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念#183;自由主义#183;民族主义——孙中山新闻思想再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民族主义论文,理念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11)07-0095-07
孙中山新闻思想的研究是孙中山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现状却是取得某些突破、有待深入的“老课题”。①大陆目前尚未有专著问世；台湾地区仅在1977年出版了一部专著：《国父革命宣传志略》。相关学术性论文约有30多篇，另外在孙中山传记、辛亥革命史、国民党史及中国新闻通史、新闻思想史等著述中有一定篇幅论述之。总的来说，孙中山新闻思想的研究是微观的史料收集整理与挖掘重于宏观的历史思辨，研究方法与视野较为单一，研究尚未摆脱革命史观。即研究注重“再现”孙的新闻(报刊)宣传活动，评价注意维护伟人形象。对于孙的新闻思想的缺陷，及其与其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孙在资产阶级革命报人中的地位，孙的新闻思想对国民党新闻执政理念的影响等问题要么语焉不详，要么论述不深。
孙中山的新闻思想虽不如梁启超的新闻思想那样全面、深刻，但由于孙的政治身份与历史地位，其新闻思想对中国近现代新闻实践的影响估计要远超过梁启超。其新闻思想不仅主导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影响了国民党的新闻宣传实践，而且其要改造国民“一盘散沙”的新闻旨趣亦是民国所有大众传媒新闻实践的重要宗旨。思想层面上，孙的新闻思想是其政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新闻思想的中枢，国民党新闻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不仅如此，其新闻思想对民国民营报人的新闻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对于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新闻思想的研究，其成果与其历史地位却不大相符。故值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本文从孙中山政治身份的角度而非传统的新闻学视角，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对孙中山新闻思想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作重点解读，以抛砖引玉。
文献综述与研究路径
近90年的孙中山思想的研究，以1949年、1978年为分界线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前，在“总理崇拜”阴影下，孙中山关于宣传、新闻、舆论的言论被国民党人奉为“权威”，国民党新闻官员、党报党刊及广播电台负责人在演讲、新闻文章中多引用或诠释孙中山的新闻话语，作为其理论或事实方面的论据。1949-1978年间，大陆尊奉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但对孙的新闻思想的研究却多以史料收集为主。台湾地区奉三民主义为新闻学的哲学根基，研究成果颇多，并出现了首部专著：汤承业的《国父革命宣传志略》(1977年，“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但评价未走出“总理崇拜”的阴影。《国父革命宣传志略》从宣传的思想、方式、策略、手段、形态等方面系统的归纳了孙的宣传思想，其史料细致全面，溢美之词处处可见。1978年后，台湾方面受“去大陆化”等因素的影响，其研究陷入长期停滞不前的静止状态，至今仍未改观。大陆方面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其研究则慢慢步入正轨，目前已产生30余篇相关论文。谷长岭的硕士论文《孙中山的报刊活动及其办报思想》(1978年，人民大学)是“文革”后系统研究孙中山新闻思想的最早力作。80年代，放翁(1984)、②薛恒淦(1986)、③铁铮(1988)、④胡太春(1987)等对孙的报刊活动与思想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其中，胡太春在其专著《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中对孙的办报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90年代的研究略显平缓，其中闾小波的贡献最大，他对孙中山舆论活动和舆论意识的开掘最深，其论文《论辛亥前孙中山的舆论活动》(1996)、⑤《论孙中山的舆论意识》(1997)，⑥在史料挖掘和历史评价方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21世纪后，研究群体有所扩大，新闻院校的硕博研究生加入了研究阵营，致使专业论文数量有所增加(从2001年至今，已产生20余篇论文)，但研究成果不是以史料和观点取胜，而是以研究视角取胜。如孙中山的出版思想、宣传思想、传播思想，孙中山与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比较，孙中山新闻思想的形成的原因等问题均有专文论述。⑦其中，王杰、张金超(2005)对孙中山晚年重视舆论宣传的原因分析，⑧费成康(2001)对孙中山和《镜海丛报》的研究⑨等提供了不少新鲜史料，纠正了一些讹误。白文刚、郭琦(2008)对孙中山晚年宣传思想的论述较为全面，⑩日本学者深町英夫从国际利益的格局中深入阐述了孙中山的对外宣传思想。(11)方汉奇、胡太春、童兵、黄旦等学者对孙的新闻思想的评价，常被上述论文引用。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1、整体上没有孙中山的政经思想的研究那么深入、全面，研究有“去魅化”、学术性逐渐增强的过程。2、大部分史料已被挖掘，《孙中山全集》、《孙中山集外集》、《孙中山集外集补编》是引用最多的历史文献，海外档案资料开掘的较少。3、研究以“描述式”为主，反思性、思辨性的研究较少。已有成果主要是孙中山新闻思想的文献梳理，旨在揭示孙中山报刊活动的来龙去脉；视角虽趋于多元，方法比较单一，历史叙述多是依托有限史料对孙中山新闻活动或思想做甲乙丙丁式的经验总结，不是基于史实的有理论、有深度的历史思辨。其主要表现是从孙遗存的有关新闻、报刊、宣传、舆论等方面的史料中，梳理归纳孙的宣传技巧、报刊活动、舆论思想、新闻思想、宣传理念、传播思想等。(12)4、研究者均认同孙中山是伟大的宣传家，肯定了孙中山对资产阶级新闻宣传事业的历史贡献，评价未突破阶级分析范式，对孙中山新闻思想的缺陷缺乏深度反思与同情之理解；等。总之，研究在整体上处于“原始的历史”层面，远未上升到“反省的历史”层面。(13)即研究局限在传统新闻学范畴内，意在通过考据、梳理孙中山报刊实践及相关新闻话语，用史事建构了孙中山是具有广袤新闻思想的伟大宣传家的历史形象，以与“革命先行者”或“国父”历史形象的配合，达到借助史事向社会宣教的政治目的。这种塑造“历史纪念碑”的研究视野与路径既不能还原历史，也不能将历史知识提升为理论。因此，须在“原始的历史”研究基石上扩大研究视野，引入“反省的历史”，乃至“哲学的历史”。就孙中山新闻思想研究而言，就是要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深入探究孙中山新闻活动的意图、目的及动机，探究孙中山新闻思想与活动与资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因后果等。这意味着须从孙中山的政治身份、政治活动视角切入，观察孙的新闻活动及其新闻话语表述，才能管窥到孙的新闻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内在缺陷等。因为，孙的新闻活动与新闻认知始终服从于其政治理念与政治活动，而不是为了新闻事业自身发展。即孙是以革命家、政治家的身份，而非职业报人的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以往研究却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孙的革命身份，而使其研究陷入零碎的新闻操作层面的经验总结。故对孙的新闻思想的研究，应采取李泽厚提出的“不能离开他的革命活动作学究式的研究”(14)的基本立场。确定这一立场的意义在于：1)对孙有关新闻话语的“史料”的解读，要考虑史料形成的历史语境，因这些“史料”是以函电、演讲、发刊词、题词、谈话等非正式文体形式出现的，其文本本身蕴含着宣传、作秀等虚假性的历史信息，如某些演讲、函电是由他人捉刀代笔，不能将之归于孙。2)因为孙中山始终将其新闻活动置于政治活动之内，故从孙的政治身份与政治理念视角评判孙的新闻思想，最符合史实。在这一视角下，孙的新闻思想并不是单一的关于新闻宣传如何生产、革命报刊如何运作的新闻操作思想，而是一种关于如何将其三民主义灌输到革命团体及民众中去的政治传播理论。
孙中山新闻思想的致思逻辑
近代报刊自登上历史舞台，就成为革命家鼓动民众，传播政见，造就舆论的政治工具。据孙中山自述，耳濡目染“泰西各种新学闻之最先”，且接受10余年西学教育的他自1884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5)时就已知此道。从知道到“深谙”是个渐进的认知过程，孙也不例外。1923年孙将其革命路径概括为“立党、宣传、起义”。他说，“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以为标的，定方略以为历程，集毕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挠。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同致力，于是有立党；求举国之人民，共喻此主义，以身体而力行之，于是有宣传；求此主义之实现，必先破坏而后有建设，于是有起义”。(16)这段话清楚说明，孙是从推翻清朝的革命视野角度思考报刊、书籍、小册子等新闻传媒(宣传)在革命过程中的地位、角色与功能，并使之能承担“共喻此主义，以身体而力行之”的宣传教化的重任。从传播视角言，“立党”是从组织层面整合社群，凝聚精英，构建社会信源的新主体；“宣传”是将新的政治理念、主张普及到大众，达到动员民众和整合社会的功效。这是一个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创新扩散的社会化过程。“起义”不仅是搅动静态的社会传播生态，利于新观念的更大范围的传播，更在于用武力清除旧势力，打破旧制度，以建立保护新的政治理念与意识形态的军事力量。孙中山认为，三者都应统领于“主义”之下，并在“主义”的调遣下相互配合，使“主义”通过“宣传”能战胜旧思想，并被公众广泛接受。这一理念实质是对鸦片战争以来以儒学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欧风美雨冲刷下步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后的一种求解方案。这一方案不同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实权派“中体西用”指导下的器物层面的洋务自强的路径，也不同于康、梁等社会下层知识精英以“君主立宪”为号召的制度改革、文化改良的渐进路径，而是完全推倒儒学支撑的上层建筑，代之以三民主义而解决当时国民“一盘散沙”，实现社会整合与民族自醒的激进方案。即孙中山是在政治传播的框架内思考新闻传播(革命报刊及宣传)如何与“立党”、“起义”更好的契合，达到将“一盘散沙”的文化国家改造成凝聚力强的民族国家。
这是孙中山关于新闻传播问题的最核心的致思路径。具体而言：在近代报刊已全面介入政治，并被知识精英赋予强大舆论威力以改变专制政治的社会想象下，(17)孙中山明确将政党与报刊的关系定位为“体用关系”，(18)让报刊、书籍、小册子等传媒扮演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主持的，在“先觉知后觉”操作模式下的政党舆论喉舌的角色，肩负起将孙的思想传播开来的重任。作为革命家，孙对革命报刊的角色与功能的时代定位可谓比较准确，也为之提供了哲学基础，并通过其努力使之成为革命党人的普遍共识。辛亥前，孙将报刊作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舆论鼓吹喉舌和联络革命同志的据点，并在清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香港、广东及海外等地区以游说、演讲、集会、报刊投稿，散发小册子；创办、支持革命报刊等形式，宣传政治主张，造就革命舆论、结识革命志士及谋划起义等。辛亥后，孙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普及到大众及“贯通思想”、“造成群力”及“训民以政”的神圣使命赋予报刊等传媒。孙在许多场合曾说，“拿我的学说去做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的”，(19)“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20)1919年，孙正式提出“知难行易”学说，为其政治思想和新闻思想确定了哲学根基。在《孙文学说》(1919)中，孙以“饮食”、“用钱”、“作文”等古今中外的事例驳斥了传统“知易行难”学说，并将近代中国的一败涂地归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大众哲学，(21)由此在逻辑层面确定了新闻传媒的角色与功能的哲学基础。既然“知”如此“难”又如此重要，“行”如此“易”，那么谁能获得“知”，谁又能将“知”化为“行”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据此孙将人群划分为三类：“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不同人群担负不同职责。“上所谓文明之进化，成于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觉者即发明家也，其二后知后觉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觉者即实行家也。由此观之，中国不患无实行家，盖林林总总皆是也”。(22)“鼓吹家”是孙对新闻媒介(革命报刊、报人)的角色与功能的定位。即孙要求“鼓吹家”将“先知先觉”的思想(三民主义)灌输到“不知不觉”群体中去，形成像蚂蚁、蜜蜂一样的群力，以建立“民有、民享、民治”的理想国家。孙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清朝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23)“革命行动而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24)“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25)
革命报刊肩负着整合社会、启蒙民众的重任，是当时社会精英的集体共识。孙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赋予了革命报刊始终不变的政治灵魂：三民主义。为了让三民主义灌输到革命团体及社会公众。孙创办了十多家革命报刊，支持、遥领了各地革命报刊，使革命报刊取代改良报刊，成为辛亥前后中国报业的主体；其次，孙对革命党人做了大量的“布道”工作，向追随者、新闻界等详实阐述了革命喉舌下的传者(宣传者、国民党党员、新闻记者、学生、军人、女子、教士)、传播媒介(集会、报纸、杂志、专书、传单、通信、文学、周游)、传播策略(方法、技巧)等相关知识。(26)据统计，孙一生对新闻界的谈话、演说、函电有216篇，(27)报刊相关论述43篇，(28)与宣传有关的演讲十多次。(29)
新闻(言论出版)自由是近代报刊的立身之本，它涉及到政府或政党给近代报刊什么样的言说空间问题。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须对此做出回答。在这方面，孙中山的致思路径与实际做法却存在许多矛盾，这表现出受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交错影响的孙中山，是以“革命使用理性”来把握新闻自由的宽容度。辛亥前，孙以新闻自由为宣传口号讨伐清政府，宣扬革命理想，表现出资产阶级革命者对新闻自由的渴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立即废除清廷钳制言论的法令，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保护言论、著作、集会等自由，并在1912年3月的“暂行报律事件”中，以果断态度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表现出孙对新闻出版自由原则的恪守与尊重。但在涉及到政见问题上，孙表现出专断态度。如，对章太炎在革命后提出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他坚决批评，认为这与同盟会所持之主义“瞢之”，号召党员应戮力同心。(30)1924年8月1日，《广州民国日报》“响影录”栏刊载胡适的《少谈主义》，孙见报后当日即怒斥编辑与记者“无常识”，说“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并建议将记者革出，“改良本报”。(31)
在报刊与政府关系上，孙认为报刊在专制时代可攻讦政府，在共和时代，不应攻击“人民之政府”，但可在行政范围内监督政府。孙说，“报纸在专制时代，则利用攻击，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利攻击，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政府之官吏，乃政[人]民之公仆”；粤报“言论益紊，不按公理，攻击政府”以致“人心惶惶，不能统一”倍感痛心。(32)1912年孙在接受记者提问时又说，“忠告政府属监督行政范围，自是正当之舆论，第不可轻信谣言，攻讦私德耳。”(33)即报界要基于道义与义务，尽力协助政府，辅导人民；监督政府应限制在行政范围内，不能向专制时代那样“专以攻击为能事”，攻讦政府官吏的私德。而英美新闻自由的真谛是，报刊在宪法及相关法律框架内可自由、任意的批评政府，监督官员。
然而，当报界攻讦政府的行为发生后，与北洋军阀武力镇压、枪杀报人等残酷手段不同，孙主要采取了批评、辩论、更正、事实证明、申明主义等公关策略应对。查《孙中山全集》、《孙中山集外集》、《孙中山集外集补编》及《国父宣传志略》等著作，尚未发现孙对待新闻界的残暴行为，不过偶尔亦有查禁传单的指令。如，1924年10月，孙曾下令查禁诋毁政府的各类传单。(34)晚年，孙对言论自由的态度趋于严厉，对“有组织的民意”非常重视，且要求党员摒弃个人自由，服从纪律；去世前仍不忘谆谆告诫同志要“唤起民众”。表现出孙晚年已将其所追求的英美式的新闻自由置于了其主义鼓吹的现实政治需要之下。可见，孙早年虽是英美宪政框架下的新闻言论自由的信奉者，但受制于其“主义”及其政治身份，晚年却逐步转向了“三民主义”绝对至上的比较温和的新闻自由主义者。
孙中山新闻思想的缺陷
孙中山对革命报刊(报人)寄于了厚望，并将其地位提高到“鼓吹家”的高度。但从历史后视镜看，持有报业全能观的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未解决国民“一盘散沙”的时代课题。孙去世后，以“三民主义”为核心构架的民国意识形态非常脆弱。这意味着，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灵魂”和实际领导者的孙中山，其关于新闻传播的致思与致思结晶并不非常契合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有着超前或滞后的观念缺陷。即孙的政治“失败”根源不在其宣传策略、手段、技巧等技术层面的不成熟，而在于：(1)孙中山提出的政治口号有严重缺陷；(2)新闻宣传的组织性、纪律性严重不足，导致其无法有效整合革命团体，构建紧密团结、纪律严明、主义明确的现代动员性政党；(3)革命派宣传的实际接受对象与孙表述中的宣传对象有巨大偏差。具体而言：
作为革命领袖，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提出有效的政治理念，并以简明扼要的口号向追随者、广大民众表达，是获取政治支持、社会动员的有效法宝，也是政治宣传发挥最大社会效力的重要前提。孙的政治理念虽有变化，中心始终未变：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实行宪政是他始终的革命宗旨。围绕这一宗旨，他领导了辛亥革命，颁布了临时约法，发动讨袁、护法、护国运动；先后成立了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革命组织；后期向苏俄学习，改造国民党；创建了“知难行易”哲学，提出了“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阶段理论，等。然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孙并不是每次都提出了鲜明、响亮的政治口号。总的来说，有些政治口号提出的比较及时，也无歧义，发挥了很好的社会动员与整合功能。如“民族、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有些口号却产生了许多负面效果。如1915年同盟会成立时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其中“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口号表达清晰，旗帜鲜明、歧义性最小，为追随者所共同信仰，“驱除鞑虏”、“平均地权”的口号却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负面效果。“驱除鞑虏”的口号虽清晰表达了革命党人坚决反清的革命态度，能凝聚狭隘的汉族民族主义者，却不利于团结满族等少数民族。“平均地权”的口号能获得下层百姓的拥护，但革命者的宣传活动鲜有深入社会底层，且“平均地权”的口号与孙所依托的革命力量：中小知识分子、华侨、商人、富农、中小地主、民族小资本家等群体的利益相冲突，使后者以各种手段抵制这一口号的社会传播。再如，孙的“训政”理念，因“训政”一词的歧义导致了孙与黄兴、陈炯明等政见的严重分歧。孙认为“训政”是好词，而在黄兴、陈炯明们看来，“训政”与慈禧专政相关联，蕴含封建专制，是坏词。(35)另外，有些口号明显超前或滞后，不大符合已经变化的政治形势，孙却固守之。如辛亥后，孙认为民族主义已经解决，重心应是民权和民生问题；又认为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这些口号均未能把握住辛亥后已变化的社会矛盾，故以它们作为社会动员的旗帜是失效的。对上述不好的政治口号，孙也根据变化的形势适当做出修改。如把“驱除鞑虏”的口号废除，改为“推翻满清”，或更为抽象的“民族主义”、“民族革命”等，有些却始终坚持，并作了多种解释，如“训政”等。
如果说政治口号是保证政治宣传效果的重要前提，那么在政治口号社会化传播过程中，新闻宣传的组织性、纪律性如何则决定了政治理念普及的程度，及政治理念普及过程中熵值的多少，即反对声音、质疑声音的强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活动的领导者，孙在革命宣传活动的组织性、纪律性方面并不值得称许。辛亥前，孙组建的兴中会、同盟会并未设立专门的宣传机构，他领导、创办的革命报刊虽宣称是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却未制定统一的宣传方针与策略。宣传基本是“各自为战”。只有向苏俄学习后，孙才借鉴苏俄的宣传经验和政治工作制度，初步转向有组织、有纪律的主义宣传，将国民党初步改组为有主义、有纪律、有组织的现代动员型政党。
宣传对象是政治宣传效果的实际评判者。论者大都认为，不论辛亥前还是辛亥后，孙的新闻宣传的重心始终是“唤起民众”。但考察革命派的整个新闻宣传活动发现，民众并未被真正唤起。这在于，革命派宣传的实际接受对象主要集中在城市区域，且以城市中的海外华侨、民族资本家、新式的中小知识分子、学生、新式士兵等群体为主，而广大的农村及农民是宣传的空白区。只是到了孙中山晚年，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革命宣传才略微触及到农村与农民。出现这一偏差，主要在于：1)民众识字率偏低，客观上阻止了革命宣传的社会扩散程度；2)与孙“先知选觉”的英雄史观及其政治舞台主要在海外密切关联。据此，将孙的新闻思想的缺陷归于唯心史观，值得商榷。这主要在于：1)孙对新闻宣传的表述并不严谨，有口语化及针对不同演说对象的劝说成分。如“制造舆论”、“舆论之母”等“唯心”话语；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等体现孙的英雄史观的话语，为后人断定孙的新闻思想是唯心史观提供了佐证。2)在革命的历史语境下，唯心、唯物的二元划分本身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贴上“唯心”标签，某种程度上是否定其历史功绩的隐讳表述。3)史实是“知难行易”学说中的“知”并非道义层面，也非知识、常识和成见，而是由科学方法得来的鲜为人知的真理。孙说：“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36)发现真理是艰难的个人或集体的创造，在“国民知识程度不足”的国情下，(37)普及真理亦是艰难的社会扩散过程。孙将人群划分“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显然是在当时国情下，力图让少数社会精英担负起将三民主义的“真理”灌输到国民头脑中去的时代重任。
结束语
孙中山是“伟人”，若因“伟大”而将之神化，其效果犹如“总理崇拜”那样，使后人被崇拜情绪搅浑理智；若因某些历史错误而将之完全否定，其效果亦如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那样，让后人以仇恨掩盖智慧。两者做法不同，意图却相同，均是让历史跪拜在政治宣传的石榴裙下，非常值得警惕。学界对孙的新闻思想的评价，多受“总理崇拜”的影响，对其缺陷，大都采取了“为伟人讳”的态度，或蜻蜓点水，或完全回避。这一治史态度有违“不溢美、不隐恶”的治史原则。笔者认为，孙的新闻思想是英美自由主义、觉醒的民族主义及传统文化、革命宣传经验的混合矛盾体，其新闻思想虽在辛亥前后有所变化，但其本质是旨在将“三民主义”灌输到资产阶级政党及其社会民众的政治传播思想。这一思想虽零碎、充满矛盾，主脉络却清晰可辨。其矛盾在于孙中山想在民众尚未启蒙、专制根深蒂固，及外侮内患频繁的文化国家，通过社会精英们对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的社会宣传，以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路径达到建立英美式宪政国家的政治理想。这一理想远大、美好却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注定了孙及其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最终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孙的新闻思想毫无价值，事实上，孙的新闻思想虽有缺陷，但有许多值得肯定、赞誉之处。具体而言：1)孙中山新闻思想对资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巨大的历史贡献，为武昌起义及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舆论基础，为辛亥后的中国历史的走向确定了大致方向，并深刻影响了国民党的新闻执政理念。如，“民主”、“共和”取代专制，成为民国后的时代精神，“三民主义”取代传统的“道统”成为各派政治人物共同遵守的“党统”，等。2)较之梁启超，孙的新闻思想原创性虽不多，却有其特色。即孙的新闻思想是以“知难行易”为其哲学基础。梁的新闻思想学理性较强，却以“进化论”为其哲学根基。3)孙的新闻思想的缺陷在于，孙中山无法调和其政治活动所要求的主义灌输、社会动员所需的声音一元、个人专制与其政治目标所内含的声音多元、新闻自由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根本性冲突。这一冲突主要体现在孙对新闻自由的表述与其新闻宣传实践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宣传的组织性、纪律性、系统性不足，宣传对象的严重偏差等问题。4)孙的新闻思想对近现代新闻思想史既有正面影响，也有不少负面影响。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孙中山秉持的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及“训民以政”的报刊角色定位，等。负面影响则体现在孙对报刊鼓吹策略的滥用不及时反思纠正，使民国成立后非理性的社会情绪继续盛行；对“主义”的追崇及其宣传中的灌输和晚年对“舆论划一”的论述，深刻影响了国民党的新闻政策与新闻宣传，并使得“三民主义”沦为各派军阀肮脏政治的遮羞布，可谓成也“主义”、败也“主义”。
注释：
①李文海：《孙中山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创新》，《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②放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报刊活动的新特点》，《国际政治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③薛恒淦：《孙中山与报刊》，《传媒观察》，1986年，第11期。
④铁铮：《试论孙中山的报刊活动》，《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增刊。
⑤闾小波：《论辛亥前孙中山的舆论活动》，《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0期。
⑥闾小波：《论孙中山的舆论意识》，《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3期。
⑦主要论文有：穆纬铭、余列：《试论孙中山的出版实践和思想》(《新闻出版交流》2002年1期)；罗建军、黄若俊：《孙中山报刊宣传思想论略》(《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4期)；王颖吉《略论孙中山的新闻实践及其新闻理论》(《琼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0卷第1期)和《孙中山先生报刊宣传思想的形成及其传统文化特色》(《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3期)；陈邵桂：《孙中山政治文化传播的三条路径》(《现代传播》2003年5期)；唐晓童：《孙中山传播思想管窥》(《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3期)；赵京敏(2006)：《论孙中山的报刊宣传思想》(《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06年10月)；王丁、刘三平：《试论孙中山的新闻思想及来源》(《东南传播》2008年4期)；王生智：《孙中山办报实践与宣传思想简论》(《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9期)；杜薇薇：《伟人的缺憾——孙中山七年未办报纸的原因探析》(《时代人物》2008年4期)；陈烨：《试论孙中山如何利用近代新闻宣传方式开展革命实践》(《肇庆学院学报》2009年7期)；周广辉：《孙中山与毛泽东新闻思想之比较研究》(兰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年)；戴小巍：《论孙中山的新闻思想》(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杜瑞：《浅论孙中山的新闻宣传思想》(《新闻世界》2010年7期)；李志跃、赵子云：《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创办的海外报纸》(《炎黄春秋》2006年5期)等。
⑧王杰、张金超：《孙中山晚年重视舆论宣传原因探析——基于苏俄、共产国际因素的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
⑨费成康：《孙中山和〈镜海丛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⑩白文刚、郭琦：《论孙中山的宣传思想》，《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1)[日]深町英夫：《中国革命与外国势力：孙中山的对外宣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三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72-185页。
(12)这一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论文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这些论文多为硕博研究生所写，多刊发在新闻传播学的期刊上，论文基本没有提供新鲜史料，多用一个新概念重新整合孙中山新闻活动和思想，如孙中山的新闻宣传活动、孙中山的报刊活动、孙中山的出版思想、舆论思想、新闻思想、传播思想等。这一历史叙述属于以概念统领史料，对历史研究无多大助益。孙中山时代是报刊时代，而传播思想、新闻传播思想、新闻思想等概念是现代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但孙中山时代是报刊时代，其新闻宣传活动主要是报刊，但也有小册子、书籍、传单、人际传播等，故本论文以“孙中山新闻思想”涵盖之。
(13)“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与“哲学的历史”是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一书的绪论中提出的观察历史的三种方法。“原始的历史”意即以考据精详的史事为追求，以史实的梳理考证为任务，从隐讳曲折的历史信息中建立起历史长河的纪念碑。“反省的历史”是建立在原始的历史基础之上，强调对历史的理解与反思甚至批评，这一层面要有对历史人物意图、目的、动机的探求，要有对史事前因后果的反刍，更要有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推测，研究层面由知识上升到理论。“哲学的历史”，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即“通过具体的历史来表达并帮助人们理解历史中所包含的普遍或一般的哲理”。参见陈娜：《跨越新闻史教研的三重门——谈中国新闻史教研的发展路径》，《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4期。
(14)原文是“孙中山是积极的革命活动家，很少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进行专门的思辨。他的思想学说不能离开他的革命活动作学究式的研讨”。见李泽厚：《论孙中山的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287页。
(15)《建国方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9页。
(16)《中国之革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8页。
(17)近代报刊自在中国诞生后，就被知识精英赋予了改造传统政治的使命，从王韬到康有为、梁启超及孙中山等革命派，都普遍认为近代报刊强大的舆论威力，能够制造舆论、代表舆论。孙中山亦持有报刊万能观。如他将办报视为“缮群之道”，将传播者喻为“舆论之母”、“国民之导师”、“吾党喉舌”、“侨界导师”、“先知先觉”、“作民喉舌”、“代表舆论”等。
(18)“扩大少年学社、公开为中国同盟会是体，扩大《美洲少年》，改组为日报是用，有体有用，我们党的宗旨和作用才发挥出来”。见《与李是男黄伯耀的谈话》，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39页。
(19)《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77页。
(20)《三民主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4页。
(21)同(15)，第158页。
(22)同(15)，第203页。
(23)同(15)，第159页。
(24)《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31页。
(25)同(24)，第572页。
(26)台湾学者汤承业在其著作《国父革命宣传志略》中，详细梳理了孙中山宣传思想、宣传方式、宣传策略、宣传手段。全书分十五章，除第一章论述宣传的作用外，其余各章均分别论述各种宣传形态。《国父革命宣传志略》，“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77年初版。
(27)刘继忠：《新闻与训政：国统区的新闻事业研究(1927-193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459-465页。
(28)同(27)，第65-67页。
(29)主要有：《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1923.11.25)、《在中国国民党交通部成立大会的演说》(1921.1.27)、《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3.6)、《在广东省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的演说》(1921.6.30)、《在梧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1.11.15日前)、《在广西阳朔人民欢迎会的演说》(1921.11.29)、《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1.2)、《在广州滇桂军欢迎宴会的演说》(1923.2.21)、《在广州国民党务会议的讲话》(1923.10.10)、《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10.15)、《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1923.10.21)、《在中国国民党广州市全体党员大会上的训词》(1923.11.11)、《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11.25)、《在广州欢宴各军将领会上的演说》(1923.12.2)、《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12.9)、《在广州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2月30日)等。
(30)《中国同盟会意见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78页。
(31)《对广州〈民国日报〉的批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82页。
(32)《对粤报记者的演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8页。
(33)《在广州与记者的谈话》，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50页。
(34)《饬查禁传单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2-143页。
(35)见韩健：《孙中山训政思想溯源》，王人博等著：《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81-192页。
(36)同(15)，第200页。
(37)据郑贯公粗略估计，全国约70%“均是有待唤醒的各阶级之民众”(黄流沙：《晚清爱国报人郑道》，《新闻业务》，1962年，第12期)。《新民丛报》认为国民“学识幼稚”，没有“为共和国民之资格”。孙以“散沙”、“比于美国黑奴及外来人民知识尤为低下”、“初生之婴儿”等词形容国民素质低下。另据《孙中山文集》统计，在形容国民程度时，孙中山有86处用到“散沙”，61处用到“一片散沙”，3处用到“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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