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史上“赶超”口号的由来与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和国论文,史上论文,由来论文,口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9）02－0115－07
一、“赶超”口号的由来
“赶超”是指“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以及“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口号的简称。此口号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它有一个酝酿、演变的过程，由最初的“赶上英国”到“赶上或超过英国”直至“超英赶美”和“赶上并超过美国”。该口号的出现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主观思想上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因素，更有其特定的客观历史背景。它是当时急于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社会心理的简明概括和集中体现。该口号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并标示着那个时代。
1.“赶超”口号的历史酝酿
“赶超”口号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内部哪一个人的主张，也不能说是毛泽东一时的唐突之言。它反映了当时党和国家领导层急于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心理，反映了翻身做了主人的各族人民不愿再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苦的强烈要求和一定要赶上或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年情结。当然也体现了当时那一代人所肩负的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尽快发挥出来的历史责任感。
1955年，毛泽东在3月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指出，要在一个有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并改变其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实现工业化，“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1]。这时，我们党的领导人还是比较清醒的，他们清楚自己的国情，知道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充分认识到前进道路上还存在着诸多困难。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坦率地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而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2]为什么要与美国相比呢？其一它已经成为二战后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其二它毕竟是近代以来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之一并仍然威胁着国家的安全。毛泽东在这里既是在给工商业阶层人士打气，也是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角度来讲的。“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3]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年底所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二）》中这样写道：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及社会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这说明随着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到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方面了。
到了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出人意料的顺利，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逐渐显露出了急躁情绪。原本“百十年”、“七八十年”、“五六十年”的猜想与推测被定格在“五六十年”的说法上。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人家（指美国——作者）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我们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4]。当然，毛泽东这时还主要是从历史责任、奋斗精神方面来讲的。并说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们的腰杆不硬。我们要想被人家看得起，就必须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去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那种落后、倒霉的情况，去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所以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完成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使社会主义中国坚强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我们有理由相信毛泽东等领导人树立这样一个“赶超”目标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在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方面一定能起到振奋人心、鼓足干劲的作用。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时就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现在我们只有四百多万吨钢……我们国家有六亿人口，这点钢不算事，同日本、法国比可以超过它们，要赶上美国一亿吨钢，还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5]为此，他要求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在钢产量方面追赶发达国家。
1957年5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来访的缅甸联邦民族院议长萧恢塔时，既表达了对和平的愿望，又表明了他对工业追赶美国情况的思考：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6]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文中讲到：10年至15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直到这时，毛泽东在谈到追赶美国时，还是认为要“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的——而且着重是以主要生产资料为参照，以美国钢铁从400万吨到1亿吨的发展历史为依据的。
可以肯定，毛泽东这时所说的“五六十年”的赶超时间还只是一种大概性表述，用以表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回想他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讲的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几十年”的说法和1956年9月他接见参加党的八大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时所说“五十至一百年的时光”，都是这个意思。其目的在于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
没想到仅仅过了两个月，“赶超”思想促使“跃进”一词在政治经济领域频繁使用和“大跃进”思想的泛滥，而“大跃进”反过来使赶超的时间进一步缩短了。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对反冒进进行批评的同时，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豪情满怀：我们的革命如此丰富，工作进展异常迅速。为了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两种方法都可达到目的，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党委还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7]显然，在两种方法面前，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其他领导人，自然是更喜欢“快一点”、“好一点”。于是，党委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无形中被规定为速度方面的“促进”作用了。既然如此，“赶超”的期限没有理由不提前。事实上，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中看“快一点”和“好一点”都是不错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程也证明“快”和“好”一直是我们强调的重点。关键是如何实现既“快”又“好”？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通过《1956—1967年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来简称“四十条”）后，《人民日报》于10月27日就发表社论指出：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12年内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跃进的目标是在五年或七年内粮食产量每人平均拥有2000斤。这是在全国性大报上继6月27日发表周恩来所作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工作报告（鲁振祥教授认为第一次明确使用“跃进”一词是在该报告中[8]）之后，又一次出现“跃进”一词。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水利建设要有愚公移山的毅力》一文，指出河南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不是冒进，而是跃进”。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对那些无意于“跃进”的人们进行了极大的讽刺。说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此后，“跃进”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领导人言语与文章中，并与“赶超”一起被用于政治话语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头脑日益发热，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心理。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声中，增产指标被任意加大，高产卫星越放越多，浮夸风盛行起来。在这样的氛围中，赶超的时间无论怎样再也不能“五六十年”了——五六十年不是太慢了吗？
2.“赶超”口号的国际背景和理论渊源
1957年冬，“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与1956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赫鲁晓夫之“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的思想混乱暂告一个段落。“波匈事件”以后，社会主义各国重新恢复了平静。种种迹象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从低谷走出，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西方国家期望的那种大混乱、大分裂的状况。特别是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对资本主义阵营产生了极大震动。它标志着苏联在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领域已居于领先地位，也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与社会主义阵营欣欣向荣的局面相反，资本主义阵营却频频发生危机。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国同英、法等国的矛盾暴露出来。美国一方面担心埃及的行动影响它在中东的石油利益和动摇自己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遂支持英、法的主张；另一方面，它利用英、法陷入困境的机会，又企图排挤、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地位。资本主义阵营的内讧让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现实表明，社会主义前景无限美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决定举行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并提议利用此机会召开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和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是1956年4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各国共产党代表纷纷响应、参加。1957年11月2日清晨，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飞赴莫斯科。
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慷慨激昂地宣布：要通过和平竞赛，使苏联“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此言一出，掌声雷动。他既是为了鼓舞社会主义阵营的士气，又是在表白自己对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扬——因为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指出：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再说，马克思不是早就论证过关于“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吗？
赫鲁晓夫的演讲特别是“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宣言产生了轰动效应。轰动的原因不在于宣言的标新立异，而在于它让与会者一时感觉似乎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胜利就在眼前。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状态下，毫无疑问双方都要证明各自的优越性、完美性，特别是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一决雌雄。孰优孰劣呢？看来，只有以发展速度的快慢来评判了——在当时条件下，用别的尺码来衡量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长短，能比发展速度这一“量器”更具意义吗？所以，当1957年11月中旬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的时候，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共产党领导人无不承认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这是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共识。于是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平宣言》进一步申明：让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今后在发展和平科学、和平技术方面彼此展开竞赛吧。让他们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争取进步、争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竞赛中来证实自己的优越吧！
3.“赶超”口号首次公告于世界
在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于11月18日作了这样的讲话：“我国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归根到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9]半个世纪后的人们更愿意相信：毛泽东一方面是在表达发展生产力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是对赫鲁晓夫所表现出的老子党行为的回敬——现在，任何人都别小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当然，如果就此说毛泽东的演讲是即兴发挥，那也不符合事实。因为早在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中已经就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苏联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苏联……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有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国家。”[10]这说明，在当时共产党人的意识中，“速度”的确已经成为衡量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优劣的尺度和标准了。而且这一点正对应了马克思在比较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优劣时所说的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既然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的巨大优越性之一就体现在生产力的“多”与“大”，而生产力的先进与落后主要体现在“速度”的快慢上，那么，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理所当然也应该体现在建设“速度”上。于是“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很快就成了无比响亮的口号。其实，这一口号不仅有指明奋斗目标的作用，而且在动员人民群众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二、“赶超”口号在国内的演变
1.“赶超”口号与国家计划联系在一起
1957年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致祝词，正式宣布：在15年以后，苏联的工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刘少奇在这里号召工人阶级掀起新的生产高潮去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新的国家计划而奋斗。这是首次将“赶超”说法与国家基本任务和国家计划相联系。由此，“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就成为我国工人阶级比较具体的奋斗目标。几天后，李富春就在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方针的报告》中，用大量的统计数字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进一步论证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现实可能性。
1957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成效显著。农业丰收了，人民生活获得了相应改善，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十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更令党和国家领导人踌躇满志。鉴于此，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要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赶上和超过英国”与“赶上并且超过美国”首次在党的机关报上并列出现，前者是第一目标，后者是第二目标。因为毕竟美国是最具代表性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惟有赶上并超过之才能真正或最终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形势的可喜发展，在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已比较公开地点名批评主持1956年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了。他把1956年反冒进作为右倾批判，必然促使党内‘左’倾思想的产生和发展”[12]。为了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毛泽东在会后主持完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对社会主义改造后的革命和建设进行了总结。他说：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
在谈到技术革命时，他说：“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13]注意，这时毛泽东说的时间还是“十五年或者更多”，但后来由于“左”倾思想的泛滥，“赶超”的时间表被一再更改和提前了。
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向全国人民发出“十五年赶上英国”号召后，社会上一时出现了战天斗地的场面，高唱起“全党全民齐动员，要叫卫星飞上天，书记大员上前线，男女老少干的欢，大干苦干拼命干，真正英雄看今天，为了卫星早升起，要把美英抛后边”的战歌。社论要求全党全民总动员，苦战120天，为超额完成钢铁生产任务——争取年产钢1070万吨而奋斗。从此，钢铁元帅升涨，“大跃进”飙升。全国各行各业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争先恐后地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在工业战线展开以产钢为主要奋斗目标的同时，农业战线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自1958年1月3日广东省的汕头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的消息、拉开了卫星上天的序幕后，农业卫星不断上天，浮夸风迅速吹遍全国。
2.“赶超”的期限被一再缩短
1958年3月20日，冶金工业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呈送了《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和《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两个报告。后一个报告明确提出了可以缩短“赶超”时间的建议。报告分析说，英国现在的钢产量为2200万吨，即使它今后每年增长4％，1967年也只能达到3300万吨；美国现在的钢产量为1.02亿吨，这一生产水平估计今后许多年不会有多大改变。我国实行大中小钢铁厂同时建设，建设时又实行投资包干，建设速度可以快一倍，投资也可以省一半。只要有具体措施，1962年的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如果我们1962年能够生产1700万－2000万吨钢，则我国钢铁工业的大小基地就初步在全国铺开了。在全国有了几十个大小基地后，1967年产钢3500万－4000万吨，就是比较有把握的了，因为每个五年都会有新厂建设，而原有的几十个基地的生产力也会发展。因此报告认为，只要十年超过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
报告中所列的数字让毛泽东信心大增、底气十足。所以在1958年4月2日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他说：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15年，可能只要10年或11年。这表明毛泽东将设想的进度又提前了四五年。
随后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更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4月15日，毛泽东在广州写作《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原稿时写道：“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14]随即他在给刘少奇等人写的信中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15]是故，正式发表时改为：“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16]
5月5日－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一致同意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以及国内阶级关系的论断和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还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一文，号召“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在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提出：“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改之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在党内小范围掌握的口径是：7年赶英，15年赶美，但公开讲还是15年赶英。在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中，则把赶上英国的时间由过去的“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改为“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长”与“短”虽然仅一字之差，但意义相去甚远。“更长”可以有相对的从容度和主动性，而“更短”则会使人有迫在眉睫之感。
5月5日，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正式公告于天下。报告同时指出：马克思预言过，无产阶级革命将使我们进入“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如果说我们过去在革命中经历过这样的伟大时期，那末，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不又是在经历着这样的伟大时期吗？既然可以“一天等于二十年”，那么，超英赶美的时间还需要那么长吗？
6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毛泽东4月份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中说：“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此文将群众已经鼓起来的热情推向了新的高潮。
6月22日，毛泽东看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于6月17日向中央呈送的《汇报提要》。该报告就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作了汇报，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6月22日毛泽东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17]毛泽东批发这个报告时，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
三、“赶超”口号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波动与消停
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时，毛泽东开始有意识地给人们发热的大脑降温了，他说：10月钢产量720万吨，还差400万吨，真是逼死人了，脑筋里头就是钢了，农业没人抓了，现在开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人们的想法是一回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另一回事。在谈到“十年规划”的钢铁指标时，毛泽东主张把时间延长一点，认为不要急着去赶、超美国，强调现在只赶英国就可以了，还风趣地对李富春、王任重说：我就比你差四年，我就比较右倾一点。此后，随着纠“左”的进行，人们不再轻易提“赶超”口号了。
但是到了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讲话中再度重申：“15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18]7月下旬，在庐山会议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中央纠“左”的进程被迫中断。
1959年8月17日，毛泽东在《对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稿的批语》上写下第三次批语“有点修改，在第3页，第4页（七年改为八年），第8页”[19]。为什么要修改？修改了什么呢？看一下第4页的修改内容就清楚了。他在所说第4页上，将“我们就有可能在七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一句，改为：“我们就有可能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九五八年算起），实现‘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1959年8月27日发表这个决议时，又将其中“八年左右的时间”改为“十年左右的时间”。尽管只是1年（“7年”改为“8年”）或3年（“7年”改为“10年”）之差，但是足以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有意识地纠“左”了。
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展望六十年代》向人民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在新的十年间，要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基本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从而把中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此时社论号召的还是以10年为期。但在随后的1月7日至17日于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提出了5年赶上英国的要求。毛泽东为此还提出理论根据：人类历史上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
1960年夏，毛泽东在与李富春等人谈话时说：我们有一点建设，但很有限，今年可能搞到两千万吨钢，明年达到两千七百万吨至两千八百万吨，可以超过英国，接近西德。要破除迷信，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革命斗争中破除迷信一样，敢说敢想。
于是，随着“10年”、“8年”、“5年”、“三两年”说法的改变，“赶超”的时间进度表一再被修改。
然而严酷的现实，终于使当时主要领导人的头脑冷静了下来。良好愿望同客观现实形成的巨大反差使领导们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号召主要领导人去搞调查研究，去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求懂得经济建设规律。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多次发言，批评了急躁冒进的行为。据薄一波回忆，1月3日毛泽东在听取李富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说：这三年都是指标高了后来退不下来了。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份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后又大搞，1960年又一年，这三年大炼钢铁挤了农业。“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要那么十分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要搞几年慢腾腾，要搞扎实一点，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20]毛泽东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到了1月13日毛泽东在其所作题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中又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21]渐渐地“超英赶美”的口号在1960年底以后就终止了。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接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说：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中国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个阶段可能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要完成社会主义的阶段，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22]
到了1962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对于赶超的认识更深了。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性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23]。“赶超”的口号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其初始的状态——“50年不行，会要100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搞建设要正视和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
四、结语
透过历史分析，不难看出，“赶超”口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足以提出这一口号的理论依据，特殊的国际背景；它有酝酿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客观因素；它受到了强烈民族激情的烘托和感染。一句话，它是时代的产物，是“赶超”战略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期的集中体现。它的出现，刺激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并与“大跃进”口号此消彼长于宣传、舆论领域。它对于鼓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宣传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在短时间内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开展大生产运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正面作用。但是，由于这一口号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极端主观性的论断，具有极大的盲目性，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因此在“左”倾思潮泛滥的时候，其消极的负面作用更加明显。这一点也就决定了该口号只能高呼一时而不能持久。
［收稿日期］2008－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