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警觉性研究前沿探析与相关命题的提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警觉性论文,探析论文,命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创业警觉性概念的提出背景
在Shane等著名创业研究学者的努力下，创业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们基本接受了以创业机会为核心的机会观研究框架。Shane和Venkataraman(2000)给创业研究所下的定义是“所谓创业研究就是研究由谁如何来发现、评价和开发创业机会，进而创造新的商品或者服务”[1]。而创业机会发现(opportunity discovery)作为创业活动的起点，是创业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已经成为近年来创业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机会是如何被发现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系统搜寻和偶然发现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行为学派认为，机会是通过系统搜寻来发现的。March和Simon(1958)最早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引入管理学研究，并且提出了机会发现是理性搜寻结果的观点。继March和Simon之后，Shaver(1991)又引入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认为机会发现是个体有意识地系统搜集、处理并识别信息的过程，并把创业机会发现归结为个体卓越的信息处理能力。不过，奥地利学派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个体不可能搜寻创业机会，因为“创业机会在被发现之前是未知的”[2]，个体不可能寻找自己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东西；相反，个体往往通过识别偶然获得的新信息的价值来发现机会。比较以上两种观点，前者看重个体的信息处理能力，而后者则注重有价值的高质量信息。
那么，机会又是怎样被偶然发现的呢？现代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Kirzner用企业家发现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辟的阐释。[3]他所提出的企业家发现理论构成了现代奥利学派市场过程理论的精髓。在Kirzner看来，企业家发现的概念介于以下两种状态之间：一是通过纯粹的偶然机会获得意外收获；二是通过系统搜寻来发现市场对象所隐含的内在信息，即企业家发现不只是指发现纯粹偶然的机会，而且还指在特定的时间内通过警觉地搜寻来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信息，并且对发现对象的内在信息进行外在化，最终发现创业机会。在不确定的非均衡市场环境中存在着客观的机会，这些机会可能是先进入市场的企业家由于认知上存在偏差或出错而遗漏的，而后来的有胆识、想象力和异质性知识的企业家具有独特的警觉性，就可能敏锐地发现这样的创业机会。警觉的企业家时刻注意着市场，在发现创业机会以后，通过创建新企业、扩大生产或者从事套利活动等来利用和开发市场机会，更好地配置资源以获取利润。创业机会是由追逐利润的企业家在非均衡状态下，凭借自己的警觉性发现的，正是企业家对机会的警觉和发现促使非均衡的市场逐渐趋向于均衡。因此，可以说企业家的创业警觉性是发现创业机会的关键因素。
这样，我们就了解了创业警觉性这个概念的提出背景，也厘清了创业警觉性的理论渊源。创业警觉性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发现理论，其研究对象是奥地利学派相关理论在创业研究领域的拓展。从目前的研究内容看，创业警觉性研究主要是在以创业机会为核心的创业研究框架下探讨创业机会发现问题。
二、创业警觉性研究前沿探析
创业警觉性研究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研究框架。研究者们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创业警觉性的概念内涵，二是创业警觉性对发现创业机会的影响，三是创业警觉性与创业决策、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以下对这三个方面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1.创业警觉性的概念内涵。概念是研究的核心，从研究概念入手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清楚地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焦点，从而为理论演绎奠定基础。尽管创业警觉性已经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兴趣和注意力，但目前仍缺乏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创业警觉性的概念内涵。创业警觉性概念内涵的演进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提出阶段。最早提出创业警觉性概念的是经济学家Kirzner(1973)。Kirzner(1979)把创业警觉性定义为：一种不进行搜寻就注意到此前一直被忽略的机会的能力，并认为创业警觉是一个“关注但不搜寻”(notice without search)的过程。1985年，Kirzner对自己所下的定义进行了修正，指出创业警觉性同时也是企业家积极构想未来的一种倾向。[4]这一观点为后续的机会发现研究奠定了基础。继Kirzner之后，有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Stevenson等(1985)在创业过程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创业活动主要受创业者对机会感知力的影响。[5]Cooper等(1988)通过对创业者的系统研究发现，创业者能通过对市场的“感觉”非正式地或者本能地感知机会。[6]Ray和Cardozo(1996)认为对信息的高度警觉应该先于任何机会的发现，他把这一状态(警觉性)称为创业意识(entrepreneurial awareness)，并把创业意识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和环境内关注和警觉有关事件信息的倾向，即对厂商与消费者所存在的问题、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以及新的资源组合的特别感知力”[7]。
这一阶段的定义基本上认同创业警觉性是一种关注或感知倾向，但总体来说不够完整，只描述了创业警觉性是什么，对创业警觉性的内涵缺乏维度上的考虑。而其中的有些定义甚至非常模糊，不能清晰地聚焦于创业警觉性的本质。要想进一步界定创业警觉性的概念内涵，还必须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2)深化阶段。有学者在Kirzner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了创业警觉性的内涵。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研究者们已经关注创业警觉性的维度划分问题，并开始开发量表进行实证研究。Kaish和Gilad(1991)认为，警觉的实质就是“把自己置于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中，以提高遇到机会的概率，但并不必然刻意搜寻某个特定机会。他们俩开发了创业警觉性量表，把创业警觉性分为阅读警觉性(reading alertness)和开放警觉性(opening alertness)两个维度。前者的测量指标包括创业者阅读商业信息的频率和数量，如每周阅读商业杂志的数量等；而后者的测量指标包括创业者在思考商业问题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如在业余时间仍思考如何拓展业务等。Kaish和Gilad的观点是对创业警觉性内涵的深化，但这份量表的信度只有0.62，效度在文中没有交代，其结果只能被勉强接受。[2]
为了进一步挖掘创业警觉性的内涵，Gaglio和Katz(2001)从心理学视角出发，把创业警觉性视为发现机会的心理基础，指出创业警觉性也可以用心理图式来解释。创业者必须对心理图式的关键特征特别敏感，才能够在模糊的情境中快速激活心理图式，从而发现各种创业机会。如果能习惯性地快速激活心理图式，把激活心理图式作为一个自动的心理过程，那么，创业者就不必刻意保持自己的注意力和强行控制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创业警觉性可以成为一种自动的心理过程，关键在于创业者面对机会时能自动依靠心理图式来进行“精准的评估”(shrewd and wise assessment)，并实现“顿悟”(flash of insight)，最终就能快速发现机会。在此基础上，Gaglio和Katz给出了一个更加完整、更具可操作性的创业警觉性概念，它包括正确感知市场环境、识别关键驱动因素和推断各因素间的动态关系三个要素。[8]
Ko和Butler(2003)从警觉对象的角度提出了创业警觉性应该包括的两个维度：商业构想警觉性和信息警觉性。他们对Kaish和Gilad(1991)的创业警觉性量表进行了修正，把问项增加到了七个。这七个问题分别是：(1)在日常工作中是否总在琢磨新的商业构想；(2)始终保持对信息的关注，以期从中受到启示；(3)对新的业务设想总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4)每天阅读杂志；(5)每天阅读报纸；(6)经常阅读期刊；(7)每天上网浏览信息。前三项构成“商业构想警觉性”，信度为0.88；后四项构成“信息警觉性”，信度为0.70。[9]
综观这一阶段的定义，虽然研究者们对创业警觉性的维度进行了界定，并且开发量表进行实证研究，也取得子不小的进步，但是，他们的主要思路仍然停留在Kirzner最初给创业警觉性所下的定义上，而没有关注Kirzner后来提到的“构想未来的倾向”。因此，有关创业警觉性的维度划分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
3)重构反思阶段。新近的研究体现了对以往以Kirzner第一个定义为基础的创业警觉性内涵的重构和反思。Li(2004)结合信息搜索模型(information search model)和适应性学习理论(adaptive learning theory)，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等多种方法，对创业警觉性的内涵进行了重新诠释，并提出了创业警觉性的四个维度，它们分别是并行思考(juxtaposing)、抛弃以前的想法(unlearning)、不断探索(prospecting)、不断改进(embellishing)。[10]这个定义不仅涵盖了Kirzner的两个定义，而且还在维度上进行了重新划分，丰富了创业警觉性的内涵。可以说，这是目前最完整同时也是研究方法最为规范的创业警觉性定义。
由上可见，对创业警觉性概念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在不断深入，但创业警觉性定义仍没有得到统一。总体来看，多数学者赞同Kirzner提出的定义，并在Kirzner定义的基础上对创业警觉性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和拓展。少数学者持不同的意见，从其他视角来诠释创业警觉性，这些研究的优点是丰富了研究视角，有利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汇融合，但缺点是模糊了研究焦点，过于旁敲侧击，偏离了Kirzner最初关于机会发现过程的设想。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创业警觉性是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其主观性及内隐性程度较高，内涵不易确定。这也是创业警觉性相关研究的难点之一。本文认为，确定创业警觉性的概念内涵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如何测量创业警觉性的问题，而创业警觉性的测量是开展实证研究的起点，对实证研究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完善创业警觉性的概念内涵，把注意力转移到开发切实可行的创业警觉性量表上来，从而推动相关实证研究的快速发展。
2.创业警觉性对机会发现的影响。关于创业警觉性影响机会发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创业警觉性对机会发现的意义；二是不同个体在创业警觉性影响机会发现方面的差异；三是创业警觉性影响机会发现的机理。以下分别对这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在第一方面，Kirzner(1973)首先阐述了创业警觉性对机会发现的重要性。他根据企业家发现理论考察了创业警觉性对机会发现的影响，认为机会发现是创业的核心问题，企业家利用经济波动，依靠自己(他人不具备)的识别和察觉能力来发现并开发商业机会。他反对古典搜寻模型假设个体具有充分的知识，认为大多数人是偶然发现机会的，发现机会的能力来源于个体有关市场与技术的独特知识。由于个体不是全知的，因此不可能发现所有的机会，只有那些创业警觉性高的企业家才可能发现并利用部分机会来创造利润。Hisrich(1990)认为，个体特质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交融有助于创业者提高创业警觉性，而创业警觉性与机会认知能力正相关。[11]这一思想的核心是创业警觉性越高，发现机会的概率就越高。Gaglio和Taub(1992)认为，发现机会就是洞察那些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初始创意，要求创业者必须具有警觉性和洞察潜在商机的意识。[12]
在第二方面，研究者们主要比较了创业者和一般管理者在机会发现方面的差异。Kaish和Gilad(1991)对创业者与一般管理者的创业警觉性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了“创业者对新机会更加警觉，他们使用信息的方式也不同于一般管理者”[2]的假设，并以创业者和一般管理者人群为样本证实了这个假设。同时，他们还发现创业者比一般管理者更加渴望信息，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和处理信息，并更倾向于使用非常规信息；创业者对风险线索(risk cues)比对利润线索(profit cues)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他们对财务信息的依赖程度远低于一般管理者，而更加关注“主观”线索(subjective cues)，如交易对象的身份、顾客偏好等。[2]
Busenitz(1996)的实证研究并不支持上述结论，他对Kaish和Gilad提出的“创业者对新机会更加警觉，他们使用信息的方式也不同于一般管理者”的假设重新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Kaish和Gilad的假设几乎得不到支持。据此，他认为，Kaish和Gilad开发的量表存在信度不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开发信度更高的创业警觉性量表。[13]
Hills、Lumpkin和Singh(1997)重新设计了创业警觉性量表，主要采用被试自述(self-report)的方式。他们设计的量表包括“您对创业机会是否有特殊的敏感性”、“您是否觉得自己是属于机会驱动的那种类型”、“您是否会本能地寻找潜在的商机”、“您是否喜欢思考和开拓新业务”以及“业余时间您是否常琢磨新的商业构想”五个问项。他们用自己设计的量表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警觉性高的创业者更容易发现机会。[14]Hills和Shrader(1998)采用Hills、Lumpkin和Singh设计的量表对事业有成的企业家进行了洞察力检验，并且发现成功企业家的洞察力强于一般人。这两项研究虽然测量方法有所进步，但由于取样来源不足，研究结论仍然不能令人满意。[15]
在第三方面，研究者们主要关注创业警觉性维度及作用机理与机会发现之间的关系。Ko和Butler(2003)对创业者的联想能力(bisociative thinking ability)和创业警觉性与机会发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选取了65个高科技企业创业者作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创业警觉性可以分为商业构想警觉性和信息警觉性两个维度，创业者的联想能力在商业构想警觉性与机会发现两者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但在信息警觉性与机会发现之间并没有起到这种作用。[9]Ardichvili等(2003)构建了一个基于企业家能力的机会识别模型。该模型显示，创业警觉性越高，发现和开发创业机会的成功概率就越高，而高创业警觉性则与企业家个人特质(如创造力和乐观等)正相关；企业家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发现创业机会；企业家的特别爱好和市场知识是成功识别创业机会的关键。可惜，Ardichvili等只是提出了假设和构建了模型，而没有进行实证研究。[16]James(2007)提出了一个通过有约束条件的系统搜寻过程来完成创业机会搜寻和发现的规范模型。James认为，创业者可以通过约束搜寻自己已知的领域来提高搜寻效率，这个模型无论是在帮助创业者识别机会的数量上还是创造价值的潜能上都要优于创业警觉性模型。当然，James的这个观点目前还没有获得实证支持。[17]如果James的观点能获得实证支持，那么就会对创业警觉性研究的现有成果构成巨大的挑战。
通过以上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关于创业警觉性影响机会发现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相关研究从阐述创业警觉性对机会发现的重要性到比较不同个体的创业警觉性对机会发现影响的差异，再到揭示创业警觉性影响机会发现的机理，呈现不断深入的态势。但同时，我们认为相关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仍有待完善。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回顾性横截面数据，但由于创业警觉性具有动态性，因此，采用回顾性横截面数据会导致结论失真。我们可以借鉴以动态跟踪而不是回顾性调查为特色的创业研究国际合作项目“创业动态跟踪研究”(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的研究方法，来推动相关实证研究的开展。
3.其他方面的研究。近年来有些相关研究开始关注创业警觉性与创业决策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Minniti(2004)研究了创业决策过程中创业警觉性与信息不对称影响等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基于创业警觉性和环境可用信息的个人创业决策模型，并采用自旋玻璃(spin-glass)模拟技术来解释这一动态决策过程。结果表明，高创业警觉性会引发更多的创业行为；在信息均匀分布的情况下，即使创业者具有高水平的创业警觉性，创业行为(数量)也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在信息非均匀分布的情况下，创业行为有所增加，并且呈现出区域集中的倾向。[18]
Arenius和Minniti(2005)研究了个体在进行创业决策时与其高度相关的知觉变量(perceptual variables)问题。他们对28个国家新创企业的创业者个体进行了大样本调查，结果发现创业警觉性作为独立的知觉变量与其他变量(如对失败的恐惧以及自身拥有的技能信息等)同等重要，并且还显示，创业者在进行创业决策时更多地依靠主观判断，而较少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19]
Tang和Patrick(2007)对创业警觉性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样本选自我国广州146家新创企业。他们的研究采用自述式量表来衡量创业警觉性，并用过去三年平均研发支出来衡量技术创新。结果表明，创业警觉性推动了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促进了新产品和服务开发，从而揭示了创业警觉性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并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加深了对创业警觉性的理解，即“创业警觉性是一种积累、传递和选择与创业机会相关的信息的能力”[20]。为了比较创业警觉性与技术创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作者又抽取美国东南部和中西部109个创业者作为样本，再次进行了实证研究。这次，作者设计了一份新的创业警觉性量表(包括13个问项)，并采用过去五年发生的创新数作为测量技术创新的主要指标。结果显示，虽然文化背景(中国与美国)、行业不同，但创业警觉性同样都是技术创新的前置因素。[20]
以上几项研究扩展了创业警觉性研究的宽度。我们知道，机会观框架下的创业研究主要考察创业机会的发现、评价和开发问题。目前，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创业机会发现上，而对创业机会评价和开发过程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以上三项研究考察了创业决策和技术创新等创业机会评价和开发过程中的行为，这表明创业警觉性研究呈现一种新趋势：不再局限于探讨创业警觉性与机会发现之间的关系，而是开始关注创业警觉性与创业机会评价和开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创业警觉性研究的一大进步，也表明创业警觉性研究正朝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发展。
三、相关研究命题的提出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虽然创业警觉性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对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本文拟在分析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命题，以期加深我们对创业警觉性的理解。
1.以往的研究虽然在界定创业警觉性内涵时进行了维度划分，但主要考虑了创业警觉性作用机理方面的维度，而忽视了创业警觉性自身属性方面的维度。考察以往相关研究的主要命题，如“创业者比一般管理者具有更高的创业警觉性”、“创业警觉性越高，越容易发现创业机会”、“掌握知识越多，创业警觉性就越高”等，可以发现这些命题都隐含这样一个假设：创业警觉性是个向量。也就是说，这些命题只考虑了创业警觉性的强度属性。但事实上，创业警觉性在属性维度上不仅包括强度属性，而且还应该包括方向属性。根据创业警觉性的定义，创业警觉性首先是有方向性的，它指向不同的创业领域；其次，创业警觉性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强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业警觉性应该是个矢量，一个创业者在所有领域的创业警觉性是个整体概念，是一组矢量的集合。因此，可以把这个集合所围成的区域定义为创业者的创业警觉性区域，把这个区域的边界定义为创业警觉性边界。据此，我们可提出如下属性命题：创业警觉性是个矢量，包括警觉强度和警觉方向(命题1)。
从这个视角研究创业警觉性和机会发现的关系，可以有如下命题：如果创业机会是随机出现的点，那么落在创业警觉性区域内的机会点是可以被创业者发现的，而落在区域外的点就不可能被创业者发现(命题2)；扩大创业警觉性区域的面积可以提高发现创业机会的概率(命题3)。
2.以往的研究大多忽视了创业警觉性的动态性，具体表现为静态差异对比较多，而动态跟踪验证较少，因此，相关结论缺乏说服力。创业者的创业警觉性是动态变化的，其强度和方向随时间而不断变化。Kaish和Gilad(1991)与Busenitz(1996)对同一命题的检验得出了不同的结果，除了样本来源不同，创业者之间存在个体差异等原因之外，我们认为同一创业者的创业警觉性动态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创业警觉性具有动态性，并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开始警觉到停止警觉是一个生命周期过程，包括萌芽、成长、成熟和衰退等阶段；二是在生命周期各阶段警觉性边界又是动态变化的，这与其影响因素的变化有关。鉴于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动态性命题：创业警觉性的变化是一个类似于生命周期的过程(命题4)；创业警觉性边界在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命题5)。
3.以往的研究大多只关注创业警觉性的概念内涵以及创业警觉性对机会发现的影响等问题，而没有进行纵深考察。例如，以往的研究只关注创业警觉性对机会发现的影响，而只字未提创业警觉性本身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如何影响创业者的创业警觉性水平等问题。由于创业警觉性是个抽象的概念，如果不能将其影响因素具体化，那么，我们就无法采取措施来提高创业者的创业警觉性。考虑到创业者已掌握的知识和所处的环境都是相对具体的变量，并且两者都是创业警觉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影响因素命题：创业者已掌握的知识是影响其创业警觉性方向的主要因素(命题6)；环境刺激与创业警觉性的强度显著正相关(命题7)。
4.以往的研究基本上只关注微观层面，根本没有考虑如何把研究拓展到宏观层面。如果不能把创业警觉性研究拓展到宏观层面，那么就不能从宏观上审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业活动，相关研究也不能为国家或地区整体经济层面的制度或政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认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应该关注以下方面的问题：提出并定义国家或地区创业警觉性的概念，开发整体创业警觉性量表，考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创业警觉性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整体创业警觉性是否可以通过教育来培育，培育过程会出现怎样的博弈关系并对宏观创业行为产生什么影响等问题。据此，我们可提出以下宏观命题：一国或地区的整体创业警觉性区域面积与该国或地区的创业活动显著正相关(命题8)。
针对以往研究所存在的不足，我们分别从属性、动态性、影响因素及宏观层面提出了八个命题，目的在于通过重新思考和拓展该领域的研究问题，来深化对创业警觉性的认识。相对而言，命题1更重要一些，它是其他命题的基础。这些命题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可构成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可能会对以单一属性维度为基础的以往研究造成冲击。可以预见，当我们认识到创业警觉性的双属性维度之后，就必须重新考虑以往研究的单一强度属性命题(无论是创业警觉性测量还是实证研究方面的命题)，而且还要重新验证以往经验检验所得出的结论。因此，未来可以参考本文所提出的命题开展双属性维度研究。
四、小结
本文梳理了关于创业警觉性概念内涵与其他前沿问题的研究文献和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个相关命题。基于以上的工作，我们可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创业警觉性研究发展到现在，虽然形成了初步的研究框架，但仍然存在不少分歧。可以说，创业警觉性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第二，创业警觉性研究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阶段，研究者们正在思考新的突破方向。从本文所参考的文献来看，大多数文献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最近五年的文献较少。这表明，虽然创业警觉性研究仍存在较多的争议，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争议在减少，研究者们开始就一些重要问题达成共识。而最近几年的文献呈现出创业警觉性研究开始向创业机会评价和开发问题拓展的趋势，这也表明学者们正在探索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第三，对创业警觉性的深入研究将是创业研究的一个必然趋势，未来的研究将会沿着以下两条线索演进：一是整个创业活动过程的横向扩展，包括创业机会的发现、评价与开发，主要考察创业警觉性对这些活动的影响，在这里创业警觉性被作为自变量；二是创业警觉性研究自身的纵向延伸，今后应该着重考虑对创业警觉性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以及创业警觉性自身的影响因素等问题，在这里创业警觉性被作为因变量。
在我国，创业警觉性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依据本文的结论，国外的创业警觉性研究现状，对于我国的研究者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一方面，创业警觉性研究是个具有相当难度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创业警觉性研究领域内还有很多没有得到深度发掘的理论空间值得我们去开拓。为了启动和深入开展我国的创业警觉性研究，我们应该积极借鉴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并进行理论创新，希望本文对此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