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學術期刊的公信力和權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信力论文,期刊论文,權威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圖分類號]G23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5)02-0115-12 公信力，《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使公眾信任的力量。公信力的概念在我國使用時間較短，2003年以後才逐漸成為研究“熱點”。從已有的研究來看，主要有“信用”觀、“资源”觀、“能力”觀、“信任”觀，這些觀點分別從某一個側面揭示了公信力的內涵。綜合這些研究，周治偉對公信力作出這樣的定義：“公信力是指公共權力領域與公民社會領域中以組織形態存在的行動者(公共機構)及其具有‘公共性’的抽象存在物(主要包括語言、制度、權力、貨幣、真理等)因贏得公民的普遍信任而擁有的權威性资源。”①公信力的權力主體主要包括政府、傳媒、司法、組織，這些公共機構的行為不僅關涉到自身，更重要的是具有公開的和公共的影響。由此，我們認為“公信力”的本質意義在於：第一，公信力映射的是一種公共權力，非公共權力也就無所謂公信力；第二，公信力是在長期的發展中日積月累而形成的信任資源，既是一種社會系統信任，同時也是公共權威的真實表達；第三，公信力指的是權力客體對權力主體在公正、公平、守信等方面的評價，獲得權力客體信任、信賴的權力則具有公信力；第四，公信力權力主體與權力客體的非均衡性特徵，決定了權力客體的弱勢地位，一旦權力主體出現誠信、公正問題，必將導致信任的破裂。權威性，是指權力部門發佈的信息或作出的決定是否具有相對的不可質疑性，如果這些信息和決定經常遭遇質疑，則不具權威性。公信力是權威性资源之一，一旦受到損傷，便會造成較大面積的“信任危機”。 就學術期刊而言，所謂“公信力”，當然與其掌握的權力有關，而其所掌握的權力實際就是學術成果的評價權，能否公平、公正地對待(評價)作者及其作品，是衡量其公信力的標準。所謂“權威性”，則是指其發表的學術成果的學術意義或貢獻不會令人生疑(並非指不可商榷)，創新性成為當然的標準。公信力與權威性有區別也有聯繫，兩者都是針對期刊可信度的判斷，但側重不同。“公信力”更多地指向學術期刊的運作過程的公平、公正乃至公開；“權威性”更多指向學術期刊發佈的學術成果的質量和影響力。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學術期刊則是學術成果最重要的傳播平臺。今天中國的學術期刊雖不至已完全淪為私器，但毋庸諱言，已陷入學術利益的泥淖之中，這是不爭的事實，學術期刊正在遭遇公信力和權威性的空前危機。因此，要維護學術作為天下公器的本來屬性，重建學術期刊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就顯得尤為重要。那麼，學術期刊公信力和權威性危機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造成危機的原因是什麼?如何挽救危機並重建學術期刊的公信力和權威性?這是亟需學術期刊界、政府管理部門和學術界回答和解決的問题。 一、學術期刊“亂象紛紜”及其根源 如果說，學術期刊公信力和權威性出現了危機，那麼，一定是公信力和權威性的來源出現了嚴重問題。一般說來，媒體的公信力和權威性來源於其受眾的信任和服膺，在這方面，學術媒體原本較之公共媒體具有天然的優勢，因為公共媒體人與其受眾(社會大眾)不屬於同一社會團體，要獲取後者的信任需要多方努力；而學術媒體大多屬於某個學術共同體，媒體人與受眾是同體的。但是，在中國出現了例外，學術期刊體制不僅造就了期刊的“行政級別”，還有所謂“職業编輯”，加之眾多的綜合性期刊不再屬於某一學術共同體，受眾與期刊的疏離難以避免，這就為學術期刊公信力和權威性來源的斷裂埋下了伏筆。可見，首先是學術期刊體制對公信力和權威性的直接影響。在很多時候，體制決定了一切，在這樣的期刊體制下，造成公信力和權威性斷裂的其他原因就乘虛而入了。 學術期刊公信力和權威性的斷裂與學術期刊亂象紛紜基本上是同時態的。隨著市場經濟中的不良現象向學術領域的不斷滲透，隨著以量化為主導的學術評價越來越強勢，學術期刊受到了雙重壓力的夾擊，由原先的邊緣地帶被推向風口浪尖，屢屢成為被質疑、被抨擊的對象。早在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報》就發表《祛癮扶正，學術期刊治理勢在必行》的報道，記者在文中指出：學術期刊亂象紛紜，存在買賣版面、違規增刊、頁數增多、“假刊”、虛假引用等現象，“諸多亂象是期刊異化的產物，嚴重敗壞期刊自身形象，玷污學術風氣，令學者深感憂慮乃至憤怒。”②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期刊，顯然不公平。不過，現狀確實令人堪憂，在某種意義上說學術期刊得病了，而且還病得不輕。在筆者看來，主要存在以下亂象： 亂象之一：“假刊”牟利 “假刊”現象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出現，據《法制日報》2001年報道，河北省《承德醫學院學報》某些編輯人員為了撈錢，竟私自出版盜版學報，受到了新聞出版部門的查處。據《中國青年報》2013年報道，北京電力高等專科學校早在2000年就已合併至北京交通大學，但《北京電力高等專科學校學報》仍在出版，每月出版3期，收取版面費。為騙取外界信任，該學報還偽造了《期刊出版許可證》和學報官方網站。《北京電力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科版)2013年第2期共刊載了259篇論文，涉及我國除港澳台外的31個省(區、市)的340名作者，其中既有副教授、教授，也有小學甚至幼兒園教師。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查明這是典型的“假刊”，根本不具備法定出版條件，因此依法予以註銷。 亂象之二：增刊氾濫 增刊是指由新聞出版管理部門批准後在正常刊期外增出的刊物，原本是為了解決刊物因刊期、篇幅所限，導致供過於求矛盾的一種變通辦法。根據有關規定，每本合法期刊，一年可以出版1～2期增刊，並可適當收取一定數額的工本費用。由於增刊的主管單位、主辦單位和刊號都與正常週期出版的刊物完全一致，不能稱之為非法出版物或違規出版物，所以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和市場需求。不少學術期刊看到了“商機”，爭先恐後地出版增刊。一時間，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增刊：有待價而沽，不計稿件質量，只要給錢即可發稿的增刊；有出讓增刊編審權，由某組織或個人買斷編審權的增刊；有由幾個編輯分版承包組稿合成的增刊；有企業或單位贊助因而也主要刊發這些單位作者文章的增刊。③學術期刊出版增刊，既有經濟利益的驅動，也有“職稱稿件”的壓力，致使一些質量低劣的文章得以發表，並堂而皇之地以合法身份進入學術資源庫中。2005年，教育部曾通報批評了《現代中小學教育》濫出增刊，以此作為創收手段，“嚴重損害了高校期刊界的形象，腐蝕了編輯隊伍，破壞了出版工作秩序，在社會上造成了不良的影響”。2012年，文學期刊《大家》違背辦刊宗旨，擅自出版理論版，刊登論文，牟取錢財，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結果導致停刊整頓的處罰。 亂象之三：買賣版面 據瞭解，國内自然科學學術期刊收取版面費起源於上世紀80年代末，當時因紙張、出版及發行費用急劇增加，絕大多數科技期刊出現虧損，且數額日益增大。為解決這一棘手問題，1988年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出臺了《關於建議各學會學術期刊收取版面費的通知》。《通知》稱，“各學會的學術期刊是各學科領域全國同行共有的論壇和財富。在經費問题上，除受託承辦單位給予支持外，還應該爭取各有關部門和單位的支持。收取論文版面費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因此，建議各學會的學術期刊收取版面費。”不過，《通知》還特別強調學術期刊“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形式出賣版面，使期刊質量受影響。”④人文社科學術期刊買賣版面的始作俑者雖已無從查考，不過搭車跟風的現象卻屢見不鮮。跟風者之所以熱衷於“跟”，歸根結底都是利益驅動。其實，國内辦的比較好的人文社科學術期刊都不收版面費，恰恰是一些經費短缺、學術水平差的期刊收取版面費，刊物越編越厚，論文越發越短，錢越收越黑。論文買賣，買了利益賣了學術，發表的多是粗製濫造的學術垃圾，從而陷入惡性循環。 亂象之四：學術平庸 有人以“井噴現象”，形容學術論文近年的生產和發表。在這種虛假繁榮的背後，是數量與質量的不成正比，是學術質量不高、學術觀點雷同、論證重複的平庸之作氾濫，是“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大量發生。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的基本科學指標(Essential Science Tadicators)統計顯示，1997～2007年的10年間，在前145個國家中，我國論文總數排第13位，論文引用數排第6位，但單篇論文的平均引用數卻位居第117位；尤其在2000年以後，在論文總數加速增長的同時，單篇論文的平均引用數卻下降至世界第124位。學術平庸的主要表現形式是低水平重複、膚淺分析和把學術變成“娛樂至死”的舞臺，其本質特徵是思想能力的缺失，阿倫特稱之為“平庸之惡”。平庸之作表面上看具有某種吸引力，其實是無聊的偽學術，不可能長久。音樂教育家托馬斯·塔珀曾這樣評論：“平庸的作品最初會使人很開心，甚至會迷住我們，但很快就會讓我們厭煩，使我們以後幾乎沒有耐心去聽它。”⑤學術平庸對學術的蛀蝕，比學術不端更為普遍、更為嚴重，因此也更難揭露、更難治理。學術平庸與雞肋期刊，互為因果，惡性循環，這是對學術生態的巨大傷害。所以，不少有識之士呼籲：拒絕平庸⑥，超越平庸⑦! 亂象之五：虛假引用 學術期刊作為學術成果的發佈平臺具有學術評價的功能，同時作為期刊主體又是被評價的對象。專業評價機構借助行政權力部門的青睞，高舉“量化評價”的指揮棒，通過採集各種引文數據對學術期刊分等定級，並發佈排行榜或排名表，一時間搞得周天寒徹，進入者彈冠相慶，落選者垂頭喪氣。有的期刊為擠進核心期刊的行列不惜造假，拉幫結盟互相引用對方的論文；有的期刊要求作者提交的論文必須引用本刊發表過的論文，以提高影響因子；有的期刊公開懸賞學者在CSSCI來源期刊發表引用該刊的論文，每條“獎勵”500元；有的期刊為不跌出排行榜或排名表，甚至施加各種糖衣炮彈；有的期刊為了迎合核心、來源期刊評選的偏好，更在選稿、用稿和參考文獻等方面投其所好，逐漸喪失了學術個性和活力。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假刊”牟利、增刊氾滥、買賣版面、頁數增多、虛假引用等現象，看似亂象紛紜，各不相同，但從中都可以看到利益糾葛清晰的影子，這是諸種亂象的共同動因。近年來，學術期刊與學術亂象、權學交易和錢學交易等不良風氣越來越多地聯繫在一起，確有少數期刊人難逃其咎。他們喪失了道德底線，把學術期刊作為謀取私利的資源，暗箱操作越來越多。“毋庸諱言，某些二次文獻期刊及其某些編輯的職業操守是令人懷疑的，如某些二次文獻期刊要求原發刊購買其廣告版面或增加訂閱，更有某些編輯人員將二次文獻作為謀取私利的资源。對於這些無理要求，部分期刊為了獲取較高的文摘率，不得不屈從，甚至主動迎合。一個顯見的事實是，有些學術水平很高的學術期刊，二次文獻卻很少；而有些學術水平非常一般甚至是低水平的學術期刊，其二次文獻率卻不低。如果說，在選稿標準上投二次文獻期刊所好損害的是學術研究，那麼，對二次文獻期刊無理要求屈從和迎合，就在損害學術研究的同時還污染了學術空氣。”⑧少數編輯與無良“學者”、學術“掮客”沆瀣一氣，内外勾結，編發關係稿、人情稿、收費稿、垃圾稿，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淪為學術腐敗的推手。 必須指出的是，與學術期刊亂象同時存在的是學術亂象和評價亂象，三者之間是有緊密關聯的。事實上，學術功利主義籠罩著整個學術生產體制。當下的中國高校，可量化的學術研究被抬高到空前的、過度重要的位置。“學校是否優秀，教師是否能夠升等、研究生是否可以畢業，科研的成績單成為最重要的衡量指標。老師的教學可以馬虎、學生的畢業論文可以勉強通過，但只要有相當量的論文發表，便一俊遮百醜。多數高校對教師的年度考核和升等要求，都有嚴格的論文發表量規定，而一個大學每年的論文發表篇數，都影響到官方和民間的各種大學排行榜的位置，是大學領導政績工程的核心部分。於是千軍萬馬寫論文、拼數量，就像大躍進時期的全民大煉鋼鐵，產量是最重要的，而質量如何，倒是其次的。”⑨功利主義太重，學風浮躁，就會急功近利：急於發文章、急於拿學位、急於出專著、急於評職稱、急於爭課題、急於成名家。在這一切的背後，可以清晰地看到：“以科研資源配置和管理為中心的科研體制造就了一條交匯著學術權力與利益的鏈條，其頂端是掌握資源配置和管理權的行政權力部門，底端是仰仗資源而從事學術研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作為學術研究重要組成部分的傳統學術評價以與學術研究逐步分離為代價，在經歷了五個層次的蛻變後，其與學術研究的同一性不僅徹底終結，而且憑藉行政權力部門的採信，成為凌駕於學術研究之上的一種權力——評價權力，從而完成了連接兩端的‘橋樑’身份的轉變，成為學術權力和利益鏈上的重要一環，而促成評價蛻變的正是科研體制。伴隨學術評價的這一蛻變過程，以製作學術期刊排行榜和排名表為主打產品的評價機構相繼問世，爭奪評價話語權，亂象遂接踵而至。所以，與其說是評價，不如說是科研體制導致了學術亂象。將評價視為學術亂象的根源，實際上遮蔽了科研體制對學術亂象之所以產生而應承擔的責任。學術之亂和評價之亂，其實是同源的。”⑩學術研究本應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精神訴求，“當學術研究中的非學術因素成為一種主導時，不僅帶來研究者的精神變異，更帶來學術的社會性危機，最終使學者和學術都失去了社會的公信力。”(11)一言以蔽之，我們在抨擊學術期刊、學術評價亂象的時候，不能忽視或者遮蔽了體制所應承擔的責任。 二、重建學術期刊的公信力 如前所述，能否通過公平、公正地對待(評價)作者及其作品以贏得作者和受眾的信任，是衡量學術期刊公信力的標準。如何重建學術期刊的公信力?要義當然是修復趨於斷裂的學術期刊公信力的來源，而改革不合理的學術體制、學術期刊體制和學術評價體制是首要的，在此基礎上，逐一清除導致亂象的根源，使學術期刊真正回歸學術，為學術研究服務，重新確立起在其作者和受眾心目中公平、公正、公開、開放的學術平臺的地位，如此，學術期刊方能贏得公信力的回歸。但必須看到，這樣的改革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需要政府管理部門、學術界和期刊界共同努力。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必須從點滴做起，而眼下最重要的是要還學術期刊一個清朗的環境，這已經開始。 學術期刊的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如何治理?既要整章建制，又要道德自律，只有統籌協調，上下呼應，學術界和期刊界共同努力，才能標本兼治，扶正祛邪。 (一)國家社科基金资助學術期刊 國家社科基金來源於中央財政撥款，用於開展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以及學科建設和發展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從2012年開始，運用國家社科基金對200家社科類重點學術期刊進行資助。《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學術期刊資助管理辦法(暫行)》明確規定：國家社科基金期刊資助的宗旨是：通過有重點、持續性的資助，促進我國學術期刊改善辦刊條件，提高辦刊質量，擴大學術傳播力和社會影響力。2013年度，有4家期刊因收取版面費或經費使用存在嚴重問題，考核“不合格”，停撥經費，限期整改。2014年度考核34家期刊為“優秀”，資助經費60萬元；139家期刊為“良好”，資助經費50萬元；22家期刊為“合格”，資助經費40萬元；1家期刊為“不合格”，暫停資助，要求整改。這是國家社科基金管理工作的一大創新，推動我國學術期刊加強自身建設，推出更多優秀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總體看，资助期刊不僅緩解了經費短缺的壓力，杜絕了版面費現象，而且辦刊成效顯著，學術水平和影響力明顯提升，較好地發揮了學術引領作用。 (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對學術期刊進行資質認定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為進一步優化學術期刊出版環境，解決期刊刊發質量低劣論文等問題，於2014年4月開展學術期刊資質認定和清理工作。總局制定了學術期刊認定標準，對期刊主辦單位資質、辦刊宗旨和業務範圍、編輯隊伍條件、審稿組稿制度、學術文章質量等提出了明確具體的要求。對定位不準確、一號多版的期刊，一律認定為整改的對象；對超越業務範圍刊發論文、不具備學術出版條件的期刊不予認定；對敗壞學術期刊聲譽、以牟利為目的的“學術期刊”，堅決進行清理。2014年11月18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第一批認定學術期刊名單公示》，在提交審核的6，060種期刊中，最終被認定為學術期刊的共5，756種(社科2，043種，自科3，713種)，需整改後再認定的有127種，不予認定的共177種。由國家新聞出版行政部門組織對學術期刊進行的認定尚屬首次，這對實施期刊分類管理和開展學術期刊質量評估奠定了基礎，為規範期刊出版秩序創造了條件，有利於推動學術期刊優勝劣汰長效機制的建立。 學術期刊體現了一個國家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水平和學術優勢，是衡量國家綜合軟實力的一項重要指標。學術期刊有其特殊的社會公益性質，不應該實行完全市場化的改革。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應該在資質認定的基礎上，探索扶持一流學術期刊的途徑。“國家出版基金扶持一流學術期刊”的口號喊了好幾年了，令人弔詭的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頗耐人尋味。假如國家出版基金也能資助一批學術期刊，那何嘗不是件新鮮事，不是件好事，學術幸甚，期刊幸甚! (三)教育部採取切實措施端正學風 近些年，學術不端已成為社會公害，儘管教育部和部分高校也出臺了一些措施，但學術失範、學術不端、學術腐敗，並未得到有效遏制。為此，2004年6月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範(試行)》，從學術研究的基本規範到學術引文、學術成果、學術評價、學術批評等諸多方面都制定了含義明確的原則條文。2006年5月，教育部成立“社會科學委員會學風建設委員會”，主要任務是針對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失範、學術不端行為，選擇典型事例，通過組織調研、專家鑒定、召開聽證會等方法，提出研究諮詢意見和建議，供有關單位參考。2009年3月，教育部出臺《關於嚴肅處理高等學校學術不端行為的通知》，進一步明確了學術不端行為的懲治範圍：(1)抄襲、剽竊、侵吞他人學術成果；(2)篡改他人學術成果；(3)偽造或者篡改數據、文獻，捏造事實；(4)偽造註釋；(5)未參加創作，在他人學術成果上署名；(6)未經他人許可，不當使用他人署名；(7)其他學術不端行為。 針對學術評價存在的種種弊端，2011年11月教育部又發佈《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特別強調：“正確認識《科學引文索引》(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藝術與人文引文索引》(A&H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等引文數據在科研評價中的作用，避免絕對化。摒棄簡單以出版社和刊物的不同，判斷研究成果質量的做法。”這些意見有的放矢，力度空前，具有強烈的導向作用。我們欣喜地看到，許多大學深化改革的目標中都有了相應的舉措。從2012年開始，浙江省首次在高校職稱評審申報中試行設立教學為主型、科研為主型、社會服務與推廣型的資格申報類型。湖北省也對高校教師發表論文數量方面的硬槓槓進行調整，教師可提供1～3篇經專家評審委員會認定，在相關學科領域處於領先地位、較有影響力的代表作，作為職稱評定的主要依據，從而引導教師從重數量轉變到重質量。“風乍起，吹皺一江春水”，有利於營造和諧的學術生態和學術氛圍。 (四)加強學術期刊自律 學術期刊是人類知識傳承和學術積累的重要載體，是學術界進行學術討論、學術批評的公共平臺，同時也承擔著倡導優良學風、維護學術誠信、創造良好學術氛圍的社會責任。學術期刊如何構築學術反腐“防火牆”?學術期刊如何加強自律?學術期刊如何重建學術公信力?我認為，首先要以管理為抓手，加強制度建設。一是建立同行專家雙向匿名審稿制度，遏制論文選稿“潛規則”帶來的腐敗，實現公正選稿。二是建立學術不端行為備案制度，並及時向同行通報行為不端者的有關情況，聯手遏制學術不端。三是建立刊後審讀制度，對期刊的編校質量、學術質量定期檢查，健全對編輯的制度監督。四是強化懲治措施，對頂風敘財不收手的無良編輯嚴肅處理，讓他們不敢貪、不能貪。其次要加強編輯自律，提升綜合素質。一是要樹立責任意識，堅守職業道德，杜絕人情稿、關係稿，讓學術回歸“天下之公器”的本質。二是要培養編輯的審鑒能力，練就相應的眼力、判斷力和洞察力，沙裡淘金，百裡挑一，編發學術名篇，發現學術新人，當好學術質量的“守門人”。三是要加強編輯的策劃能力，要主動出擊，不能守株待兔，更不能“撿到籃子裡都是菜”。一個好的欄目，一次成功的選题策劃，會提高期刊的學術影響力和社會知名度。四是要鼓勵編輯敬畏學術、理解學者、服務讀者，甘當園丁，厚待青年作者，不能“店大欺客”，更不能有權就是任性! 三、打造學術期刊的權威性 學術期刊的權威性，不是強制性的權力賦予的，不在於刊物的行政級別，不在於是國家一級學會或者國家重點大學主辦，更不在於被哪家評價機構定為“頂級期刊”、“權威期刊”、“核心期刊”。學術期刊的權威性，關鍵體現在學術創新、引領學術潮流、學術批評、獨立風格等方面的突出表現而得到學術共同體的普遍認可和讀者發自內心的信服、尊重。 (一)學術創新 1911年，梁啟超在《學與術》一文中寫道：“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真理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這是迄今看到的對學術一詞所作的最明晰的分疏。“學與術連用，學的內涵在於能夠揭示出研究對象的因果聯繫，形成建立在累積知識基礎上的理性認知，在學理上有所發明；術則是這種理性認知的具體運用。”(12)由此可見，學術是要發明真理，學術重在創造出新的東西。筆者認為，學術創新大體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提出新的問題，或採用不同理論對一個已經做過大量研究的問题給予新的詮釋，或採用新的方法對一個舊問題進行再研究；(2)提出新的(或修正完善已有的)學說、思想、觀點等；(3)提出新方法(或改進運用已有的)、新範式等；(4)發現新材料和新證據等。 學術期刊要把學術創新列為最重要的價值目標。這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它的社會品質，它不應該是少數研究者醉心於概念演繹，致力於“純思”的邏輯推論，無病呻吟地自說自話的“學術自留地”，而是敢於站在時代發展的制高點上，從現代化的視域去考察研究中國和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問題，高揚學術創新的旗幟，構建原創的話語權，自覺充當當代學術史研究的“學術開放平臺”。我們要從“思想被殖民”的狀態中解放出來，要有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不能搞“貼牌加工”，更不能把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西方理論模型的假設照搬過來。聚焦“中國問題”，堅守“中國立場”，創新“中國視閩”，總結“中國經驗”，詮釋“中國道路”。我們期待學者們回歸學術研究的“中國關懷”，以自己的眼光關注中國和世界，並向世界展示“中國品格”。學術創新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華東師範大學設立的“思勉原創獎”就是很好的例子。“思勉原創獎”希望以“原創”作為人文學科“最重要學術貢獻”的具體示範和標桿，已經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二是指它的價值品質，它不是隔靴搔癢的泛泛之作，不是停留在對傳統的一味繼承上，而是要揚棄，要創新，要發展，要具有明顯的時代性。缺乏新意的學術理念，即使面對眾多熱點，也只能亦步亦趨、重複模仿；缺乏新意的學術論文，即使道理都是對的，但它沒有靈魂，沒有生命。學術期刊要善於提出有意義、有價值的真問题，堅決拒絕無意義、無價值的假問題。學術期刊在組織專题討論、編發稿件時，不但要關心論文是否遵守形式上的學術規範，而且更關心其內容是否具有學術上的原創性，是否對所研究的對象具有實質性的促進程度。說到底，學術期刊提倡創新研究，就是提升刊物的核心競爭力和品牌影響力。 (二)引領學術潮流 在現代學術發展史上，學術期刊一直扮演著引領學術潮流的重要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學術期刊引領著中國學術的發展，尤其是大學學報。1922年1月，留美歸國的梅光迪、吳宓和胡先骗等人在南京東南大學創辦《學衡》雜誌，《雜誌簡章》旗幟鮮明地提出其編輯宗旨：“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随。”《學衡》雜誌創辦時間前後不過5年，共出版79期，匯聚了一批對胡適倡導的文學革命或改良持不同意見的文人，逐漸形成了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十分重要的學衡派。《禹貢》半月刊是顧頡剛1934年3月創辦的歷史地理、邊疆史地和民族研究的權威學術刊物，至1937年7月被迫停刊，共出版7卷82期，刊登文章700多篇，開創了我國歷史地理學和民族研究的新風氣，有力地推動了我國歷史、地理、邊疆史地研究的發展。“《禹貢》在學術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也給當下學術期刊主編諸多的啟示：一是研編並舉，互為促進；二是長袖善舞，廣結人脈；三是扶植新人，造就新人；四是無間新舊，兼容並包；五是引領學術，創建學派；六是經世致用，學術救國。”(13) 1934年12月，《食貨》半月刊在上海發行。主編陶希聖聲稱辦刊宗旨是：集合正在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史尤其是正在蒐集這種史料的人，把他們的心得、見解、方法，以及隨手所得的問题、材料披露出來。《食貨》半月刊的出版，引起學術界各方面的重視，對當時及以後中國經濟、社會史的研究具有一定影響。民國時期的“四大學術名刊”《國學季刊》、《清華學報》、《燕京學報》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就發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學術研究成果，為現代歷史學、考古學和語言學等學科的發展確立了學術標範，為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做出了重要貢獻。20世紀50年代《文史哲》崛起，它發起和推動的一場又一場學術論戰和重大討論，引領學術潮流，影響深遠，有目共睹。 學術期刊能否引領學術潮流?期刊界一直存在爭議。吳承學主編表示反對：“如果編輯把用不用稿作為一種個人權力和資源，那是很危險的。我們要求編輯對作者絕不能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心態，不要妄談‘引領學術’，而是要敬畏學術，理解學術，服務學術。”(14)原祖傑主編提出批評：“職業編輯無視學術研究基本規律而單方面強調期刊引領學術，不僅顛倒了期刊與學術群體之間的關係，所透出的還有學術期刊對其所依歸的學術共同體的傲慢。如果職業編輯以學術領袖自居，將其所服務的期刊當作一種權利資源，一種學術指揮棒，只會使不健康的學術生態進一步惡化。”(15)王學典主編是引領學術潮流的自覺推動者，他認為：“學術期刊怎樣才能引領學術潮流?最表層的一個方面，是改變已有的或者開創新的學術風氣。在學術界，一種治學取向掩蓋或者壓倒另一種或幾種治學取向，一種潮流排斥另外的學術選擇是常有的現象，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學術風氣的形成。問題在於那些成為主流的東西未必就是健康的東西。這樣的時候，如果一家甚或若干家期刊集中刊發所謂非主流的文章，給非主流的學者提供學術平臺，那就會感染和影響學者們，引導和支持他們向另一個方向思考，久而久之，肯定能改變學術風氣。……另一個方面，在於能否更自覺更主動地提出學術話題，從而對學術界起到所謂的‘引領’作用。學術話题當然首先或主要由學者提出，但編輯部在這方面也並非無能為力。這當然首先要求編輯部能看清方向，把握學術發展的脈動，甚至把握社會和國際學術的走勢。編輯部可以通過自己提出的或自己感興趣的話題和主題，把相關學者吸引和團結到自己的周圍，從而推動學術的進步。如果這樣做久了，就有可能形成以某一期刊為核心的學派。當年《禹貢》和《食貨》雜誌的成功經驗表明，學術期刊發揮引領學術作用的空間是非常廣大的。”(16)柯錦華主編提出學術期刊編輯的三種境界：“從‘旁觀者’到‘參與者’再到‘引領者’，標誌著學術期刊編輯辦刊理念的成熟和辦刊境界的提升，意味著其編輯思想的自我超越與主體意識的自覺。一流學術期刊編輯有勇氣有能力不斷超越自己，不斷接近學術引領者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目標。”(17)筆者贊成“引領學術”，因為不管哪家機構主管主辦的學術期刊，只要制定編輯宗旨、設立學術專欄、策劃論文選题、審讀稿件、召開學術會議，刊發“編者按語”或者“主持人語”等等，客觀上就是一種選擇，也就具有了干預學術走向、引領學術潮流的願望和作用。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學術發展的進程中，並非只有作者、學者是主動的，學術期刊也同樣可以是主動的，特別是那些標誌性的學術期刊。其實學者與期刊並非矛盾的兩極，完全可以攜手共進、協同創新。但我反對誇大其詞，把學術期刊“引領學術”抬高到不適當的位置。因為“引領”是有條件的。學術期刊主編不僅需要有崇高的事業追求，更需要有超出單一專業的寬廣視野、對前沿成果的高度敏感，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思考。在推動學術期刊發展和引領學術潮流方面，那些為社會公認的名主編、名期刊發揮的作用更為突出。這裡可以通過四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 例一，《文史哲》雜誌就一系列重大學術問题主辦相關會議。從2006年起他們共主辦了五次高端學術研討會，名家薈萃，討論熱烈，影響深遠，體現了主流大氣、引領學術潮流的辦刊追求。之一是“紀念《古史辨》第一冊出版80周年暨上古史重建學術研討會”，之二是“中國文論遗產的繼承與重構”，之三是“傳統與現代：中國哲學話語體系的範式轉换”，之四是“秦至清末：中國社會形態問題”，之五是“反省與展望：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學術會議一般由學術團體發起或主辦，由學術期刊來舉辦重量級的學術研討會，在學術界並不多見。《文史哲》主編王學典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他認為：“一份雜誌的影響力取決於該雜誌鍛造的公共學術話題的能力——提出的話題越多，覆蓋面越廣，敏感度越高，影響力可能就越大。”(18) 例二，《南京大學學報》倡立“專欄特約主持人”制度。特色欄目的相繼推出，也暴露了期刊編輯人員在知識結構、前沿意識、學術水平方面的不足。誠如學者所言：“編輯人員素質的提高是有限度的。目前大量的文科學術期刊是以綜合性作為自己的特徵的……這樣就產生了一個矛盾，假如一個編輯人員只熟悉一個二級學科(其實要做到這一點也是十分困難的，他可能至多只能熟悉一個二級學科中的某個研究方向)的話，那麼，他又如何去判斷來自人文社會科學其他一級學科、二級學科的論文質量呢?……這就啟示我們，任何一個編輯人員，哪怕他再有天賦，也無法通曉整個一級學科，更不要說其他一級學科了。”(19)為了彌補這個短板，朱劍主編引領學術期刊潮流，在2000年第1期率先推出了“本專欄特約主持人”。此後幾年《南京大學學報》獨領風騷，其做法得到學術界和期刊界的廣泛認可。2004年開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浙江大學學報》、《南開學報》、《復旦學報》、《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等相繼推出了“欄目主持人”制度，一時間武林高手頻現江湖，各使絕招，促進了學術期刊的發展，也推動了學術研究的繁榮。 例三，《清華大學學報》設立“百盛—清華學報優秀論文獎”。為了慶祝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清華大學學報》利用馬來西亞金獅集團百盛基金會捐助基金設立了“百盛—清華學報優秀論文獎”，並於2011年召開了第一次頒獎會。首屆評獎共有4篇文章獲特等獎，每篇獎金2萬元，13篇文章獲一等獎，每篇獎金1萬元。如王學典《“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是如何被敘述的——對學術史書寫客觀性的一種探討》、胡鞍鋼《特大地震災害的應對週期》等文章，皆在獲獎之列。獲獎文章全部發表於2006年至2010年間的《清華大學學報》。首屆評委由李學勤、傅璇琮、童慶炳等先生擔任，學界對這個獎項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稱之為最有影響力的民間學術獎項之一。2013年又舉行了第二届“百盛—清華學報優秀論文獎”評獎，經認真審讀，反復討論，嚴格篩選，最終產生了羅志田《一次寧靜的革命：清華國學院的獨特追求》、許章潤《論國民的法治願景——關於晚近三十年來中國民眾法律心理的一個描述性觀察》等優秀論文15篇。獲獎文章全部發表於2011年至2012年間的《清華大學學報》，每篇獎金1萬元。本人榮幸擔任第二屆評委。評選優秀論文的舉措，具有明確的導向功能，意在改變“以刊評文”的不正確做法，回歸以文章質量論高下，引領學者經過長期潛心研究和學術積澱創作出學術名文或某一學術領域所認可的代表作。 例四，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等17家學報主編提出成立的“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簡稱“網刊”)。“網刊”創刊於2011年2月，其宗旨是：打破校域界限，集中名校優勢，在數字平臺上實現學術期刊的專業化轉型。具體做法是：聯合编輯部對加盟期刊擬發表文章進行專業化選編和數字化重組，通過中國知網實現優先出版和整體傳播，並利用網絡和手機推送等全媒體新型手段強化傳播效果。在17家學報主編的引領下，目前加入網刊的高校學術期刊已增至120餘家。網刊已經形成了以學科為邊界的專業期刊群和以問題為中心的專業期刊群兩大體系，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學報》、《文學學報》、《哲學學報》、《歷史學報》、《政治學報》、《經濟學報》、《法學學報》、《社會學報》、《教育與心理學報》、《傳播學報》、《民族與人類學報》、《藝術學報》等12個一級學科專業期刊，以及《三農問題研究》、《資源環境研究》、《性別研究》、《青少年研究》、《區域文化研究》、《儒學研究》等6個專業期刊。網刊的運行獲得了巨大成功，文章下載量大幅提升，在學術界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學術期刊“借船出海”，通過與中國知網合作，不僅能實現内容與技術的融合、刊物與網絡平臺的融合，而且實現編者與作者、讀者的融合，知識生產與傳播擴散、利用過程的融合。 (三)學術批評 近年來學術生產的上、中、下游都出現了種種弊端，其中學術批評的弱化，可以說是主要問題之一。學科之間缺少學術爭鳴，同行之間缺少學術批評，你好我好大家好。學術會議奉承“權威”、專家的聲音多，敢於說真話直面批評的聲音少。學術期刊自說自話的文章多，質疑批評的文章少。之所以出現如此局面，究其原因，“在學人方面，除了缺乏明銳的批判眼光和強勁的批判能力外，更重要的原因遗在於畏首畏尾——怕惹麻煩，怕得罪人，怕冒犯權威，怕觸怒強權。一句話，怕得不到種種實惠，反而招來一大堆禍患。”(20)在期刊方面，主編怕冒風險，怕得罪權勢，怕樹“敵”過多，怕給領導添亂，怕承擔責任，導致學術批評的勇氣不足，更別提批評的公正性、正義感、使命意識。面對權力關係、利益關係、利害關係、人情關係，批評之刀缺少了鋒刃，批評的功能就大大打了折扣，也就成為一種自我閤割。 批評是學術的生命，是學術進步的必由之路。離開了學術批評，學術期刊、學術評價就潛在著走向腐敗；離開了學術批評，學術生產、學術共同體也就有自我塌陷的危險。學術批評大致應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對學術不端、學術腐敗行為的揭露、譴責和鞭撻，以維護學術尊嚴，淨化學術生態。其次是對學術“問题”本身展開的辨偽、駁疑、商榷、對話等，以達至真理的發生。知識在爭論中豐富，真理在批評中彰顯。雅斯貝爾斯曾經說過：“對話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實現。”(21)所以，沒有質疑性的批評，就沒有真理的發現。學術批評從本質上講是對學術成果的研究和評價，在其出發點上應當是一種“無罪推斷”，而不是“有罪推斷”，就是要深入地思考這些學術成果所具有的價值與意義，進而發現學術成果的理論局限或材料失當，提出批評並寻求解決問題的思路和辦法。學術批評必須從事實出發，不虛美，不苛責，坦誠公允。學術批評不能避重就輕，更不能避實就虛，無論是“隔靴搔癢”之“贊”，還是“借題發揮”之“罵”，都不是正常的學術批評。“學術批評應該堅持‘五個提倡’：提倡使用指名道姓，這樣既是對被批評者的尊重，也是批評者磊落的表示；提倡就事論事，反對上綱上線；提倡彼此尊重，反對相互詆毀；提倡理性態度，反對感情用事；提倡以理服人，反對以勢壓人。”(22)學術批評需要寬鬆寬容的社會氛圍，需要學術期刊的主動作為敢於擔當，需要批評家尖銳透徹的真知灼見。值得欣慰的是，當前部分學術期刊已經開闢了“學術爭鳴”欄目，並發表了一些有深度的批評文章，期刊的學術影響力也越來越大。 (四)獨立風格 “獨立風格”就是學術期刊從内容到形式所體現出來的有別於其他期刊的個性和特色，它具有特殊性，不容易被別人模仿、克隆或替代。在大眾傳媒時代，報紙、雜誌、書籍、廣播、電視、互聯網、微博、微信林林總總，鋪天蓋地，競爭激烈而殘酷。學術期刊有一個最致命的弱點，就是“千刊一面”，了無個性，同質化嚴重。如果蓋住刊名，你還真分不清楚這是張三李四還是王五趙六。沒有獨立風格，就沒有核心競爭力，也就沒有了繼續發展的空間。學術期刊如何形成與眾不同的獨立風格?我以為，至闋重要的有兩點： 首先要具有獨立性。正念堅固，如淨水無波，不隨物流、不為境轉，坦蕩無私，保持主見，敢於挑戰權威，都是其中的應有之義。然而，眾人喧嘩之際，靜者獨難。因為，發什麼不發什麼，以什麼樣的話語方式言說或不以什麼樣的話語方式言說，入得了“核心”入不了“核心”，常常要受到“無形之手”的操控——經濟利益、功利主義、短期行為，以及評價系統、影響因子、轉載率，乃至權力、人情、關係等多重因素的制約。如果你沒有獨立的人格品質和過人之定力，便會為浮名近利所誘惑，被權力欲望所驅使，心神旁騖，或人云亦云、隨波逐流，或追風獵奇、嘩眾取寵。學術期刊的公信力與權威性，決定了期刊必須與社會保持必要的獨立，應當在世俗面前保持清醒的價值判斷，才能真正擁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學術期刊的公信力與權威性，決定了期刊不應該是既有聲音的一次次重複，而應該敢於發出獨立思考的聲音。 其次要具有思想性。學術期刊不僅是學術與知識的載體，更是思想的載體。李澤厚曾經批評：“90年代大陸學術時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現。王國維、陳寅恪被抬上天，陳獨秀、胡適、魯迅則‘退居二線’。”(23)後來，又有人概括為“思想淡出，學術凸現”。一時間，學術思想領域出現一種弊端：“學術與思想之間紐带的斷裂狀態。”(24)許多人埋頭於“我注六經、六經注我”的學問之中，避免思想論爭，不再從痛苦中分娩思想。然而，沒有思想就沒有話語權，沒有思想的國家是強大不了的，沒有思想的文化是走不出去的!“為國為民，不落俗世，做有思想的學術，出有學術的思想，二者不可偏廢。這樣的追求，又何嘗不是人文學科應有的品質?”(25)作為對社會有著深刻人文關懷的學術期刊，不妨少發一些充滿“犬儒主義”情節的文章，多發一些道義擔當和思想擔當的文章，這對許多期刊來說都是一種考驗。 行文至此，意猶未盡。古人云“文如其人”，確實是至理名言。那麼說雜誌如主編，也大體不差，因為其中包含了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我們的血汗，我們的激情，我們的智慧，我們的痛苦，我們的良知。美國總統肯尼迪在《時代》雜誌十周年的賀詞中就講到：“偉大的雜誌都是它主編身影的延長。”這話值得思考。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總是投映著主編的膽識魄力、學術理念、人文精神、胸懷氣度、操守格調，以及對學術公信力、權威性的追求和處理複雜問題的政治智慧。即使我們無力前行，至少，也應該像著名經濟學家西蒙所要求的那樣：“讓世界不要比沒有我們時更糟”。這是一種底線。學術期刊的價值，在其獨立風格、思想力量和學術創新。什麼樣的人辦什麼樣的雜誌，華崗辦《文史哲》，巴金辦《收穫》，黎澍辦《歷史研究》，宋振庭辦《社會科學戰線》，范用辦《讀書》、《新華文摘》，都是很好的例子。辦好雜誌最重要的是主編，主編是雜誌的一面旗幟。“主編的風格決定了期刊的風格，或強直；或柔弱；或機巧；或穩健；或庸碌度日，自得其樂；或逢迎討好，‘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各種性格造成各種不同的結果，但惟有一條是共同的鐵則，那就是：主編隨時可以替換。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在雜誌體現得尤為明顯。正因為如此，飄揚在營盤上的標誌常有變幻，不時可見祭出新的圖騰。”(26)不過，滄海之中能夠站得住的總是品牌!至於我們個人，所有的跌宕悲喜，都是人生的歷練。轉過身，從容走進暮色，我們與夕陽一起沉落…… 注釋： ①周治偉：《公信力的概念辨析》，西寧：《攀登》，2007年第1期。 ②張春海：《祛癰扶正，學術期刊治理勢在必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7月4日。 ③鄭培君：《關注“增刊現象”》，北京：《光明日報》，2002年4月25日。 ④祁钰、周凱：《學術不端都是學術期刊惹的禍?》，北京：《中國青年報》，2009年7月13日。 ⑤[美]托馬斯·塔珀：《和孩子們聊音樂》，肖聿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9年，第74頁。 ⑥李醒民：《學術斷然拒絕平庸》，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2010年第4期。 ⑦徐岱：《超越平庸：論美學的人文訴求》，杭州：《杭州師範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 ⑧仲偉民：《緣於體制：社科期刊十個被顛倒的關係》，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⑨許紀霖：《回歸學術共同體的內在價值尺度》，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⑩朱劍：《科研體制與學術評價之關係》，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 (11)張福贵：《當下中國學術危機的三大症候》，合肥：《學術界》，2010年第11期。 (12)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總序》，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杜，1996年。 (13)張耀銘：《顧頡剛創辦〈禹貢〉半月刊的學術啟示》，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4年第1期。 (14)吳承學：《編輯莫妄談“引頜學術”》，北京：《光明日報》，2009年6月22日。 (15)原祖傑：《學術期刊何以引領學術》，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4年第1期。 (16)王學典：《學術期刊如何引領學術潮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17)柯錦華：《學術期刊編輯三境界：從旁觀者到引領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7月12日。 (18)《文史哲》編輯部：《走一條不為時風所動的厚重辦刊之路》，濟南：《文史哲》，2011年第6期。 (19)俞吾金：《文科學術期刊建設之我見》，上海：《文匯報》，2004年2月12日。 (20)李醒民：《批判是學術的生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6月28日。 (21)雅斯貝爾斯：《什麼是教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第12頁。 (22)何中華：《當前學術批評亟待解決的幾個問題》，北京：《北京日報》，2012年7月16日。 (23)李澤厚：《二十一世紀》，香港：1994年6月號(總第23期)，“三邊互動”欄目。 (24)倪梁康：《學術與思想：是否對立以及如何對立》，上海：《學術月刊》，2001年第10期。 (25)呂紹綱：《讓學術與思想貼近大地》，北京：《人民日報》，2010年10月29日。 (26)徐南鐵：《雜誌的宿命》，廣州：《粵海風》，2007年第3期。标签：公信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