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一种诗性尺度（走向大文学理论的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尺度论文,走向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今日的中国文坛，可以用下列词语加以概括：丧失了灵魂的文学、丧失了尺度和趣味的批评、丧失了基本洞察力的理论。文学，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代表和精神象征，它的堕落显示了整个社会和总体精神风貌的萎靡和人文价值的全面崩溃。社会的价值失范、心理失衡、大众传媒的混淆视听……这种种状况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纵深层面投放了大批的污物，一个时代的文化气氛也因此被弄得乌烟瘴气。半生不熟的西方理论的争相引进和生搬硬套，非但没有廓清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反而把许多原本较为清晰的见解搅成了一笔糊涂帐；另一些人则摆出一副“国学”嘴脸，将陈腐的“唯考据主义”翻腾出来，似乎这才是“九十年代的治学风范”，与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浅薄浮躁”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争当西方思想的代理商、推销员的“西学引进派”尚有一丝文化的敏感的话，“国学复兴派”则完全无视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一味在古人的衣钵里打转，没有丝毫的出息可言。而当代作家的自我标榜和唯我独尊，一遇批评便大发“泼妇之怒”，使人们残存的一线希望迅速熄灭了。中国文学进入了历史上罕见的丧失了基本价值乃至基本体面的“无耻时代”。
一、大文学理论：从文学到文化
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化的多元性。每当官方意识形态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时，各种文化冲动便寻求自己的价值表现和在整个价值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文化的包容性因此大为增强。文化多元主义必然带来价值等价主义、价值模糊和价值的无价值化。这样，文化保持了它的多样性和活力，却丧失了它的价值判断能力。文化开始变得无处不在，同时又令人觉得无所适从。
与之相反，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表达的审美意识形态，它从来就是一种鲜明的价值判断。它在表达人类生命体验的诗性活动中，显示了人（作家）对外物的感受和表达能力的自然差异。这些差异自然显现出高低等次之别。同时，文学的目标和生存条件是外在文化环境的宽松和内在境界的不断提升。这样，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就表现为文学对文化的依赖和提升。在很多情况下，文学就是文化的价值判断。
文化作为一个价值对等的整体，无从判断其自身。它的根本特性是兼容并包。而文学，适足以为它提供了一种价值尺度，向它显示何为真诚、善良、美丽，何为虚伪、邪恶、丑陋……当然，哲学和历史也提供类似的尺度，但远不如文学那样深入人心。
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个自足体。它要对文化施加影响，它要提升文化的境界。事实上，一切文化通过文学完善自身，使自身摆脱粗糙的物质形态，进入文学的审美境界，获得在历史长河和世界民族与文化之林中独立标明自身的特质、韵味和风范。文学是文化和自我完成。“说来也怪，一个民族，只有等到与她的灵魂相配的诗人出现，她的事业才算完成”（惠特曼：《草叶集》序言）。
然而，由于文学使用的媒介是用于人际交流的普通语言，历代文学家都有对其刻意雕琢以显出文学（特别是文学家本人）与其他文化形式（特别是其他文学家）的不同之处的倾向。这种倾向的恶性发展便是文学中人文关怀的全面丧失。文学不再关怀人，不再关怀世界，丧失了基本的文化敏感、文化热情、文化信念，从麻木冷漠、自私自利到公然站在反文化的立场上。文学的自我封闭和藐视文化的姿态，并没有使其升入“形而上学的”或“现象学的”纯净之中，反而使自身的生命陷于枯竭，并被新兴的文化形式推到文化舞台的角落里。当代摇滚乐对先锋诗、电影对小说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既然我们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对爱与柔情的向往通过摇滚乐手的歌声已淋漓尽致地倾诉出来，既然我们的自恋情结、青春崇拜、对传奇、梦幻、神话、乌托邦的需求，通过流动的电影画面获得了满足，我们又何必去啃那无法卒读的《尤利西斯》！该书连心理分析大师荣格都读不下去，读时数度睡去，并且引得荣格巧妙而深刻地以叔父的话为作者的精神病作了恰当的诊断：“你知道上帝如何惩罚地狱中的魔鬼吗？让他企盼着！”（荣格：《尤利西斯：一段独白》，《心理学与文学》）
《尤利西斯》是本世纪的一场文学灾难和文化灾难。它是对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的精神报复，又是这场可怕报复的可怜的牺牲品。它向读者的忍耐力挑战，开以释义为己任的批评家和理论家的恶毒玩笑（这一点倒值得同情），它把所有接触这一文本的人都折磨成魔鬼，置他们于人文地狱之中：这里没有理解、交流、美，只有枯燥、琐碎、荒诞……同是乔伊斯，《都柏林人》中、尤其是那光辉绝世的篇章——《逝者》的深湛的诗意、对世界命运（也是对读者）的温柔的怜悯和痛惜之情所透露出的、人性的温暖、心灵的柔和的光辉……此刻已荡然无存。《尤利西斯》时期的乔伊斯，高踞于世界命运和芸芸众生之上，发出讽刺的冷笑：《尤利西斯》，作为极端状态的现代主义文本，是人道主义的死亡。
与这种倾向相联系，理论界也开始盛行文本主义、唯学问主义的研究，似乎“躲进小楼成一统”，便可以闭眼不看外面的现实。
然而文学毕竟要面对人的世界。它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成果，与人道主义、与文化之间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它如果贯彻反文化的立场，实际上是在致自己的死亡。恢复人文精神、恢复文化敏感，便成为摆脱当前文学创作、批评、理论困境的主导思想。
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教授在最近的一次学术沙龙上，提出了一个“大文学理论”的观念，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极大兴趣和热烈讨论。童教授指出：近年来文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如人文精神问题、终极关怀问题、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问题等，已远远超过一般文学理论的范围，是人文知识分子全方位地把握当代文化现实的理论企图，这种企图又多多少少与文艺理论问题相关，因此可称之为“大文学理论”。这种学术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是文学知识分子在商品社会丧失话语权的中心位置后，根深蒂固的使命感促使他们仍在寻求影响文化的途径，而现代学术“多学科融合”的理论趋势也促使“大文学理论”的出现。
二、审美感受力和文化洞察力：当代诗学的根本缺陷
大文学理论是大文化时代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小文学理论”陷于困境、学人另谋出路的必然结果。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体系是在西方理性主义和学科规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随着现代化西方哲学对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大胆怀疑、批判和否定，对“人文科学”的非科学性的认识日益普遍和深刻，而文学理论以科学理性方式把握文学这种对世界的感性把握方式，经常是南辕北辙、不得要领。更重要的，这种违反事物本性的把握造成对事物的伤害。文学理论的体系化、科学化，常常伴随着文学感受力的全面丧失。
纵观文学史，我们发现：文学理论化的过程，也是文学诗性、原创性逐步丧失的过程。在先秦诸哲的视野中，万物氤氲一团，大道浑沌无言，人作为命名者，诗意地把握世界，获得对宇宙及自身命运的彻悟和欣赏。而汉儒考经据典、雕章琢句，诗骚古风荡然无存；《文心雕龙》《诗品》分门别类，《文赋》《论文》伟辞多多，但渊明仅列中品，“风骨”、“兴寄”都绝；唐诗光照千古，诗学却语焉不详：司空表圣以诗论诗，皎然因诗设“式”；宋代“诗话”大盛，诸说汗漫，严沧浪一语破之：“唯欠妙悟”！明清流派森严，诸体齐备，虽以“性灵”、“神韵”相标榜，但有性灵、得神韵者毕竟不多……
这使我们思考“文学”的本性：“文”是一种“学”吗？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的名言似乎更接近文学的本体：“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其如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从根本上说，文学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是对一切理论的抗拒。文学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感性的一维，它的全部生命是在与文明生存方式中无所不包的理性对世界无时无刻的算计、利用、统治过程相肉搏中凸显出来的。文学通过对世界理性化的清洗，使世界恢复诗的样貌。因此，以理性的方式把握文学的感性生命的文学理论极容易成为对文学内在生命的戕害乃至阉割。
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诗学的世纪”，各种批评流派、各种理论体系的轮番上演，虽极大地丰富了人文学科，深化了许多理论命题，但同时也模糊了基本的批评尺度和审美趣味。各家各派，为一己的口味和理论兴趣，巧为布说，不计其余，将文学作品的一种或数种属性抽离出来，作为文学的全部属性加以体系化，使批评者莫衷一是，丧失面对文本的基本能力，更不敢捍卫作为一名普通读者阅读时的基本感觉。各个学派的中国“代理商”们的胡翻乱译、生吞活剥，更混淆视听、徒增其乱。比如“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英译《事物的秩序》）中，提出了“人的终结”的著名观点，许多人立刻穿凿附会，大加渲染。细思之，福柯从西方人文科学系统中推演出的这一命题，具有极有限的“解释性”，它既与老子“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的思想的深刻性和穿透自然史和人文史的无限可解释性不能相比，也与孔子“知者知人”、“仁者爱人”的博大人道主义精神、振奋人心的历史预见力不可同日而语，更无法以“常识能力”加以验证：今日人类在摆脱了宗教、道德、意识形态、经济诸种束缚后，正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现实，人的历史远未终结。与这种似是而非的结论相类似，卡尔·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宣布：“人的历史远未开始！”福柯的悲观论调、马克思的豪情预言，看似截然相反，实则本质同一：首先，二者都达到了各自理论体系所允许的、狭小可解释性限度以内的深刻、精辟和醒目；其次，这种理论运思的“高峰结论”和“预言”已远远超出了它们各自标榜的“科学性”，而成为依语言天生的营构乌托邦的本性和隐喻特性、对人类处境、命运以及前途的“诗性”预言，这种预言与人的历史和现状、人类生生不息的现实完全脱节、背道而驰，因此这对人的历史的“诗性”把握，它只具备“诗性价值”，完全不可验证，它是作者诗意感受力和诗意想象力的产物，“科学”走向了它的反面；再次，这是西方理性主义从一开始就参照自然科学模式建立起来（古希腊泰勒斯说：“本原是水！”）的必然结果，它先假定一切历史遵循线性时间，有开端也有结束，然后将这种假定强加给诸如人的历史这样的具体命题，然后给有限视野内的有限结论贴上“科学”的标签，以便“放之四海而皆准”：一切理性言说都避免不了这种恶性循环。
在人文学科范围内，理性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交谈、讨论、传授的方便，为了较为清晰地彼此了解，它的任何结论都是非定量化的、主观性的、难以全面验证的、危险的。依靠这些“结论”建立的“理论大厦”一触即溃。一切人文理论实际上都是蒙着“科学”面纱的语言诗篇。
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诗篇，是“诗的诗”。它在每个论者的心目中都有着迥异的风貌，受他们的童年经历、初次阅读的经历、审美趣味、对文学的想象、审美感受能力……的左右和制约，它是每个论者心中企慕的文学理想境界、文学之诗。它提出的每一种理论概念、体系都难以囊括全部的文学，它只是提供了一个视角，直到你对文学和人生的惯用视角凑巧与之重合，这种理论才在你的心中引起共鸣。
事实上，人类的精神创造只有两种形式：科学和诗歌（艺术）。纯粹实证的科学提供生存的条件，纯粹虚构的诗提供生存的意义。前者给我们便利，后者给我们安慰。而徘徊在二者之间的人文学科，实际上都在向诗趋近，因为它们不能提供完全的验证，它们只是提供了对事物的想象。
而审美判断力是这样一种判断力，它能从一切人文判断中鉴别出哪些是合乎人的本性的东西，既美的东西。因为人是一种诗意的存在，美是他的生存前提。“先有人的堕落，然后文学堕落”（歌德）。今日文学创作、批评、理论研究中审美判断力的全面丧失，是社会公平突然失衡因而使人性急速失坠的结果。它表明了文化的非人道化过程的加剧和加深。
审美判断力的丧失背后，是文化洞察力的丧失。二者相辅相成。因为归根到底，文学是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它表达了作家对他所处的文化现实的独特感受力和洞察力。而文学是人类促进彼此交流的最高级工具之一，它需要阅读、理解、体会、交流。而这些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学作用于文化的过程。因此，对文学而言，最有价值的批评，不是寻求其内部运作的规律——文学就其本性来说就是对规律的违反——而是促成其感性生命的一次次实现。换言之，增进、发扬、光大文学生命而不是减弱、禁锢、使之苍白化的批评，才是大文学理论的任务。文学方式、生存意义有所感悟、有所发现。因此它要寻求的不仅仅是文本的审美意义，而是文本的文化意义。它提供一种独特的文化洞察力。引发对人生思索、领悟与发现。
圣勃夫有句名言：“最伟大的诗人并不是写得最好的诗人，而是启发最多的诗人。”推崇技巧的本世纪诗学对此言应当深长思之。
然而，对文学施以文化批评，也有潜在危险：即文化批评家们有可能带动整个社会对审美趣味的全然麻木。近在手边的例子是杰姆逊的名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对鲍勃·派勒门的一首诗的“文化分析”：杰姆逊将这首意象零乱的诗立刻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地位和文化现实”联系起来，而这个文本作为“诗”的特点和趣味（比如第10行：“我情愿星星们不互相间描述我们。我情愿自己干。”）被忽略不计，诗不是作为诗，而是作为诗以外的某种东西（政治、观念、意识形态、文化……）的传声筒。换言之，文学完全被文化稀释。
这样，我们来到了荆棘丛生的境地：文学批评使我们目光狭小，文化批评使我们索然无味。我们象苏格拉底一样，费尽周折却一无所获。理性之“弊”在此暴露无遗：它试图明辨某物，结果却使自己陷入混乱。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大哉此说！事实上，我们应当保持对一切理论体系和理论倾向的警惕，以一种高度的艺术敏感性对艺术作品进行“随机批评”。这种批评是批评者秉其文化洞察力，在艺术作品中的“灵魂冒险”。它反对释义，而保持艺术作品“本样自存”的艺术强度。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释义》中说：“我们需要用一种对艺术的爱来代替对它的注释。”这是一条使文学理论恢复感性与诗性、活力和生机的正确道路。
三、诗性运思和诗性言说：重建新的理论支点与批评维度
我们的时代是商品过剩却情感匮乏、理论过剩却思想匮乏、信息过剩却诗性匮乏的时代。众声喧哗的杂语时代和知识分子的唯学问化导致了对“存在”更深的遗忘。人文学理论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学科界限和学问主义的狭小视野，沉入时代的深处，对以文学为核心表现的、涉及哲学、宗教、历史、伦理等诸多人文领域的整体文化的前途进行思考，力图在总体观照的人文视域内，获得触类旁通、交相深化的学术发现。
大文学理论应包含以下层次：
1.文学形而上学（哲学诗学）：将对文学的诗性运思作为打通观照世界本体和人类命运的桥梁，将“文学理论”上升为“文学思想”、“存在诗学”，文学不是一种技巧，而是和哲学一样，去“思”那“存在”，去追问世界存在的意义。由于我们已进入了“哲学终结”的“后哲学文化”中，文学形而上学负担着哲学的使命，但又抛弃了西方形而上学那套运思模式，将诗思和哲思融成一片，这样，文学研究不再把“思”的权利拱手转卖给文学作家和作品，而是和他们一同思考，把本文作为引逗思考尤其是生命体验的语言契机，于是批评成为写作，灵魂在本文中冒险，语言在与思想的交遇中迸发出光辉，富于哲学洞察力和诗性感召力的“发现”才会产生。罗兰·巴特的《批评作为语言》是这种诗学的理论同道，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是海德格尔的一系列诗学论文和《诗·语言·思》这部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诗学名著。
2.文学文化学（文化诗学）：在文化研究的宽广领域和阔大视野内考察文学的地位、命运、前途，跳出文学理论的传统框架，以文学的独特视角，观照文化的整体生存，引领着整个文化研究走出大而无当、人云亦云的境地，在文化批评中建立起基本的审美尺度，最终促使文化诗化过程的出现。这方面的思想先驱和代表性作品是维特根斯坦和他的《文化与价值》。
3.文学理论（文学诗学）：研究文学的内部运作方式，恢复基本的审美感受力和诗意想象力，不再企图发现适用于各种文体的“普遍规律”，而是沉入各种文体、每个本文的内在活力之中，感受语言内在生命的每一丝灵动，恢复论者不依傍于任何理论观念、体系，独自面对一个本文的“诗的能力”，它的最高境界是将读者引入“能感受诗的心理状态”，与诗同化：“一首诗的诞生，如月出无声，如群鸟飞翔……”（麦克利什：《诗节》）。
4.艺术理论（艺术诗学）：文学性与艺术性、观念性与技巧性、思想性与感受性、文化性与诗性间的对称关系，在艺术作品中获得了高度和谐与统一，本世纪的诗学就是逐步由前者向后者趋近，然后又在一个高层次上由后者向前者回复，形成一个动态平衡与融合的过程。而艺术作品，作为不留语言印痕的思想、观念、文化的审美凝结物，仍是一切文学样式企慕的风标。艺术开启了不落唇吻的人类生存的神秘本源和诗意空间，同时又向一切受众和文化阐释敞开心扉，它是“存在”的敞亮、生存的诗性维度，它藐视语言、文学性读解、一切尘世间磨损易变的品质，向不可言说的宇宙和生命的最高境界逼近。艺术是最“诗”的方式。它的感官性的超越性能同时而迅猛地到达人的心灵，像闪电一样照亮人的生存。当代文艺学借助于艺术诗学的进展，有可能摆脱历来的文学读解模式和观念思辨模式，使文学恢复“诗性”。代表性的作品是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对梵高的“农鞋”和希腊神庙建筑风格的评论。
……
上个世纪，荷尔德林自问：“诗人何为？”本世纪的问题是：“诗人何在？”诗的沦亡将是这个世界最大的精神痛苦。将文化哲学、文化批评引入文艺理论，使大文学理论获得时代生机和活力，将有助于寻回业已失落的诗性维度和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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