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智库研究图书出版状况：综述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状况论文,国内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方面，除了传统的国家间外交事务之外，国家和国际关系格局越来越受到非外交因素的影响，而这中间，智库(Think Tank，也译为思想库)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事务领域的大幅扩张，各国政府在应对方面显得捉襟见肘，因此，也需要各方面、各层次的智库提供相关建议与方法支持。目前，中国已有各类智库(广义上的)约2000个，社会影响也日益增强，并在思想、问题、责任、战略、人才、网络、特色等七个方面形成了特色。(俞可平：《“智库”的影响力从何而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0年第2期)正如詹姆斯·麦肯(James McGann)所说的，智库在各国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必须做出有影响力的调研，寻找新的途径向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制定能够影响政策议程的公关战略。智库不能退化成象牙塔，也不能被用作挡箭牌，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商业利润比拼不同，智库的竞争在于他们如何通过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表达观点，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詹姆斯·麦肯：《全球智库调查报告》(The Think Tank Index)，[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2009年第1期)
以美国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为例，这个被归为学术类的美国智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应对诸多重大难题的决策咨询与支撑机构。据统计，布鲁金斯学会在国际发展、医疗政策、安全和国际事务、社会政策方面的研究都具有世界顶尖地位。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全球智库代表的布鲁金斯学会除了着力于对研究领域与研究人选的认真遴选之外，还非常重视相关期刊与出版物的出版及后续推广。目前，布鲁金斯学会每年定期出版有《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物》，每年出版约50种新书，就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公共政策等问题提供建议。此外，布鲁金斯学会还有《布鲁金斯评论》(季刊)等相关出版物。这些举措，有力地扩大了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并在很多议题上首先掌握了话语权。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由于我们主要着力于国家建设，参与国际事务的实力和意愿都比较薄弱，因此，对于国外智库的研究还处于开创和摸索的阶段，市面上也少见有公开出版的智库研究图书作品，更多的是以各国年鉴等形式出现的描述性和统计性介绍。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了解和参与国际事务的兴趣和能力逐渐增强，中国国内关于国外智库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出版了一批关于智库的研究著作。最早出现的是介绍欧美智库的书籍，如吴天佑、傅曦主编的《美国重要思想库》(时事出版社，1982年)，该书作为国内第一本介绍美国智库的作品，简要介绍了美国60个主要的智库机构，但对于美国智库的发展演进以及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等问题未作相关论述。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其他智库研究作品还有：《现代智囊团》(夏禹龙编著，知识出版社，1984年)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入，开始出现了原创性的智库研究作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李忠尚主编的《新智囊论》(人民出版社，1990年)，该书专门探析了现代国家决策体制与相关咨询机构的关系问题，对于后来的智库研究有所启发。此外，这一时期对国外智库的介绍与分析也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朱峰、王丹若编著《领导者的外脑：当代西方思想库》(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一书，所介绍的范围跃出了美国一隅，而放眼更广阔的西方世界，这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介绍当代西方智库的书籍。此外，还有《现代思想库与科学决策》(李光编著，科学出版社，1991年)、《决策文化论》(鲍宗豪著，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兰德决策》(乔迪编著，天地出版社，1998年)等等。
进入21世纪，国内出版界继续关注智库研究成果，一批专业的智库研究作品问世。200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领袖的外脑——世界著名思想库》(北京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编)一书，对世界主要国家智库的运作机制等问题作了综合介绍，并专门分析了美国的几个官方与非官方智库机构，颇具价值。此外，还出版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主编的《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年。该书是国内第一本全面介绍美国智库与美国对华决策关系的专著)；冯仲平、孙春玲主编的《欧洲思想库及其对华研究》(时事出版社，2004年。本书对英、法、德、意以及欧盟的30多个智库机构作了全面的阐释)，这些书籍的出版，进一步推进了国内的智库相关研究。
最近几年来，从总体情况来看，国内智库研究与出版呈现京沪两地并行发展、彼此促进的局面。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智库研究中心”，确定了前期侧重研究国内外智库的思路，并确定了“国际著名智库研究”、“智库竞争力研究”和“西方学者论智库”三个专门方向，并在2010年分别出版了《国际著名智库研究》(李秩海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中国智库竞争力建设方略》(李安方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和《西方学者论智库》(金芳等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智库三书”。这三本书彼此呼应、相互补充，初步奠定了中国智库整体性研究的经验基础。《国际著名智库研究》一书在全球范围内按地域选取较有实力的36家著名智库，对这些智库的发展历程、运作方式以及影响力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与分析；《中国智库竞争力建设方略》一书主要着力于中国自身智库建设的经验与实践，以智库竞争力为核心概念，强调以增强决策、学术、外部影响力为指向，提出了关于提升中国智库竞争力的相应对策；《西方学者论智库》一书则更多地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于智库及其作用的一些看法，鉴于现代智库发源于西方国家，因此，这些相关论述也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智库建设既有成就与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而在北京，由于本地就聚集了众多高层次的智库机构，因此诸多的智库研究成果往往被包含在综合出版物当中，而没有以专门出版物的形式出版，但即便如此，位于北京的出版机构还是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智库研究作品，如《世界各国智库研究》(李建军、崔树义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中国智库发展报告》(东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编，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1年)、《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等。一些关于智库研究的连续出版物也开始出现，如红旗出版社从2011年开始出版连续出版物《国家智库》，就笔者所见，目前已出到第二辑。此外，还出现了对国际智库机构的分类别与分地区研究，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编写了《全球拉美研究智库概览(上下册)》(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国内未来智库研究的出版方向将更为专门化和广泛化。
此外，国内学者的智库研究原创成果也得到重点出版与推广，在这中间，值得关注的有张春的《美国思想库与一个中国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关于美国智库研究的原创作品)、冯绍雷主编的《智库——国外高校国际研究院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王莉丽的《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年)；西苑出版社推出了“环球智库文丛”，目前已出版的有：苟君厉的《中国视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2011年)、穆占劳的《美国思想库与美中关系研究》(2011年)、孙向军的《转型社会中的政治人——当代中国政治道德建设研究》(2011年)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智库研究丛书”的形式一举推出了三部关于智库研究的专著：冯叔君等编著的《智库谋略——重大事件与智库贡献》(2012年)、李凌等著的《智库产业——演化机理与发展趋势》(2012年)、王健主编的《智库转型——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2012年)，上面的这些作品，都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对智库问题作了较为细致深入的分析。此外，仅以美国智库的相关研究为例，据陈广猛的统计，目前国内以对美国智库研究为主题的硕博士论文已有10多篇(陈广猛：《中国对美国思想库的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1期)，在可预见的将来，以这些论文为基础，可能会进一步激发原创性智库研究作品的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60至80年代，对智库的国外研究成果的引介较为薄弱，出版的译著较少，并且往往编译相混，少数的几部如《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伦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影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美]劳伦斯·肖普、威廉·明特著，怡立译：《帝国智囊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外交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进入90年代，随着国内对外交流的推进，原来对于智库的外国研究成果引介方面的短板已经大为弥补，国外学者所撰写的关于智库地位及其发展特色的相关著作也逐渐被国内学界和出版界所重视，出现了一批这方面的译著，如[美]杰里尔·罗塞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美]伦纳德·西尔克、马克·西尔克：《美国的权势集团》(商务印书馆，1994年)等。近些年来，上文提及的出版有“智库三书”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就出版了美国学者里奇(Andrew Rich)的《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Think Tanks，Public Policy，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潘羽辉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唐纳德·E·埃布尔森(Donald E.Abelson)的《智库能发生作用吗？》(Do Think Tanks Matter?)(扈喜林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等等，这些中译本的问世，也表明了国外关于智库方面的创新研究已经受到国内的关注。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对于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詹姆士·艾伦·史密斯(James Allen Smith)的《理念经纪人：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The 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1991)、埃布尔森的另一部作品《美国思想库及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American Think Tanks and Their Role in US Foreign Policy，1993)、英美学者丹尼·斯通(Diane Stone)、安德鲁·邓汉姆(Andrew Denham)与马克·加内特(Mark Garnett)合编的《世界各国思想库的比较研究》(Think Tanks across Nations：A Comparative Approach，1998)等，国内学术界和出版界应当予以更多的关注，必要时可以择优引进出版。
目前，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迈向世界，并在此基础上维护和巩固本国的核心利益。对周边国家情况的把握更成为当务之急，目前我们在与周边国家(如日本、菲律宾、越南等)的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此，除了我们自身找到有效的应对之策之外，还有必要对这些国家内部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机制和过程等问题作相应的研究，而作为先导，可以对这些国家的相关智库进行必要的分析与梳理。从国内学界和出版界的情况来看，目前在智库图书出版方面基本上仍然以欧美地区(尤其是美国)的智库为主，所谓的智库经验与范式基本上也是以欧美为范本，对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韩国、东盟各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智库设置与运作机制等的介绍与研究尚显薄弱，以《国家著名智库研究》一书所选取的中国周边国家智库来看，除了提到了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NIRA)、韩国产业研究院(The Korea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Trade，KIET)、吉尔吉斯斯坦公共政策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 Общeствeнной Иолитики，ИОП)、印度尼西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Indonesia，CSIS)、马来西亚经济研究院(The Malays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MIER)等智库机构之外，对越南、菲律宾、泰国、缅甸以及南亚、西亚诸国智库的详细状况还缺少必要的研究，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政策机制的了解与把握，不利于形成我国在周边问题处理方面的有效对策，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周边国家智库状况的研究，并出版相应的周边国家智库研究丛书，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外交关系与国际事务研究与对策水平。
但在另一方面，笔者还注意到，虽然智库研究对于对外政策制定非常重要，但是，从美国智库的研究领域来看，它实际上还将相当大的力量放到国内问题的研究之上，诸如经济政策、环境政策、教育及族群政策、国内安全保障政策等等。因此，可以说，内部与外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彼此关联的，我们在“眼光向外”的同时，也应该更多地“眼光向内”，在一些重要的国内问题上集思广益，争取达成政策共识。因此，在出版方面，国内智库研究图书也应该在对外政策与内部问题方面有所平衡，应鼓励对国内问题(如环境政策、教育政策、移民政策、边疆治理政策等)的智库研究成果的发布，以便政府在相关决策方面有所咨询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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