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传宋本《孔子家语》源流考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源流论文,今传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近以来，由于出土文献的陆续发现，向称“伪书”的《孔子家语》重获重视，研究渐夥。但由于长期乏人关注，现在当我们重新面对此书时，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可能亟须弄清：此书之“善本”何在？今之传本又如何承传而来？本文试图对现今《家语》一书的版本传承线索作一简要梳理，希望能对我们利用现有的《家语》传本有所借鉴。
今之《孔子家语》传本，多号称源自“宋本”，此说是否有据，尚俟深究。不过，这其中元王广谋本倒是个例外。广谋其人事迹不详，但其注《家语》自元代中期以来却多次刊行。尤其是明初以来，由于宋本王肃注《家语》十卷流传极稀，学者甚至以为王肃注《家语》十卷世间已无存，转而把王广谋本当成今本，似乎广谋本是横向上独立于王肃本之外的别一传本。持这一看法的甚至包括了许多知名的学者，时间则自明代前期直至晚清，甚至现代，可见为害非浅，因此需要着意一辨。
学者有上述误判，除了宋本流传极稀少外，主要还在于王广谋之《孔子家语》“句解”本流传极广，公、私目录书及时人著作对它都屡屡提到。明彭大翼《山堂肆考》云：“《孔子家语》总目：自《相鲁》至《公西赤》，共四十四篇，猷堂王广谋句解。”《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九，录“《标题句解孔子家语》一函三册”，《千顷堂书目》：“王广谋《孔子家语句解》四卷。字景猷。延祐三年(1316)刊。”《经义考》载：“王氏(广谋)《家语句解》三卷，存。马思赞曰：其书有延祐丁巳(1317)刊本。”《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新刊标题)孔子家语句解》六卷、《素王记事》一卷，元王广谋撰，元泰定二年(1325)崇文书塾刊本，藏中央图书馆。”①《贩书偶记(附续编)》②：“《新编孔子家语章句十卷》——魏王肃注。元刘祥卿刊。首有原序。次目录，卷一首页第二行题‘并依王肃注义详为注解’等字。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十九字不等。小字双行。两截楼版式。上列评语音义。版心上下黑口。惟原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至书中有两处半页九行者，较覆宋刊本颇多不同。……其编次较他本殊异，如此书在卷五，他本在卷六。……卷五之尾刊有‘清泉刘祥卿家丁未春新刊行’十二字木记。”③可见王广谋的这个本子流传是很广泛的，甚至在卷册、书名上产生了略有不同的很多版本④。正因为此，明何孟春作《孔子家语注》时特别提到：“今本而不同于唐，未必非广谋之妄庸，有所删除而致然也。”因此可以说何氏是把王广谋本误会成“今本”的第一人。王鏊是见过王肃注《家语》的，但也认为“今本为近世妄庸所删削也”⑤，实际上也是承何氏之说，主王广谋所删为“今本”。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明黄鲁曾之仿宋刻本及毛子晋访得之宋本王肃注《家语》多有刊刻行世，但学者对“今本”的看法仍存在误解。如清初陆陇其《松阳钞存》云：“今《家语》元王广谋所注本也。”陆氏甚至还对王鏊曾说见过王肃注《家语》一事表示怀疑⑥。另外，姚际恒引何孟春之说，也从为“然则今世《家语》殆元王广谋本也”⑦。今亦有学者以敦煌本与今本比较，认为除文字异同外，今本并王肃注亦大加删除⑧，因此也说：“明代何孟春《家语序》云‘未必非(王)广谋之庸妄，有所删除而致然也’，元代王广谋亦注有《家语》。”⑨明显也是以广谋本当“今本”。
现今在王肃注《家语》有多种版本流行的情况下，再持广谋本为“今本”之说，显然是很不恰当的。从《贩书偶记》所记看，既云“并依王肃注义详为句解”，则说明王广谋注本其实亦是依王肃注而稍加敷演，实亦源出王肃注本，因此从横向上说，它并非独立于王肃注本之外的其他传本。台湾金镐先生曾详考《家语》版本之源流，一则认为“魏晋以来，所流传下来的本子，都是王肃注本”，但又感于元王广谋本每与王肃注不同，且元明以来王广谋本大为流行，遂将王广谋本视为横向上与王肃注本并列的别一系统：前后是矛盾的⑩。其实王广谋本不过系王肃注本之衍生，并不具有与王肃注本横向并峙的版本学特质。广谋本既是源出王肃注本，也间接说明王肃注本并未绝迹，不只元代如此，明初亦然。虽然何孟春注《家语》时感叹王肃注未见，但我们看和他同时代的王鏊却见到了(11)，只能说明何氏之搜求尚有未逮。况且，王鏊得见王肃注《家语》是偶得于“书市”，此等际会也说明王注本并非什么稀罕之物(12)。如果说王鏊时代还不够早的话，那么明初宋濂《文宪集》曾提到《家语》之“孔子遭齐程子于郯”事(13)，而查此事不见王广谋节略之“句解”本，而今传宋本皆有，说明宋氏所见非广谋本，而应该是完整的王肃注本。实际上，王肃注十卷本虽然明代流传极稀，但由于学者多方搜求(14)，自嘉靖、隆庆后，王肃注《家语》之仿宋刻本已不稀见，甚至后来毛晋还能得大字宋本。而且，毛氏在所得大字本残缺的情况下，还能用“别本”补之，这个“别本”显然也不是节略得内容大减的王广谋本，而应该是完整的王肃注本。周亮工《书影》还提到，在毛晋所得宋本之外，徐
家亦藏有宋本，而且二者也间或不同(15)。这些事实说明，在王广谋本之外，王肃注本(包括宋刻和明仿宋刻)于明代的流传链条也始终未断。今传王肃注诸本均承明而来，以唐、宋类书及注疏所引《家语》相比较，可以说基本可信，证明宋本王注《家语》虽命运多舛，但却一直承传不坠。四库馆臣所谓：“至崇祯末毛晋始得北宋本刻之，故崇祯以前明人无见旧本者。”(16)显然是疏于考证。当然，这种看法其实与各种序跋所见何孟春之感叹、毛晋所述得书之幸并自张其本，可谓如出一辙。而前述以王注宋本亡，并将王广谋本误会成“今本”的错误认识正是因之而起。在没有深考文献流传线索，亦未能详列诸本以参稽彼此异同的情况下，学者仅通过序跋之类目录学路径而陈陈相因，并遽断是非，不亦难乎？
现今所能见到的所谓“宋本”，主要源出三大系统，分别为汲古阁刊本、同文书局所据的玉海堂影宋本以及四部丛刊所收的明覆宋刊本。虽说是三个系统，究其实可能只有两个，因为玉海堂影宋本实际上就是据汲古阁旧藏，因此它与汲古阁刊本自然关系密切。不过，汲古阁刊本显然是个经过校定的本子(今上海图书馆藏明汲古阁刻本，明属“汲古阁校”)，故而它与毛氏旧藏的原本也不尽相同。再者，毛氏是两次得宋本：第一次得之于“吴兴贾人”，但这一次所得之本二卷十六页以前皆已残蚀无存；第二次得之于“惠山酒家”，但八至十卷亦残缺无存，因前半完好，故毛氏依此本将二卷十六页以前“倩善书者用宣纸补抄”，这样“吴兴贾人”本才勉强完整(17)。这样看来，为刘世珩所珍的所谓毛氏旧藏，实是拼合了两个本子，版本属性已不纯粹。正因为是拼合二本所成，故而学者注意到该本前后差异很大，晚清大儒孙诒让即云：“前二卷影写宋本异同颇多，不甚可据。”(18)玉海堂所据之毛氏旧藏业已亡失(19)，我们只能通过同文书局所收之影宋本来考察其面貌(20)。将同文书局本与汲古阁刊本对校可以发现，前者多出了很多注文，前人曾误以为这些注文是宋本之旧，其实是辨之不察(21)。今以四部丛刊所收明覆宋本校之，可以发现这些多出的所谓“注文”其实并非宋本王注，而是后人的按语、校语。如《家语·相鲁》篇“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四库全书》所据毛氏汲古阁刊本“汶阳之田”下注云：“四邑：郓、言雚、龟阴之地也。汶阳之田，本鲁界。”明黄鲁曾仿宋刊本与之基本一致，但刘氏玉海堂本此处作：“四邑：郓、言雚、龟阴也。汶阳在鲁界。按《春秋传》及《史记》：郓、言雚、龟阴为三邑，今言雚亭、龟山及郓皆在汶北，岂并汶而言之乎？”可以看出，刘本前半本来当系王注，而“春秋传”以下，则当系按语，后人辨之不察，遂致王注与按语连贯而书，未加分别。如果以这样的本子来校黄鲁曾刊本，表面上似乎是黄本注文有脱漏，其实不然。刘本前面数篇此种情况可谓比比皆是，于此不能备举。再如《儒行解》篇“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下，四库及黄本均有王注作“陨获，忧闷不安之貌”，而刘本独作“陨获，坠割也；一说忧闷不安之貌”。“坠割”之说，当非王注之旧，而“一说忧闷不安之貌”，明显又是用类似四库全书本及黄本来参校，其校语之迹，可谓昭昭明甚。刘本不仅多将按语混成王注，即王注亦有不若他本者。同是《相鲁》篇“牺象不出门”下，四库全书本及黄本注文作“作牺牛及象于其背为罇”，此处王注与《周礼·春官·司尊彝》贾公彦疏引王肃《礼器注》“为牺牛及象之形，凿背以为尊，故谓之牺、象”，基本一致，今之学者多认为王氏此处“牺尊”之注能够突破郑氏从文献到文献的圈子，转而以地下出土古物作证，遂成考据学之一段佳话(22)。而此处刘本仅作“牺象，罇名”，味同嚼蜡，大失王注本意。又《家语·王言解》“田猎罩弋”下四库全书本及黄本有王注：“罩，掩网；弋，缴射。”而刘本作“罩，鱼笼；弋，缴射也。罩，陟教切”，《群书治要》本此处作：“罩，掩网也；弋，缴射也。”可证刘本之误，不仅在于将“掩网”讹成“鱼笼”，甚至还将后人的反切阑入。而汲古阁刊本在这些地方都与明覆宋本同，没有这些按语或校语反倒是正确的。我们推测，其中校语可能出自毛斧季，玉海堂本载斧季跋文明云：“又借得小字宋本参校至六本篇，小字本作‘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此本独作‘药酒’，及读《盐铁论》亦同，益证此本之善。”(笔者按，毛氏率尔以他书来校《家语》是不严谨的，今传其他宋本及唐宋类书都作“良药”不作“药酒”，恰证明毛校之非，又说明即使是宋蜀原刻亦非尽善也(23))看来斧季对前面几篇曾做过校勘(今同文书局所据之玉海堂本正作“药酒”，良可证)(24)。毛斧季作为汲古阁后人，对于这些按语及校语的性质自然是清楚的，因此汲古阁刊本并没有把它们混成王注。就此而言，虽同为源出汲古阁，但汲古阁刊本的价值显然要超过玉海堂影宋本(25)，故而后来王国维在为日本宽永本《家语》所作跋语时也提到：“昔桐城萧敬孚得此本，乃谓宋刊大字本不足存，以归贵池刘氏。”(26)汲古阁校勘本在清代颇受重视，曾多有翻刻。清修四库全书，其中《孔子家语》据四库馆臣云：“此本则毛晋所校勘”，明显也是据汲古阁刊本。不过，四库在收入汲古阁本时对其又有所校订，这一点我们从《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一书中就可以看出来(27)。所以，今日学者如果要以汲古阁本为准做研究，四库全书本显然也并非理想的本子。
明覆宋刊本署“岁甲寅端阳望，吴时用书，黄周贤、金贤刻”，此为明嘉靖三十三年即1554年黄鲁曾刊本(28)，莫友芝说此本即《天禄琳琅后目》之宋刻本十卷，其实是明仿宋刻。就目前所知材料来看，此本是明代王注《家语》十卷最早行世且流传至今者。据此本后所附黄鲁曾之《孔子家语后序》云：“余颇惜王肃所注之少播于世，力求宋刻者而校雠之，仅得十七八。虽宋刻亦有讹谬者也。”看来此本系经黄氏校勘之本，其所据“宋刻”之来源则未明。黄氏在明代前期宋本王注《家语》流传极稀的情况下，为搜求王注《家语》可以说付出巨大努力。将该本与汲古阁刊本互校，可以看出它确实不完整，有所脱漏、错讹，尤其以此本后面为甚。比如最后一篇《曲礼公西赤问》之最后四章该本残掉无存，该篇前面数章内容又误入上篇，另外，像《七十二弟子解》等篇也有不少脱漏。正因为此，自毛氏汲古阁本出，学者多扬毛本(包括刘氏玉海堂本)而抑此本，其实失之草率。需要指出的是，此本后面之错讹，可能系技术性的写刻过程中之疏失，而并非其所据本即如此。比如清陈士珂撰《孔子家语疏证》，其所据底本当与黄鲁曾本源出同一系统(末一篇最后四章亦残掉无存)，但陈本却并不存在后篇内容误入上篇的情况，说明其所据本虽总体上与黄本同出一系，但局部甚或胜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黄本虽于后面局部略有瑕疵，但整体上还是颇可信据的，将其与汲古阁刊本比较也是大同小异(29)，甚至有些地方黄本还要优于汲古阁本(30)。孙诒让曾校汲古阁本，有不少地方明确指出汲古阁本之误，但我们看在这些地方黄本却每每不误(31)，即是黄本价值的绝佳证明。所以，今天虽然汲古阁本(包括刘氏玉海堂本)大为流行，但此本仍然与之并行于世而终不能废。
上面提到，汲古阁本系拼合二本而成，尤其是二卷十六页以前系影抄“酒家本”足之。“酒家本”虽亦系大字本，但也未必就与“吴兴贾人本”恰是一书，因此，其版本属性已不纯粹。另外，将汲古阁刊本与刘氏玉海堂影宋本二卷十六页之前比较看，除了上文提到的注文互有出入，正文也不尽相同，而正文汲古阁本倒是每每与黄本悉合。看来作为校定的本子，毛氏很可能用了黄本进行校勘，说明汲古阁本的版本属性就更加复杂。还有更复杂者，我们发现汲古阁本每每存在以他书及唐代注疏引《家语》校改正文者。如今汲古阁本《家语·好生》篇云：“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刘氏玉海堂本与之同，但黄本无“入其邑”一句，何所为证？我们看《艺文类聚·卷二十一·人部五》引《家语》也是没有此句，而且同书卷六十五《军器部》再次引此章，同样没有此句，看来黄本所见当比前二本为优。又按，《家语》此章所载，又见于《诗·绵》毛传，而毛传所载与前二本同，亦有此一句。看来汲古阁本、刘本所见，当系据毛传妄改，原貌当即如黄本及《艺文类聚》所引。且孔颖达之《诗·绵》“正义”也说《家语》所载“与毛传小异大同”，这“小异”的存在，说明孔氏所见之《家语》很可能亦与《艺文类聚》一致，而汲古阁、刘本参考毛传而妄改，可成定案矣。又，汲古阁本《家语·正论解》“招虞人以弓，不进”，刘氏玉海堂本同，但黄本“弓”作“旌”。宋杨简《先圣大训》卷三云：“《孟子》及《孔子家语》皆作‘招虞人以旌不至’唯左氏传‘旌’作‘弓’。”杨氏所见自当属“宋本”，而汲古阁、刘本虽以“宋本”相标榜，此处却与《左传》同，说明其已不复“宋本”原貌，此处“旌”作“弓”，又说明它们据他书妄改《家语》正文(二本下文之“旃”，显然是“旌”之形讹，又说明改之未尽也)。比较而言，倒是黄本更忠实于宋本原貌。前人曾说，明人喜刻书而善本亡，以上述汲古阁及刘本据他书将“宋本”改得面目全非看，此论不能不说切中肯綮。所以，如果说纵向上王肃注《家语》的流传链条始终未断、迤逦至今，终是幸事的话，但王注本横向上并陈的几大版本，能够拥有较为纯粹的版本属性的可能只有黄本。刘氏玉海堂本事涉拼凑和按语混入，而汲古阁刊本则后人校改之处又多。要之，今之治《家语》者，绝不能唯某一版本是从，而必须于众本间折中去取，必要时还要参考唐宋注疏及类书中所引以定是非，如此则离《家语》文本之原貌不远矣。
注释：
①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1971年编，第214页。
②孙殿起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③今国家图书馆藏有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清泉刘祥卿家刻本(现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各项版本特征与《贩书偶记》所记基本一致，唯题名略有差异。
④台湾金镐先生对王广谋“句解”本之不同版本搜罗颇全，详参金氏《＜孔子家语＞版本源流考略》，《故宫学术季刊》(台湾)第二十卷第二期(2002年)。
⑤参见王鏊《震泽长语》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参见陆陇其《松阳钞存》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参见张心澂《伪书通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612页。
⑧究其实，敦煌本与今本差别并不大：正文差异尤小，即注文偶有不同，也多系“无心”之“脱漏”，很少“有意”的“大加删除”。更有今本注文完整，而敦煌本抄漏者，虽事后弥补，但却仍补之未尽，不了了之。详参拙文《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后又全文转载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2006年第7期)。
⑨王志平《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7页，注释③。
⑩参见金镐《＜孔子家语＞版本源流考略》。
(11)王鏊《震泽长语》云：“一日至书市，有《家语》曰王肃注者，阅之，则今本所无多具焉。”
(12)后来毛晋讲得宋本之二的情境是：“偶登酒家蒋氏楼头，见残书三册。”“蒋氏楼头”这样的地方，“残书三册”这样的状态，都说明即便是宋椠，也是冷清而落寞的(毛说见清光绪二十四年刘氏玉海堂影宋本《孔子家语》后所附毛晋跋)。
(13)宋濂《文宪集》卷二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今四库丛刊所收明覆宋刊本之黄氏《孔子家语后序》云：“余颇惜王肃所注之少播于世，力求宋刻者而校雠之，仅得十七八。”虽“仅得十七八”，也不算少了。
(15)参见《四库总目提要·孔子家语提要》。
(16)参见四库馆臣为何孟春《孔子家语注》所写之“提要”。
(17)依毛斧季跋(“倩善书者互为补治，俨然双璧”)，亦用“吴兴贾人”本把“酒家”本八至十卷补全，这样毛氏所得完整宋本其实有二，即莫绳孙所谓“因互补抄为两完本”(参见《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第二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8页，莫绳孙之“附记”。以下莫氏意见均见是书)。毛斧季又云：“后酒家本为钱宗伯所夺，亦烬于绛云之火，而此本独存。”这里的“此本”实即以“吴兴贾人”本为主体，兼又影抄二卷十六页之前的本子(详后)。而以酒家本为主体，兼补八至十卷的本子则未云去向，不知所终。(毛说亦见清光绪二十四年刘氏玉海堂影宋本《孔子家语》后所附毛跋斧季)
(18)参见沈文倬为孙诒让《〈孔子家语〉校记》(《籀庼遗著辑存》，齐鲁书社1987年，第253页。又见于《孙诒让研究》，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1963年编)所写之“识语”。
(19)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云：“戊午秋刘氏携之行箧，在浦口客邸被毁，世间此书遂无宋本，深可痛惜。”(中华书局1983年，第531—532页)
(20)同文书局本虽明据玉海堂影宋本，但二本之间仍有细微差别，详情可参廖名春、邹新明校点《孔子家语》(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一书之“校勘记”。
(21)莫绳孙曾谓：“今以汲古阁刊本比较，二卷十六页以上毛本伪脱殊甚，注文阙漏尤夥，与宋本迥异，十七页以下诸卷则与宋本悉合，盖毛氏刊是书时尚未得酒家本，故但据家藏残帙，其所缺者以别本凑合付梓耳。”依莫氏所说，既然“毛本”“伪脱殊甚，注文阙漏尤夥”，且个中原因，又推测“所缺者以别本凑合付梓”，那么这里的“毛本”其实当是汲古阁刊本，那么与之比较的毛氏旧藏(实即以“吴兴贾人”本为主体，兼又影抄二卷十六页之前的本子)看来伪脱不多，尤其是注文多出很多，这也是笔者在实际的校勘中发现的问题，即玉海堂本前面几篇多出很多注文。
(22)详参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华书局2003年，第65页)及杨天宇《论郑玄三礼注》(《经学探研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3)关于此处“良药”、“药酒”之是非，倒是曾收藏有毛氏宋刻蜀本的萧穆头脑更为清醒：“《史》、《汉》张良传又皆作‘毒药苦口利于病’，大抵古语相传，各有所本，义皆可通，不必以此本偶同《盐铁论》即以为善也。”萧说见《跋宋本孔氏家语》，《敬孚类稿》卷五，《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6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4)《书林清话》云：“今汲古阁本仍作‘良药苦口利于病’，是毛氏于家藏宋本全不依据，自道之而自蹈之矣。”(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条)其实是未辨所谓刘氏玉海堂本与汲古阁刊本的不同。《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第十三载“孔子家语十卷”，署“校宋本”，且谓“此陈氏子准传录毛斧季氏校宋本”，此可为毛斧季校书之确证。
(25)玉海堂影宋本特别是其前面每将校语混入注文，可能系写刻时未将王注与校语适当区分。又，《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三还载“影抄宋本”“孔氏家语十卷”，据瞿氏云：“相传有毛斧季校宋本，覆之一一吻合。”既是“影抄宋本”，怎么又与毛斧季之校本“一一吻合”？这只能说明瞿氏这里的“影抄宋本”，其实与玉海堂影宋本同出一源，前面亦当有大量校语混入注文的现象，这样才能与毛斧季之校本“一一吻合”。
(26)王氏述萧穆对宋蜀大字本的评价，应该说是客观的。据王氏所说，似乎是萧氏感于宋蜀大字本之未尽善，遂转手刘世珩，但据萧氏所言，转归刘氏却和此书本身无关，而是因为“经济问题”：“光绪乙未秋，余以校刊刘海峰先生《历朝诗选》，外间诸公助资不给，因与世交贵池刘聚卿观察世珩相商，权以此书(即宋蜀大字本，笔者按)代质，得重金以济。”说见萧氏《跋影刊宋椠孔氏家语》，《敬孚类稿》卷五，《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61册。
(27)《考证》每每指出汲古阁本之误而提出应据他本或他书改、补或删者，但今查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之《家语》，有的确实依《考证》意进行了调整，但很多其实并非调整。
(28)参见《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第二册，第8页。
(29)我们上文提到刘氏玉海堂本前面几篇误把按语、校语当成王注，但我们看黄本与汲古阁刊本则几乎完全一致。
(30)清莫友芝曾说：“汲古阁两次得宋版，凑合刊成十卷，然后人以宋版校之，尚多讹误。”(参见《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第二册，第7页)莫氏此处所谓用以校汲古阁的“宋版”，当即属黄本一系。
(31)孙氏之《校记》系孔镜清整理，对于黄本(孔氏称“四部丛刊影明覆宋本”)之优，孔氏常以“镜清案”指出，读者自可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