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分野问题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野论文,述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求是学刊》第4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向何处去》指出：作为一种具有学术性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研究目前正面临一种危机——一方面其服务于政治实践的成效在下降，另一方面其学术水准已明显逊于一些主要的邻近学科。要克服这种危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自觉走向意识形态取向和学术取向的相对分离。作者认为“两种取向相对分离”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学术界的共识。2004年《湖南社会科学》第3期《学术性与现实性的游离与耦合——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种叙事》质疑“两种取向相对分离”已经取得“学术界的共识”。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取向，除了“意识形态取向和学术取向”，相关提法还有“指导性与学术性”、“现实性与学术性”。尽管这些提法在具体语境中有所区别，但其中的“学术性”是一个没有歧义的概念，“学术分野”亦是其内在诉求。
一、中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分野问题反思的不同阶段
中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分野问题的反思，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伴随着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整体演进，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而前行的。
1.由“马克思主义多元论”引发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向问题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学术流派”形式提出来的。1986年王若水在《马克思主义和学派问题》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家也有发展，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双重身份使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触动了意识形态的敏感神经，于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学术派别”的讨论变成了“应不应该对马克思主义作学术派别划分”的问题。主张存在学术派别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学术流派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并指出“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不同道路和模式，同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上有不同的学派，这两件事是不可能分开的”。[1](P5)坚持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个学派来对待的，则从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本质和特殊功能、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其他学派所掌握真理的差别性和特殊性，以及单纯讲究学术开放的偏颇性等方面，指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学派等量齐观不仅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同时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指导作用。
在国内学术界热烈讨论“应不应该对马克思主义作学术派别划分”的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视野。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非列宁主义名义问世的，呈现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学术性和脱离政治实践的思辨哲学。于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加以吸收借鉴，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加以甄别批判，进一步激发了国内学术界对“应不应该对马克思主义作学术派别划分”争论的热潮。
2.由“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引发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被抛弃，从而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作为一种理论是否还具有揭示现实的功能，二是作为意识形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是否仍有坚持的必要。在中国，这场讨论一开始就围绕后一个层面来进行，因为这个层面的反思更具有紧迫性。反思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于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首要课题。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的另一层面却没能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充分展开。进入新世纪，随着研究者进入“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课题，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特征如何体现便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
3.学术特征的体现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问题。既然“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和任务，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从哪个起点、哪个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按照怎样思路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问题为中心还是以主义为中心？以政治性书写为主还是以文本解读为主？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本为主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继承者文本为主……；与此同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在中国也逐步深化，学术分野问题不可避免地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作为研究问题的瓶颈提出来。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反思已经不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了，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为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思潮是促使这次马克思主义研究自我反思的直接推动因素。
二、当前中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分野问题的共识与分歧
1.在相对分野基础上强调学术性。徐长福主张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自觉走向意识形态取向与学术取向的相对分离。前者以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政治需要为转移，后者则一心求解这个领域中长期积淀的学理问题，认为两种取向较为合理的状态是相对分离、各尽其责、功能互补、良性循环。学术取向的研究应与其他学术领域的进展关联，与国际论坛的积极互动，走向观点独立的反思性探讨，走向学理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王学典则主张应将马克思主义梳理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与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既是对现存理论事实的承认，同时也有利于说明一部分人赞成并采纳其中的学术内容而拒绝其中的政治内容。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任务是说明世界，作为的行动马克思主义任务是改造世界，二者虽然可以作某种程度的区分，但它们之间却存在必然的、内在的联系，甚至也可以说是前者从属于并服务于后者。
以上两种观点都以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事实状态为依据，都强调分离的相对性、学术研究的地位以及学术性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因此，有学者指出：“相对分离观”虽显得平庸持平，但毕竟来源于实践，理应成为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参考路径之一。
2.在统一基础上强调现实性。多数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统一性。有的从马克思主义本质特性理解，认为学术性和现实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品格和内在要求，实现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进一步处理好相关问题研究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理路径。因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只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其实践诠释学的品格，它就必然是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有的则从理论发展史角度理解，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根本不存在脱离具体实践的纯理论。作为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事实上从未绝对分开过的，也不可能绝对分开。还有的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理解，认为国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研究，世界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是学术研究，两方面的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意义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统一论者从“事实”和“意义”两个层面来审视马克思主义研究，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杨学功认为，以学术性打压现实性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边缘化是对哲学的学术性理解出了问题。陆剑杰认为，工人阶级政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战略性对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学理的发展，撇开这一部分研究就是放弃了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哲思源泉，这是学者们面对现实问题时束手无策的症结所在。陈先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变革现实——这一哲学根本特点决定研究者不能走经院哲学家的道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者和研究者必须立足于现实，把问题中的哲学变为哲学中的问题。
3.对学术性与现实性关系问题的认识。对于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形成既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发展原因，也有研究者的个人因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兼有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取向，制约了学术性或现实性的追求和发挥。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了双重功用，即外在的社会性和内在的学术性，这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的特性。研究者无力真正感应和说明现实，也就无法从现实的研究中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又不能真正扎根于现实、勇于和善于回答现实问题，于是学术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就必然成为一个难题对于学术性和现实性的具体关系，学术界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分野有着不同的主张，但普遍认为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三、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分野问题的评价
由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分野发轫，以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向何处？已成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2]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规模宏大，《中国社会科学》、《求是学刊》、《哲学研究》、《天津社会科学》、《南京大学学报》、《学术月刊》曾多次组织专题笔谈。讨论虽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但却没有局限于哲学领域，如经济学领域也掀起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性与实际应用问题的热烈讨论。这场讨论影响深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意义重大。
这场讨论第一次正视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在认定学术性与现实性(科学与意识形态、学术性与指导性)相互关照的基础上，既抨击了“重学术轻思想”的风气，肯定了学术精神和学术规范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性；又抨击了“口号式解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说模式，提倡“问题关注”是马克思主义生存和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这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有的学者甚至进一步提出实现“学术性与现实性”统一的操作制度，如郭晓明指出，就学术研究方法本身，我们无法将作为科学理论抑或作为政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截然分开，只有在学术研究领域之外寻求跨越此障碍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中难以达到价值中立，只能通过制度安排来加以解决。崔平则提出现实问题的哲学还原、分析式前提批判和综合式前提批判，认为这是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理论联系实际或学术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操作制度，经过以上三个环节而建构的哲学理论，必然能够克服并升华学术性与现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使哲学因这种紧张关系所激发而产生和存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的学术性探讨是难能很可贵的。
这次讨论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自知和自觉。因为单纯注重意识形态解说和单纯追求学术阐释都不会引发这种讨论，所以“学术分野”作为一个问题被明确提出，而且是在没有意识形态的驱使下由学者们提出，本身就体现了学术的自知和自觉。同时，作为这次讨论的指引性结论：“从文本的深处走向历史的深处”，更是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逻辑和历史相统一”。
这次讨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拓展了研究路径，当然也透露出新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即注重学理性的学术研究和注重现实指导性的应用研究如何进一步融合问题。单就这个问题而言，马克思主义应用研究应该得到更充分的学理性支持，马克思主义应用的合规律性也应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同时也需要一定的学术规范。