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过剩女子”的文化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多利亚论文,时期论文,因素论文,女子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是英国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高度发展，文化光辉灿烂，但在这种令人惊叹的繁盛背后却隐藏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其中大量的单身女子现象的出现就是困扰维多利亚人的一大难题。据统计，从1851到1871年，单身女子数量从72500人升至125000人，二十年中上升了72％。（注：Trever May,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60—1970[M],Longman Group UK Limited,1987。）(P261)这一问题令中产阶级大伤脑筋。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在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未婚女子比例要高于工人阶级。（注：Lee Holcombe,Ladies at Work:Middle Class Working Women in England and the Wales 1850—1914[M],Shoe String Press,Inc,1973。）(P11)其中许多人一生都未结婚，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处女。按照当时中产阶级的女性观，这些单身女子既未能通过婚姻实现自身价值，在社会上又被歧视，只好呆在家里，成了“多余的人”，她们的存在也就构成了一个令人苦恼的社会问题。
一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的男女比例失调，尤其是中产阶级中出现数量众多的单身女子现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但主要是当时流行的文化观念对人们婚姻行为的影响。
从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可以看出，与女婴相比，男婴存在比较高的死亡率，这样就相应减少了成年男子的数量，使男女比率呈现失衡状态。这种状况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尤为严重。据说在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25至29岁年龄段男女比率差不多是91∶100，而在英格兰只有83∶100。（注：杨金才：《再现单身女子心路历程的英国维多利亚小说》[J]，《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4期。）另外，伴随着英国对外贸易和殖民范围的扩展，人们纷纷移民美国或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其中男性远远超过女性。据统计在1861年有124000名男性移民海外，而女性只有41000名。（注：Trever May,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60—1970[M],Longman Group UK Limited,1987。）(P261)这无肄加重了原本就有的性别失调，以至于有一段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45至49岁的女子中未婚女子就占1/7，而苏格兰地区竟高达1/5。（注：杨金才：《再现单身女子心路历程的英国维多利亚小说》[J]，《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4期。）在这支庞大的移民队伍中，中产阶级男子所占数量尤其多，他们或作为军官，或作为殖民官员，或作为商人遍布在英国殖民地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有人曾这样嘲讽他们：“他们出现在任何地方，唯独排除英国——这个他们最应该呆在那儿并与可爱的女孩恋爱的地方。”（注：Lee Holcombe,Ladies at Work:Middle Class Working Women in England and the Wales 1850—1914[M],Shoe String Press,Inc,1973。）(P11)这是大量单身女子，特别是中产阶级老处女出现的一个客观原因。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人们的婚姻习俗及对待婚姻的态度发生转变，也是造成大量未婚女子出现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维多利亚时期的上等阶级和中产阶级对待婚姻存在明显的门第观念，他们都趋向于与自己同一社会地位的人通婚，许多婚姻都是在有着相同职业和社会背景的家庭之间缔结。如果有例外，一般也只局限于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女仆与中产阶级下层男子通婚。（注：Sally Mitchell,Daily Life in Victorian English[M],Greenwood Press,1996,p.142。）(P142)这种倾向一直到十九世纪晚期才逐渐减弱。对于出身贵族家庭的年轻女子来说，她们拥有的财富与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给予她们许多社交机会，可以保证她们能够顺利找到适合的婚姻对象。相比之下，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女孩情形就不同了。在当时激烈的社会竞争下，一个中产阶级女孩随时可能因为父亲破产或者父母去世而导致无人供养，经济上的困境使她失去与同一阶级男子相处的机会，不能找到与自己地位相符合的对象，最终结果就是极有可能成为一名老处女。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各个阶级还普遍存在向后推迟婚龄的趋势。据当时人们的统计，维多利亚时期女子的初婚年龄平均为25岁，男子的初婚年龄平均为27至28岁。这种晚婚现象在中产阶级中尤为普遍。（注：Sally Mitchell,Daily Life in Victorian English[M],Greenwood Press,1996,p.142。）(P142)按照中产阶级理想的家庭观，他们是严格的父权制家庭，男子是一家之主，在家庭中具有无上的权威，但同时也要承担养家的重任。女子被看作与孩子一样依赖他人而没有自主权，在婚姻中处于受供养的位置，其所有的职责就是做一个好妻子与好母亲。而保证妻子与儿女生活的悠闲与奢华，不仅是一个男人事业成功的标志，也是其地位的体现。伴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女孩对于其未来丈夫的物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使婚姻在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昂贵，对于一个事业刚刚起步的中产阶级青年男子而言，与一个相同阶级的女子结婚并维持一个与其地位相符合的体面家庭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1861年，有人曾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明确表达了对于这种越来越昂贵的婚姻的担忧。“现在女孩们被奢侈地、自私地养大，她们也期望在其丈夫那里得到同样奢华的生活，那么除非丈夫的钱财是无限多的，否则，满足这样一个摩登妻子的要求很快会使他陷于赤贫。……体面的代价也许太高了。”（注：Trever May,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60—1970[M],Longman Group UK Limited,1987。）(P261)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男子采取不愿结婚的逃避方法，更多的人则推迟婚龄，直到他能够供养一个符合其地位的家庭。
另外，在维多利亚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男子是理性的，而女子则是感性的，比较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这种观念在当时的中产阶级中几乎成了一种共识，女子只属于家庭这一私人空间，被称作“家庭天使”，公共领域应将女子排除在外。许多人纷纷撰文宣传和赞美这种理想的两性文化，约翰·拉斯金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位。他在所写的《百合——王后们的花园》一文中提出，妇女的地位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家庭中，“妇女在她的家门口以内是秩序的核心、痛苦的安慰和美的镜子”（注：约翰·拉斯金：《拉斯金读书随笔》[M]，上海三联书店，1999。）(P84)。她每天所做的事情是：1.使大家高高兴兴；2.每天给他们做饭；3.给每人衣服穿；4.令每人干净整洁；5.教育他们。（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P323)他们强调女性对男性的依赖与屈从，认为女性一旦结婚，在法律上一切都属于其丈夫。因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对待男孩和女孩存在截然不同的培养方式，通常是“男孩应该志在四方而且通晓各种知识，女孩则应该呆在家中，无所事事”（注：Carol Dyhouse,Feminism and the Family in England 1880—1939[M],Basil Blackwell Ltd,1989.）(P160)。对于那些自我意识比较强、渴望独立人格的女孩子来说，在这种处处受到限制的家庭中生活就像“雄鹰被关在鸡窝一样”（注：Carol Dyhouse,Feminism and the Family in England 1880—1939[M],Basil Blackwell Ltd,1989.）(P15)，从而对家庭生活产生了恐惧与厌恶，这就必然影响了她们长大后对待婚姻的态度，比较容易选择单身生活。而这种女性观念的流行使这时期的女性很少能像现代女性一样，做到同时拥有事业和家庭，对于那些受过一定教育，渴望实现自我发展的中产阶级女性来说，独身就被当作实现自我发展、维护独立人格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在维多利亚时期从事教育、社会工作的女性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女子保持单身，（注：Sally Mitchell,Daily Life in Victorian English[M],Greenwood Press,1996,p.142。）(P142)其中包括现代护理学的奠基者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教育家康斯坦丝·梅那德等。梅那德在1882年创建了自己的女子学院，在这一过程中，她拒绝了两次婚姻。在其教书生活开始后，她曾拒绝了一位地位很高、看起来与其很般配的求婚者。事后她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表明了拒绝的理由：“如果他提及我，那也只是因为与他有关。(他)从未谈及给予我一个美好的、完整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关于自由和机会的话语，甚至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可以共享的事情。”（注：Martha Vicinus,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M],Virago Press,1985.）(P18)面对管理一个女子学院带来的沉重压力，梅那德有时也曾后悔自己的选择，对未能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表示一些遗憾，但是与她放弃护士工作而专营婚姻这一事业的妹妹相比，她从未认为她所拥有的教育事业低人一等。（注：Martha Vicinus,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M],Virago Press,1985.）(P19)由此可以认为因为从事公共事业使一些女性不愿结婚而使单身女子增多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
二
男女比率失调并非只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一个独有现象，在19世纪的欧洲普遍存在女性高于男性的现象，但只有英国出现“过剩女子”(Surplus women problem)的现象，所以有人说：“英国是老处女的祖国”（注：Rita S.Kranidis,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St.Martins Press,1999.）(P174)。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单身女子在英国构成一个社会问题呢？
笔者认为当时流行的中产阶级家庭文化是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女子不像中产阶级女性那样。虽然人们认为工人阶级女子结婚后也应回到家庭，但由于客观生存的需要，无论其结婚与否，这些工人阶级女子一般都要外出工作，或去工厂做工，或当上层和中产阶级家庭中女佣，就像W.R.格瑞戈所写：“不像中产阶级单身女子，女仆从不过剩。”（注：Rita S.Kranidis,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St.Martins Press,1999.）(P91)而中产阶级单身女子所面临的情形则与工人阶级单身女子完全不同。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理想的家庭观认为一个完美的、受人尊敬的女性地位应体现在她在家庭中的位置，其自身价值应体现在家庭中的牺牲精神和作为道德天使的角色中。“她们的性别教导她们要服从，自我牺牲是女人的天职。她们必须内心平静，从而净化男人的心灵。她们要将家经营的温馨舒适，从而提高男子追求美德的动机。”（注：Joan Evans,The Victorian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109)而这样的女性价值实现的惟一途径便是婚姻。对于一位中产阶级淑女来说，一生中“惟一可收获的荣耀便是作一名新娘，婚姻是她惟一可经营的事业。”（注：Rita S.Kranidis,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St.Martins Press,1999.）(P38)许多中产阶级单身女子一生都不可能成为妻子、母亲，她们理所应当地被视为“多余的”人，当家中的兄弟姐妹长大成人以后，她们在家中的位置也就会随之消失。不仅如此，她们的存在对于中产阶级宣扬的女性观、道德观还构成了一定威胁，因而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对单身女子的要求就是她们最好去做一个隐形人(invisible)。工业化完成后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虽然出现了许多新行业，需要大量的就业人员，但是依旧不赞成中产阶级单身女性抛头露面，走向社会。即便是自食其力，其能力也极其有限，因为中产阶级家庭对女孩子的教育是按照“家庭天使”的形象来塑造的，目的就是使她们能成为举止端庄的家庭主妇。（注：转引自马缨：《工业革命与英国妇女》[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P60)即便后来出现一些中产阶级女子学校，所设课程中也看不到任何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专业知识方面的内容。这样可供中产阶级单身女子选择的工作范围依然很窄，一般只可选择做富裕家庭的家庭教师、陪伴，以至于在维多利亚时期家庭教师变成一种竞争性很强的职业。这种现象一直到维多利亚后期才有所改变。对于这种性别歧视，南丁格尔曾这样表达了她内心的愤懑：“为什么女性拥有热情、智慧和良好的品德，但是在社会中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实现这三种美德的地方呢？”（注：Martha Vicinus,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M],Virago Press,1985.）(P2)维多利亚时期也有一部分事业有成的单身女子，但按照中产阶级的女性观来衡量，她依旧是“多余的人”，因为她没有成功的找到一位丈夫，没有实现其女性价值。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维多利亚时期的“过剩女子”问题，“只是一个文化观念方面的概念”（注：Rita S.Kranidis,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St.Martins Press,1999.）(P27)，是在中产阶级家庭文化影响、限制下形成的一种观念上的“多余”。
三
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单身女子为了生存，必须做到经济独立，但家庭反对，社会又不提倡，自己往往又缺少谋生的能力，这就决定了她们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她们的困境引起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与同情，出现了许多以中产阶级单身女子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其中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尤斯塔斯宝石》和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等，它们构成了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许多社会评论家也对于怎样解决这个“女性问题”发表看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W.R.格瑞戈在1862年写的《女性为何过剩？》中提出的观点。首先，将大约750000名年龄在30岁以上的单身女子移民至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因为这些地方的男性数量均超过女性，可以为这些“过剩女子”提供广阔的海外婚姻市场，使她们有机会获得一个美满的婚姻。在格瑞戈看来，这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其次，他建议那些留在国内的单身女子通过学习上等阶级的礼仪，使自己变得更有魅力，以吸引男子与她们缔结婚姻。（注：Martha Vicinus,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M],Virago Press,1985.）(P4)
因为格瑞戈提出的解决方案，依旧从维护中产阶级家庭文化的角度出发，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既然在英国国内不能为中产阶级单身女子提供一个合适的位置，那么将她们带向另外的地方，也许可以解决这个棘手的社会问题，因此移民就被当作解决中产阶级“过剩女子”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许多中产阶级女性移民团体纷纷出现，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早期的“中产阶级女性移民协会”以及稍后的“英国妇女移民协会”，它们在当时影响都很大，成为中产阶级女子移民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另外还有许多慈善机构帮助女性移民。但是殖民地与英国一样不欢迎这些“问题女子”，它们需要的是能够胜任各种工作，主要是可以完成繁重的家务劳作的女仆，而非是受过一定教育却对家务劳动一窍不通的淑女。怎样才能说服殖民地接纳这些中产阶级单身女子呢？在当时的解决方法就是突出中产阶级单身女子的女性价值，将她们作为国家所特有的一种文化商品进行出口，（注：Rita S.Kranidis,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St.Martins Press,1999.）(p.164)进而将其所体现的家庭美德扩展到殖民地这个大家庭。通过接收这些中产阶级单身女子，可以使殖民地对于她们所代表的价值文化表示认同，进而对英帝国产生一种文化上的国家认同感。另外，许多人对殖民地存在一定的偏见，认为与英国相比，殖民地的道德文化水平比较低，如果殖民地的女性移民只限于一些愚昧无知的劳动者，无疑将会加重这些地方的道德危机。因此，他们认为有责任将更多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介绍到殖民地，从而提升整个殖民地的道德水平。这种想法在贝克夫人与一位主教的通信中表述的清清楚楚：“殖民地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女性、帮助女性就业，但是你知道这要遭遇许多困难；而且我们已经饱受那些蜂拥而至的无知女子所带来的痛苦，这些女子对于任何地方都是一种灾难。但是如果能够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责任心的女性介绍到殖民地，就像你曾说过的，这将带给殖民地无尽的好处。”（注：Rita S.Kranidis,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St.Martins Press,1999.）(p.33)
通过移民寻找国外解决途径的同时，英国国内的单身女子也在通过自身努力改善自我处境。她们提出建立一些女性社团、进行女性教育改革以及通过司法改革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为女性提供参与公共事业的机会，从而解决中产阶级单身女子的就业问题。在解决单身女子问题时，她们采取的办法就是既能使自己做到独立的养活自己，又可以不通过婚姻获得一种尊重，从而摆脱被视为“多余”的困境。她们依然认同女性在中产阶级家庭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单身女性通过参与各种公共事业，可以将她们的女性价值和女性美德从家庭这一私人空间扩展到更为宽广的公共领域，这样不仅能够实现其女性价值，而且可以提升工厂、医院、学校等公共机构的道德风气。（注：Martha Vicinus,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M],Virago Press,1985.）(p.15)英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的代表弗朗西丝·鲍尔·科比是最著名的自由独身主义的倡导者，作为一名记者和一位以教育、选举权、反对以动物为医学实验品和儿童福利等为主题内容的公共讲演者，她拥有成功的事业和幸福的生活。但是她的成功部分应归结于其对于女性传统责任的一种认同，因为科比是女性自我牺牲而非自我发展的有力倡导者。（注：Martha Vicinus,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M],Virago Press,1985.）(p.16)即便是看到了南丁格尔的成功，当时的人们也只是将其视为女性自我牺牲精神而非女性自我发展的结果。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者很少为女性在智力、直觉和道德方面与男性潜在的平等而抗争，这些在当时被看作过于激进的思想到二十世纪早期才被人们所接受。（注：Martha Vicinus,Independent Women Work and Community for Single Women 1850—1920[M],Virago Press,1985.）(p.16)因而人们一般认为，不像二十世纪的女权主义者，这些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者采取的行动是比较理性、温和的，其激进之处也只表现在打出了“独立女性”这块招牌。（注：Rita S.Kranidis,The Victorian Spinster and Colonial Emigration[M],St.Martins Press,1999.）(p.41)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维多利亚时期“过剩女子”问题的产生与解决，虽然存在一些客观因素，但更多的则是体现了当时流行的中产阶级家庭文化对社会和人们行为的一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