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尾巴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尾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6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3)05-0614-06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知识界曾发生一场关于知识分子“翘尾巴”的论战，这次论战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约到改革开放之后才终止。它给知识分子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进程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至今尚未消除殆尽，而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
知识分子“翘尾巴”论战是在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爆发的。
1953年9月中旬，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中国农民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而高傲的梁漱溟不肯放弃自己的观点。于是，毛泽东便转换争辩的话题，抓住解放前梁漱溟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这一政治思想倾向上的问题作为梁氏的“尾巴”，声色俱厉地责问梁漱溟：“哪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了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1]
梁漱溟被剥夺发言权后，毛泽东又在其它场合多次发表讲话，在“翘尾巴”上做文章，其矛头所向也不再局限于梁漱溟“这一个”，而是指向知识分子群体。1955年3月，毛泽东指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了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知识分子要“夹紧尾巴做人“[1]”。
1957年5月15日，针对知识分子在整风鸣放中的一些言论，毛泽东在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一份文件中写道：“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消灭共产党，哪肯就范？”[1]7月9日，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向知识分子发出重炮轰击：“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1]同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1]
1958年春，毛泽东在全国发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提出要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教授的迷信，对他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要像对帝国主义者那样藐视之、轻视之、鄙视之……
毛泽东不厌其烦地指责知识分子“翘尾巴”，其要点可概括为三条：1、知识分子与一般工人、农民不同，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就好“翘尾巴”；2、知识分子“翘尾巴”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表现；3、向“翘尾巴”的知识分子打几棍子，迫使他们就范，夹紧尾巴做人。
知识分子“翘尾巴”这个论断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由于其开国领袖的至高至尊的地位，一言九鼎，在公开场合表示反对这种观点很难，否则这种人就被打为右派，像具有留学经历的罗隆基，仅仅对存在着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现状略有微辞，就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中“翘尾巴”的代表性人物而遭到沉重的打击。迫于严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政治压力，一部分知识分子三缄其口，以沉默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满情绪；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维护生存的本能在无奈之中表态认同，要割掉自己的“尾巴”，做一个没有“尾巴”的人[2]。而那些缺乏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没有能够划入知识分子之列的人，其中主要是以“大老粗”自炫的工、农干部，则十分赞同毛泽东这一观点。
毛泽东既然断言知识分子“翘尾巴”，于是，便以他不容置疑的政治家权威频繁地发动政治运动，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两种方式轮番使用，不断地对知识分子进行大批判，将知识分子置于一轮又一轮的运动之中。
二
科学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可以把人们从迷雾中引向正确的道路，不断地前进。但是，作为一种错误的思想观点，即知识分子“尾巴论”，不仅给知识分子带来严重的情感伤害，而且对于人们认识、评价知识和知识分子起着误导作用，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尾巴论”排斥了知识分子在社会革命和建设中的先锋力量。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一个阶层，同工人和农民阶层一样，都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运转必要的环节。一般地说来，在社会诸多群体中，只要某个群体对社会
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能推动历史前进，其存在就是合理的、正当的，那么，任何一个阶层都不得对其加以歧视、贬低、排斥。这是各个阶层都享有的公正、平等的权利，且受到法律的保护。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拥有科学文化知识的阶层，是革命和建设的先锋力量，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力军。只要追溯一下人类社会演变的历史就会发现，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巍巍丰碑上没有镌刻着知识分子的丰功伟绩的。像牛顿、爱因斯坦等，都为他们的民族赢得了骄傲。随着社会的进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分子阶层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与文化不太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然而，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由于对社会各个阶层作用的评价缺乏客观公正的尺度，把那些缺少或科学文化知识不多的工人、农民，提拔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委以重任；相反，将知识分子看成是一支格格不入的异己力量，给扣上“翘尾巴”的帽子，作为整肃的对象，使他们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无疑削弱了社会革命和建设中知识分子这样一支先锋力量的作用。
第二，“尾巴论”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情感，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与科学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民族的繁荣，与它所蕴含的知识总量密切相关。一个社会储藏的知识总量越丰富，所拥有的潜在的创造性活力就越大，其发展的速度就越快。换言之，社会能否飞跃发展与是否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相关。16世纪英国思想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向人们揭示了知识的伟大意义和崇高的价值所在。这个颂扬人的理性、赞美智慧的口号，激发了英国人尊重知识、追求知识的巨大热情，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一个多岛之国称雄欧洲，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物换星移，山河巨变。当历史进入20世纪50年代时，中国却无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竟用“翘尾巴”来肆意贬低知识、丑化知识分子，给知识分子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无法发挥自己的智慧才华。这种精神伤害所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对个人而言，一个人的聪明才智被浪费，宝贵的生命空耗，是对人的不尊重，是贬低人、藐视人，也是一种不人道的表现；对社会而言，社会失去了知识分子这支先锋力量的推动，是宝贵的人才资源的流失，也是社会资产的浪费。因为培养出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将一个简单的劳动者变成为一个复杂的劳动者，需要社会许多财力和人力的投入。总之，当世界上许多民族高举知识的大旗昂首阔步、呼啸前进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却不断地遭受政治大批判之火的烤炙，这种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使知识分子失去了应有的人格尊严，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拉大了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的距离。
第三，知识分子“尾巴论”宣扬了反科学的蒙昧主义的价值观。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各种社会群体政治上是平等的，然而，他们在社会上的声誉还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是社会通过舆论的方式对各个群体贡献大小的不同给予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的表现，也是社会弘扬正气、批评邪气所必须。知识分子以其文化知识为社会服务，做出了比其它阶层更大的贡献，就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对那些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付给较大的补偿，是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科学的价值观，贬低知识，鄙视知识分子，那么，愚昧与落后之风便会滋长，智慧之光就会被无知所遮蔽。
基于知识分子“翘尾巴”理论，把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矿山等，通过强制性的劳动方式去“改造”他们的思想，试图把知识分子“工人化”和“农民化”，阻碍甚至于剥夺他们学习、补充、更新科学文化知识的机会，让他们变得知识越来越少，以此表明脱胎换骨，割掉了尾巴，这是理念上的误导。不仅如此，还片面地夸大某些表面现象的意义、价值，例如，非要知识分子皮肤晒黑，手上长满了老茧，滚上了一身泥巴，等等，才算锻炼出一颗“红心”，才算思想感情由资产阶级转化到无产阶级，才算是阶级立场有了根本转变。其实，这种简陋的生存方式与人们追求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相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反科学的、反文化的无知也是一种力量，不过，它是一种与科学文明相背离的惰性力，阻碍人类进步。退而言之，说缺乏或者文化知识很少的人没有尾巴，拥有丰富知识的人却有了尾巴，如此贬低知识、颂扬愚昧的观点，是社会价值观的严重错位。事实上，知识犹如望远镜、显微镜，只有知识才能让人高瞻远瞩，看得很远、很细，从而把握事物的真谛。相反，人们如缺乏文化知识，就不可能追寻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使有所思考，也只能是停留在浅层次上面，无法深入下去，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不能对事物的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和判断。这样，无法形成个人的独立见解，只能把权威说的话看成“句句是真理”，依据权威的观点为标准。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中国，“知识愈多愈反动”竟成了一种流行的社会时尚。陈腐的个人迷信现象之所以能风靡中国数十年而不衰，便是知识与知识分子遭到贬低而蒙昧主义盛行结下的苦果。
三
“尾巴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有一定的市场，是有它的诸种根源的。
第一，“尾巴论”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根源。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观点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第一次大革命运动失败后，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明纳兹等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将革命失败原因归结为党的领导干部的“非无产阶级成份”，是“机会主义分子”代表，即党的领导干部是非工人、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代表。于是，在党的六大上提出了“干部工人化”的方针，结果，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包括候补委员）知识分子的比例由党的五大时的91%降至43%；甚至把工人党员列为甲类、知识分子党员列为乙类。这种左倾错误思想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算。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将工人、农民与知识分子加以比较，并且断言：“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3]他还指责知识分子“好摆架子”，等等。这可以看作是后来50年代出现的“翘尾巴”的一个较早的同义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夺取全中国革命胜利，转入城市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实践证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党的主要领导人将革命胜利前的一些歧视知识分子的观点逐渐系统化，于是就有了“团结、教育、改造”之说，就有了“翘尾巴”之说，就有了“拔白旗”之说。在“文革”中，又有了“黑线专政”和“臭老九”之说。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个组成部分”的这个历史地位得到复归后，又冒出了“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的无名火。这是与时代脚步极不谐调的杂音。诸如此类，与“尾巴论”是一脉相承的。赞同或支持“尾巴论”的人，对知识分子总是持有一种怀疑、嫉妒的心理，于是，便常常用“翘尾巴”将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把他们描绘成青面獠牙、面目可憎的魔鬼，人人皆曰：“可恶”。这是社会上视知识分子为异类、排斥知识分子的具体表现。这种思潮来源于一定的社会氛围，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土壤之中。
第二，“尾巴论”的产生有其社会经济的根源。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鄙视知识分子的“尾巴论”是自然经济的产物。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运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就食可果腹，衣可遮体，不必要许多知识就能维持简单的生存，从而形成一种狭隘的鄙视知识的思想意识。在这样封闭的环境里，知识分子在创造科学文化成果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不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所创造的价值也就难以得到社会公正的评价，甚至把知识分子的科学发明创造误为是“擒龙之术”。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复杂劳动所创造出的成果往往评价得很低。这种对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价值评价上的严重失衡，必然导致对知识分子产生偏见，也就不可能给予知识分子以应有的爱护和尊重，甚至由此而产生知识分子靠他人养活的说法。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包括党的主要领导者就认为，知识分子是靠工人、农民养活的。5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皮”与“毛”的理论，认为知识分子是附在公有制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阶级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1]工人农民既然养活了知识分子，那么，自然就会自视位居知识分子之上，睥睨一切，知识分子必须甘当小学生，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知识分子一旦有被他们的“左视眼”看不惯的地方，便是背叛了“主人”，是“忘本”的表现，就没有“饭碗”了。其实，在一个健全的文明社会里，人们是从事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是社会分工的需要。如果说，知识分子享受的物质成果则主要是由工人、农民创造的，那么，工人、农民享受的文化精神成果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总结、创造的。人们的生存不可离开物质需要的满足，同样，没有文化精神产品来满足丰富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的真正完满幸福的生活。看不到或贬低知识分子创造的精神产品的重要价值，片面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是一种庸俗唯物论的观点。这种知识分子“尾巴论”，正是自然经济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的反映。
第三，“尾巴论”的产生还有其思想文化的根源。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之源。传统文化中既包含有科学价值的精华，也存在落后的封建性的糟粕。东西方传统文化概莫能外。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反映小生产者的旧文化中，就对科学文化知识怀有偏见。老子《道德经》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这种贬低知识的价值，认为人有了科学文化知识就会变得愚蠢、笨拙、奸诈，实质上是在宣传一种落后的“知识罪”的观念。
在西方国家，“知识罪”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说。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了善恶树上的智慧果，被判定犯下了原罪。其实，人吃了智慧果变得豁然开朗、聪明起来，懂得了人的地位尊严和价值，这是值得颂扬的事。人没有知识、智慧，就没有罪，原罪是由知识而引发的，知识导致了犯罪、灾祸，这种观点在西方宗教蒙昧主义时期有一定市场。17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就对科学文化知识持有偏见，他在《论科学与艺术》中说：知识导致人的灵魂败坏，道德堕落，引发出种种罪恶，并使社会倒退。西方传统文化中这种“知识罪”的观点传播到中国后，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像中国封建王朝中的一批守旧的官员就视火车为影响国家稳定的“怪物”，非要拆除铁轨才肯罢休的做法，便是明证。可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地域不同，民族各异，却有着某些贬低知识的相似的经历，不仅表明在东西方都出现过仇视知识、智慧的现象，在重复着一种历史性的错误，而且也表明人类社会向文明前进步履的艰难。“尾巴论”的出现，正是东西方传统思想文化中应被抛弃的消极因素在适合的气候下的复活。
四
“尾巴论”像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给知识分子带来难以言状的精神负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彻底清除“尾巴论”的消极影响，重塑知识分子的形象，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正确看待三个问题。
第一，要充分肯定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性。人格独立性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在“尾巴论”看来，知识分子是“毛”，要附在工人、农民阶层的“皮”上，否则，就只能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当“梁上君子”，因此，知识分子必须“夹紧尾巴做人”。这种“皮”、“毛”论是对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性的否定。
知识分子作为拥有较高文化知识的阶层，对社会、对人生的审视具有很高的理性。例如，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之网，他们不为表面现象所遮蔽、困扰，能够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别的阶层所看不到的问题，通过细微之处或表面的现象发现问题的本质所在。他们善于独立思考，不肯盲从，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以此表明不同于世俗之众，而且他们在阐述自己的个人观点、意见时，也不会有意识地故为曲说去迎合上司。这种独立思考和张扬个性的品格，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凸显出来。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表明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能保持着清醒和警觉，不为名利所羁，也不为压力所屈服。他们对于人类社会的反思、批判和关爱，只是出于自身理性的需要。在他们看来，除了真理的神圣性和遵循真理绝对信念外，任何其它权威头上的光彩都黯然失色，因此，知识分子往往给统治者一种不同流俗的印象，也就被一些人看成是“翘尾巴”。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表现为知识分子独立性的所谓“翘尾巴”，也未必不是他们的长处、优点。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言论渠道是畅通无阻的，对各种不同的声音开放，而不是强调唯唯诺诺，众口一词，“舆论一律”。这样，人格的独立性才能孕育起来，社会才显得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绚丽多彩。
第二，要正确理解知识分子自身的教育、改造问题。诚然，知识分子也像其它社会阶层一样，有其自身的弱点，要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注意改造主观世界。然而，这种社会性改造并不是将知识分子置于被动的地位，由某一个威风凛凛的社会阶层居高临下地对知识分子实施的。知识分子发展的历程是一个不断适应社会和自我改造的过程。如果改造是让知识分子放弃对知识的渴望，要磨灭知识分子拥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基本特点，让知识分子知识和智慧趋于贫困化，使他们向同时代的其他阶层如工人、农民靠拢，那么，这种改造就是违背科学的、是后退的，是一条歧路。一个社会中各种社会群体存在不同的特点是客观的。社会的丰富性就是由这些不同特点构成的。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社会不断地分化出各种群体，在不断细化的职业分工的基础上出现各种社会阶层，各个阶层的特点是在不同的工作实践和生活方式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这些特点有其客观的基础，并不是可以主观随意改造的。改造作为一个历史进步性的原则，是先进群体改造落后的群体，变后进为先进，先进更先进。知识分子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群体。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群体在历史演进中遭到了无情的淘汰，表明他们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知识分子群体却能延续下来并逐渐壮大，表明知识分子阶层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是一个具有广阔前途的阶层。相比较而言，工人群体特别是农民群体正在不断地缩小，他们中的一部分成员由于懂得了知识的意义与价值，通过努力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加入知识分子群体之中，这种工人、农民阶层向知识分子靠拢的现象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是一种历史潮流。
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做工务农没有高低之别。工农阶层与知识分子不应相互存有成见。工农阶层应抛弃已经为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尾巴论”，同样，知识分子也不能因有较多的科学文化知识而傲视工人、农民，这种倾向应当加以克服。当然，并不能否认知识分子中有少数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傲慢自大，缺乏自律，歧视工人、农民。但是，相比较而言，有知识对无知识的优越感更具有合理性。退而言之，即使这种思想认识偶然被片面地夸大了，也因这种观点有利于崇尚知识，追求知识，而不失为有价值的偏见。而像“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那种无知识对有知识的优越感，认为前者还负有对后者进行“改造”的使命，则纯粹是毫无价值的偏见，只会将人们引入蒙昧主义的泥坑，有碍于社会发展进步，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要不断增强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感。“尾巴论”影响的彻底消除，既要以社会结构趋向合理性为前提，又要真正改造传统思想文化中贬低知识的观点，那样，知识分子才能从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如前所述，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价值感，主要是在于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使社会对知识分子有一种迫切的需要感，从而获得社会的尊重。即是说，只有当知识分子的知识真正被社会所需要、所肯定，其价值感才能真正的体现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广阔的舞台，但是，知识分子对自身所具的价值感的信念尚嫌不足。原因一方面是在知识爆炸性增长的时代，知识分子需要不断地补充、吸收新知识，更新知识结构，否则，难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来自“尾巴论”的伤害并没有彻底消除，他们在学习知识的时候，内心难免还有许多余悸，以至束手束脚，使他们独立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公正意识的确立受到一定的阻碍。应当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主要部分，即科技知识分子由于直接与生产力挂钩，其对社会的贡献及其价值感日益显著，但也要看到人文知识分子由于其专业的特殊性，还并没有感到真正被社会所需要。并不是说人文知识分子无法给社会提供有效的成果，而是因为人文知识分子提供社会性服务的渠道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没有真正地畅通起来，而且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不能像科技产品一样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从总体上看，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摆脱“尾巴论”阴影的笼罩，还不能无所顾虑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社会改革开放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中。为此，社会改革开放应为恢复知识的尊严、确立知识分子的科学地位创造良好的条件，让知识分子有一种自信自豪感，理直气壮地以社会先锋力量的姿态在革命和建设中大显身手，那样，必将推动社会进步，使中华民族在繁荣昌盛的道路上突飞猛进。
收稿日期：2003-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