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和中国：转型内外因素的对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中国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总感到，“过渡的”、“转型的”这样的概念在狭义上运用时，往往是表示一个社会和国家正处于某种流动的变革进程之中，且这种变革就内容而言比较局部，从历史角度来看所需的时间也不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和“转型社会”的概念属于不同次序的历史现象。
在我看来，当代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可以归纳为转型社会，因为它们实际上都已成为文明相互冲突的地带。
俄罗斯和中国都具有特殊的文明，相互间的差异之一就在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性质。俄罗斯文明形成的基础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相反，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两个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在一个统一国家的范围内合并了许多民族。然而，俄罗斯民族间交往的基本语言俄语，其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他语言都吸收了斯拉夫语的蕴结，它的结构和书写对于表达不同国家和不同文明的思想、概念、范畴，没有造成实质性困难。与其不同，所谓的汉语，从总体意义上说，并不是一种民族相互间交际的语言。只是由一种称作北京话的方言来行使这样的功能。由于方言的繁杂多样（大大超过俄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之间的差异）和受国家保护的统一的书写文字，汉语不可能从其他语言中直接引进词汇资源，这就为表达其他国家和文明中固有的思想、概念和范畴制造了重大的障碍。所以，俄罗斯和中国在文明间的冲突中面临的机会也不一样。只要严格的方言差异和文字的书写还将保留，只要文盲和半文盲还超过成年居民的半数以上，中国就将会继续成为一个比俄罗斯更封闭的国家。
俄罗斯和中国在转型时代处于同等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同世界的其他国家并无区别。俄罗斯同中国的差异在很多方面表现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更高，智力潜力更大，自然资源丰富，民族发达且数量较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较高。如果仅仅考虑这些参数，那么俄罗斯相比中国更易于编制并实现民族稳定发展的构想。然而，问题之一还在于，俄罗斯民族稳定发展的未来构想相对任何其他的国际因素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考虑到“中国因素”。
在目前的转型时代，俄罗斯和中国同其他一系列国家一样，已着手改变居民生活、经营和其他活动的重要条件。在这两个国家中所谈论并正在实施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只是更进一步推进的手段、杠杆。研究使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或那个国家里的变化在很多方面正是由经过许多个世纪所形成且变化极为缓慢的文化——历史的发展优势所决定的。
文化——历史优势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参数和存在的条件，且凝固在该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人情处世、文化艺术和传统习俗之中。它们把不同的时代连接起来，确保联结该人民和国家的那些接点永不间断，形成一种独特的人民基因储备，正是这种基因储备才使人民成为他这样的人。换言之，文化——历史优势乃是过去的发展所指定的方向，同时又是现在和未来历史发展的限制器。它们在很多方面决定了历史演变的可能形成和内容。人民在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改变着自己，也改变着自身演化的优势。然而，这样一种优势正是用数十年甚至数世纪来测量的。
历史的进程乃是一个自我组织的进程，也是千千万万的人积极追求自我的和更广泛的全民族目标的结果。这些目标的内容在很多方面正是由文化——历史的发展优势所决定的。
文化——历史的发展优势是一个复杂的大题目，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讨论。我所做的只能是粗浅的，因为所谈的是关于俄罗斯和中国的比较分析。所谓比较，就必须有可比的量。所以，在描述文化——历史优势时，重要的是阐明其中对俄罗斯和中国具有共性的东西。
当然，每个国家都具有自己不可重复的发展优势。可以足够充分地说，中国主要是一个儒教文化国家；而俄罗斯是东正教文化国家。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两种强大力源的影响，那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而在中国的许多世纪的历史过程中，使文化得到充实、丰富以至遭受压制的还有第三种更为强大的源泉，即道德伦理责任概念。
下面仅就两国共同的优势稍作分析，因为只有在判明它们的存在后才能使比较具有充实的内容。
第一，俄罗斯和中国历史地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国家乃是一种高级共同体，为首的是个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国家的意志是通过无数的官员和纵横紧密交织的强大的中央机构来实现的。
第二，单个的个人、家庭、任何一个居民团体，只不过是这个高级共同体的小小一分子。他们的生活都是由作为国家全权代表的官员们规定和控制的。
第三，国家所有制是所有制的高级形式，而一切其他的所有制形式只有当它们促进国家的经济强大时才具有存在的权利。
第四，俄罗斯和中国都还未达到那种所有制和个人相互关联且相互决定的发展阶段。在这条道路上可以有两种对立的状态：“作为所有制一部分的人”和“作为人的一部分的所有制”。在中国，人不是所有制的对象，个人还只是从血缘联系和同乡关系的夹制下才获得表现的。在俄罗斯，人已经从这些桎梏下获得了解放，但许多世纪来的农奴制依从性仍见于个人和所有制的不发达状况之中。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的私人所有制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在许多方面还只是一句口号，而不是现实。人的权利和自由乃是从两方引进的、还未完全认清的一种宣言权利与义务相分离，自由与秩序相脱节。
第五，商品货币关系在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都未曾决定过居民的生活原则。国家规定了部分居民集团的所有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则乃至微观的人际关系。在革命前的俄国，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本居民的农奴依从性、村社或是边防哥萨克军人所决定的。在中国，直到现在，个人间的关系在很多方面仍受血缘联系、同乡关系以及种族、氏族和秘密团体的存在所制约。
最后是缺乏民主传统、规范和制度，“国家——臣民”型的关系占统治地位。从微观上看，在农村、村社、氏族中，曾有某些东西类似于民主准则。然而，独裁原则仍旧在那里占据统治。更重要的是，不管在中国还是在俄罗斯，都未曾有过作为“公民”及其参与社会和国家生活的权利、义务、传统和准则这样一个历史运动的主体。
当然，这些文化——历史优势本身，又是以每个国家所固有的自然气候和地理特征为依据条件的。
合乎规律的是，在俄罗斯和中国，一如过去，在当前的变革中也是一种大国主义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国家乃是当前变化的缔造者和组织者。俄罗斯与中国不同的是，实际上的所有政治力量（包括国家的代表）都是带着捍卫个人及其尽可能的发展等宣言出场的，但这实际上又仅仅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在改革过程中，对俄罗斯的大量居民来说，那些已经习惯了的生存条件遭到了全部的或部分的破坏。因为出现了社会扩散和社会无序流动的强劲过程。那些意识到自己的小团体利益和志向的相对稳定的社会集团和居民阶层的出现，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还需要过几十年时间。而暂时，绝大多数居民的社会政治行为，首先还是由其作为对目前的事件和当局行为的反应所表现的社会心理状况的变化来决定的。这些情势在许多方面阐明了一个事实：多党制的形成过程具有迟缓的、犹豫的和上层的性质。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人民生存的社会条件没有发生俄罗斯那样强烈的变化。党和国家仍在总体上保持对社会的控制。
换言之，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后极权主义进程中，国家仍是一支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它对社会的统治几乎是不可动摇的。俄罗斯的重要差别就在于：第一，国内出现了不受国家约束的更自由的大众信息手段；第二，居民获得了全国性和地方性政权代表机构的选举中表达自己意志的可能；第三，存在着形成政党、社会政治运动和任何方向的工会并使其发挥职能的合法可能，这样就使独立的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具备更加有利的条件。
摘自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