式，也不能离开形式来讲内容。离开了内容片面地讲如何运用语言文字，那是形式主义；忽视了形式片面地讲文章和说话的内容，那也是不恰当的。”[5]39这些表述现在看来似乎很常识，但放在20世纪30年代初，那是相当前卫的。不过，陈氏并不机械照搬辩证法，他不仅看到了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一面，更看到了二者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在讲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时，始终不离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如他把消极修辞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偏重内容一方面，应该讨论如何才得把自己的意思明通地表出来，这个部分所注重的是意思之明通的表出法。另外一个部分是偏重形式一方面，我们将要讨论如何才得把自己的思想平稳地传达给别人；这个部分所着眼的是语言文字之平稳的使用法。”[5]54于是建立了消极修辞所当遵守的四个标准：内容方面是明确和通顺，形式方面是平匀和稳密。同样，陈氏也把积极修辞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方面大体都是基于经验的融合。对于题旨、情境、遗产等等为综合的运用。就中尤以情境的适应为主要条项。所以颇有人以所谓联想做这方面的各样手法分类的根据。形式方面，大体是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的一切感性的因素的利用，简单说，就是语感的利用。”[5]70而在类型上，辞格大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综合利用，辞趣则比较侧重形式方面。由此可见，陈氏既强调修辞的理想境界：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也注意到不同时代、不同语体、不同修辞主体的内容或形式的有所侧重。这种从“理想”到“满意”的认知模式，更符合修辞的事实。
（二）两大分野
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并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无论是龙伯纯1905年出版的《文字发凡·修辞学》卷，云六1921年发表的《国语修辞法述概》，还是陈望道1924年发表的《修辞学在中国之使命》，都是吸收了日本岛村抱月对修辞的分类。不过，到了《修辞学发凡》，陈望道却从哲学、语体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高度来阐释修辞，并根据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把修辞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
两大分野的理论基础是语体学，这一点很少有学者指出来。在《修辞学发凡》中，陈望道根据内容与形式间的关系，首先分出“两种表达的法式”，“第一种是记述的；第二种是表现的。”“记述的表达以平实地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力避参上自己个人的色彩。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精细周密地记录事物的形态、性质、组织等等，使人一览便知道各个事物的概括的情状。其表达的法式是抽象的、概念的、理知的。”“这类的文章或说话，同科学的关系最密切；其形式也受逻辑、文法之类的约束最严紧。”[5]43而“表现的表达是以生动地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虽然也以客观的经验做根据，却不采取抽象化、概念化的法式表达，而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法式表达。其表达是具体的、体验的、情感的。”“这类的写说同社会意识的关系最密切；受社会意识的浸润也最深。”[5]44这个认识显然是属于语体分类学的，这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所说的“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六朝的文笔之分是极为一致的。陈氏认为，在这两种极端的语体中间，还有很多其他语体，他称之为“三境界”：（甲）记述的境界，（乙）表现的境界，（丙）糅合的境界。我们可以称之为记述体、表现体和糅合体。正因为修辞表达有记述和表现之分，那么，修辞的手法也就有消极和积极之别，二者具有对应关系。“第一，注意在消极方面，使当时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歧解。这种修辞大体是抽象的、概念的。其适用的范围当然占了（甲）一境界抽象的概念的语辞的全部，但同时也做着其余两个境界的底子。其适用是广涉语辞的全部，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修辞法。假如普遍使用的，便可以称为基本的，那它便是一种基本的修辞法。第二，注意在积极的方面，要它有力，要它动人。同一切艺术的手法相仿，不止用心在概念明白地表出。大体是具体的、体验的。这类手法颇不宜用在（甲）一境界的语辞，因为容易妨害了概念的明白表出，故（甲）一境界用这种手法可说是变例。……此处，（丙）一境界的语辞，如一切的杂文，寻常的闲谈等，却又用不用都无妨。”[5]45-46对此，《发凡》用两节“两大分野之概观”加以论述，此不赘引。
修辞的两大分野是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理论的具体应用，同时也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具体应用。近年，有学者引用法国文学理论家巴尔特1953年出版的《写作的零度》、让·柯亨1966年出版的《诗歌语言结构》和比利时列日学派1974年出版的《一般修辞学》中的两个概念：零度和偏离。其实，早在1932年，陈望道就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了零度概念：“语言文字的固有意义，原是概念的、抽象的，倘若只要传达概念的抽象的意义，此外全任情境来补衬，那大抵只要平实地运用它就是，偶然有概念上不大明白分明的，也只要消极地加以限定或说明，便可以奏效。故那努力，完全是消极的。只是零度对于零度以下的努力。而要使人感受，却必须积极地利用中介上一切所有的感性因素，如语言的声音，语言的形体等等。同时又使语言的意义，带有体验性具体性。每个说及的事物，都像写说者经历过似的，带有写说者的体验性，而能在看读者的心里唤起了一定具体的影象。”[5]70而到了1964年，陈氏把“零度”改为“零点”，而“零点以下”和“零点以上”就是现在所谓的“负偏离”和“正偏离”。虽然陈氏没有对零点以下和零点以上这一区间的偏离度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运算，但在当时能够注意到修辞“连续统”的性质，已是相当的难能可贵！
在对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的具体描写上，陈氏以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为依据，以丰富的古今修辞现象为基础，把消极修辞分为内容方面的“意义明确”和“伦次通顺”，形式方面的“词句平匀”和“安排稳密”；把积极修辞分为内容形式综合利用的“辞格”和较为侧重形式的“辞趣”，这对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三）一个体系
1962年1月4日，陈望道在华东师范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中指出：“如何建立体系。我认为不要为体系而体系，空洞地从体系出发来建立体系，应该碰到什么问题就进行调查研究，研究问题的时候，尽可能用全局观点。材料调查全了，这些材料用全局的观点研究过了，综合起来自然成为体系。这就是说，从实际出发，切切实实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自然会构成体系。”[17]综观陈望道的修辞学研究，这一段话恰恰是它修辞学体系建构的夫子自道。也就是说，陈望道的修辞学体系，正是结合修辞实际，提出修辞问题，注意整体联系，进行系统研究。
修辞学的根本问题自然是关于修辞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即修辞观。在陈望道几十年的研究中，关于修辞的具体表述很多，如“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修辞学是语文的综合利（运）用”、“修辞是利用每一国语文的各种材料、各种手段来表现我们所说的意思。”、“修辞是语言文字的运用”等等，这些表述其实大都是同义的，其核心语义就是“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
首先是修辞之“辞”，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的认识正好相反，前者认为是口头语辞，后者认为是书面文辞。《发凡》出版前，仍有不少学者认为修辞之“辞”当为文辞，直到今天，认辞章之学即为修辞之学的学者也仍然持文辞的观点。陈氏合中西之识，从“辞”之源流与同构关系上加以阐释，认为“就修辞现象而论修辞现象，必当坦白承认所谓辞实际是包括所有的语辞，而非单指写在纸头上的文辞。何况文辞现在也已回归本流，以口头语辞为达意传情的工具。”[5]2这一认识不但在“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的当时有积极意义，而且在文体细分的今天也仍然有指导意义。其次是修辞之“修”，因为以往的认识与文辞、文章相关，所以自然把“修”理解为“修饰”。陈望道认为，既然修辞的目的是达意传情，那修辞的目的就“既不一定是修饰，更一定不是离了意和情的修饰。以修饰为修辞，原因是既专着眼在文辞，因为文辞较有修饰的余裕；又专着眼在华巧的文辞，因为华巧的文辞较有修饰的必要。而实际，无论作文或说话，又无论华巧或质拙，总以‘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为极致。在‘言随意遣'的时候，有的就是运用语辞，使同所欲传达的情意充分切当一件事，与其说是语辞的修饰，毋宁说是语辞的调整或适用。”[5]3变“修饰”为“调整”，不仅扩大了修辞的范围，而且也更贴近修辞的本质属性。那么，对“修辞”作整体的认识是什么呢？陈氏认为是“一种努力”。由此可知，陈氏认为修辞是一种行为，无论是“调整语辞”，还是“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都是动态的言语行为。直到1961年3月18日在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的讲话中，陈氏仍然坚持这一认识：“我们研究修辞也要抓住变化的东西。要注意两方面的变化，一是题旨情境，一是语言文字。这两个东西变，修辞也要变。我们可以根据题旨情境来随机应变，来应付种种复杂的现象。也就是说，要根据题旨情境来运用语言文字的各种可能性。”[18]综合上面分析，我们可以把陈望道对修辞本质的认识整合成典型的定义形式，那就是：“修辞是根据题旨情境来利用语言文字各种可能性的言语行为。”而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则包含了三大支柱命题：适应题旨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各种可能性、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全书的描写和阐释都是根据这一认识对汉语修辞现象进行整体考察。如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这两类修辞现象就是通过对古今修辞实践的调查和分析，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归纳出来的汉语言文字的各种可能性。如果把陈氏所讲的修辞三境界和文体也看作语境因素，然后对陈氏的修辞定义进行转换，就会得到如下的定义：
原始定义：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
根据《修辞学发凡》可知，定义中的“语辞”其实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即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调整”就是根据题旨情境和语体进行配置；“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是修辞目的，无须置换；“一种努力”本质上就是指言语行为。于是，通过置换，我们可以生成下面的新定义：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就是基于移动通信行业的主要特点，然后从采购流程的制定、评标专家的抽取、评标室的配套设施等方面详细进行了评审标准化工作的分析探究，希望能够对移动通信行业有所帮助。此外，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还可以依据不同地区的运营商特点来进行细化，这样实际操作性将会更加的强。
2006年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公布，国酒茅台酿制技艺名列其中，成为酱香型白酒工艺的唯一代表。第八届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SIAL China 2007）在上海举行，这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展会之一。
生成定义：修辞是根据题旨情境语体来利用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言语行为。
用陈氏自己对体系的认识分析：这一体系整体上是对“什么是修辞”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与解决，而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又是运用全局观念，把修辞既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又作为一个各种关系的整体。作为过程，故讲“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作为整体，故既讲题旨情境语体对修辞的影响，又讲语言本身各种可能性的对修辞的作用。当然，这一切又都是从汉语修辞实际出发，最后构成一个非常严密的体系。
传统财务会计是很难快速高效的从非结构数据中过滤出有价值的信息并且对其进行具体分析的。这就直接影响了会计的数据提供，使其无法通过数据帮助企业的对未来发展进行规划。
三、研究方法
为什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具有不同的“可公度性”？主要是因为其所研内容的不同。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而自然现象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周期规律性，所以可以用静态的、确定的、量化的甚至公理性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因为有人的因素在，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所以使用这些方法就少得多；而人文科学主要研究抽象或个体的人的精神层面，具有不可重复性，所以所借助的方法就不能机械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人文科学的修辞学尤其如此。
（一）与目的有关
同样是研究修辞，目的不同，就应该选择不同的方法。如要了解修辞的现象，那就用描写的方法；如要把握修辞的本质，那就需用阐释的方法；如要说明某种修辞现象的特点，那就得用比较的方法；如要了解某种修辞现象的使用情况，可能就得运用统计的方法等。
（二）与研究内容有关
我们在《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曾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之所以被称为‘现代修辞学的第一座里程碑'，不仅是因为它提出了修辞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它采用了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19]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言语行为，这种行为因其具有社会性，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所以有其确定性；又因为这种行为具有个体性，有无定的随机波动，所以有其不确定性，所以，要谐调这两个方面，必须采用综合的方法，既要科学化，也要玄学化。一般而言，方法与以下几个方面有紧密关系：
1.2.4 康复训练 患者的病情稳定后,可以开展康复锻炼,让患者的神经系统功能得到提升,为患者进行指导,出院后要继续的加强锻炼,让患者的恢复效果获得提升[3]。
（三）和本体认识有关
如果从哲学角度说是指世界观，如果从某一层面说是指对所研问题的本质认识，如语言观，修辞观、文学观、历史观、政治观等。也就是说，方法与思想必须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认为，修辞学方法与修辞观是紧密相联的，不同的修辞观决定或曰主导着方法的选择，比如，如果认为修辞具有语言性，那么就需要逻辑与实证；如果认为语言具有行为性，那么就需要定性考察与价值认定；如果认为修辞具有智慧性，那么就需要认知分析和交叉研究。
2.逻辑推演与价值认定互证的方法
（3）有犬死奔马之下。
修辞学自然是研究修辞现象的科学，而要研究修辞现象，就必须精密考察一个个具体的修辞现象，对其构成方式、存在形态、语体分布、功能类型、邻近关系等进行说明和辨析。用陈望道的话说就是：“修辞学的任务是告诉我们修辞现象的条理，修辞观念的系统。它担负实地观察、分析、综合、类别、记述，说明（一）各体语言文字中修辞诸现象（二）关涉修辞的诸论著的责任，从（一）的原料和（二）的副料中归纳出一些条理一个系统来，做我们练习观察的基础，或直接做我们自由运用的资助。它不是立法者。”[5]15陈氏说的“观察、分析、综合、类别、记述”，大都属于现象描写的方法，《修辞学发凡》对消极修辞、积极修辞和语体风格的研究，主要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如在说明消极修辞的“安排稳密”时，就“观（考）察”了曹雪芹《红楼梦》、石玉昆《三侠五义》、司马迁《史记》、欧阳修《真州东园记》、王羲之《兰亭集序》、班固《汉书》等十多个修辞用例，通过“分析”比较每一个个别现象的差异，最后“综合”出消极修辞这一“类别”的理想境界是稳密”的相同。求其异就是西方现象学所谓的“面向事物本身”的自显、自证，求其同就是选取共有的最具本质意义的属性，最后作出客观的“记述”，形成“一些条理一个系统”。积极修辞更是如此，每一个辞格和辞趣的描写都是建立在对多个个别用例的考察上，最后求同存异，最后建立具有范畴化特征的辞格或辞趣类型。风格描写也是如此，此不赘言。
3.“修辞要讲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5]40
由于许多钨钼矿床主要是褶皱区发育的中晚期生成的，因此矿床成矿前的区域性断裂对成矿的控制作用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中对脉状矿床的控制尤为直接而突出。
（一）主观方面须出于情意之自然的流露；如《古文苑》里名为宋玉作的《大言赋》、《小言赋》，完全出于造作，可说毫无意义。
（二）客观方面须不致误为事实，如‘白发三千丈'，决不致误认为事实，倘不说‘三千丈'而说‘三尺'，那便容易使人误认为事实。如果被认为事实，那便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只是事实上的浮夸。”[5]132如此阐释性文字，在《发凡》的每一篇中都有，这对修辞现象的描写起到选材指导和理论支撑的作用。
那么，陈望道的修辞学研究运用了什么方法呢？宗廷虎在《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中指出近百年来修辞学的八种方法，其中有四种是陈望道的研究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既是观点，也是方法”、“古今中外法”和“从‘以语言为本位'到‘科学主义'研究法”。而陈氏自己提供的答案是：“应该怎样研究文法、修辞呢？我认为这个答案应该包括四件东西：一、搜集事实，二、探索规律，三、运用形式逻辑，四、运用辩证逻辑。”[20]我们认为陈望道的修辞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所谓逻辑方法，就是根据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对研究对象进行推演和证明。这一方法在《修辞学发凡》中运用得相当纯熟，可以说该著作就是一个严密的推理系统。根据人类交际的普遍原理，该书设定了一个公理性前提：“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这个公理性前提又细分为三个判断（或曰命题）：
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发挥的十分显著。在之前的发展中对于很多卖不掉的东西采取的策略是用政策方式刺激它，比如家电卖不出去，就有家电补贴政策，但是这种刺激消费的政策，会导致某个产业产能过剩，不适合长时间发展[3]。
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
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
修辞要讲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这三个判断是从不同角度阐释公理性前提的，判断一是从语言之外的工夫界定修辞的，判断二是从语言本身的要求界定修辞的，判断三是整合前两个判断来界定修辞的，全书所有的知识都是在这个前提下推演出来的。如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就是修辞所利用的语言文字的音、形、义的一切可能性。“所谓积极手法，约略含有两种因素：（1）内容是富有体验性、具体性的；（2）形式是在利用字义之外，还利用字音、字形的。”“这种形式方面的字义、字音、字形的利用，同那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把语辞运用的可能性发扬张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5]4有了这样的前提，后面的积极修辞手法则都由演绎推理而来。如“材料上的辞格”9个、“意境上的辞格”10个主要是语义的利用，“词语上的辞格”11个、“章句上的辞格”8个主要是语音和语形的利用。又因为“积极修辞的辞面子和辞里子之间，又常常有相当的离异，不像消极手法那样密合。我们遇到积极修辞现象的时候，往往只能从情境上去领略它，用情感去感受它，又须从本意或上下文的连贯关系上去推究它，不能单看辞头，照辞直解。”[5]9所以，陈氏由此延伸出比喻、借代、映衬、双关、拈连、移就、比拟、讽喻、夸张、倒反、婉转、避讳、析字、藏词、飞白、镶嵌、警策、折绕、转类等辞格的跨域性特征，并推导出理解时的“领略”、“感受”和“推究”策略。自然在理解时就不能照辞直解，遇到夸张辞格“就当原情逆意，还它本来面目，实事求是，不为言过其实的字句所拘泥。”遇到倒反格时要明白“反语是倒反辞的根干”[5]135，遇到“避讳”辞格，须知道“用旁的话来回避掩盖或者装饰美化”，遇到“析字”辞格，当懂得借汉字形、音、义“代替或即推衍”的借形、谐音和衍义。如此等等，不多例说。同样，文体上的类别也是由这一前提衍化来的，如文体中民族的、时代的、对象或方式上的、目的任务上的、写说个人的分类是情境的衍化，语言成色特征上的、语言的排列声律上的和表现上的分类是语言可能性的衍化。如表现上（“体性”）的分类：由内容和形式的比例分出的简约和繁丰、由气象的刚强和柔和分出的刚健和柔婉、由辞藻的多少分出的平淡和绚烂、由检点工夫的多少分出的谨严和疏放等，就是这一前提的细化、具体化或曰推理化。统观全书，如果以公理性前提起点，以修辞手法和文体为终点，可以看作一个常系统；而如果逆向解读，又正好是一个归纳系统。总之《修辞学发凡》是一个由逻辑方法构建的科学体系。
然而，陈望道对修辞的个体行为的属性有较为深刻的认为，所以在重视逻辑方法的同时，他还重视非逻辑的经验的方法，即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修养去判定某种修辞现象的优劣。有人认为，这种方法随意性、主观性比较强，如甲说某修辞手法效果极好，而乙却说不很好，丙则说很不好。于是得出结论：既然这种方法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就不科学、不好。如宋祁《玉楼春》中的那句“红杏枝头春意闹”，有人说它“着一闹字境界全出”，也有人说它纯粹是“胡闹”。此类官司非常之多。但是考察古今中外的修辞学研究，没有哪个修辞学家离得了它。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方法是所有修辞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对一些特殊修辞现象争议颇多，但由于人们共同的生理结构和社会属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是相同或接近的，所以，它们的主观感受也大部分相同，所谓“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正是有了这大多数人的认同，才可确定哪些修辞手法具有好的表达效果。对此，陈望道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利用已经是纷歧复杂，变化多端。对于题旨和情境的适应更是形形色色。”[5]252“对于修辞怎样适应题旨情境进行分析是可以的，但没有规律可循”[21]所以，其《修辞学发凡》在逻辑推演的同时自然也运用了不少极具个人体验的价值认定的方法，如在讲消极修辞的“意义明确是”时，举了沈括《梦溪笔谈》等书文中记载的一个关于奔马踩死一犬的六种不同表述：
对于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来说，居住区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地方，是人们基本生存生理需要的地方。在住宅小区园林景观设计的过程中，主要是生态绿化、生活品质等方面的综合应用，除此之外，在推动住宅小区生态景观设计的基础上，如何创造符合各个年龄段居民需求的运动、活动空间，提高居住环境的舒适度与幸福感都是需要景观设计过程中关注的问题。通过规划设计来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舒适度，并在和谐的环境中相互交流，增强邻里之间的沟通。
（1）适有奔马践死一犬。
（2）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
1.现象描写与规律阐释互补的方法
（4）有奔马毙犬于道。
（5）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
（6）逸马杀犬于道。
对此，古代文人多从工拙角度一应评价，陈望道认为不得要领：“依我看来，这都由于意思有轻重，文辞有宾主之分，所以各人的意见不能齐一；而前人却都沿了存中的观点，以为是什么工拙之别，纷纷在抽象地发挥所谓工拙论，所以终于不得要领。——总而言之，有宾主可分时，宾主是须分清的，但分清宾主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由写说者随着意思的轻重，而使言辞有宾主之分，并非像死犬句法论者模样，凭空抽象地讨论所能判定工拙优劣的。”[5]59-60而在讲积极修辞时也是如此，如讲比喻辞格举了五个明喻的例子后分析：“这类的譬喻，往往用较熟悉较具体的事物作比，使人对于正文格外看得真切。”“又往往就用眼前的事物作比，使眼前的两件事物格外密切。”[5]74如此主观认定，在有关文体的描述中也屡屡用到，虽多个人领悟，但也多是通识，故也能“证明”其观点。
3.辩证分析与系统建构互释的方法
辩证方法是一种对本体的宏观把握，这是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最突出的方法。我们认为，陈望道辩证的修辞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立统一地看待修辞现象，全面地、动态地解决修辞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对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积极与消极、共时与历时四个方面的宏观把握上。
修辞学自然是研究修辞的规律，然而修辞规律不过是修辞现象的范畴化、本质化和抽象化，要把握这个规律，惟一的途径就是考察具体的修辞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个案找规律。因此，陈望道一个最基础的方法就是前面提到的现象描写，最后从诸多现象中归纳、抽象出共同的、本质的东西。然后，再根据这些规律去指导修辞实践，并在实践中验证、完善这些规律。这一方法从《修辞学发凡》的整体布局上也可看出：先理论建构后现象印证，同时，揭示修辞本质时寻求修辞现象的支持，描写修辞现象时注重修辞规律的制约，从而达到了现象与本质的高度统一。
修辞内容与修辞形式的矛盾统一也始终贯穿修辞学研究的全过程，考察修辞现象（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入手的，考察文体风格，是从内容和形式切入的，考察修辞过程，自然也是从追求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的角度着墨的，甚至提出“修辞研究要把内容决定形式作为研究的纲领”。
《修辞学发凡》不仅借用了日本岛村抱月“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个概念，而且把这两大分野上升到考察修辞现象的方法论的高度。这种现象二分、对待考察、互相参照的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哲学意味。
《修辞学发凡》不仅研究共时的修辞现象，而且也追踪历时的修辞演进。这一点不仅表现在语料选择的古今并重，言文兼顾，而且在描写的同时，也较为注重修辞的历史。如在论“形式和内容”的时候，在阐释了内容和形式的特征以后，接着又对内容形式结合程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纵向的叙述，这就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就全篇而言，不仅有前面十一篇的理论与现象的阐说，而且也有第十二篇关于中国修辞发展史的简述，构成了一个纵横交织的座标系统。
2.4.1 HPLC指纹图谱的生成 分别取10批药材样品粉末0.2 g，按“2.2.2”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12版）》对10批药材样品的HPLC图谱进行分析，得HPLC指纹图谱，详见图1、图2。
二是动态地、变化地、联系地认识修辞规律。无论是阐述修辞使用的三境界，还是修辞形成的三阶段；无论是论述修辞同题旨情境的关系，还是阐发修辞利用语言文字的可能性；无论是说明内容和形式一对矛盾，还是描写消极与积极两大分野。都是动态地考察修辞现象，联系地把握各种关系。特别是专辟第十篇“修辞现象的变化统一”，对修辞的“格局无定”、“修辞现象也不是一定不易”、“修辞现象常有上落”、“修辞现象也常有生灭”、题旨情境的“适应更是形形色色”、修辞的“变化的统一”等作了深刻地论述，这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极具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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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望道.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同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谈话[C]//陈望道修辞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294.
[9]陈望道.谈谈修辞学的研究[C]//.陈望道修辞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243.
[10]陈望道.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C]//陈望道修辞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252.
[11]陈望道.标点之革新[C]//陈望道文集(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5.
[12]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C]//陈望道文集(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74.
[13]陈望道.回东华先生的公开信[C]//陈望道文集(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389.
[14]陈望道.文法的研究[C]//陈望道文集(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470.
[15]陈望道.关于修辞学对象等问题答问[C]//陈望道修辞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281-282.
[16]陈望道.解答有关修辞的几个问题[C]//陈望道修辞论集.上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274.
[17]陈望道.修辞学中的几个问题[C]//陈望道修辞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265.
[18]陈望道.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在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的讲话[C]//陈望道修辞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292.
[19]宗廷虎.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下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64.
[20]陈望道.陈望道修辞论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240.
[21]陈望道.关于修辞学对象的几个问题答问[C]//陈望道修辞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279.
The Contribution of Chen Wangdao to Rhetoric Methodology
GAO Wan-yun
(Cultural Transmission College,Shandong University,Weihai,Shangdong264209,China)
Abstract: Chen Wangdao is the pathfinder of Chinese modern rhetoric,he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rhetoric theory and method.Firstly,he has recognized the polygonality of rhetoric in subject inter-sexuality,making Chinese rhetoric with methodology consciousness at the first time.Secondly,he has established three great propositions basing on what rhetoric can use is all the possibility of language,rhetoric takes the first meaning suitable for theme situation and rhetoric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unification of content and form,with a rhetoric system basing on two mainstays in two branches of passive rhetoric and active rhetoric.Thirdly,he has use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applying affinity in research purpose,research content and rhetoric idea.Until now,these three aspects still have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guidance and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Chen Wangdao;Rhetoric;Methodology;Contribution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239（2019）01-0008-12
收稿日期： 2018-11-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修辞学方法论研究”，项目编号：12BYY102。
作者简介： 高万云（1957- ），男，河北康保人，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语法修辞。
（责编：叶 莉 责校：明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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